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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吴祚来:在隐忍苟且和火山爆发的循环中——抗争与启蒙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中国社会有强大的不满派,但没有强势的反对派,有宏大的发言群体,但没有强大的行动者,有庞大的人民群众,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普遍的抗争、普世的启蒙、普及公民社会常识,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改革与革命仍是无解话题

现在这样的局势,人们普遍悲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变得非常艰难。统治集团不愿意向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借力,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腐败与专政,而是通过集权,实现极权,以极权的令行禁止的方式,来治国平天下。
"我们有三个自信,我们要指点江山,我们要让国家强大,我们自己反腐败,让中国梦实现。你们都听令,不要乱我新政,任何想染指政治、说三道四的人,都格杀或封杀勿论。"这些话他们没有明说,但通过新政一年的行为,基本可以见出端倪。有善良的人说,习李还没有真正稳住局势,现在的乱象完全是一些人故意乱其格局,使反腐败难以展开,使政治改革无法推进。我无法证伪这一善良的观点,但这是暗政治内部的乱象,新政如何证明他们对国民的善意与诚意,需要时间,更需要行动。
还是回到原点"我们不改革,你们怎么办?"他们不政治改革,我们怎么办?
中国社会有强大的不满派,但没有强势的反对派,有宏大的发言群体,但没有强大的行动者,有庞大的人民群众,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有人说,如果不政治改革,如果还这样腐败,权贵们必然官逼民反,人民必将揭竿而起,革命时代即将到来。甚至认为,中共的政改是不可能的,除了革命,别无它途,反对革命者,寄望于改良者,都是散布虚假希望,而这种散布虚假希望无异于助纣为虐,应该应头痛击。
其实许多赞同或希望或认为中国已到了革命的时刻的人们,多不是行动派,他们臆想着革命,或者通过革命的幻觉,使自己变得崇高起来,然后用自己崇高的形象,来批评那些主张温和地建设公民社会、理性地推进社会进步的人们。在我看来,无论是倡导革命者,还是倡导改良者,都是主张社会进步,认同普世价值,只是道不同而已,或急切或温和,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因为路径不同而打起架来,只能说明反对者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形成一致的力量,去抗衡恶政。最令我不忍的是,将理性中立客观("理中客")这样的理念进行污名化,似乎主张理性客观中立的人,比腐败分子或造恶者还可恶。
这里得说一下我们的民族性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要么隐忍着苟且着屈辱生活,要么就火山爆发不惜一切代价革命性地摧毁一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谈判与博弈的空间与可能。当然,最后一个王朝大清谢幕时,是通过谈判妥协达成的,但结果呢,革命的力量最终还是将其铲除,不给他们留有寸地。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敢退一步呢?因为共产党人最了解人民,人民就是大洪水,一旦开闸,就势不可挡,他们历史上的罪恶都要翻出来,他们面临怎样的命运与惩罚,想想都不寒而栗。所以当政者在穷尽一切力量,维护稳定。
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六四以来没有一点进步,而在民间社会自由度方面,也不留有一点空间,不允许民间结社,不允许示威游行,不允许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甚至内部发文件,不允许在媒体与大学讲堂谈论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内容,不仅把改革的路自我封死,也想把革命的路全部封死。



红色革命模式不可能再现

传统意义上的流血革命,即暴力方式推翻当政党,在目前的情势下,几乎没有空间与可能。孙中山与中共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或能够做大成势,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当时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丛林状态,革命暴力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思潮之一,特别是苏联不仅在思想上输入了马列暴力革命思想,更在组织上、经费上甚至武器上,给予中国革命力量以巨大的支持,中国革命根据地,叫苏维埃根据地,甚至一度要武力保卫苏联,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捍卫国际共产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的支援、日本的入侵、美国对蒋介石的放弃等等因素,促使中共的革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历史的变数,中共的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
除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队伍也是关键因素。五四之后,大量的年轻人告别传统,走出家庭,他们刚刚接受西方文化,或致力于推动新文化运动之时,还没有反思理性与法治精神,就接受了极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加之共产党组织极其严密,他们像黑社会或极端宗教势力那样,既忠诚于自己的主义理想,又极其残忍地对待政敌,以崇高的理想来诱惑年轻人加盟,又以获得土地来吸引无数农民进入红军或入党,中共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一直在动荡中,传统文化已然没有生命力,新政权没有管治国家的能力,大量年轻人希望借助共产主义理想,寻找自己的理想寄托,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甚至人类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宗教热情的民族,突然通过一种主义理想,使无数人因此陷入狂热的革命精神之中,正是这种革命精神,使革命队伍"勇敢直前,所向无敌。"
我们看到,中共的革命,有革命理论、革命队伍、革命组织与政党、革命手段、还有强大的革命文化,鲜血与使命、主义与梦想、牺牲与贡献、进步与胜利等等,每一个方面无所不至其极。中共的革命像龙卷风一样,把地面上的残石废砖都卷起,成为武器,扫荡一切,核心操控者们,具有超人的革命意志力与操控力。他们从一战后到二战过程中,就完全做大做强,最终成为中国大陆的掌控者或胜利者。
毛的中共完全是政治实用主义者,当他们需要美国的时候,他们大谈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反对一党独裁,当他们需要国民党的时候,他们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这个组织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理论都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任何人与阶层,也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共产或剥夺一切私人财产与权力,早期是为了战时经费,战争结束后,则是通过自己一手主导的再分配,来使自己成为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革命与战争时用精神与主义凝聚团队,而战争结束后,则用打压异已,分裂人民,来精神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整个国家的财富,通过组织来计划分配,以此控制整个新的利益集团。
红色极权政治不仅要江山,还在毁坏人心,使整个社会沙漠化,道德败坏,环境恶化,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良性基础远不如任何其它转型成功的国家。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抗争与启蒙

