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

吴伟:邓小平谈不要照搬三权分立——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九

图:左起彭真、赵紫阳、邓小平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7月07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九篇。

1987年5月下旬,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的初稿都已经大体完成。赵紫阳首先把十三大报告的部分初稿报送给邓小平看,同时他给邓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报告的起草情况。邓小平看了报告初稿后,5月27日上午请赵紫阳到他家中,重点谈了他对报告稿的看法。
邓小平先是从总体上评价报告初稿 ,他说,写得太粗了,太不活泼、不动人,语言多了,反而说不清楚。对于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我对内容没多少意见。要说有些意见,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这部分。我们不照搬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分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主要问题是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邓小平说,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指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条内容:一是党政要分开,这是关键;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个报告语言沉闷,包括初级阶段部分。要使人能从报告中看出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这个报告就成功了。
最后,邓小平强调,左和右,仍应以克服左为主,因为左的积习很深,很难改。至于右的问题,一发现去解决就是了。经常妨碍我们的是左,反左纠左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精神。
就在邓小平对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批评当天,5月27日晚上,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就召集中央政改办全体人员,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同时,鲍彤还传达了邓小平在5月22日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谈话。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5月28日上午,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听取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的汇报。会上,赵紫阳与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对邓小平27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体现效能、稳定的意见,也进行了议论。赵紫阳指示政改办,要在散会以后回顾一下前段时间的工作,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意见,要"反复议"。
邓小平的"是不是也搬了点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含蓄的批评。这对于文件的起草者们说来,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环境下,这种批评无疑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但是,起草者们所要考虑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才能既让邓小平满意,同时也处理好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样在让政治老人们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在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体现出发展民主政治这个大的主题。
中央政改办于29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意见。会议由鲍彤主持。开会伊始,鲍彤就说,要认真讨论一下邓小平同志指示,回顾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接着,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如何估计前段时间的工作?哪些需要肯定?哪些需要完善?哪些需要重新考虑?今后20天我们要做哪些工作?下一步研讨中要提哪些基本精神?对邓小平的意见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要讨论一下。鲍彤说,6月下旬前,十三大报告要有第二稿,6月下旬紫阳访欧回来,我们对他走前提出的研讨回顾这个题目要有个回答;6月底、7月初要向中央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半年来的研讨,要将结果发到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鲍彤说,现在的问题是在立论上,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摆?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长期的。实行党政分开,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都要同时着眼于保证效率。
严家其(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在会上认为,提高效能要在四方面下功夫,一是党政分开,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二是解决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实行机构改革,加快行政立法,四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他认为,政改办对第二个问题讨论得较少,党政分开可以考虑几种模式,比如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总理,也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要有实权。
陈小鲁认为,我们在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当中,没有受三权分立的影响。主要的问题是在表达和结构方面没有突出讲效率,而整个思路其实是对的,措施和内容都是有根据的。
陈群林说,我们在十三大报告中确实没有讲三权分立,但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考虑得那么理想,那么纯。有许多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近期目标是个关键问题,应该有所变动。怎样确立这个目标,直接关系到方案的设计。
陈一谘认为,我理解,小平不是说我们在指导思想和行文上的照搬,而是指没有突出效率问题。要有效率,就要有一个相对独立运转的政府系统。
鲍彤在大家发言之后,比较全面地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写,我看这是鼓励;是不是也搬了一点?这是提醒我们注意。我理解,小平讲的,就是不搞扯皮体制、无助于提高政府效率的体制,这种体制看起来很热闹,但不是当务之急。小平还讲,不要迁就民主化的情绪,这也是提醒,指的是不要把民主问题看得太天真、太理想化,认为一下子就可以搞到什么程度,能解决多大问题。
鲍彤说,如果是指这两点,要以此来考虑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是表达问题,还是个思路问题?这两个问题分不开。我们在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是掌握了效率这个尺度的,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从实际出发、效率、活力、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是注意了这些方面的。但这是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考虑的。我们对国家状况缺乏宏观的分析,这就使思路问题产生一个后果,即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在表达上使人感到我们是从概念出发,从而产生错觉。
鲍彤认为,我们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即效率与民主这对矛盾怎么处理?全世界都认为,这二者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恰当处理好难度很大。第二个难题是民主与稳定,如何找到适当的结合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集中要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稳定才有效率。近期应该着重解决效率与稳定问题。民主是长远的、总体的,效率是近期的、主要的。
鲍彤提出,现有我们各种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党,二是政府。党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政府要提高日常决策与执行的效率,这两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我们提出的关于党政分开的建议,是有利于提高这两个效率的,这里不存在党与政府之间扯皮的问题,也不存在削弱党的领导的问题。讲效率,最重要的,是党的重大问题决策的效率。我们现在要理顺党与政府的关系,讲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实行党政分开,这对党、对政府都有好处。由此看,党政分开的各项建议,都是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效率的,包括取消分管书记、取消党组,包括理顺书记处、常委、政治局的关系,包括基层党的工作重点是保证监督。这是个有效率的体系,不是个扯皮的体系,也不削弱党对政府的领导。要加强政府效能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这个理念,非常必要。
