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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7日星期四

童大焕:強勢反腐能否成為中國轉型契機?

打「大老虎」引發的中國大陸知識界爭論仍在持續。孫立平認為「無論當前的反腐敗有什麼背景和動機,都是中國可遇不可求的契機。」趙楚以《反腐是中國轉型的契機嗎?》為題專文反駁,其理由大致如下:「反腐敗者本身是極大的權貴……對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打壓日益嚴重,對政治反對的無情絞索更加收緊……執政黨歷史上有制度性內部清洗傳統,這些殘酷的內鬥並沒有帶來黨基本政治理念和組織理念的變化,使之成為一個推動中國民族和社會走向更現代化之路的現代政黨。」
若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批評和鞭策在任何時候都比讚美更具有建設價值。這是我首先要表達的一個觀點。但另一方面,展望未來、分析未來的可能性不能與讚美畫等號,它同樣可以是批評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一種批評可能尋求的是對抗式批評的路徑,另一種批評則不放棄可能的朝野合作的努力。我想專門就趙楚「反腐不可能成為中國轉型契機」的三個理由逐一分析。
「反腐敗者本身是極大的權貴」並不能成為政治不能轉型的理由。相反,人類歷史上舉凡成功的政治轉型,幾乎莫不是權貴推動的。最近的例子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台灣的轉型,以及新南非,還有緬甸。蔣經國當年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決計用獨裁手段終結獨裁。新南非的誕生,除了曼德拉,還有他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對手德克勒克,他們同獲諾貝爾和平獎。緬甸的昂山素季近年也獲和平獎,與她「權貴對手」的「仁慈」同樣分不開。十多年前,笑蜀還在《中國改革》雜誌的時候,我曾就昂山素季寫下6000餘字《民主的本質精神是妥協》,記不清發在《中國改革》還是《改革內參》。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改革就是民間和廟堂彼此讓步妥協,而不是對抗。對抗而能轉型成功的例子非常罕見。典型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舊權貴換成了新權貴,制度進步為零,社會、經濟、生命增益為負。還有法國大革命,革命的成功帶來的是長期的動盪和恐怖統治。因為民主專制比君主專制往往更加混亂、更難控制。
人與禽獸的最大區別在於,人有理智,人不僅僅是利益的產物,還是觀念的產物。因為人的思想、理智和情懷,使人類會越來越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從對抗走向合作,從爭奪走向共贏。人類的文明因此得以不斷向前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對人類有信心的地方。
「對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打壓日益嚴重,對政治反對的無情絞索更加收緊。」我們看到的情形似乎的確如此。尤其是近年來,對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看管」似乎更加嚴密和嚴厲了。但是我想,這個問題比起權力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來說,仍然是溫和多了。這也是一個事實。中國每年有20多萬起零星反抗,也都一一被壓制,沉埋於水底,並沒有引起異議知識分子的足夠關注;異議知識分子被打壓之所以收穫更多的關注,乃是因為「痛及自身」的緣故。還有一個,每年20多萬起零星反抗大多事出有因,多數由直接利益矛盾引起。異議知識分子的社會動員能力更強,「非直接利益衝突」成分更多也更複雜,自然一旦爆發更難控制。加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都是小知識分子、小商人、小官吏主導,這也是當局需要著力防範的原因。換成任何一個執政當局,都會對這些力量著力關注。因為一個最起碼的政治邏輯是:在朝者「怕亂」,在野者有時恨不得亂。亂局對當局和民眾都不好,當局必須承擔責任——不管是道義責任還是崩潰責任;亂局對攪局者和趁亂者則是機會。尤其是在當局全力以赴打大老虎的時候,更要集中軍隊等一切力量孤注一擲。他們「內部」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敵我矛盾」,要著力解決反腐問題,社會層面必須「穩定」,不能分心分力。
第三方面,「執政黨歷史上有制度性內部清洗傳統,這些殘酷的內鬥並沒有帶來黨基本政治理念和組織理念的變化,使之成為一個推動中國民族和社會走向更現代化之路的現代政黨。」歷史的確如此,但時代已然改變。會不會量變引起質變呢?時代改變在哪裏?互聯網使黑箱操作、說你什麼就是什麼的時代過去了。對於中國百姓而言,當年林彪事件到現在還撲朔迷離,「四人幫」雖是公開審判,也不過是走走過場。而今天的薄熙來案件,雖非「全息公開」,人們卻也知道更多;周永康康師傅案件,以及各種政治鬥爭對象的各種花邊非花邊消息,還未定案,早已經通過嚴肅的外國媒體和互聯網傳遍神州。所以,完全黑箱的日子一去不返,公開化就將成為憲政和民主化的開端。任誰,想做什麼,你總得給出個基本端得上台面的理由吧?
