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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茉莉:母亲的嫁妆

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我的母亲还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她的父亲把她嫁给我的父亲,是怎样害苦了她的一生。

母亲去世之后,我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哀伤与抑郁之中。往日散落在记忆角落里的父母的故事,他们那被无声的痛苦碾过的心灵,他们命运中的孤独、恐惧、焦虑和尊严,以往我曾习焉不察,此刻全都涌上心头。我没有挽歌,我只是在时光的缝隙中搜寻,拾起那些被遗忘的碎片,体察并审视父母一代的苦难之谜。


                     (1970年茉莉在湖南乡下务农)


人要等到不年轻了,才发现自己当下的生存状况,是如何植根于青春期经历和家族的沧桑背景。从这一点看,我长久的流亡生涯根源于家族的悲剧,虽然时光将那些悲剧无声地覆盖,死亡更是将生命一笔简化。此时的我,只想要静静书写父母那挫败的人生,书写红色宏大叙事之外活生生的个人家族痛史,因为只有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会有成熟的心智,看到"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



◎ 穿白衣黑裙的女生嫁到莫家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湖南的地主家庭,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他们因为政治恐惧,对自己和家族的历史三缄其口。文革期间,年少的我跟随父母下放回老家邵东县牛马司小水冲,在山间田野里插秧打禾,辛劳滚爬,这时才有机会认识父母家族的过去。

那年冬日农闲的时候,我去山里耙枞树叶,眺望山那边一片广阔的田园,乡下人称之为"西阳江"的地方,我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娘家,当年那一大片田庄曾是我杨家外公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从田园中的那个杨家院子,嫁到小水冲的莫家来的。

根据我老实巴交种田一生的伯父回忆,他曾看见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姐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装,走过那道山梁,去城里读爱莲师范。我想,我伯父那时对上学的女生一定是羡慕不已。因为我们莫家的家底薄,只能允许我父亲一个孩子继续攻读学业,我的伯父都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以给我父亲提供求学之资。我常常想象当年伯父挑着米萝送我父亲去县城求学的情景,为他感到不平而又心怀感激,

作为莫家唯一指望的读书种子,我父亲不辜负众人的期望。他刻苦努力,在长沙读高中时就数理化成绩拔尖,曾一连考上三个大学。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开放了,我父亲才告诉我,说他高中时的数学教师曾在长沙师范教过毛泽东,那老师告诉他毛泽东的数学成绩劣等打零分。虽然是地位卑微的中学教师,当时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很有一点智力上的优越感,对那位曾主宰我们命运的共产党领袖充满了蔑视。

1947年,父亲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


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我的书生父亲是会有出息的,所以山那边较为富裕的杨家愿意把二女儿许配给这位莫家才子。正是抗日时期,父亲选择就读于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那是国民党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学校。但我年轻的父亲更看重的是,那个学校每年提供学生两套冬夏制服,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其后我母亲也跟着去了重庆读书。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中央政大也迁往南京。1947年,父亲在台湾实习后毕业,然后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任实习科员。我的父母结了婚,于1948年生下我的大哥。


◎ 两亩好田嫁妆带来的厄运


按照时下婚姻经济学之观点来看,我父母的婚姻在当时还是满般配的。当今中国一些女性婚嫁,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而在七十年前土地私有制的中国,人们看重的是田产。据我从母亲晚年电话闲聊中获得的资料,当年我杨家外公在西洋江有田地五、六十亩,算得上中等的地主,而我莫家爷爷才有田地十几亩,只能算是薄有家产。但我父亲仪表堂堂,学业出众,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绩优股。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那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不在我的前辈乡绅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母亲当年带来的嫁妆,有一套优质的红木家具,一张女子师范毕业的文凭,还有两亩好田。我下乡回原籍时,住在莫家在遭遇土改横祸之后余下的一间旧瓦房里。那蛛网灰尘中,还残留几件母亲陪嫁的红木家具。家具上那做工精细的中国传统镂雕花卉,令我想象昔日婚事之隆重。

虽然是莫家的第三位儿媳,但我母亲因为带给莫家两亩好田,一过门便获得其他儿媳没有的优越地位。那时莫家一大家人,大都一日三餐吃杂粮,只有三个人可以吃上白米饭:爷爷、奶奶和我母亲。我母亲从不下田劳作,她有师范毕业的学历,婚后就在莫家附近的小学当上教师。

很多年后我这位孙女儿惊讶于莫家这个地主之家生活之寒酸。除了我的父母两位读书人不要下田之外,我的爷爷和伯父们都是终年打赤脚辛苦耕作的,只有农忙时才雇请一下短工。有一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实习的父亲拿他的工资买回一双女性胶鞋。这双很稀罕的胶鞋便由我奶奶保管,全家女眷谁要在雨天出门,都得由我奶奶批准穿一下胶鞋。

那么,这样勤劳节俭的小门小户,怎么就给划上"地主"成份了呢?当年每次填写家庭履历,年轻的我都要万分羞愧地填写爷爷是地主这一栏。"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曾使我喘不过气来,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一个问题:我们那克勤克俭的莫家剥削了谁呢?

