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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6日星期日

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徐瑾)【附谁是杨小凯:曾是离诺奖最近的华人】

图:杨小凯



作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世间已无杨小凯,一转眼,他离开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而国人对于杨小凯的评价仍旧两极,有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思想者,堪称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数学比较好的经济学家,思维也难脱中国传统窠臼。即使他是否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虚拟问题,今天也还是行内行外的热闹论战。
7月5日,复旦韦森教授尽力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想来也是报答知己,最终成行也有赖上海发展基金会以及企业家王维嘉所在的中国企业研究所的支持。杨小凯遗孀吴小娟出席,黄有光、林毅夫、张曙光、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全程倾力参加,张五常更是远程视频发言,从杨小凯到斯密,从经济学本土化到中国下一步,思想火花与论辩热闹并存。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者朱学勤,他作为唯一的非经济学家应邀发言,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宛然就是一篇散文。他与小凯97年相识波士顿,相比别人并不算早,彼时杨已成名,此后可谓终身挚友,朱老师也完成几件杨小凯身后交代。
对"60后"之前的人聊起,他们多数知道杨曦光这个名字,他往往被视为一个时代烙印,蕴含很多情感含量;对于我这一个"八五后",进入大学接触经济学不久,杨小凯已经逝世,素无见面机缘,但关于杨小凯的记忆与印象却不断累积趋于鲜明,在和不同人等交流之中逐渐浮现成型:这是一个纯真而高贵的灵魂,思想上深刻犀利,生活中却温和理性,有位台湾学生说他很平易近人,甚至到"怎么可以这样平易近人"的地步。
我参加了追思会,见证一众悼念之中,也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于杨小凯而言,他无疑是学术与思想具备,但作为思想者的杨小凯与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孰轻孰重?如果没有一众经济学家的追忆,作为思想者杨小凯价值是否一样?
先说学术,如何评价杨小凯学术仍旧存在争议。杨小凯以他自己开创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内生化分工问题,在问题意识与数学框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体系已经被不同的学者援引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黄有光语),其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杨小凯去世之后,他所开创的这一条研究进路似乎失去了动力,后续成果、尤其是重量级研究成果不多见。原因何在?
首先,虽然杨小凯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但大体而言是补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经济学。很多概念如交易成本、专业化、分工、契约等等早已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建设模块,杨小凯理论有利于澄清这些建设模块的细节,但并没有提供崭新的模块。
其次,杨小凯以学术界能够接受的语言,即全局均衡方法论,展开自己的研究,对他的理论的高接受度很有帮助,但这一研究范式也有成本。为了得出数学解,杨小凯模型不得不以十分简化的假设作为起点,这些假设虽然是现实的,但却是过分简化的。当他雄心勃勃地企图以此来打造融宏微观为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时候, 过分简化的假设、全局均衡范式与复杂现实之间呈现出很难调解的矛盾。新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性的分析建立在过分局促的基础之上(例如"不可分性"),也很难展现很好的预言能力。
即使杨小凯的合作者之一黄有光(多年以来,他的爽朗大笑仍旧给人带来不少快乐),他对杨小凯的框架也不完全认同,调侃自己是杨小凯的反对派领袖。实际上,这不仅是杨小凯理论的问题,而是现代经济学的普遍性问题。2008年之后,更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微观互动怎样产生宏观波动,经济学需要更加现实的理论体系,传统上以代表性行为人最大化范式的简单分析存在力有未逮之处,金融、资本市场也以更大的分量加入到图景中。这需要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洞察力,而难点在于将这种洞察力数学化。
