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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林忌:“民主回歸”的幻滅

图:九月号《动向》杂志封二

就像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前,善于用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宣传动员民众一样;在争取港人支持香港回归的时候,北京也利用了当时香港学生提出的口号,形成一个"民主回归"的幻觉,这种思想情怀,渗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现在到了梦醒时分,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已是當務之急。



1982年9月一群中大學生向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所謂「三條不平等條約」,翌年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建港」,這三十二年來香港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皇的土共,兩者有一套相同的論述,即所謂的「民主回歸論」──香港應終結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回歸」中國後的一個「民主」城市。

拼合的"民主回归"被中共利用

年初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了當年有份向戴卓爾夫人抗議的羅永生(筆名安徒)的反思,指出民主回歸的論述,只是中共以統戰手法滲透或影響學生去推動,使之配合共産黨政權的政策;馬嶽在《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訪問了羅永生,羅永生承認:「其他人事後才知道…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很多連繫,這些人其實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然而這種由中共直接或間接「植入」學生的思想,卻滲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如果不是「為禍甚烈」的話,最起碼也是「影響深遠」。

八月份浸大教授曾澍基病逝,蘋果記者陳沛敏在論壇版指出,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曾澍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這句評語道出了真相,這些七、八十年代活躍的學生領導,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共會容許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能夠以民主的方式;然而中國共產黨可信嗎?為何這些人會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甚麼驅使這些人如此盲目呢?

馬嶽訪問羅永生提供了答案:「我們當時推所謂『民主回歸』這個理念,其實很大程度是一個拼湊,將一個年代交替中前前後後不同的思想,認識形熊的部份,拼合為一個綱領,但這個綱領其實今日回看是沒有內容的。可以說是一些很抽空,比較一廂情願去拼合的東西」;羅永生說:「我回憶當時社會上的人,譬如你用民族主義來批判香港殖民政府,似乎很多人接受」;「所以民族主義當時是強勢的」、「縱使是反共那一批人,也是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完全放在人權之上,是非常決絕的!70年代整個思想構成是這樣,是牢不可破的!」

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局限

這就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局限,即香港的知識份子、學運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無論親共或者反共,都大多數深信民族主義,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由於這種思想的局限,以及一些英國政府更改國籍法等的行為,令香港不似直布羅陀或福克蘭群島般,堅持自己是英國人;或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如八九六四後英國政府所給予五萬個香港人家庭「居英權」般。

另一方面,「民主回歸論」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袋住先」的承諾,竟相信「先回歸,後民主」,結果2014年即三十年後中共圖窮匕現,以人大代表議決的方式,實行伊朗式的假普選,把參選特首的門檻,由八分一的提名委員會,改為超過一半,即 601 個選委;而提委會的組成不變,即絕大多數成員都變相由中國共產黨欽點;所謂「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全部都是騙局一場。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以及維穩機器,一直都依賴民族主義這個法寶;中共不需要黨外之人愛黨,只需要大家愛國。一旦認同愛國,則控制國家的共產黨必定手到拿來,令人甘心為中共所利用。正如蔡子強於明報所寫:《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承認錯誤,肯認自己當年太天真,這當然是比起死不認錯好,但道德更高尚者,理應改正、糾正自己有份造成的錯誤,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更公正的命運,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之下,才是當務之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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