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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

项小凯:公知解決不了問題公知本身就是問題(附: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

香港爆发公民抗命运动
國內網絡上,最近出現一篇90後新秀的文章《知識人在政治反對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韓乾,對中國的知識群體,提出鮮見的犀利見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餘字,但卻涵蓋革命與改良、行動與言說、獨立與中立、學理與心理等等許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關鍵概念。全文通達流暢,說理層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於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讚嘆後生可畏之餘,也憑空對未來多了一分樂觀期許。
韓乾的文章提綱挈領,以政治反對為中樞立論,僅此一條就足以說明,作者對政治的認知水平,已超越國內的大部分公知。
所謂政治反對,即政治層面的反對意見或反對行動。按照從知到行、從弱到強的尺度,政治反對的具體實例,可以包括政治觀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議題上的抗議行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組黨對抗。
政治反對的屬性與強弱對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現實的生態,因此也是衡量體制形態的關鍵指標。如果現任政黨與在野的反對黨,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競爭,輪流執政,那麼這就是常見的成熟民主。而如果當權黨派佔有明顯優勢,以專制性手段打壓政敵,但反對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護,並可參與選舉競爭,那麼這就屬於競爭性威權。而如果政治反對,於行動層面被徹底消滅,於觀念傳播層面瀕臨滅絕,那麼就屬於極權或準極權體制。
以衝突博弈的角度來看,民主轉型的核心問題,就是關於在專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對,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然而,恰恰是這一核心問題,多年以來,被中國的公知群體有意淡化迴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於國內在政治領域的公共話語,長期處於支離破碎、混亂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知識人在政治觀念上的整體水平,極為低下。
以改良與革命的爭論為例,韓乾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政治反對的出發原點,懇請專制自行退讓的「溫和」改良,與強行取消專制的「激烈」革命,本身只不過是政治實踐中的策略選擇,而並非政治反對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在邏輯上,如果「改良方案站不住腳,革命就必須成為一個選項」,反之亦然。但是反觀中國的公知,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抱改良,反對革命。儘管某些公知,也許聲稱並不完全反對革命,但韓乾指出,這種單方面主張「倒逼」的改良理論,實際上等於為政治反對的規格設定上限,效果上仍然等同於否定革命選項。在韓乾看來,「僅從實踐考慮,改良邏輯給行動者所設置的上限毫無道理」。
韓乾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處問題的關鍵,在於公知的角色錯位。公知只是理論言說者,而不是行動實踐者。而政治轉型,歸根結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這一點上,韓乾認為:
「如果知識人不選擇轉換身份、參與抗爭實踐,那麼他們就必須認識到,相對於行動者,自己僅僅是局外人:只有行動者才能決定抗爭實踐的具體策略。儘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議,但他們不應干涉局內人的行動,更不能認為自己有資格規制、導引局內人。」
然而很遺憾,絕大部分公知,受於身份的限制,決定了他們只可能是抗爭的局外人。韓乾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也看出了問題的所在:「知識人是最脆弱的:他們一方面在生存上嚴重依賴於體制,另一方面卻被要求有最高的獨立性。這兩點的衝突撕裂了他們」。更進一步,韓乾區分了獨立與中立的不同:
「這種獨立性與中立的立場經常被人們混為一談。實際上,在當下的政治態勢中,獨立性必定反對中立:如果獨立性果真是知識人的美德,那麼它就恰恰意味著不中立,亦即選擇站在行動者一方。'中立'並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極為政治的:它恰恰是現代政治(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極權主義)不得不承諾與標榜的東西;既然體制承諾了中立,那麼保持中立就是服從體制。」
極權體制下,獨立必然意味著反對,而中立無非是順從與默認的代名詞。韓乾以如此年輕的頭腦,便能深刻地體察到兩者的根本區別,並且用簡潔有力的話語表達出來,不得不令人大為讚賞。如果僅僅止步於此,韓乾的這篇文章,就已經可算作一篇上乘佳作。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頭腦年輕,而免受於國內知識界的「爛污缸」之染,韓乾敏銳地發現了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問題:
「自我定位的問題對知識人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如上文分析所示,這種挑戰並非是學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既然八九之後(乃至文革之後)的知識人境況不是學理所能解釋的,那麼今日的知識人的身份混亂就必定有其歷史根源,並且,該根源將隨著未來的體制變化催生更多非學理性的負面後果」。
正如韓乾所指出,公知在轉型問題上無條件地排斥革命,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邏輯錯誤。而在現實中改良願景一再破滅,公知們非但不從中承認理論的錯誤,反而拿著放大鏡,極力尋找蛛絲馬跡以自圓其說,甚至還有部分人士,淪落到編造宮廷陰謀論的低劣水平,完全喪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話題上,自詡理性客觀的公知群體,恰恰既沒有理性,也極為主觀。
尤其在近來烏克蘭廣場革命、台灣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佔中等問題上,國內公知們的拙劣言論表演,不但顯露出這個群體令人吃驚的知識結構缺陷,而且也更為清晰地說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觀念抗爭層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體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擊,脆弱無比。
然而,如果僅僅從知識結構與利益驅使的角度,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的公知群體,何以如此大規模的淪落不堪。畢竟,在當今獲取信息,並不像過去那樣困難。退一步講,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夠達到如此完美的籠絡效果,那麼類似於韓乾這樣的80後90後的新秀知識人,又如何能在這種體制下,脫穎而出。
實際上,當下公知群體的墮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墮落,這個群體所折射出的,是對八九殘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內心深處的恐懼情緒所徹底支配。在這種殘缺的群體意識之下,公知們再也無法找到一個足以支撐抗爭意志的精神支點,以至於在公共話語領域,屢屢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渾然不覺。
當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這更是一個關乎群體心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有關學理與利益的問題。在韓乾看來,這樣的一個群體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爭的局外人,而且極可能會被前進的歷史所遺忘。不過,既然公知們不能實質地解決問題,那麼隨著時代的繼續推進,公知問題,也許就這樣順其而然地退出歷史,從而自行消解,如此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东网