说完学术,回头来看思想,这与杨小凯的成长经历难以分割。从激进造反到十年牢狱,从自我教育到海外求学,从宪政研究到皈依教会,对于杨小凯而言,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合二为一。少年杨曦光发表完《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之后坐牢十年,他在狱中自学的经历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是,这一经历甚至在出狱之后仍旧困扰着他,调动就学都曾经历各种波折,如果不是胡耀邦、刘道玉、邹至庄等人,杨小凯的人生之路恐怕更难。一个中国人能经历的时代磨难和心路历程,杨小凯不仅都走了一遍 ,更早出同辈人半拍一步。
杨小凯无疑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思想者,他关于宪政转型、晚清经济、社会关怀等思考至今具有洞察力。如果没有思想家的杨小凯,公众对于其的情感连接恐难以如此深厚,而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杨小凯,思想者杨小凯的地位肯定大打折扣。但是为了获得这一经济学家身份,即使天赋如杨小凯,也付出不菲。根据朱学勤教授记忆,杨小凯在八十年代初期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专业身份发言。只是这一去,注定其路修远。而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当时写信说自己在普林斯顿读书比坐牢还苦。经历了苦读毕业、四处求职、论文发表、终身教职等惯常学术路径之后,杨小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可,在公共视野之中也更多关注中国问题或者思想问题,97年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受朱学勤之邀写《中国经济百年史》。可惜不足十年,杨小凯在2004就离开世界,五十六岁的年龄,可谓英年早逝。
直到追思会上,张五常还是如同十年前一样欣赏杨小凯,同时仍旧为杨小凯惋惜,"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同时也觉得他明明拥有重要思想,却高举数学,因此"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对于张五常的评价,杨小凯生前评价张五常的话堪作回应,"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
值得一提的是,黄有光教授在追思会上强调,杨小凯的数学运用得当,其实并不如同大家想象那样难,我个人比较赞同黄有光。杨小凯的人生或许无不遗憾,但他已经在凭个人奋斗与出众才华,在约束条件内做到最优化,兼顾兼顾学术与思想,呼应主流的同时也关怀中国。
至于杨小凯高举数学甚至学术之路,其实更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路径依赖。无论在张五常或者杨小凯,如果出生美国,他们获得诺奖概率都会大增,而恰恰因为他们在孤悬海外只身奋斗,往往不得不适应环境,发挥肯定受限。杨小凯比起张五常而言,局促更多,难以完全发挥比较优势,这是遗憾,也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在归化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
社会变迁最终是理念推动,而理念往往来自思想。中国社会仍旧在历史三峡中进行,国人往往对于思想仍旧寄托变革渴望,因此也容易混淆学术和思想,甚至学者亦是。思想可以天马行空,关照现实,而学术往往要求严谨守成,涓滴进步。一流的思想、学术(甚至观点)自然都很不错,二者并无绝对高下之分。思想因为门槛不高而龙蛇混杂,少不了盲目危险的可能,学术相对而言误差率有限,但其科班设计的门槛,往往产生大量的垃圾论文,甚至有沦为技术搬运与职业饭碗的嫌疑。目前情况是公共空间高估思想,学术界推崇学术,各自为政,彼此混战,更为理想状况是彼此尊重对话,探索共识,厘清探索更合理的评价标准。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经济学也在变。什么都变了,往往也意味着什么都没变,思想与学术的纠结仍在,政府与市场的取舍仍在,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紧张不变,甚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也还在。在杨小凯追思会,林毅夫和张维迎虽然都提出回到亚当斯密,但是各自路径也各有不同,"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显然仍旧在追求共识之中。佛世难值,好人不易,愿他安息,正如黄有光所言,他说自己曾经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觉得可能有天堂,希望可以看见小凯。

