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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封從德: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

【25年來,對八九學運的反思中,學生撤離廣場是議論很多的一個焦點。封從德曾是廣場的副總指揮,和柴玲一起,參與學運全過程。本文提出有關撤離廣場的若干重要人事見證,反駁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見,指出知識分子介入的責任。

「六四」屠城後25年來,「廣場學生為何沒能提前撤離」一直廣受質疑,而眾說紛紜。不少人抱怨學生不聽知識分子的話,否則六四悲劇可以避免。你若讀完本文,相信會發現許多人在扭曲真相,責任不全在學生。近期傳出幾則黨媒訊息,亦觸及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當詫異。這些訊息包括「多維」和「亞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慶東言論及江迅對張思之新書的報導。本文先探求歷史的真相,再評估這些訊息的價值。限於篇幅,資料出處多略去,讀者可網搜「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或參看拙著《六四日記》。
我參與八九學運的簡單經歷
我參與了八九學運組織的全過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個:第一個學運組織北大自治會的歷屆常委,北京市高聯主席,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廣播站創建人,絕食團指揮部、臨時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歷屆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撤離廣場。但我捲入學運卻很偶然:當時我正趕做有關衛星圖像識別的碩士論文,六月份答辯後就要去美國留學;然而,415日胡耀邦去世成為運動起點的當天,我在北京大學遙感所的電腦硬盤正好壞了,這才有時間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報,我的命運也由此改變。此番際遇令我感恩,亦賦予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整理六四檔案二十餘年,對上述問題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蒙《開放雜誌》不棄,整理出來就教於大家。(按:開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評論。)
戒嚴後撤退廣場是問題的焦點
八九民運長達兩月。513日三千餘人絕食一週;20日北京戒嚴,兩週未能實施;六三至六四夜間二十萬野戰軍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傷者上萬(按:張萬舒報導中國紅十字會的死亡人數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殺。如今討論「六四前為何沒能見好就收?」主要是指為何戒嚴後沒撤,尤其對作為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苛責,都是指戒嚴後。
以前有些人批評學運是倒過來的,他們反倒認為戒嚴後應該見壞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蓋自己戒嚴後的類似作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們倒是最起勁批判柴玲的人,同時小心翼翼地收起他們過去的說法。關於八九學運的檢討,二十多年已經很多,我也發表過不少意見,但今天看來有些問題還有澄清的必要。
戒嚴後廣場上的組織狀況
天安門廣場的進退,外界常聚焦個人的責任,但真能決定「撤與否」的卻是「組織」,我認為當時按影響力而言,應是這幾個組織最大:廣場議會、北高聯、廣場指揮部、首聯及社經所群體。但絕食這一招對整體學運的影響之大,沒人預見到。一旦發起,效果那樣驚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觀形勢,這些組織對混亂的廣場的撤退與否,已沒有決定性的權力和影響。
發起絕食是否有體制內高層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確定,但很可能幾位發起人誤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學生大鬧,鬧得越大越好」,頭天晚上他們甚至還去過趙紫陽心腹田紀雲副總理的辦公室。如果確有中共高層介入,運動組織自然很難收放自如。更何況絕食的發起,拋開了當時的學運組織(如北高聯及北大清華的自治會等),廣場上的組織自然分裂成好幾塊,相互抵消,一盤散沙,就更難有所作為。但具體來看,戒嚴後這幾個團體還是發揮過各自的作用。
廣場議會也稱「各校代表大會」、「營地聯席會議」,最受外界忽視卻最具權威。它由各校代表組成,絕食後幾乎每天開會。廣場上的高校代表,從北京四十幾所很快擴展為全國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來越多且常流動。廣場議會的決議常波動,但總體上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廣場議會經五小時辯論,288票中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頭表決,全體大會直接民主,最後裁決撤離廣場。
戒嚴前後數日,北高聯主導廣場,較傾向於撤,但終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廣場議會48票中32票主撤,佔67%。但次日晚,高聯即被廣場議會逐出廣場回校整頓,移交兩天指揮權給臨時指揮部,後因首聯介入,未能再回廣場。
廣場指揮部自然更直接掌握運動方向,它由絕食團及臨時指揮部脫胎而來,其成立得到首聯助推。五二三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告成立,然後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從其全稱也能看出:當時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維憲」即維護中共憲法;傾向於堅守,所以要「保衛天安門廣場」。
