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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笑蜀:中间社会站出来

广州花都区大批民众示威,抗议有关兴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
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20周年庆典上,企业家任志强大声疾呼: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这话刚落脚,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业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辞。那天刚刚披露湖南企业家曾成杰的死讯。举国震惊。王石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声,承认在重庆企业家遭薄熙来黑打时自己"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承认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并宣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要明确说不!

而更早之前,当柳传志提醒"正和岛"同仁在商言商勿涉时政时,企业家王瑛就忍无可忍,不仅退岛以示抗议,而且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柳传志助长恐惧。她认为,恐惧没有道理,事实上企业家跟权力勾兑的风险才最高,相比之下,关心时政的风险低很多。王瑛的声明一经曝光,立即震动江湖,"在商言商"之争成了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而为媒体频频聚焦。

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王功权,则站出来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态度:个体有选择自由,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企业界同仁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然,上述个案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它们是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素来以懦弱、隐忍乃至犬儒著称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以一个公民的姿态。
这是一个信号,中间社会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

转型需大战略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
担心爆发"茉莉花"革命,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第三波第四波让很多人有幻觉。他们眼里,中国巨变指日可待,因为苏东和北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但事实证明,这判断太乐观了。除了强化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叙事,在具体操作即战术层面,第三波第四波于中国转型而言,恰恰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因为苏东之变,对党内强化了反戈巴机制,以堵死内部变革之路。因为北非之变,对社会强化了反"颜色革命"尤其强化了网格化维稳,以堵死民间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认,这两方面的努力并非徒劳,党内反戈巴机制尤其大见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来的每一届领导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竟有如斯结局,原因之一,是当局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别的国家的每一次巨变,对当局都是一次难得的预警,让当局可以亡羊补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动摇、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国的专政体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突尼斯的一个小贩之死,马上延烧为全国性抗议,可中国有过多少比小贩之死严重百倍的人权惨案?台湾的一个美丽岛镇压,马上激怒整个社会,社会用选票把美丽岛受难者的太太、律师顶起来,形成新的抗争集群。但中国有过多少次美丽岛镇压?所有威权国家对转型的抵抗,相比中国都太小儿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但的确不可复制,不可照搬。在别的国家管用的办法,到中国的确往往失灵。
广东江门市大批市民抗议政府兴建核原料加工厂
最典型的失灵,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失灵。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其推动转型的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中产阶级不行,哪个阶级行?工人阶级么?早在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整个解体了,成建制的工人阶级早就子虚乌有。农民阶级么?当代中国从来不存在完整的农民阶级,因为城市化尤其因为2.5亿农民工进城,农民阶级更无从谈起。农民工阶级么?原子化的农民工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么?大资本家早被权贵同化,中小资本家也在权力的宰制下支离破碎。
不独中产阶级无力,其实被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无力的,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是不靠谱的。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支撑,单单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抗,则更不靠谱,因为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比更不对等。
中国转型因此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如前所述,中国转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必须是空前的。惟有集结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转型战略,才谈得上大战略。如果中间社会缺位,所谓空前的力量、所谓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调动中间社会,因而是转型大战略应当致力的关键突破。

中间社会崛起

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许志永
许志永发起新公民运动
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这也正是"新公民运动"尤其是许志永获咎之由。因为,中间社会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扩大,给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巨大压力。反弹是必然的,"新公民运动"注定要遭遇劫难。
但我们不可因此沮丧。许志永们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们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没有价值。中间社会的坚决抗议就印证了他们的价值,也印证了新公民运动的力量。在相继抓捕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之后,有关当局最后朝许志永下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要将新公民运动一网打尽,杀一儆百。有关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并非没有根据,通常情况下,镇压是起作用的。但这次不能不让他们意外和失望。当镇压的钢鞭高高举起,民间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望风而逃,噤若寒蝉,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着钢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不。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义、爱,反而因为镇压像闪电一样传遍全国,镇压反而成了新公民运动的活广告,成了新公民运动的反向推手。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茅于轼等五人第一时间发起的联署抗议。尽管联署遭有关当局彻底封杀,所有网络通道都被掐断,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但仅仅一周时间,即已征集到两千多个公民的签名。这中间固然少不了王功权、王瑛等企业家,以及何方、郑渊洁等知识界名流,但占最大比例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却能在危难时站出来,这才是最感人的。他们中有厨师、酿酒师、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有医生、程序员、销售员,有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士司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有军人、警察、公务员,甚至有道人、僧人。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和本文开篇记录的任志强、王石等工商巨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应,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当此中间社会崛起之际、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之际受难,则更幸运,因为这时受难,能把受难者的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辐射整个社会。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志永们的一帧帧铁窗小影,都面带微笑。他们的心底是阳光的,他们的未来也是阳光的。可笑的只是有关当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呼啸而起的钢鞭再吓不住人了,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据2014年7月31日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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