在互聯網時代,除了權貴之間的互相揭黑,大眾也積極參與了一個「圍觀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你看這麼多年來,那些台上的或者已經下台的,沒有被扒糞沒有被揭黑的還剩幾個?哪個人還能夠像暗箱時代一樣在這樣空前的扒糞運動前「亂雲飛渡仍從容」?有的急於自證清白,有的慌忙四處滅火,有的僱傭打手、找代言人急於洗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從「權貴集團」「內部」來看,我贊成笑蜀《從強勢反腐走向憲政》一文的判斷:「當官僚集團拒絕憲政,同時官僚集團又是社會最強者的時候,就基本沒有憲政破題的可能。必須等官僚集團分化,開始淪為事實上的弱者,尤其當官僚集團跟社會一樣陷入普遍的恐懼而無法自拔時,憲政才有可能。套用革命家列寧的話來說,單是下層被統治者要求憲政是不夠的,只有當下層被統治者們不願意照舊生活,而社會上層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憲政才有可能成功。而隨著強勢反腐的急劇升級,體制的急劇分化,這樣的歷史契機正在到來,就看能否把握住。」當以往「九龍治水」的分贓體制導致嚴重的分贓不均、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民眾不滿的時候,當反腐反到統治集團人人自危的時候,當反腐反到腐敗的風險有可能大於腐敗收益的時候,就是新的遊戲規則楚河漢界呼之欲出的時候。這種時候,除了你死我活的大老虎必須連根拔除之外(非你死我活的就坐下來畫楚河漢界制定新遊戲規則),對於中小貪腐就有可能來一次大赦——吐出非法所得,既往不究,新賬必算。這樣,整個社會就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睚眥必報錙銖必較只有無休止的清算而沒有和解的社會是不可能有任何點滴進步的。
孫立平說:「儘管社會力量在生長,但客觀說,到目前為止,影響中國社會進程的最主要力量還是權勢者。如果這樣看,可以進一步說,權勢者影響社會進程的,80年代那10年是理念,這20年是貪婪,未來若干年是恐懼。權勢者如何處理恐懼問題,將是未來中國社會變化的重要因素。」馬勇說:「權勢者的恐懼,才是變革的前提。沒有孫中山革命黨人引發的革命恐懼,不會有慈禧太后的預備立憲。所謂壓力倒逼,就是說的變革動力。中國不變革,不是統治者不想變,而是壓力、恐懼,還沒有達到變的節點。」如今,權勢集團同時面臨著來自互相反腐敗的恐懼,以及來自民間革命的恐懼,尤以前者為甚。
或曰,別看怎麼打老虎,其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以反腐之名清除異己,都是幫派江湖。此論說得並不錯。但正如何清漣《「政治清洗式反腐導致危機」之我見》中一針見血所指出的:「中國政治,無論朝野,皆是幫派,幫會文化浸透中國人骨髓。幫派政治的特點是利益高於一切,勝者為王,無所謂是非。」在整個幫派江湖的中國社會大染缸裏,想要政治一下子脫離染缸「舉世皆濁它獨清」,豈非緣木求魚哉?更何況,幫派也要看什麼幫派,有利益之幫,有同道之幫。港媒《習近平反腐強硬表態不設名額有多少抓多少》稱,習近平在2014年6月26日政治局會議上,就反腐問題講了3點:「一,反腐不設名額,有多少抓多少;二,有人威脅說要我們走著瞧,我要正告他們,誰怕誰!當年朱鎔基說要準備100口棺材,99口給腐敗分子,最後一口留給自己,……今天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勇氣;三,中央對各地反腐,不因領導人過去工作過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過,中央對這些地方的反腐要與其他地方一視同仁。」8月4日出版的《長白山日報》頭版報道,吉林白山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傳達習近平等中央領導關於巡視工作講話精神。文章披露,這次習近平講話對腐敗形勢有一個新提法,就是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他十分堅決地講到「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了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還是有一些意味的吧?更有意味的是後面這則消息在微信上留存不足半天就被刪除。亦可見反腐之難,比振臂一呼難得多。
從「民間社會」的「外部」來看,打大老虎的作用類似於拔掉一些遮天蔽日阻擋陽光的大樹,可以給民間社會騰出巨大的經濟、社會和言論生長空間。我十幾二十年從事言論寫作的觀察發現,很多知識分子和輿論領袖過於藐視經濟空間的重要性,過於誇大言論和社會空間的重要性。事實上,即使不說自由經濟空間是言論和社會空間的基礎,至少這三者應該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還是看看何清漣文章中提到的「英國玫瑰戰爭的政治意義」:「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導致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同歸於盡,大批貴族在互相殘殺中或陣亡或被處決,新興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乘機成長,成為都鐸王朝有限王權並在1868年英國過渡到君主立憲政體的支柱。」
最後要說說樂觀與悲觀。排除那種沒有依據、邏輯、方法和路徑的盲目樂觀,不同的心態的確會把我們帶向完全不同的世界,樂觀和悲觀會把我們個人乃至國家帶向完全不同的未來。悲觀者容易走向懷疑、封閉、對抗,樂觀者則更多走向信任、開放與合作。天下之學問,無非世道和人心。而一個國家和時代,信息越公開透明,全社會的諒解與合作也會越多。前面說了,這是一個任何人無法再關起門來獨家壟斷信息的互聯網時代。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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