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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莫之许:演藝明星們為新意識形態買單

近期,演藝界可謂新聞不斷,寧財神、房祖名、柯震東先後因吸毒被拘,黃海波因為嫖娼被收容教育,最新,則是郭美美因為開設賭場被批捕,可謂是黃賭毒俱全,同時,這些明星大多享受了到CCTV認罪頻道出鏡的待遇,顯示出對明星違法行為的打壓,帶有相當的政治目的。有朋友戲稱,對明星如此之狠,一點不亞於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在筆者看來,此語雖口出於無心,卻可能無意中得之,對演藝明星的這一輪清掃,確實與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一樣,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意味。
中共作為革命政黨,在獲取政權後,並未立刻失去意識形態狂熱,整個前30年,在共產意識形態以及毛澤東個人意志的驅使下,對社會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運動,帶來了無數災難性的後果。在對前30年反思總結的基礎上,統治者轉變了執政思路,嘗試通過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來發展經濟,穩固政權,並在事實上拋棄了正統意識形態,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固然支持了執政者的新思路,同時也帶來了正統信仰的破滅。體制越來越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內容,填補信仰破滅的空白,作為繼續執政的基礎。
隨著市場化的開展,新的利益訴求不斷湧現,新興社會階層不斷壯大,給予體制越來越大的衝擊,從外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同時,市場化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成果,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從中獲得了最大份額,也越來越具有保守化的心態,這就從內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正如有關論者所指出的,如果說革命黨的基本任務是社會動員,那麼執政黨的目的就是維護已有的體制,讓社會在體制下正常運作。在此情形下,中共面臨著意識形態更新或者說觀念轉化的現實需求。
2001年,朱學勤先生一篇《簡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引來很多的關注,如《南方周末》也在2002年11月,推出相關討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這一議題的廣受關注,反映了執政者意識形態轉變的迫切性。不過,在朱學勤先生和《南方周末》等偏自由化的表達中,這一觀念轉化有其特定指向,即試圖將執政黨的觀念轉化更多地與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相聯繫,與進一步的改革相聯繫,期待更多的與市場經濟、法治社會乃至憲政民主相適應的內容。更為直白地說,是期待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轉變,錨定在所謂普世價值這一邊。相對於體制既有的意識形態內容和統治手段而言,這當然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
直觀而言,執政者既然選擇了市場化改革,且市場化改革離不開對外開放,離不開進一步的融入全球社會,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也在提出越來越強勁的利益和權利訴求,上述期待並非毫無寄託。三個代表理論和大力建設法治社會等口號的提出,似乎也表明執政者對此並非沒有意識。然而,在今天看來,這一期待並未實現,相反,針對普世價值的反擊正在展開,這表明,上述期待或許從一開始就是一廂情願。
在筆者的理解,上述期待的落空並非無因。首先,有限市場化改革從邊緣、增量起步,而逐漸擴大,換言之,有限市場化改革更多是體制出於存續考慮的應變之舉,體制從一開始就無意作出根本性的變化。其次,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所獲得的成果,給予體制的不是進一步改革的動力,而是延續既有體制的信心。而正如上面所講到的,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分享了有限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因此催生出了維持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的保守心態,對於根本性的改變持反對立場。
最後,有限市場化改革儘管帶來了相應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既有體制並未有根本性的改變,體制依舊維持著對政治領域的高度壟斷,壓制乃至全面凍結了社會參與的擴大,且通過抓大放小、事業體制市場化等方式,繼續維持著對於經濟核心資源和社會關鍵部門的直接控制。也因此,根本性的轉變對於體制而言,更多的是風險而不是機會,體制更傾向於對既有體制加以改進,而不是根本性轉變。具體到意識形態領域,體制所更願意採用的策略,也就不可能是朝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普世主義的根本性改變,而是試圖採用某種更親和於專政體制和既有意識形態內涵的新內容,既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白,同時能夠抵禦自由化的衝擊。
首先被選擇的,是愛國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即可以看作此一努力的一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得以確立。對外開放所帶來的交流增加,本身就會刺激民族認同,加之以官方的宣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迅速放大。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風行一時,一種粗鄙的民族主義也隨之開始流行,在此後十餘年中,隨著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擊事件、日本入常事件等,民族主義情緒也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宣洩,對於官方而言,民族主義情緒既是可資利用的資源,放之於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又是需要限制的對象,換言之,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但在實踐中卻是一柄雙刃劍,而需要加以謹慎運用。
近年來,隨著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社交平台等網絡應用的普及,自由化的或者普世價值的觀念傳播越來越迅猛,具有了越來越大的話語能量。對此,不欲作出根本性回應和改變體制越來越不能容忍,而必欲奪回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權。一方面,通過「七不講」的宣示,以及針對網絡大V的「清網行動」,採取了對於自由化話語的正面打壓,以遏止其勢頭。而在另一方面,官方也就越來越需要在民族主義之外,尋找到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以便與自由化話語加以抗衡。倫理議題的頻繁操作,從這一角度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釋。
相比民族主義這柄雙刃劍,倫理議題的運用對於體制更為得心應手。首先,倫理議題並不會帶來類似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動員,在剛性維穩體制的大背景下,更易於把控操作,其次,相對於權力體制,自由化話語以權利為基礎,強調私域自主和個人選擇,倫理議題的操作,則強化了政府對於公眾生活的強勢地位,對自由化話語形成了某種對沖和抵消,有利於體制掌控話語主導權,壓制自由化話語。最後,當下中國顯著的貧富懸殊,以及劇烈變動帶來的道德失範,使得部分民眾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倫理議題的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群體的焦慮,贏得其對於體制的好感乃至支持。也因此,倫理議題繼民族主義之後,也被納入到了新的體制意識形態之中,且越來越成為頻繁操作的主題。
倫理議題的日益主流化正在深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正面宣傳的展開,如今,在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宣傳標語。而從東莞掃黃到近期針對演藝明星的一系列高規格處置,則表明體制正不斷操作道德倫理議題,試圖以此佔據意識形態形態的設置和主導權。當然,民族主義議題也並不會就此退場,而依舊會不時展開,如最近針對變態辣椒的批判,就依舊採用了民族主義話語的內容。而只要還需要繼續對沖和壓制自由化話語,以民族、倫理、傳統為核心內容的新體制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相關的議題操作,就將一直進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演藝明星們因行為不檢而被高規格處置,其實是在為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推廣買單。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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