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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

余英时为吾尔开希《流亡笔记》作序

《为自由而自首——吾尔开希的流亡笔记》封面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卓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寫過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我也是台灣人〉告訴我們: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寫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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