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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野渡:从《南周》到郑州:抗争年代到来

图:公民声援团在郑州第三看守所门前集结



人类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政治抗争史,没有廉价转型的存在空间。抗争既是政治抵抗,同样也是政治参与,抗争塑造公民意识,抗争获得公民权利,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转型路径。


市场化媒体回归党化的最后挽歌

围绕周永康落马事件的不同解读,日益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激烈论战。作为前南方报业同事的石扉客和笑蜀互相指责特别引人注目。令公众感兴趣的是,在两人的相互攻仵中披露了去年元月的南方周末事件里不少内幕和细节。

不少公众一直遗憾在南周事件里,南周编辑部未能公开站出来与在门口的声援的公民一起抗争,如是,则是中国新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新闻界又与大众重新一起站到现实政治抗争的现场。但他们选择的是在外界持续几天的抗争行动里一直保持沉默,使南周事件最终成为南方报业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在后面一年里重新回归党化的最后挽歌。

由石扉客和笑蜀以及其他一些南周媒体人披露出的内幕来看,南周编辑部的选择并不出人意料,他们早就自我设限,批评的是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绕过编辑部"删改、重拟见报文稿这种粗暴违规的管理手段,要求编辑部拥有一定自主权,并不意图挑战现有的党管媒体模式,更何偟谈争取新闻自由。而为了"策略"的需要,甚至当初引发公众同情和愤怒的某些指控并非都站得住脚。

而多达数千人、长达数天的自1989年之后第一次在大陆出现的政治抗争集会,也因南周事件的结果与公众期待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因随后的新公民运动被打压引起的长时间广泛关注这热点的转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在经过了这一年多时间的沉淀,它的划时代意义才重新显露出来。

启蒙话语与政治抗争行动的分水岭

南周事件是言论启蒙话语与政治抗争行动的分水岭。南周事件后,在中国新闻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南方系媒体迅速没落,而在权力干预下市场化媒体也重新回归党化掌控,而在互联网官方积极"亮剑",打压微博的自媒体舆论,对民间持续的大扫荡,使在互联网持续十多年的启蒙话语市场走向衰落,越来越多人在残酷的现实下对言论的效用产生了无力感。

言论启蒙话语衰落,面对官方的强硬打压,对社会转型路径出现了不同抉择,因思潮分化导致的论战也越来越激烈。一部分民众不再满足于网络签名、网络围观这些避免直接地、象征性的对抗,开始走向了现实直接挑战的政治抗争行动。在此社会形势和社会心理变化下,南周抗争事件横空出世。

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或是征地、拆迁、环保等涉及经济和利益相关的维权,或是长期积压的社会不满而导致的情绪发泄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没有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支持。南周事件的意义不在选择了自我阉割抗争方式的南周编辑部,而是在南周门口集会表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诉求,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抗争民众身上。从非政治性的维权到明确提出政治诉求,是公民抗争的质的飞跃,这是1989年后首次的大规模政治抗争集会,而在时间的维度上,南周事件是崭新的开始,标志着抗争政治时代的到来。

由南周事件始,山东曲阜薛夫顺非正常死亡事件,黑龙江建三江非法刑拘维权律师事件,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事件,基于政治反对的公民抗争登上历史舞台,汇聚成空前的政治抗争行动热潮。其中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事件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但延续了南周事件的举牌抗议,打出"当法律不再保护正义,抵抗将成为全民义务"等标语表达政治诉求,还统一制作文化衫穿着,更到公交、街头派发及张贴传单,让民众了解真相,唤醒公民意识,在行动和传播上都作出了突破,显示了公民在抗争过程的日趋成熟。

研究表明,在完全封闭的极权国家和政治系统完全开放的民主国家都很难产生社会抗争,只有在两者中间地带的国家才频繁出现社会抗争。目前中国社会已不可能倒退回到文革时的闭关锁国状态,但官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继续以高压手段控制社会,民众没有正常渠道可以参与政治和表达诉求,因此非常规的政治抗争出现不可避免,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

抗争年代已经到来了

在思潮分化的现实下,政治抗争也成为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指责甚至污名化的对象,或指责民众的"国民性"太糟糕,既不屑了解抗争者,又警惕抗争者的"民粹化"乃至警惕政治抗争成为"暴民政治",或者与抗争者不屑接触却把抗争者的行动称为符合自己路径的"改良主义"倾向的行动,把为抗争需要而采取的渐进状态诡辩为渐进改良主义的路径。

把抗争政治污名化为民粹或传统革命思维,实质就是恐惧政治对抗,因而反对政治抗争,认为只有官方主导的政改,路径才可控,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小,所以寄望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官民良性互动,渐进改良实现和平转型。问题是:这一厢情愿的企望有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官方就是不改怎么办?更重要的问题是:凭什么官方主动进行政改才是最好的转型路径?

抗争政治理论开创者查尔斯·蒂利指出抗争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政治变迁塑造了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反过来也塑造了政治。"渐进是统治者的话语,而抗争才是民间的选择。人类一部政治转型史,就是一部政治抗争史,没有廉价转型的存在空间。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抗争既是政治抵抗,同样也是政治参与,抗争塑造公民意识,抗争获得公民权利,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转型路径。

中国的抗争政治具有鲜明的独特路径。新极权下对有组织的公民运动持零容忍打压态度,这样传统的领袖-追随者社会运动模式基本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中国的抗争政治并不表现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是呈现为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状态,以网络新媒体为动员网络,以事件抗争为抗议台本,以鲜明的自由象征塑造和极化抗议符号,以明确的政治诉求构筑出作为公约数的公共愿望吸引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样的抗争政治,既使民众积累了社会运动经验,也为抗争精英的出现提供了培育、储备的途径,更通过抗争启蒙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参与权利,未来实现政治转型,打破专制牢笼的征程必由此启航。

抗争年代到来了。当我们以前在说改革年代、维稳年代时,事实上都是以官方作为主体性的论述。而现在,我们在说抗争年代时,这是民间作为主体性的表述。

广州,曲阜,建三江,郑州,香港,抗争年代到来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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