首聯及社經所主張不撤離廣場
知識分子主導的「首聯」由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群體推動而成。該所核心是陳子明、王軍濤,首聯全稱即由陳命名。因稱「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發起人)等人聯絡其它組織的骨幹參與會議。據最近報導,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在其新書《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稱「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王軍濤訪談正好印證此說:「王丹說他聽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須承擔責任」,並以此說明自己確是「黑手」19946月《開放》六四專題26頁)。但後來王軍濤否認為王丹發起絕食承擔責任。
與外界印象相反,首聯傾向堅守廣場,「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陳小雅語)。有如下重要事實
一、逐出北高聯,助推指揮部。五二三成立當晚,首聯王軍濤、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傾向撤的高聯回廣場。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會上,王丹宣讀首聯聲明〈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其中盡是「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堅持就是勝利!」一類言辭。
    三、王軍濤起草的大會誓詞:「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四、五二五王丹憂慮廣場疲態,趕回北大呼籲組隊去廣場輪流值班、「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
    五、五二六首聯決議:堅持到六二〇人大開會。包遵信回憶,會上多數人支持堅持到六二〇,「並確定由甘陽起草一分聲明」,即五二七《十點聲明》原稿。
    六、該聲明在五二七開會前王軍濤等人都看過,要「至少堅持到六二〇人大會議召開」,但因指揮部的介入,才改為建議五三〇撤離。
這些史實後來被一些當事人扭曲,以至南轅北轍:「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回憶《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顯然背離史實。《王丹回憶錄》也類似,「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之類標題和句子隨處可見;就連五二五呼籲打持久戰堅守廣場,也解讀為「是需要考慮學生是否撤出廣場問題的時候了」;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〇撤出廣場,然後才由甘陽起草聲明;這是直接篡亂歷史。
指揮部的撤離計劃未能實施
廣場指揮部總體傾向堅守廣場,但並非沒有撤離計劃。五二六楊濤代表北大和高聯,來指揮部商討「空校計劃」(廣場同學各回家鄉﹐只留少許人和旗幟),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認同。我還補充了實施細節:每週日到就近市中心廣場聚集﹐這樣學運組織可維繫,壓力不減反增:一個廣場化作百十個廣場﹐總不能每個城市都派二十萬軍隊吧?(想一想,茉莉花革命也就這樣吧。
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施,關鍵就卡在首聯。五二七首聯會上,總指揮柴玲明確提議空校計劃。但因首聯本意是至少堅持到六二〇,劉曉波、邵江回憶說,王丹和吾爾開希當即反對說「空不了」。此前指揮部裡李錄也強烈反對,因此我並未奢望它在首聯通過。
這時,我就開始反對六二〇方案,理由是財政不支,很難堅持下去。大家這才同意改為五三〇撤離廣場。首聯這些人本以為原稿鐵定通過,會前已直接拿去當決議印刷,會後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〇撤的新版。因此當時印了兩個版本,以至於李錄、陳小雅和包遵信書中用的都還是甘陽原稿。由此也可見首聯本來根本不想撤。這就是五三〇撤離計劃的由來。
這個撤離計劃也未能實施,許多人認為關鍵卡在李錄,及柴玲變卦,卻忽略了組織的作用。香港幾家報紙報導了28日凌晨的衝突:指揮部五常委會議「四人希望撤離廣場」,遭外高聯同學猛烈衝擊,要接管廣播站。最後五二八晚廣場議會議決回歸六二〇方案,此前已有首聯和北高聯的類似新決議。至此,指揮部的兩個撤離計劃均未能實施。
李錄、王丹、何維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憶,說她五二七首聯會後告訴李錄要撤,被李錄罵得七竅生煙,感覺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對大家說五三〇撤離建議還得經廣場議會,同時則想離開廣場出去發動兵變。於是做了個錄像,用自己的口說別人的話,可能成為她一生的夢魘。柴書中說,那個「別人」就是李錄,堅守廣場就是要期待流血,這話是李錄說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饒:自己若不認同,何苦錄像說出?「六四」後柴玲因此成活靶,飽受批評,被各方祭為替罪羊。有些關鍵問題,其回憶錄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塗。譬如出去發動兵變的想法從何而來?去找軍頭的中間人是誰?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訴她「堅持到早上六點,趙紫陽的軍隊會嘩變」並影響了她的判斷,這又究竟何人?隨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將此事挪到五二八,費了心思。