【附录】

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

"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

文/韩乾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近几年自由派知识人的热点话题,可以推测,只要革命或成规模的组织化抗争尚不存在,这一争论便要一直进行下去。八九之后,体制重新控制知识分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就共同拥抱了国家主义的改良主义,双方的区别仅在于对改良实践的不同理解。近二十余年来,改良逻辑都一直是学院派话语的核心,在连篇累牍的精致理论背后,遮掩不住的是知识人群体依附性的生存状态以及议谏式的言说心态——这两点在逻辑上就预先决定了革命观念不可能进入学院的视野。这意味着,革命与改良之争首先并非一个学理性的话题。 

具体而言,改良逻辑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它力图抓住一些并不存在的机会、利用一些并不存在的空间,而在于持有该逻辑的知识人错误地理解了自身在政治转型中的角色。一言以蔽之,改良派知识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规划政治反对的整全方案,乃至率领自由派力量与体制进行温和(甚至合法)的博弈,并最终"倒逼"对方进行自由化转型。抛开其整全方案不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些知识人始终试图以自己的理念规制、导引实践:他们认为,由于实践需要知识的证成,因此知识先于实践,知识人先于行动者。但是在此处,他们陷入了一种立场混乱:既然政治转型是一个实践问题,那么作为天然的非行动者的知识人在实践技艺的层面上就应该遵从行动者的主张,而不应试图指挥他们;如果不满足于此,知识人就必须转换身份成为行动者,参与到实践之中,而这自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就政治反对这一总目标而言,反对者是否要自我阉割以求得生存空间,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并非是理论问题。用己方的温和与退让换取对方的温和与退让,祈盼双方就此进入和谐的良性互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上文所述知识人的那种生存状态与言说心态的产物。而仅从实践考虑,改良逻辑给行动者所设置的上限毫无道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行动者应该怎么做,而在于行动者不应受到非行动者之观念的预先约束。在此处,革命与改良之争并非反映为两种实践主张(温和、合法的抗争与激烈、非法的抗争)的争论,而首先应被理解为关于政治反对之上限的争论。显然,既然改良派知识人认为存在某种上限,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证成这一点,但这恰恰是非行动者无法做到的;而相比之下,反对那种上限者并不需要证成自己的主张。 

