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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6日星期六

叶匡政:抗争政治能使社会成长

网上看到一则新闻,8月11至12日,广东廉江市石城镇上县村,数百村民开轿车、钩机、货车,持木棍、镰刀等农具封锁交通,阻止政府强拆,欲与强拆队火拼,最终迫使政府暂时放弃强拆。村民商议决定,如有村民在抗强拆冲突中死亡,将获得50万元赔偿。上县村的这次抗争行为,暂时取得了胜利,村民们守住了自己的房屋与土地。
虽无官方统计,但近年这类有明显抗争意识的群体性事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包括工人罢工罢运、农民抗征抗拆、业主维权等各种情况。不过,像上县村这样,暂时政府暂时放弃的并不多。只是不知,过些日子是否会有反反覆覆。
如今各地平息事件的方式,大同小异,就是动用警察,抓捕领头闹事的民众。通向社会稳定的方式很多,如果只知用压制、管控手段,对待社会矛盾,虽暂时控制了局面,却难掩汹涌的民意。没有对矛盾的疏导和对利益的调整,这种只知堵、捂、打、压的做法,只会对社会肌体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事件有个共同点,就是民众通过公开的利益表达和社会抗争,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对自己的诉求做出理性裁决。然而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对这些类事件都实行了新闻封锁,导致民众只能通过网络流传相关的消息和图片,获知事态。因为没有公开而客观的新闻报导,反而使得各类负面消息频出,增加了其他民众对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在一个通讯和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这种做法无疑显得有些拙劣。
在现代化进程中,当民众的价值期望与相关利益集团出现矛盾时,希望自由地公开自己的利益诉求,唤起社会理性的关注与决断,本来就是现代社会实现治理一种方式。公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通过对自己的负责,来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
地方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热情,使得他们的诉求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得声张,民众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能感受到国家和社会机制在向一个好的方向转变。这既是民众制衡利益集团的方式,也会让利益集团逐步学会协商和妥协的组织习性。这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常态,只要制度安排得当,地方政府宽容对待,这类事件其实与社会及国家安全完全无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结构失衡和民众迷茫,使得当下各种社会力量,已呈现出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导致这种紧张对峙的原因很多,社会分配扭曲、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价值道德迷失、利益集团僵化、社会竞争失序、民众权利意识增强等,都会累积这类冲突的张力。但核心因素还是与行政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有关,因民众缺乏正常的表达与维权渠道,会使这种对峙变得越来越紧张,无法得以疏解与释放,最后只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如今的大陆政府,仍把这种社会力量的对峙单纯地看作维稳压力,只知道增强维稳和控制社会的力度,而不是通过谈判与疏导的方式,来减缓这种对峙的紧张度,这只会使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累积得越来越多,民众积怨也会更深。
民主社会与威权政治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会抗争看作一种合法而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刻板的边界,更不可能实现一夜骤变,而是一个民主形态不断递增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抗争政治对社会民主化的推动作用尤显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议会政治之外,社会达成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公民与政府及利益集团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抗争政治来调整的。社会民主化不可能通过政治动员来实现,更不能只依靠单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它真正需要触动是社会关系的变化。
如果把民众的社会抗争,看作社会转型的常态,它反而会会成为推动改革深入的动力,因为改革既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领域深入时,民众的维权和抗争,民众对权利和利益的诉求,无疑会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压力,成为政府打破僵化格局、推进改革的动力。这种社会抗争,能迫使地方政府消除行政懈怠,改变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局面,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对利益机制进行调整,加快建立各种制度保障机制。19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张力也呈紧张态势,社会冲突和示威活动很多,但因各国政府应对得当,这些社会冲突和抗争反而成为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社会抗争会使各种政治力量有对比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诞生出一个高能力的政府和一种高水平的协商机制,公共的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热情才能得到培养,以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抗争机制的反复作用和磨合,社会才能自然而然地步入民主化的轨道。如果对社会抗争不建立一种常态的制度认同,民众的积怨或因社会不平等引发的矛盾,便无法被化解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这样就会让社会总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长此以往,不仅会使社会公平失衡,更会导致民众群体的心理扭曲。
社会抗争不仅是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机制,更是公民达成对国家政治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抗争政治的常态化,会使得过去臣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逐渐被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所替代,公民的自主与自治意识会日趋成熟。这一过程,是个人重新理解自己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以国家为主体的意识,渐渐让位给公民主体。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决策,也会更多地顾及到民众的意志。
可以说,每一次社会抗争事件,都是社会朝向民主转型的一次努力。因为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下完全的,在此过程中,一旦公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国家认同,也就意味着民主化社会初具雏形了。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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