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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茨仁唯色:一个藏族女孩的汉化教育

 2014年08月18日

Yehteh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我和其他几个藏族学生成了北京大规模教育试验的首批小白鼠。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
一下车,就闻到路边摊传来的诱人香气。我看到一堆剥了皮的兔头,很吃惊。藏族有禁食兔肉的习俗,有关兔子(藏语叫ribong),我所有的记忆只是一路上见过它们在山间跑跳而过的样子。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
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
等到大了一些,我们才意识到,随着同化的过程,我们已经把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遗忘了。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中国政府对藏人反抗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我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怀疑,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我写我的故乡文化,也在这种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用来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表达。而我也始终意识到,这些我为了我的民族而写作的文章,到底还是用汉语写成的。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族诗人、记者及博客作者,她是《听说西藏:散文及实地报道文选》作者之一。本文由Violet S. Law译为英文。
——纽约时报中文版,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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