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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夏明:習式反腐為何注定失敗?

官员抱团腐败(网络漫画)


在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就是專制者本人。集所有黨政軍內外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就成了中國唯一的"愛黨國男兒"。其他各級官員都在搭習近平的免費車、吃共產黨的免費午餐。



我樂觀習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運動,也不會成人之惡、促其失敗。但縱觀共產黨反腐歷史和基於政治學理分析,習式反腐注定只會是忙跑愚人差。腐敗、獨裁和虛偽(主要寄生在黨國、官僚和軍警三大體系裡)是共產黨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光靠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愚公移山的行動,恐怕都會只是揚湯止沸。
習近平和黨國體制不可分割
首先,為什麼對習式反腐我們應該樂觀其成?這裡的我們當然是特指所有對黨國體制已經放棄的人群。作為深受黨國荼毒或認清黨國邪惡的人們,看到昔日的作惡者最後在古稀之年深陷自己曾經精心打造的囹圄,給家人帶來災禍和給後人留下罵名,不能不說是一絲安慰,畢竟天地良心之間還有質樸的公理在做工。俗話說得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對所有還有一點人性的黨國官員來說,這也是一個警醒。"文革"時期留給我的一個正面小遺產是《小兵張嘎》裡的一句話:"別看今天鬧得歡,當心將來拉清單。"
但我們是否有理由為習式反腐歡呼站台,甚至感情投射,幻想習近平在下很大的一盤棋,反腐只是第一步,他在謀劃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習近平身邊有許多形象設計師和公關專家,他們刻意在海內外媒體上塑造習式神話和習式家庭神話。為此,也有一大堆"粉絲"雲集。但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根本事實:習近平和黨國體制不可分割。猶如一個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大地,習近平不可能通過反腐昇華共產黨,帶來中國的憲政轉變。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們熟知的奧爾森和他的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現了一條真理:面對公共產品,個人的理性選擇是"搭便車",而不是參加集體行動,犧牲個人利益,去爭取、擴大和維護公共產品。環境質量、草場維護、海洋保護、教育品質、社會治安、民主憲政等等都是例子,凸顯需求大於供給、"免費搭車人"多於貢獻者的矛盾。人們已經習慣於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比如,人們願意起哄,製造每年十幾萬、甚至可能二十萬的群體性事件,但卻少見社會運動領袖的批量產生。人們樂於發牢騷,但很少人願意參與進民主運動。共產黨"槍打出頭鳥"的策略更是加重了參與者、尤其是領導者的風險,滋生了更多的烏合之眾。所以,許多人對中國實現民主化非常悲觀。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
但很少有人會認識到,共產黨政權早已經陷入了更大的集體行動的困境。中共從八十年代就談起了"三信危機",今天少有人會相信,八千萬中共黨員是為著共產主義信念而入黨的。為了增加入黨的吸引力,黨票成為了升官發財的通行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升官、發財的同步化是黨國動員黨員幹部、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微觀制度設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悶聲發大財"、"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說的都是同樣的道理。設想一下,如果周永康沒有把央視變成自己后宮的便利,滿足自己"百雞王"的慾望,他會賣命打造維穩體制?設想,如果徐才厚、令計劃、曹建明之流沒有到京郊秘密會所花天酒地的犒勞,他們會為周永康抬轎?設想,如果不是薄熙來向一幫新左派文人發射銀彈和肉彈,他們會趨之若鶩,把重慶山城當作革命聖地?
賦予共產黨人"俱樂部優惠"這一制度設計解決了招募共產黨人、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微觀動力,但卻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結構性和彌散性的腐敗。每一個共產黨官員小至比芝麻還小的副股級幹部,都可能成為魚肉人民、貪污驚人的碩鼠。從每一個官員角度來看,我自己偷一點、貪一點,實在無損於黨國的大家當。"偉光正"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長治久安又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貪腐而損害半分。所以,從個人動力機制來看,中共反腐宏觀政策無法結合個人的利益,真正為黨國分憂解難的人越來越少。不幸的是,在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就是專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黨政軍內外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就成了中國唯一的"愛黨國男兒"。他的反腐動力機制來自最上層,所以他用集權、控制、恐嚇、威懾的專制權力方式來拍蒼蠅、打老虎,從而幻想避免亡黨亡國的命運。而其他各級官員都在搭習近平的免費車、吃共產黨的免費午餐。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民主體制下的反腐機制,道理就變得更清楚了。民主體制下仍然有腐敗,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因為一方面,在民主體制下要當選要職,必須獲得上萬(例如美國一個地方議員)或幾百萬(例如美國參議院議員)選區多數的支持,行賄腐敗選民變得不可能,所以政客必須關注提供公共產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即便這個政客獲得了多數支持,但不投他/她票的選民還是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也就是說,他/她時刻都處在上萬雙眼睛的監督下。更何況還有專職挑刺的反對黨和專業扒糞的新聞媒體,反腐就有了微觀制度基礎。

中美反腐差異反映两种制度設計

在1994年我還在研究生院學習期間,美國政壇發生了一起貪污醜聞。當時眾議院掌握撥款大權的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坦克沃斯基 (Daniel David "Dan" Rostenkowski)被控在任職的二十多年裡共濫用50萬美元公款,中飽私囊或恩惠親信,罪名多達17條。後來他有兩項罪名成立,主要是動用公款送禮,被囚禁17個月。在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發生在掌管錢袋子大權的官員腐敗與中國的縣級官員相比,也顯得非常寒酸和無辜。今年在我居住的島上,國會議員、眾議院財政委員會成員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imm)被控隱瞞他在當選前合夥開辦的飯店收入,三年共計一百萬美元,沒有繳納有關稅收,遭到聯邦調查局調查並被聯邦法庭起訴。現在法庭還未判決,有無罪還很難說。但即便退一萬步說,三年一百萬收入逃稅,也不會超過30萬。對於任何一個中共官員來說,如此小題大做,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我們談論的中共腐敗案,動則上億,甚至幾十億。
但中美反腐的差異反映出民主和專制兩種體制的反腐制度設計。中國政府可以搞轟轟烈烈的反腐風暴,但不可能在源頭上、在搖籃中就遏制腐敗。而要真正給反腐敗宏觀政策配以微觀制度基礎和個人監督,選舉和選民,反對黨和獨立媒體都是不可缺少的。這就是為什麼習式派系鬥爭型反腐注定會失敗。所謂反腐成功後的民主轉型就更無從談起了。
在《日瓦戈醫生》的電影裡劫持日瓦戈的紅軍就是否讓日瓦戈回家,司令和政委展開了一場爭辯。司令出於人道同意放人,政委為了革命堅持要留下他。司令發火威脅要槍斃政委,政委說:"你可以槍斃我,但你永遠槍斃不了黨。"在《1984》一書裡,奧威爾同樣論述到:"黨並不在乎延續它的血脈,而只在乎延續它自身。誰掌握權力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體制永遠不變。"如果我們期盼在黨體制下,個人可以取代黨,就會犯下薄熙來那樣的錯誤。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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