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苏晓康:野蛮的崛起

苏晓康
中國經濟二十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的發展,使它今天對外擴張爭奪資源。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問:您當年在《河殤》中提出中國應走向海洋文明,這與中國向西方開放,大力加強海空軍事力量,有無關聯?

蘇嘵康:這完全是兩碼事。《河殤》的主題是打破封閉。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上臺後,把中國搞成了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封閉社會。我們就在這個封閉的社會裡長大的,一直到文革以後,我都快三十歲了,還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所以《河殤》講的是二十幾年前中國人對外面世界、對國際社會、對文明的一種期盼和嚮往。事實上,當時中國的封閉我覺得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地理空間上的隔絕,但思想精神上的封閉更重要,是雙重的封閉。《河殤》所希望擁抱的藍色文明,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

在二十七年前的那個環境和時空裡,我們完全不能想像中國今天作為一個專制社會而崛起,會是什麼樣子?老實說,基本上它不能在文明上成為一個大國,成為一個像美國或像當年的蘇聯那樣的世界超級大國,今天的中國還到不了那個程度,因為它內部的問題非常嚴重,而且是一個在精神、新聞、文化等方面完全封閉的、禁錮的社會型態,比毛澤東時代還要禁錮,比如最近曝光的「七個不准講」,比八十年代還不如,甚至文革也沒有到那個程度,這是中國表面的光鮮掩蓋不住的,它內裡不過是一種野蠻。什麼「睡獅醒了」,分明是從一個叢林社會爬出來嘛。

問: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蘇嘵康: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也就是由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主持的經濟改革,如果沒有發生六四衝突,而照著趙紫陽的路子繼續往下走的話,中國就不必去搞後來的那一套,就是大開國門,把外資都放進來,給它們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提供廉價勞動力,趙紫陽是不會走這條路的,他會保護中國自身的利益,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起碼的思路嘛。可是六四屠殺後鄧小平選擇的戰略,就是要中國快一點經濟起飛,不顧一切。鄧當時說的意思就是: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把老百姓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記六四屠殺。

鄧小平的思路很清楚,他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問:您提到環境破壞與資源的消耗,後果會怎樣?

蘇嘵康:比如,以北京的霧霾為例,我在北京生活過二十多年,沒有過啊。上一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一到北京就測試空氣污染指標,中南海還指責他故意出中國政府的醜,現在呢?北京霧霾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也無法否認了。霧霾成了一項跨越政治、經濟、社會的綜合指標,它對中國人心理的打擊之大,怎麼估計都不過分,因為空氣是一種「最平等的資源」,它對誰都沒有特權。我覺得,自從北京霧霾成為一個事實,沒有人還敢堅持中國環境沒破壞了。都說中國富裕了,但是大批有錢人卻跑到紐約曼哈頓、洛杉磯來買房子,大概去巴黎的也不少。中國強大了,你們為什麼不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呢?因為中國的環境已經沒法生活了。

再以江西鄱陽湖為例。鄱陽湖在八十年代還是非常漂亮的一個湖泊,現在完全乾枯了。還有黃河,一年裡有二百多天斷流。經濟掠奪過度,山河破敗,都是不爭的事實,中國老百姓把杜甫悲歎家園破敗的千古名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稍改幾個字用來哀歎今天:「國在山河破,城汙草木枯」。從這裡就可以聽到人們淒涼的心境。然後還有土地污染,種出來的糧食吃了會有得癌症的嫌疑。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很恐怖,其後果,我們還無法估計。中國現在的癌症發病率是世界最高的,就是因為污染的問題。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中國完全可以走另一條無論如何都會比今天好的道路。

問: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重返亞洲,是否會造成更嚴重的摩擦?

蘇嘵康: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學上的問題。中國要在太平洋上崛起,去那裡爭奪資源,就會跟美國遭遇,比如中國跟越南在南海因為石油和天然氣的爭奪,美國支持那些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小國與中國講道理。這時中國需要在地緣政治上做一個選擇。怎麼辦?它重新去和俄羅斯聯手。這是我要講的重點。這裡插一句,人們也在問:中國為什麼不敢「朝北方崛起」呢?北方的西伯利亞有極為豐厚的自然資源呀,但是中國不敢,它怕死了俄羅斯。

中國要和俄羅斯聯手,這非常有意思。我們這代人都很清楚,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就選擇了和蘇聯聯手,依附于蘇聯這個超級大國,跟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抗衡,這條路線,讓中國老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毛澤東跟蘇聯要軍事工業化,要原子彈技術,是用中國農民的糧食去交換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政府強行從農民嘴裡奪糧送到蘇聯去。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啊!這就是中蘇聯合抗美的後果。所以,今天的中共如果重新走上當年毛澤東的路,我們不知道前途是什麼,未來會如何?總之,俄國從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真正的禍害和威脅,而不是美國。

二十五年前製作《河殤》時,確實是想提出一個比較開放的思路,而不是往外擴張,這個開放是從兩個層次,即從地理上,也從精神上,文化上,向國際社會、向先進文明開放。但中國後來走了經濟開放,但精神上更加禁錮,這樣一種封閉狀況下如果對外發動戰爭,國內是會發生內戰的,現在的維穩費高出軍費,因為每個縣城都需武警把守,每年的群體事件數十萬起,可以說是「烽火四起,八方冒煙」,有人乾脆稱之為「第四次國內戰爭」。這種形勢,中共敢在國際上開戰嗎?對這個問題,大家都在看他們一意孤行,等著崩潰。

問:您覺得這種危機局勢還可能挽回嗎?

蘇嘵康:如果要挽回,首先今天的執政集團從政治上,要有思路的改變。可是,我們到今天看到的,他們現在所做的,是把崩潰的時間盡可能地往後推,而不是採取補救的辦法。推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一直推到總爆發。前幾年中國有一句話,叫著「擊鼓傳花」,不知道傳到誰手裡會爆炸,這種情形現在更嚴重了。

我最近也經常和朋友談,現在國際社會面臨著一個非常荒誕的弔詭,要麼是中國在經濟上發生無預警性的崩潰,有人在說中國的樓市要崩了、中國的金融要崩了、股市要崩了,可是誰都不知道何時會崩。但按照常識判斷早就該崩了,可就是一直不崩,它變成了一個不可預估的崩潰;另一方面,西方也不願意中國崩潰,因為這種崩潰也可能引起整個國際社會的崩潰,華爾街的崩潰就和中國有關。這就是人類面臨的弔詭,影響整個人類文明。

(按:此文係作者根據法廣的訪問稿整理而成)
——开放杂志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