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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日星期五

晴朗:人的素质和中国人的素质


近几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国旅游的人数大增,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国力提升的一个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但中国人的素质并没有随著国力的增强而提升,很多人把文化陋习带出国门,像病菌一样散播开去。

早前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上进食所引起的一场骂战,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和"欠抽",现在这一出戏已经是小儿科了,大陆游客在香港旺角闹市街头大小便,甚至在美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座位上大便。而大陆旅客在台湾争座位大打出手,在澳洲民航客机上也大打出手。别以为这只是些极端事例,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本土,像这样的事情到处司空见惯。

前几年就听说中国政府准备修订《护照法》,其中有一条款,凡是出国言行举止有辱国体的"丑陋的中国人",将被扣发护照或限制出境。不管这一法律最后能否成文订立,都印证出专制文化的因果关系,正如成龙那句话:"中国人是要管的"。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民,也有什么样的政府。专制政权不许有公民社会,也不讲公民教育,社会公德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提升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这在中共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

其实,当今中国有资格周游列国的人,除了公款旅游和腰缠万贯的富人,主要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素质尚且如此,何况连小康梦想都未曾实现的升斗小民!共产党的"国情论"不是说得很明白吗?中国穷,底子薄,人民素质低,还不适合民主选举。而民主选举就是公民训练的一种,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到不适合民主选举,那么,他们其他文明指标也必定低下。

当然也要承认,中国人出境随地便溺或者互相斗殴的发生频率并不是非常高,只能说那是一种戒不了的文化恶习。但有另一种陋习更为普遍,就是噪音喧嚣,最近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诟病的大妈"广场舞"就是一例。作家刘心武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特色的"喧嚣文化",他写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出国门,把这种喧嚣文化远播四方,他们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发出浩大声浪,造成噪音污染。"刘心武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之果,从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磐》,无一不作醒狮之吼;直到土改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大跃进时周扬、郭沫若合编的《红旗歌谣》;再到文革时的山摇地动的革命咆哮……刘心武总结道:"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刘心武虽然有点欲言又止,但也接近了问题的核心"联系到中共文件"七不讲"和习近平的"中国梦",在一个只崇尚集体价值的社会,个人价值是渺小,甚至是被遗忘、被排斥的,但当个人汇聚到集体中,他们的声音就高昂起来。中国人只要一"扎堆",他们发出的声音如果未达到一定的强力分贝,那就不叫直抒胸怀。

大陆游客之噪音侵略性是如此之强,无怪乎欧洲名胜诸如罗浮宫、巴黎圣母院之类,都为大陆游客新增了中文提示:"请勿高声喧哗",和中国政府制定的规章喜欢用"禁止XX"和"限制XX"的造句不同,人家的告示是劝谕式的,这正是文明素质的不同指标。

再来看看,中国虽然没有公民教育,却有密植式和强力灌输的"爱国教育",恰恰爱国主义正需要高音频的群体性齐声呐喊。要爱国就先要深恨这个国家假想的敌人,先不说低智反智的爱国愚民,只看几个穿著军装的超级爱国者张召忠少将、罗宁少将和戴旭大校,他们所用的语言不但高分贝,而且总是诅咒式和富于攻击性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并非什么个人意志,而集体的呐喊必须是高音频的咆哮。

由此可见,说到人的素质,这和中国人的素质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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