据说当年我的家乡小水冲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如果按照1950年湖南土改的标准,每人田地超过三亩的才给划成地主,那么整个小水冲找不出一个地主来。为了土改事业的胜利,以十几亩田地养活一大家子的莫家就充数成了地主。我母亲带给莫家才三年的两亩好田,此刻变成莫家的负资产,导致莫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成份。

时势以我的乡绅祖辈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变化了。我当知青时,曾被生产队派到远在山那边的西洋江的一块田里去插秧。很多年后我才幡然悟出:那就是我母亲陪嫁过来的两亩好田。我的少年时代是"红太阳"照耀的时期,我在乡下常常是满身泥巴,破衣补丁,不但没有穿过母亲少女时代穿的白衣黑裙,还经受了失学、饥饿与政治歧视等更深重的苦难。


 ◎ 残酷土改后两家破败凋零


很多年以后,我才读到中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写给毛泽东劝阻土改的一封信。董时进说:"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当董时进看到土改浩劫无法阻止时,痛心疾首地说:"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

一家一族的历史都是时代洪流之水珠,我父母家族的篇章也泣血带泪。覆巢之下无完卵,我母亲的娘家最先在时代漩涡中覆灭。

杨家外公因为有不少田产,又当过当地的乡长,自知会成为土改批斗的对象,于是隐名埋姓逃亡到东北一家工厂,于1951年病逝于东北。母亲曾偷偷对我说,外公总算逃脱了土改斗地主的严刑拷打。我的大姨父因为曾在重庆为国民政府做情报工作,镇反时被枪毙,大姨带着孩子流落他乡。小舅在武汉读中学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参加志愿军援朝。作为共军的连部文书,他目睹战争之残酷,在成为战俘后自愿去了台湾。据说小舅在台湾求学创业还算成功,但因为思乡心切而酗酒沉沦,最后失踪。

等到我于1969年站在家乡山坡上眺望昔日杨家田园时,母亲娘家的亲人已经荡然无存。少年的我曾挑着谷子,走过我外公建造的杨家院子,听见鸡鸣狗叫,孩童笑语。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而已。

而莫家却熬过了土改的残酷斗争,苟延残喘下来。父亲那时在县城中学教书,每月都拿工资救济家乡父兄,伯伯们在农村公社辛苦出工。日子本来还能过,但到了1960年大饥荒时期就面临绝境了。父亲每月的工资只能买几个南瓜,让我大哥挑回老家给乡下亲人充饥。有一次我父亲在城里买了一碗面条,自己一口都不吃,用搪瓷杯装着送到乡下给我病重的爷爷吃。但我的爷爷还是挺不住,因饥饿加疾病而死。只有伯父和伯母靠着一点南瓜汤,带着严重的水肿病活下来了。


 ◎ 我将怎样改写父母的命运?


在财产、自由均被剥夺,人陷入暴政镇压和大饥荒的生存窘境,我父母亲那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就像那一套过时的旧嫁妆家具,蒙上了冰冷的灰尘。在母亲去世后,我曾向一位瑞典女友哭诉,说我在记忆中努力搜索自己童年享受母爱的镜头,但实在是太少了。我母亲甚至没记下我出生的具体日期和时辰,我只好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月份选择某一天作为生日。。

我的瑞典女友分析说,那个时代中国没有避孕措施,你母亲被迫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生下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已经筋疲力尽了,加上共产党折磨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她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去疼惜自己的孩子。而离婚,对当时有多个孩子的中国女人是难以想象的。我豁然开悟,对逝去的母亲充满了迟来的怜悯和同情。

其实我父母亲的婚姻更与中国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还在旧政府做过实习职员,他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能低头做人。我母亲也曾在读师范时加入过三青团,在反右时被"插白旗",虽然同是"黑五类",但比较起来,我的父亲还要更黑几分。此外,由于我父亲是中国式典型的孝顺儿子,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都用来资助莫家乡下的亲人,这也使我母亲很为不满。他们因此曾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以致母亲晚年还在怨恨这桩婚姻。

前不久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羡慕莱辛能用机智的文笔,为她那在真实生活中饱受磨难的父母亲编织出一番如意人生。在虚构的故事中,她让父亲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农场主,并送给他一个温暖又慈爱的妻子,使他在太平富庶中长寿终老。莱辛也让其母在她笔下做她想做的护士长,职场顺遂并觅得金龟婿,即使成为寡妇也还为社会开创了一番事业。

然而,当我在梳理不堪回首的家庭历史时,却不可回避地要面对一个疯狂的政治体制。莱辛只要让她笔下年轻的父母留在英国家乡,不去英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那就一切好办,因为当时的英国允许她父母有实现自我愿望的可能。而我在为父母编织他们未曾有过的幸福生活时,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硬拉出五、六十年代可怕的政治中国。

如果我有莱辛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我将首先改写一段中国历史。例如,国民党在抗日胜利后声望如日中天时即开始土地改革,像他们后来在台湾所做的一样,对地主实行和平续买政策。一旦国民政府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那么,打着为农民"分田地"幌子、实则抢劫剥夺私有土地的共产党便没有机会夺取政权。

在想象里的中国,我那刻苦求学的父亲将在他的政治地理专业上有所作为,他的家庭也能保住小小田产,不必让他一个人承担经济重负,以免我母亲有太多的怨言。当然,我必须让我那一直没有感情的父母亲在我笔下离婚,因为我父亲需要的是一个贤惠体贴的妻子,而我母亲应该获得一位为她所爱的如意郎君。

我的母亲在去世之前还担心中共的惩罚,因此不让我回国探亲,她的心理上有着政治迫害留下的浓重阴影。如果人可以重构历史,我要打开他们生活阴晦的窗帘,让阳光透进他们的人生,使他们能够自由呼吸。

二十年没能回国的我只能在心理上寻根,依靠自己的记忆与想象,去深入我父母等卑微者的生活空间,抚摸他们的痛苦与梦想。当然,个人家族史的宿命无法改变,但人不应该失去缅怀与遐想、追索与重新选择的能力。正是从父母家族的命运中,我对自由、民主、正义、尊严等等概念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托克维尔在谈到历史与传统时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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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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