(作者近期出版《中国经济怎么了》,即将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
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徐瑾微博http://weibo.com/xujin1900,微信号:经济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100#s=d


【附录】
中学时期的杨小凯,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这在中国的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杨小凯 资料图
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人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中学时期的杨小凯,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这在中国的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杨小凯生平:天才与可惜?
年轻时代锋芒毕露
1966年,那时候杨小凯还叫杨曦光。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开始了,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杨小凯被认为是反革命,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十年铁窗中的思想启蒙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朱学勤教授在怀念杨小凯时,描绘了一个场景。1968年杨小凯入狱,他被推入了一个黑漆漆的牢房,看到墙角蜷缩着一个老人。老人抬头问道,你是杨曦光吧?小凯一惊,你怎么认识我?老人答道,我算着你也应该进来了。
老人劝诫杨小凯不要沉浸在法国大革命、苏联革命以及中国红色革命思想中,要学习数学,学习经济学,研究真正的科学——他叫刘凤翔,是杨小凯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者。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从苦难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当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至庄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在纪念杨小凯时,张五常讲了一段往事。1982年,张五常想要聘任杨小凯到香港大学任教。张五常打算让杨小凯先以讲师身份进入港大,此后再慢慢升为高级讲师。但杨小凯坚持不给高级讲师,就不会过去。最终张五常也没能劝服杨小凯。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一生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制度
杨小凯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制度,它使不同的人权利不一样,任其发展是很危险的。中国喜欢搞双轨制,其实双轨制就是歧视性的。比如,中国加入了WTO组织,把机会让给了外国人,而中国人自己却得不到,这就不公平。
所有权是道德神
杨小凯认为,中国需正视企业的私人剩余权。今天之所以贪污成风,就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明确定义到私人。要消灭贪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所有的企业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都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
中国面临后发劣势
大家强调中国后发优势,杨小凯却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杨小凯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认为,英国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论述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这对中国有很大启示作用。
友人追思缅怀
小凯一生追求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他希望经过自己理论的研究跟认识,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林毅夫
说认识小凯,我可能排在第二。第一位的当然是小娟。我1982年认识小凯,在全国开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很深印象。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包括介绍给我科斯的企业理论,我组织翻译的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这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张维迎
杨小凯很勤劳,早上8点钟一定在办公室里,晚上11点还在。他根本上就是一个学者,从早到晚都在做学问。我当时认为他是可造之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预感很好,二是他知道什么思想重要,什么思想不重要。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聪明和智商高都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一个人有预感,而且知道怎么判断重要和不重要,这是很大的本钱,这种条件是很少有的。而我认为,杨小凯就有。
——张五常
在小凯的指引下,我才知道制度经济学怎么回事。当年出国之前我满脑子都是政治经济学,还不知道研究产权。90年代我去墨尔本,小凯启发我说要研究制度经济学,讲了很多。回去以后我就开始注意他们这些工作。
当时我在读经济学还是读神学两者之间犹豫。本来是去做神学的,后来放弃转而读了经济学。这其中很大是因为黄有光教授和小凯教授两人的鼎力支持和推荐。这令我终身难忘,不敢懈怠。也是我一生研究的动力。
——韦森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黄有光
我们家的经济大权,开始是小凯掌握——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嘛。后来我发现,好几次买股票钱都亏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就对他的经济研究有点怀疑了。就把经济大权掌回来了。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们家可能就破产了。当时我准备做投资,买房产。每次想去看房子的时候,小凯就说不去。“我一去,我会给你很坏的影响。”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后来明白了,搞经济学的,在实际上还是会有点差别。以后每次经济上的决定小凯都不出面——其实小凯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
从我们研究法律的人来看,觉得小凯是一个先知者。在全国那么多人都狂热地认为在奔向真理和天堂的时候,他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且只有17岁。当中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而且经济学者认为仅仅通过讨价还价我们就有可能博弈出一个新形式的时候,小凯提出了腐败问题。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自豪高兴。但是小凯这个时候,他去世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如何让宪法得到尊重”。我感觉到他很多的思想,是超越于时代的。
另外,小凯在监狱那么长时间,出来完全变成一个在学术界、思想界领先的一个人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奇迹。
——季卫东
我经常和别人谈起小凯,我听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天才、可惜。我对这个两个词不是太认同、太喜欢。因为这意味着你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按照学术的成功、事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是轰轰烈烈。而我认为,这个相对于人,作为人本身的意义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凯最后能够找到自己的信仰,能够皈依到上帝的怀抱。我觉得最后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目的,所以小凯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杨小凯学生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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