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项小凯:亞太版「中國夢」的虛實與深淺

中国画:万国来朝


2014年11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上,中國主席習近平,發表題為《謀求持久發展,共築亞太夢想》的演講,提出「應該變贏者通吃為各方共贏,共同做大亞洲發展的蛋糕」。而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網的報道,在前一天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上,中國提出的《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獲得與會者共識。同時該報道認為,「該路線圖將成為APEC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指導性文件」。
在此期間,中國官方,頻頻高調地推出若干重大決策,其中包括:發佈《北京反腐宣言》,期望從國際網絡中獲取資源支持,以強化本國的反腐運動;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主要在於增加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通過所謂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強化中國在亞太區域的中心大國地位;此外,在數週之前,中國積極開展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的籌建,並承諾投入500億美元的初始資本。
這些舉措,無一不體現出,當前的中國政府,對於主導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強烈願望。中國官媒人民網也樂觀聲稱,相比於2001年的上海APEC會議,中國已經從一個當時奮力入圍WTO的「被融入者」,通過實現與美國的「攻守易位」,成為「指引亞太發展方向」的「主導者」。一個超級巨大的紅色「霸主」,似乎已然崛起。
成為世界一霸,乃至世界一極,一直是中國共產政權的長期戰略目標。上世紀50年代後期,共產陣營的公認領袖斯大林死亡未幾,在爭奪國際領袖地位的動機驅使之下,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由於過度自信於共產主義的動員能力,以至於嚴重違背了供需平衡的基本經濟規律,「大躍進」成為了世界罕見的經濟大災難,並直接導致了持續數年的大饑荒。在此時期,數千萬中國民眾,因為飢餓等因素非正常死亡。
大躍進的重大失敗,以及所造成的巨大社會災難,嚴重動搖了毛澤東的領袖權威。而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乃至最終「文革」的發生,都可視為大躍進失敗所引發的政治地震。「文革」結束之後,獲得政治權力的鄧小平等人,推行經濟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將其融於列寧式黨國體制,形成新極權模式。在鄧、江、胡時期,中國政府所實行的所謂「韜光養晦」方針,實際在語義上已經暗示,這不過是在現實無可奈何面前,體制的一時權宜之計。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到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為止,中國與外界各國,維持了一段關係較為平和的時期。在世界驚歎於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形形色色的政治轉型理論,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海內外的絕大多數轉型學者,都一度樂觀地認為,經濟的轉型,必然將推動中國的政治制度轉型。甚至在某些人士看來,「八九」事件,只不過是一場偶然的悲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經濟大受打擊。美國總統奧巴馬,因為醫保改革等問題,與共和黨派日趨離心。奧巴馬本人,也對一些國際問題,似乎表現得興趣不大。二戰後數十年以來,國際上首次出現了一個相對弱勢的美國。
美國經濟與實力的相對弱化,被北京政權解讀為歷史的大勢所趨。從近幾年中國官方的外交辭令來看,諸如「新型大國關係」、「攻守易位」等等,無不將美國視為一個正在衰落的超級大國,而同時當局也堅信,「崛起」的中國,將實現「偉大復興」,於國際秩序上取美國而代之。在最近的APEC會議上,中國政府的這種未來願景,已經表露得充分無疑。
儘管沒有給出明確的實施細則,但在方針概略上,中國在APEC上所宣稱的《北京路線圖》,與美國所主導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顯然將形成難以調和的衝突。同時,北京方面所主導的亞投行(AIIB),在效果上與美國及其盟友所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以及亞洲開發銀行(ADB),同樣形成競爭關係。中國在亞太區域關於經濟脈絡的擴張,必然將挑戰美日等民主國家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據悉,美國已經有所反應,分別在2014年6月與10月,阻撓韓國與澳大利亞加入亞投行。
就現實而言,和平貿易的國際經濟秩序,密切依附於大國之間的軍事勢力平衡。當下的全球化經濟秩序,實際上受到二戰後全球軍事格局的決定和制約。在冷戰時代,蘇聯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不但在軍事上互相敵視對抗,而且也以各自為中心,分別構建起政治經濟的地緣系統。
或為有意,或是無心,中國將強化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是在二戰之後,美國作為無可爭議的首要戰勝國,以經濟扶持為基礎施策,促進歐洲重建民主秩序。顯然,中國政府如果想要模仿美國曾經的做法,不但需要在經濟上取得主導資格,而且不可避免,需要在軍事部署上,大幅擴張自身的勢力。
因此,在未來趨勢上,這一亞太版本的中國夢,不但對美日等民主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而且也必然會對美國與其盟國的軍事範圍,形成重大的潛在威脅。如果中國當局強行推進這一北京路線,那麼,局部的地緣關係緊張化以及對抗升級的風險,將無法避免。
中國政府的這一全景戰略的構想,建立在兩個重要的假設前提之上。
第一個假設,是美國的必然衰落。雖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經濟存在嚴重隱患,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已有實質恢復,美聯儲也宣稱將退出長達6年的寬鬆政策,這表明,美國基本上已經渡過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
在長期來看,美國仍然是熱門的移民以及投資的對象國家,同時也基本不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並且在多個發達國家中,技術與商業創新依然首屈一指。以此來看,並不能簡單得出美國必然衰落的可信結論。
而中國政府另一個重要假設,則是中國的必然持續「崛起」,直到與美國分庭抗禮甚至取代美國。儘管中國在加入WTO之後,獲得了極為可觀的經濟增長,但這更多的只是一種模仿和追趕的效應,而非佔據在開拓與引領的位置。由於人口控制政策等歷史原因,中國的人口結構極端不平衡,近年來已經加速進入老齡化時期。在經濟方面,由於房地產投資泡沫過熱,擠壓了技術與管理創新的發展空間,以至於某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如果除去財政與投資的大規模擴張,實質的經濟增長已所剩無幾。再加之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難以逆轉的中產移民趨勢,中國進一步升級發展的前景,恐怕也遠非官方所聲稱的那樣樂觀。
而中美所追求的這兩種國際秩序,之所以必然將形成衝突,關鍵在於,二者的核心主導國家,在政治模式存在着本質差異。二戰以後以及冷戰以後,美國所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其核心思想,起源於二戰時期美英聯合發表的《大西洋憲章》;自由民主制度,是構建這種國際秩序的基石。儘管在歷史上,美國也多次發生為了現實利益而違背自由民主精神的舉動,但總的説來,自由與民主,是維繫這一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
然而,繼承於舊式共產政權的中國新極權體制,於內表現為對社會公民權利的極端壓制與剝奪,於外則體現出完全的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在最近與越南等國的海域爭端問題上,中國當局,對胡蘿蔔與大棒政策的毫無掩飾的運用,正是這種內在價值觀的直接體現。以這種觀念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體系,究竟會產生怎樣的競爭力,恐怕也是見仁見智。
中國的新極權體制,不但是對舊式共產政權的繼承與升級,同時也部分遺傳了傳統中國的帝國基因。目前被投向亞太地區的「中國夢」,也只是一箇中間的過渡版本。如果條件允許,極權的意志,必然還將會再次指向世界。這一目標,幾乎在上世紀中葉,中國共產政權建立時就已經註定。奢言歷史終結,顯然為時尚早;前路亦非定數,且待拭目一觀。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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