李錄當時相當於廣場議長,用民主程序來質疑五三〇撤離計劃,堅持只有廣場議會的決議才有效。後來眾人指責李錄,卻迴避這個令其尷尬的民主程序,或僅以代表的流動性來質疑廣場議會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錄確實從未認同過任何撤離方案,有人指責他自私,因為他作為外地學生,學生撤回北京校園就沒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說他是廊坊警官學校培訓的特工,以此解釋為何當時和之後他都那麼神通廣大(流亡海外的通緝學生中唯一能公開回國投資做生意的),李錄回憶說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並取得其信任,卻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後來李錄確實是通過柴玲才在廣場上立足,他給柴玲出主意成立絕食團指揮部,而加入的條件是面臨鎮壓時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幾位絕食團領導人出局。柴玲做總指揮也確實依靠李錄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錄的咒罵才令她如此難受,以致要辭職。不久李錄決意取代柴玲做總指揮,六二徵求我的意見,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並非外界以為的那麼大,首聯實際掌控在王軍濤等人手中,張思之所言不虛。本來王軍濤等人推王丹做總指揮,未成;又推他做廣場議長,也未成。張先生為王軍濤鳴冤,稱「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又稱王軍濤陳子明都是「保皇黨」。眼看無法掌控廣場,首聯和社經所群體就自己退場,五月底退到郊區,「六四」時基本上都不在廣場。他們退場時,神秘的何維凌出現了。
何維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學與鄧樸方同班同屋,還助其打理康華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許還有楊冠三,要求轉告首聯王軍濤等,鄧小平和楊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學生撤離,軍隊進城,開聯歡會,皆大歡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聯想兩天前鮑彤被捕,認為是李鵬不想見到廣場撤離。但何的上級陳一諮卻認為是李鵬要整趙紫陽「裡通外國」的罪證,抓捕何查他與中情局的關係。何死得蹊蹺,九一年與小女友車禍死於墨西哥沙漠,據說酷似張宏堡車禍。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開控訴親友侵吞其巨額資產,披露就在何車禍當天,正辦理移民美國的兩個子女也遭綁票,那麼,這起車禍會不會只是謀財害命?一切皆在迷霧中。
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多維」和「亞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風,試探「六四」話題的反應?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為何要藉張思之的口,稱王軍濤是「保皇黨」在執行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為何又藉此指責王丹的「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習近平會不會將孔慶東等人樹為八九學運領袖,再以高額撫恤封口,一箭雙雕分裂民運與天安門母親群體?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處理組織「六四公祭」的陳衛、于世文等人。
多維辦公室目前在北京,孔慶東通過多維攻擊我,令我感到榮幸。而戴晴還在一如既往地編故事。僅舉一例:比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中「封從德說」的內容,和拙著《六四日記》465頁和註320,就可清楚看見,戴晴抄了拙著幾段話,掐頭去尾,將其中的「他說」、「××說」、「據×××回憶」等白紙黑字全部剪掉,就變成「封從德說」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編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湊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證明是她1992年以後亂抄而且編錯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轟動一時的《天安門文件》抄進去,連錯處都一模一樣,由此我才識破《天安門文件》是贗品。這還真得感謝戴晴編的故事。
「六四」屠殺硝煙未散,記憶的戰爭已悄然開始。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種形態——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場。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結構性暴力中,滲透、分裂和排斥對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滲透,以偽裝來占據反對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邊緣化真正的異己。由於資源和信息極不對稱,中共在實體社會佔盡優勢,通過滲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佔據「六四」真相話語權的中心位置,而邊緣化中共不喜歡的人。看看張思之的見證,比對一些人對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綽綽看到官家的蛛絲馬跡?
不過,專制還是遇到了天敵:互聯網將中共打回冷兵器時代。網絡空間的灰色地帶,不可能被完全封殺,網上論戰就像冷兵器那樣一對一,五毛與網民相比,人數必處劣勢,因此終將輸掉這場網絡戰爭。「六四」屠殺已經25年,謊言仍在繼續。而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民國一〇三年夏至寫於舊金山)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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