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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6日星期三

董洁林:封锁谷歌,谁是赢家?


从中国回到久违一年的硅谷,天还是那么纯净,太阳还是那么明亮,最让人爽快的是能够自由自在地在互联网上奔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种发自内心的"创新的源泉奔涌"的豪迈,这是很多刚从中国的信息围墙中出来的人共同的感受。于是朋友们聚会少不了讨论:封了谷歌对谁有害又对谁有利?

显然,所有希望自由地得到高质量信息的人都是受害者,最大的受害群体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经常用谷歌查阅学术文章的学者,他们是一个社会知识创新的主力。而受益者有谷歌的竞争对手百度,还有那些提供"翻墙"服务的公司。大家公认最大的赢家是政府,因为他们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流言和真相都屏蔽在"信息长城"之外,以为可以像鸵鸟般安稳地躲在里面做"中国梦"了。

《黑天鹅》作者塔勒布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反脆弱》的统计学通俗读物,对社会系统有很独特的描述。作者把社会系统分为脆弱、强硬和反脆弱三类。他认为"反脆弱"是脆弱的反面,脆弱的东西喜欢和谐安宁的环境,在不确定、受打击的时候易碎,强硬的东西对环境的变化不敏感,在受攻击的时候可以坚韧无损,而具有反脆弱特性的系统却能从不确定的环境收益、在混乱中成长,受到攻击的时候变得比原来更好。

人类几千年农业社会,人们一直生活在脆弱之中。天灾带来的饥荒使饿殍遍野,流行病会把生命大片摧残,战争更会给社会带来毁灭。于是人们学着组织起来,构建村庄、城市和国家,试图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天灾人祸。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草根在下面,精英在上面;金字塔结构也是双面刃,一方面在抗击外部攻击是一个较为强大的整体,另方面内部的上层一直在压榨下层。因此人类很长一段历史中,下层的人们心存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屈服于内部压力而苟且偷生,而上层阶级则乐于不断宣扬外部威胁,增强组织的力量,以求减少来自下层的反抗。金字塔式的社会是为了强大而产生的。

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脆弱走向强硬的过程,几千年日益庞大和精巧的中央集权系统无微不至地管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说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非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莫属,让所谓"四大发明"望尘莫及。他们知道如何让人缴税,如何利用外来威胁来凝聚人心,如何在关键时刻抛出贪官从而丢卒保车,如何不把最底层的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最擅长的莫过于知道如何让人闭嘴。如果忽略历史细节,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生存发展得还挺好,然而代价是其中的个体则丧失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创新的活力,加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剧烈的改朝换代。

几千年笑看其他文明群体起起落落,多少国家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时至今天一些人骄傲地说,中国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够连续存在的。然而,如果说中华文化一直绵延不断没错,但数度改朝换代,此国已经不是彼国。每次改朝换代前都有相似的元素: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饥荒造成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愿意振臂一呼的领袖,再加上大量的谣言。这也许是熟读史书的今朝官员们恐惧谣言和真相的历史根源。

西方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道路比较复杂,在走向强硬的过程中一直掺杂着脆弱和反脆弱元素,而近几百年反脆弱元素越来越占上风,与民主化演进携手同行。民主体制的种子是古希腊播下的,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辉煌相对于大秦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个小小的差别,罗马帝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权力互相制衡机制也已然形成雏形。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诸小国时而战争、时而联合、时而辩论、时而各自为政,没有谁能够成为长久雄霸天下的中央集权。欧洲文艺复兴几百年专制和反专制的反复拉锯过程让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广为传播,最后是美国将它真实地建立起来,成为民主的样板间。

民主体制很奇妙,远看乱哄哄,近看也乱哄哄,但在貌似无序之中具有有序决策与执行的土壤。民主也常常在打击之后反而繁荣,谣言、金融风暴等一波又一波,而整个社会仍然生机勃勃向前发展。西方社会不担心局部脆弱造成的伤害,总统被起诉、被弹劾都无关大局;也不担心谣言造成政局不稳,美国好莱坞就是一个强大的商业谣言王国,每每拍出的政治大片以假乱真,以致中国学者还专门撰文"从《纸牌屋》看美国政治"。

最近中国公司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罗尔斯(Ralls Corp.)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赢得了起诉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和奥巴马总统一案的胜利。中国网民们有人为中国人在美国赢得官司而倍感扬眉吐气;有人认为三一在美国法庭的胜利与中国的强大分不开;有人感慨美国司法独立,居然敢让美国政府和总统输官司;也有人感慨中国政府宣称"几个自信",而美国的自信却在政府输掉官司的细节中反映出来。

值得政治家们思考和正视的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能像古代一样把谣言和真相围堵住了。"信息长城"并非密不透风,那些穿透了长城的"谣言和真相"生命力更为强大,通过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和纵横交错的私人聚会上的高谈阔论大肆传播,官方的屏蔽反而变成了为传言的真实性背书的最好机制,让谣言显得真实、真相更为可怖。

因此,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引进一些反脆弱元素,真相没必要屏蔽,而谣言有时亦有正面意义。小剂量的谣言犹如免疫针剂,会让社会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产生抗体。周永康集团落网的过程就是一个真相和谣言交织传播的过程,从"康师傅"到"煮面"再到"你知道"等暗号在网上流行,当最后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围观老虎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波澜不惊。如果进一步实现阳光化的社会治理,让政府的权力产生和运行都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那么反脆弱元素就更多了。

另外,与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和逻辑相悖的是。《反脆弱》作者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较高层级系统的反脆弱性有赖于较低级事物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各部分是动态的、不断吐故纳新的、让局部及时牺牲和调整的,那么这个大系统在受到较大的冲击时,能够更加健康地逆势成长。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过份追求"和谐",结成"一元化"的官官相护网来层层固化利益、掩盖矛盾,那么当不可预期的"黑天鹅"事件到来的时候,改朝换代就成为最后的选择,强大的金字塔体系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轰然坍塌。

由此看来,封锁谷歌的受益者只剩下百度和"翻墙"服务公司了。但为了几个公司的利益,大张旗鼓地动用公权力,并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损失犯得着吗?"信息长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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