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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吴伟: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

邓小平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7月14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篇。


在1980年代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无论是赵紫阳也好,中央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在反复强调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1987年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办再次讨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稿提出的批评的时候,原任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副组长的黄海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政改研讨中的经典。他说,我们总是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一小步,也会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前进了一大步。这既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信念。那么方案该怎么搞?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政改办刚刚成立时,曾经对研究人员们说过: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确;第二,建议要可行。"所谓方向正确,就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所谓建议可行,就是要注意党内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鲍彤在这里说的"承受能力"是指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自身的承受力。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核心的主体,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权是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雨中走过来的,它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它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就要对这种适应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执政与和平建设的需要,其艰难程度可想面知。其中,观念的改变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
二是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承受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几百万在国家各个领域,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权力的干部。几十年的"一元化领导",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化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再调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党政部门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间的权力和利益等,都要进行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触及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益,触及一些潜在派别的利益,触及一些部门、团体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接受和配合这种调整,他们从心理上、观念上会不会支持这种调整,这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还健在,还有一些主张积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层"理论权威"(邓力群、胡乔木等)们也都在,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党内的中、高级领导层中对政治体制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党内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四是邓小平的承受力。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全党逐渐树立起了领导权威。这个权威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1990年代所说的那种"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虽然在形式上他不是党的第一领导人,但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虽然他在许多时候还要受到来自陈云方面的压力,和左的阵营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是党内老人们事实上的核心,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外、党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要考虑所谓承受能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邓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邓能接受的东西,党内其他高层,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赞成,而是说邓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会提出大的反对意见。
以上讲承受力的四个方面,在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这个阶段,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关键。
邓小平这次对于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无论是活力、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甚至是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都要围绕着效率这个主题。至于民主,那不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确地说,不能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邓小平的这些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们说来,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不但要承受来自党内老人集团的重大压力,同时要面对着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从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侧重于反对一党集权,主张党政分开,实现民主监督、权力制约、言论自由;而基层民众则侧重于反对腐败、反对以权谋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同样也必须反映这方面的要求,否则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失望,对这个党失望。因此,赵紫阳、鲍彤,包括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认为,民主这面旗帜,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对人民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这就是说,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民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必须有所反映。
应该说,多年来党内外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这次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中都讨论到了。但是在纳入方案时,必须有取有舍。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于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来,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首先就需要邓小平通过。邓那里通过了,这个方案就能得到多数老人、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会,就可能被党代会、被全党所接受。对于邓小平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搞不成。
鲍彤和政改方案的起草者们意识到,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不纳入方案。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们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党内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为了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许多现在不能讲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后再去讲再去做,其结果也许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
大家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问题,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让邓小平和中央的这些老人们,让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党代会上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
理清楚了这个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案怎么搞,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方案的起草者们都明白,文件的起草方法,是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反映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 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
1987年1月9日,鲍彤在政改办的例会上强调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张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个问题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讲过的相关观点。我们越熟悉,以后走过的弯路就会越少。"事实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邓小平在"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状况、实行党政分开、党组织要联系群众、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实行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说法。这些问题,广大民众和改革实践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研究它,并加以阐发、细化。邓小平讲过的这个事情要落实,那个事情也要落实,要落实就要有具体化的组织措施,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方案。在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办?办法是,只要原则对头,话不必说得那么尖锐,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弹性,留有余地。
上面说得这些,笔者认为,就是后来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不成文的、不能公开讲的基本原则。
那么,具体说到方案上,改什么,怎么改,就要有个取舍,有个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让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能够接受。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这场改革就失去了民众基础和进步意义;如果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不能接受,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底线,那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泡影。所以,6月14日,鲍彤在谈到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修改稿时说,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满意;一个是我们的研讨内容,是不是写进去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方案的具体写法方面,经过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反复讨论,确定,一是在总体目标的表述上,来处理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长远目标,高度民主;近期目标,讲效率、活力、积极性;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各方面,都要体现效率这个主题。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都照讲不误,但是都要尽可能归结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问题所涉及的各项内容的处理,都要从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发挥各种组织作用角度去讲,落脚点是缓和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减少扯皮,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来,效率,这个邓小平最关心的主题突出了,解决党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涵盖其中了,社会和基层民主这个民众和知识分子最迫切要求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后来的文件修改过程中,赵紫阳又多次发表了意见。虽然邓小平的批评对他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组长说来,也同样、甚至可能有着比政改办研究人员们更加巨大的压力,但赵紫阳并没有屈从,去一味强调效率,放弃发展民主。他多次说,政治体制改革要讲清道理、讲清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只能有先有后的改,为什么这样搞,为什么搞这个不搞那个,为什么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基层民主还是要提,不讲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骤。基层自治这个口号恐怕也还是要提。对于民主与法制关系要讲清楚,最后落到法制上。人大问题在于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带进去。我们与资本主义民主主要划清两条界限,一是不搞扯皮体制,一是不搞形式主义。
赵紫阳同意鲍彤的建议,十三大上不再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文件 ,只搞一个十三大报告。但在此前向中央报告的时候,则要搞出两个文件,即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和党的建设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87年7月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经赵紫阳报送给邓小平审阅。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但同时点了一句,"决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赵紫阳立即亲自在方案稿上加了一句,"决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案就会夭折。加了这句话,文件就顺利通过了。赵紫阳不在乎咬文嚼字,纸上的矛盾应该由社会实践去解决。因此,邓小平继续信任赵紫阳,赵继续得到邓的支持。
8月下旬,由中央政改办修改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8月27日稿)》报送给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27日,赵紫阳看后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动。可提交政治局会议上议定。赵紫阳在这个稿子上作了三处修改,都是有关党政分开的。遗憾的是,赵紫阳修改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发起和领导的,其目的当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必须把握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二是兴利除弊,发扬优势;三是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中央带头。研讨小组认为,遵循这些原则,就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发展。
关于改革的大体进程,研讨小组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择机出台,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上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对于进程的设想,主要精神都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中共十三大报告当中。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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