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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陈翰圣:比“砍人头”更坏——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


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2014年7月4日)

——原则《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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