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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历史轮回:两个文艺座谈会(章立凡)

图:毛泽东、朱德等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共同背景:权力斗争与反自由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数日后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偏爱外国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国的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罗曼·罗兰等。与今年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请客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在中共"七大"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诗人方纪和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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