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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6日星期三

长平:沒有路線分歧的權力鬥爭

图为1976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


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周永康被中共中央紀委宣布調查一事,被稱作中國自「文革」以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這個說法並不符合事實。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以李鵬為代表的鎮壓派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溝通派之間,存在著更加激烈的權力鬥爭。
周永康事件無法與結束「文革」與鎮壓「六四」相提並論,因為前兩者的確包括了政治路線鬥爭,而這一次不過是以反腐之名進行的權力清洗。鄧小平以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圖景。而在處理「六四」事件時,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站在李鵬一邊,斷送了中國走向現代民主的機會。
如果說周永康代表著什麼政治路線的話,那就是擴大公安機關的權力,讓各級公安局長成為黨委常委,凌駕於原本在司法體系中居於上位的法院和檢察院,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維穩」活動。這種體系讓任何控告和上訪都面臨打壓,「黑監獄」遍布於國內,事實上保護了官員的腐敗行為。
但是,這種主張面臨著三個問題:第一,維穩體系是對胡錦濤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呼應,周永康是這個政治路線的執行者。第二,並沒有事實表明,法院和檢察院比公安機關更能維護司法獨立與公正判決。在包括對高智晟、劉曉波、王炳章、許志永、劉萍等異議人士的迫害中,法院和檢察院同樣扮演著打手的角色。第三,習近平不僅無意反思維穩體系,而且變本加厲,強化了對異議人士的打壓,以及對新聞媒體的管制。
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進行的「打黑」運動,得到周永康的肯定和支持。但是,薄熙來被支持者貼上的政治路線標籤,主要並非清除犯罪集團的「打黑」,而是以鐵腕打擊權貴,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這個標籤跟周永康沒有任何關係,反倒是習近平的支持者拿過來貼在了習近平身上。畢竟,這是對鐵血政治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權力鬥爭的確有引向開明政治的可能,例如中國「文革」後鄧小平掌權,台灣「解嚴」後李登輝當政。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更多的時候,它是加強極權專制的手段。無論是蘇聯革命方向之爭的托洛茨基案,還是希特勒清算納粹衝鋒隊的「長刀之夜」,或者是毛澤東處決巨貪劉青山、張子善,當時都得到人民的歡呼,結果都是殺雞儆猴,樹立強權。
中共喉舌媒體將權力傾軋包裝成反腐勝利,得到了大多國民的喝彩。但是,喝彩者中並非人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一些媒體人和法律學者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們假裝糊塗,希望通過歡呼換來說話的空間,在歡呼中夾雜進體制反思的呼籲。或者,儘管當局沒有任何改變周永康參與建立的維穩體系的意願,但他們仍然相信存在著這個可能。
這是中國媒體人和學者表達意見的慣常方式,它本身就證明歷史沒有任何演進。他們應該了解,「文革」後期,民間社會已經有了反思和抗爭,通過地下文學刊物、「四五」街頭運動等表達了對當時政治的厭惡和反對,才讓鄧小平一派有權力運作的空間。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更不用說,風起雲湧的社會反對運動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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