6月1日、2日两个上午,政改办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修改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在讨论中,有些研究人员主张不去区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鲍彤表示不赞成,他说,为了不吊高民主的胃口,目标分层表述很有必要,也是为了不至于使人民失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现行体制的弊端要讲,但是要讲得巧妙一些,改哪几条就讲哪几条,不一定集中讲。一些话小平可以这么讲,我们就不能这么讲,比如说讲党政分开,就讲在我们的体制下,党包揽的事情太多,影响到政府效率和人民的积极性;讲机构改革,就讲政府直接管企业,自己的事办不好,还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要明确而不平淡、鲜明而不刺激的讲。
关于近期改革目标,鲍彤主张就写小平的三句话,增加活力、提高效率、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不必深究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这三个东西归根到底是一个东西:官僚主义阻碍提高效率、压制活力,挫伤人民的积极性。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突出说明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政改的有限条件,讲到近期目标是有限目标,沿着稳定、效率的方向展开,抓住几个环节,即党政分开等环节,既可解决效率,又可以解决民主问题。抓住这些环节,就抓住了方向不可逆转。现在的体制就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这次撤销地方党委常委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解决了分管部、分管书记、分管常委的问题(指在原有以党代政体制下,地方党委设置直接领导同级政府某些部门的机构、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的副书记或常委。经研讨小组讨论,决定全部取消) ,就等于取消了党委权力膨胀的载体。载体去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鲍彤进一步说,不是党的办事机关代替政府来工作,而是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工作,这就是党政分开(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可以直接通过发文件下指示代行政府职能,目前状况仍然如此)。党政分开要说现行体制有什么弊端,要用什么方法解决,改了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形势和局面。要让党代会代表得出结论,必须要这么干,目前也只能这么干,过高的和过低的要求都可以被克服。讲清了之后,就不会有失望与过高的期望。要写清楚,不搞三权分立,就是不搞扯皮体制;不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就是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扎扎实实地搞能调动人民积极性的东西。
6月4日,中央政改办领导人与综合组成员再一次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的修改。鲍彤对综合组成员说,要回顾一下九个月来,称得上研讨结论的有几条,报告就要把这几条反映出来,重点要转成讲道理,有别于过去的稿子那样讲改革的内容。对于现行体制弊病的分析,不在开头讲,而是从解放生产力讲起,讲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样,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都应该是解放生产力的体制。三中全会时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小平讲了话,但当时还来不及实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去年6月,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做了研究,现在向大会报告。
鲍彤强调,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分开,这是研讨的重要成果,只讲长远,不讲近期,则胃口吊得过高;只讲近期,不讲长远,则令人失望。实现长远目标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逐渐积累。近期要确定一个既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实可行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有行政效能的体制。现在最大的任务是搞好现代化建设,要稳定、要效率,保证发展生产力,保证长治久安,要反对官僚主义。从根本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搞好了,民主就会更多一些。
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写法,鲍彤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决稳定和效率问题,关键是解决党政关系,否则其他关系解决不了。现行体制其实就是党政不分的体制,所以现阶段政治改革的首要关键是党政分开,主要内容或重点就是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效率,提高人民积极性。对党政分开要讲清弊端,讲清必要性,讲清怎么做。党政不分开,削弱了党的领导,政府没效率,各种关系理不顺。要裁减党的机构,党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等三层有不同的职能。党实行政治领导。改变领导方式,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实行了党政分开,才有可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此,还要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之后,政府机构要符合新经济体制的需要,专业部门要裁并,否则政府管得太多,企业就没活力。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要加强,因此综合部门要加强。改革之后,人员素质怎么提高?就是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样干部人事制度就走上法制的轨道。
鲍彤认为,建设民主政治是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怎么起步。目前我们虽然受到文化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但是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基层参与、实行群众监督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有利于提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要讲选举、讲人大、讲绝不允许侵犯公民权利。党和政府怎么与群众加强联系?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这个渠道,把这个重要性说清楚。协商对话具体怎么做不去规定,由群众来的创造,现在已经有了各种渠道。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协、群众团体都要代表群众的利益,这样来讲群众团体的自治问题。同时要开辟新的对话渠道,成为活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
鲍彤还说,司法的问题可以放在党政分开部分中讲,立法要保障改革,立法主要的内容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立法为改革服务。一旦固定下来,党的组织和政府都要照此办理,理顺之后,即走上制度化。最后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过去的体制基本是好的,但是沿袭了战争年代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的建设,系统提出改革和根本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要通过长期的改革过程,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集中和人治的弊端。进行改革的时候要配套,不至于注意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在这段时间,邓小平"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分立"的批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起草者们的政治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也促使起草者们去反复讨论、分析和研究邓小平提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心理状态,逐渐地,大家对于怎样起草这个报告、起草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才能被邓和党内高层及全党所接受,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原则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