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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梁京: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体设计。在这方面,为专制唱赞歌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是一群搭便车者,借著为当权者造势捞个人名利,没有兴趣解决真问题。自由派中也有太多的人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这才是中国的悲哀。不少人相信,只有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后,面对实际问题才有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对自由的事业是不利的。

中国的革命派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腐败,革命还是搞不起来?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我的认识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腐败,没有自治空间,革命的道德资源不足。说到底,光靠民众不满,革命是搞不起来的,要有一批人甘愿牺牲自己。中共革命,得益于当时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可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和社会。对此,今天的反思很不够。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官僚政治和奴才哲学发达的国家,现在的技术条件对革命非常不利。

我认同革命派的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政治转型,确实需要一场政治革命。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我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提高政治对话的理性,对政治革命是有利而不是不利。这主要是信息传播太方便,大规模操纵民众很难。革命只能寄希望于民众觉醒,而不能寄希望于民众愚昧无知。

那么,当权者会与民间进行理性的政治对话吗?我认为在网络舆论环境的压力下,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事实上已经存在一场说理能力的竞争。当权者可以选择指鹿为马,选择强词夺理,但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下,当权者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因此,真正的考验是,中国精英,包括当权者,也包括反对派,说理的能力能不能与时俱进。

说实话,对这个考验,我的信心还真有些不足。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对话在中国就是发展不起来,会怎么样?我认为,如果理性的政治对话发展不起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社会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继续溃败下去,直到不可收拾。这正是孙立平最担心,也是多数人都不想看到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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