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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张雪忠: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

张雪忠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反权贵则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显然没有用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贵,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尽管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而且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治,而所谓权贵,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这只是权贵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也不是以权力手段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人类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治经验,在在都表明,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并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虫,去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坚韧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应该尽可能以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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