如果有新革命兴起,还会重复半个世纪前的革命故事:革命手法、革命理论、革命技术甚至革命目标?这种血性革命,其天然合理性应该在生存底线被突破时,统治者无底线侵犯人权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革命者反其道而行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但新的世纪,新的价值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理性,这些价值理念会使抗争者成为天然的弱者,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和平理性的方式最难成功,甚至在体制内,改良改革的力量、和平理性的力量无法与保守极左的力量对垒,原因就在这里,对方无底线、不择手段,他们只要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胜利者,成为权力掌控者。当你也采用他们的手段之时,当你也改用其理念之时,就会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暴力专政会循环往复,毛的革命推翻蒋的中华民国,就是以一个极权推翻另一个专制。极端的方式无底线的手段,在丛林生态中会成为大赢家,这就是中国极端保守势力为什么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无产阶级革命是血性的,用超越人类伦理底线的方式完成动员与资源整合,这种革命方式,在当今之世显然无法效仿,人们转而期待天鹅绒革命或茉莉花革命,以最小的成本,通过和平抗议与结社组织与当政者抗衡,促使社会转型。而这些革命在八九六四之后,在中东欧与北非都成为现实。
中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完成社会转型,大背景是前苏联的转型,如果前苏联当时由铁腕人物控制,小规模的抗议难以大规模化,即便大规模抗议,也会遭到惨烈镇压。加之这些国家靠近欧洲,国家的规模不大,有宗教基督使民众有凝聚力,当政者其文明度与人伦底线都与东方极权者有巨大差异,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成功,有赖于网络动员、大量的民众抗议聚焦,这些国家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政府的受让度与镇压烈度,都有限。
受让度,或受让空间,使当局有回旋的余地,当年日本入侵,蒋介石政府之所以没有很快被灭亡,原因是受让空间巨大,而八九民运以北京为中心的社会抗议广度烈度与民众支持度也是空前,但邓小平依靠这样的受让空间,加之其掌控的军事力量,使中国无法实现和平的革命转型。亚洲周边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原因多方面,但统治者的受让空间是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空间里,统治者与百姓几乎是面对面,任何抗议很容易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军人都知悉,当局难以做出有效的欺骗,而抗议者也易形成强大的动员,置当局于危境。
中共依恃受让空间巨大,而对公民社会与异见者抗议者横加打压,不允许抗争者有一丝空间,即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的萌芽状态。这也使中共维稳经费超出军费,难以为继。2011年发生的北京茉莉花革命,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对网络上出现的民众抗议聚集地,出动大量军警戒严,民众出现在聚集地,即受到盘查,极端的案例是,一位女孩为母亲生日买了鲜花走在大街上,也被警察盘问,京郊茉莉花种植户的茉莉花不允许销售,在网络上谈论茉莉花,轻则被封杀,重则被拘审,我本人因在微博中讨论革命与反革命,以及茉莉花与敏感词这样的问题,也被警方拘审。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律师与网络民主人士因此被警方拘审数周,并用粗暴的方式残酷对待,受虐待者后来揭露的情形令人发指。
维稳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要靠不稳定因素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与利益,为此,他们不惜制造不稳定因素,夸大不稳定因素,无限上纲上线,网织罪名,步步进逼,譬如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者律师们在香山饭店开会纪念,并没有受到打压,而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在私人住所进行,多名相关人士被抓,先抓人,再寻找罪名,寻找其它方面"罪证"。如果说胡温时代维稳是守势的话,现在的维稳方式则是攻势,官方通过违法与侵犯人权的方式寻衅滋事,却给维权与异议者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面对这样的酷法之治,人们想到的是革命,是推翻恶政。高喊革命是容易的,革命的组织在哪里,革命的队伍在哪里?革命的群众在哪里?经济市场支撑的极权政治,却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通过发展使更多的人投身经济,以谋取生存、福利与经济自由,过去用政治专政的手段,现在则动用经济方式,投入更多的经费、人力,来维系专制体制。精英阶层或在体制内,拥有一定的利益保障与发展空间,甚至可以分享一杯专制成果,还有的精英则以逃离的方式移居海外,使得专制的压力在精英层中无法形成强力对抗。精英阶层或隐身或脱身或安身于体制,极少数公共知识分子并无组织力量与号召力量,形成与当局的抗衡,当然对话的可能也几近于无。
公知仍然要启蒙,而当局也正在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强权侵犯人权,向民间社会启蒙,正反向启蒙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没有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当然也不可能有和平与稳定。当局更多的侵权,必然激起更多的维权,维权会不会导致一场革命,我的看法是悲观的。普遍的抗争、普世的启蒙、普及公民社会常识,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2014/7/2洛杉矶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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