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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项小凯:發展式獨裁與獨裁的發展

图:蔣經國宣布解嚴。內部抗爭與外部影響,是台灣獨裁政權退讓的決定因素。

在國內,經常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一個政權,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那麼就可以從這種發展當中,獲得足夠的合法性。例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就曾經說過,「好人獨裁,比民主還好」。
某些國家,確實在獨裁時期,得到較快的經濟發展。這樣的例子,包括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等等。顯然,在這些國家,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不能說完全沒有聯繫。
在學術界,有一個「發展式獨裁」理論(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試圖解釋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現象。然而,該理論並非是一種純粹的實證研究,而是更進一步,試圖以經濟績效,來為獨裁政權的正當性辯護。上文所引述的茅先生的觀點,或多或少,可以歸於這類理論的應用。
其實,事情本來也不神秘。聯合國的相關報告早就指出,上文所述的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產生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採取了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通常面臨三大嚴重的發展瓶頸。其一,缺乏資金,難以提供先期必須的基礎設施與資本投入;其二,勞動技術水平過低,產品的附加價值無法提高;其三,受限於本國的市場總量與產業生態,無法快速形成規模性的產業經濟。
加工出口的模式,可以同時為以上三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通過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可有效解決資金與技術的瓶頸問題。而通過為海外發達市場,提供產品與零配件,可將國內的企業,接入到全球的經濟鏈條中,以解決初期的市場不足與產業斷鍊。
將國外的資本技術,與本土的勞動資源結合起來,不但可以積累資金,而且還可以實現管理與技術人才的培訓與儲備,為進一步孵化本國的產業生態,創造條件。如此反饋循環,該國也就可以實現持續的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
實際上,採用加工出口導向模式的國家,無論是上述的幾個歷史上的獨裁政權,還是其他民主國家,如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或是一些准民主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馬拉西亞以及泰國,均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增長。
而採取封閉發展方式的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印度,以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然也包括現在的北朝鮮,它們的經濟發展,都非常滯緩。值得一提,毛時代的中國發展程度,經常被過份誇大。實際上,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其人均生產力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甚至大幅低於同期的印度。據統計,1975年印度的農業人均年產值,為107美元;而中國的同期數字,僅為85美元。
作為更為明顯的例證,印度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逐漸採取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積極吸引外資,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迅速提升。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期,印度的人均GDP增長率為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如果說,獨裁政權與經濟發展,有什麼聯繫的話,那隻是因為,這些政權,恰好選擇了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這種發展模式,在實質上,與政權本身是獨裁還是民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經濟得以發展,國民物質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有利於政權基礎的穩定。但是,如果以此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則顯然是一種混淆。
所謂合法性,是指國民對政權認可的屬性。在專制獨裁的國家,政權絕無可能,有興趣詢問國民,是否真正認可這個政權的統治;而失去投票權利的國民,自然也沒有渠道,來表達自身對政權的真實意見。在這些國家,合法性本身就無從定義。無論經濟績效多麼輝煌,只要沒有通過實質的方式,例如選舉活動,來徵詢國民對政權的真實意見,那麼所謂的合法性,就永遠是一個偽概念。
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常被認為與民主制度天然親和,甚至不乏有人樂觀認為,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民主轉型。然而,發展式獨裁政權的出現,則直接挑戰這種樂觀判斷。更為接近真實的陳述是,這些政權,並不是為了經濟發展,而維持獨裁;而是為了獨裁統治,而適應發展。
在此,有必要對獨裁進行區分。像新加坡、韓國、台灣等這些國家,它們均處於美國民主陣營,獨裁者更容易受到來自民主國家的干涉,而國內的民主反對力量,也更容易從境外獲取反抗資源。因此,在獨裁政權持續的同時,均可觀察到民主反對勢力的成長。而在韓國與台灣等國,民主反對勢力,最終促成了民主化的實現。
但在中國與越南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類似的槓桿與鏈路機制。就目前的現象來說,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促成政治制度的轉變,而只是繼續為政權的鞏固與強化,提供資源。經濟促生轉型的樂觀預言,在這些國家已然落空。看來,政治問題,最終還是要政治解決。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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