这种证成的不对称性驳斥了改良派知识人对自身主张的一种辩护:他们往往强调,自己并不反对革命,但改良与革命总体而言可以并行不悖。这种观点混淆了整全性的改良/革命的概念与实践层面的温和/激烈的概念。在实践层面,对于不同的情境,当然可以适用不同的(温和的或激烈的)乃至并行不悖的抗争手段,这里并不存在争议。但它同时也是只有行动者才能考虑并回答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温和与激烈仅仅是实践方针,而不是整全性的政治反对方案。认为行动者总体而言必须自我阉割,或必须避免与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或必须采取"倒逼"的方式进行反对的观点,都犯下了严重错误。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能够统领政治反对之全局的整全方案:就像不存在改良方案一样,也不存在一种革命方案。但是,上述不对称性表明,既然改良方案站不住脚,革命就必须成为一个选项。在理论力所不逮之处,真诚的知识人所捍卫的应该是两个否定性的观点:不存在能够预先排除革命的因素,同时,也不存在能够将政治反对限定在改良范围之内的因素。 

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区分被限定于政治反对者内部,因而并不是纯然实证性的:它以政治反对的基本立场为前提,因此,无论局外人距离抗争实践的距离有多远,他们都不应该是中立的;相反,既然行动者已经将其意志付诸实践,知识人就应该予以道义上与话语上的支持。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支持正是知识人的义务所在。 

政治反对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性的事业: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区分仅仅在这种实践目的之下才有意义。这种实践目的要求政治反对者对抗争实践持一种内在视角,亦即,将政治反对视为"我们自己"——反对者及其共同体——的事业,而不是任何第三方的事业。该视角预设了反对者应当成为激进的乐观主义者。在此处要澄清的是,激进与乐观的态度并非基于实践中的工具理性权衡——在实践策略的层面上,激进与保守、乐观或悲观,均应立足于具体的实践境况;而在非实践的层面上,激进与乐观却是政治反对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换言之,这种纸上谈兵的激进与乐观不是实践主张,并且也(首先)不是一种理论性的主张,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希望,一个不顾一切的标识,一个在地图上一挥而就的指示箭头。地理大发现初期,欧洲航海家们对如何到达东方世界一无所知,但只凭探索的热情就足以使他们行动起来。激进与乐观的态度与此相似:这些态度不能指导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仅仅是心理学的。 

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的处境的确是近乎悖论性的:粗略的看,作为政治反对者的知识人与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是两种相互否定的身份:前者要求参与,后者反对参与。这种相互否定使得知识人群体难以以合理的态度面对政治反对的事业:他们要么试图以改良理念规制行动,要么干脆对政治反对保持沉默乃至漠不关心——换言之,要么僭妄,要么中立。我们看到,自我定位的问题对知识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挑战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正由于身份定位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知识人群体才难以正确回应它。或者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知识人对心理主义的反感恰恰是一个心理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这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心理问题)。既然八溷九之后(乃至文溷革之后)的知识人境况不是学理所能解释的,那么今日的知识人的身份混乱就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并且,该根源将随着未来的体制变化催生更多非学理性的负面后果。 

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依然有"参与"实践的方式,这便是想象:想象自己在书斋之外、在广场之上、在行动者的行列中拥有一个位置,进而以这种想象为基础而进行言说,比任何深邃的理论表达都更有价值。想象中的参与固然不是真正的参与,但依然好过不参与:尽管可能过分严苛,但说到底,对于政治反对的立场与事业而言,不参与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优点。换言之,知识人这一身份伴随着天然的缺陷,与行动者相比,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心智努力才能站在相对正确的位置上:虽然他们的思考比行动者的更加复杂,但在政治反对这一实践境况中,这种复杂并不必然优于后者的单纯。也正是由于这种缺陷的存在,对知识人来说,首要的是避免错误,而不是在理智上取得多少成就。 

革命与改良之争归根到底是知识人错误自我定位的后果,它揭示了这一群体尴尬的真相:他们不仅善于解决争议,而且也善于在无争议之处制造争议。在极度困难、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愈发困难的环境中,知识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一方面在生存上严重依赖于体制,另一方面却被要求有最高的独立性。这两点的冲突撕裂了他们。更进一步,这种独立性与中立的立场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态势中,独立性必定反对中立:如果独立性果真是知识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恰恰意味着不中立,亦即选择站在行动者一方。"中立"并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极为政治的:它恰恰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主义)不得不承诺与标榜的东西;既然体制承诺了中立,那么保持中立就是服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将敌人视为敌人,或者不将朋友视为朋友,均等同于自杀。这正是他们亟需体认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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