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梁京:改革比反腐更难

习近平……
六四刚过,当局就释放了之前被拘押的一批人士。6月6日,习近平主持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宣示世界,他正在亲自操盘三大改革,即财政体制、户籍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习近平显然想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反腐也好、领土之争也好、国内反恐也好、打压异见人士也好,都不会干扰我,我知道现在什么最重要,也知道大家都期待于我的,就是深化改革。

财政、户籍和司法改革,确实是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而且三者必须高度协调进行。此次深改组的议程安排,说明习近平懂得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习近平就能有效推动改革。从报道的习近平讲话来看,没有理由相信他的深化改革能取得真正突破。如果说习近平的反腐令很多人意外,可预见的是,习近平的改革将令人大失所望。

不少人对习近平改革有信心,是因为他们认为反腐比改革难。他们的逻辑是,改革之难,难在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习近平敢于反腐,说明他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因此,习近平推动改革是有希望的。这个逻辑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第一,改革难点首先不在打破既得利益,而在确立正确的方向和理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习近平问题很大,因为他想对抗普适价值,也就是对抗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一些理念,自治、法治和民主。习近平的言行表明,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真搞自治、法治和民主,就一定会天下大乱。习近平的这个大判断完全是错的。中国确实需要走自己的路来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但不能与这些价值和原则对抗。习近平把走自己的路与遵循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对立起来,必将失道寡助,令改革难以推进。

第二,反腐固然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但打击的是那些公然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和法律界线的权贵,习近平若连这一点都不敢做,整个社会就会崩溃。而改革要打破的既得利益格局是在现有体制下,合章合法却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两者并非一回事,后者显然比前者难,因为改革若不能用好的新章法来替代不合理却还能用的旧章法,反而会自寻其乱。目前还看不出习近平的智囊,能拿出什么好的新章法。

有人会说,何以见得习近平改革理念不对?即使不符合西方主张的普适价值,也未必行不通,未必不能得到多数人认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只有做奴才的命,永远搞不了西方那一套。笔者承认,中国人要学会自治、法治和民主,确实不易,但如果不学,则天下大乱不远矣。

不妨就三大改革之间的逻辑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搞中央集权,只有在农业社会可行,而习近平却指望在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继续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按照他这个理念设计的财税、户籍和司法体制,只会把中国引向大乱。

为什么呢?因为维持中央集权的一个基本游戏,就是奴才竞争,看谁在这个权力结构下,地位更稳,待遇更高。当农业人口为主时,多数人为了生存反而无缘这个游戏,而一些清高又有条件的乡绅,则可找一个桃花源避开这个游戏。中央集权下的城市社会则不同了,每个人都无处可躲,被迫加入这个奴才竞争的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唯一的生存游戏,除非你选择移民。

这意味著大家都要去北上广,去权力所在的中心城市,因为与中央集权配套的财税体制一定会把更多公共资源分配给这些城市,谁获得了这些城市的户口,谁就赢得了生存竞争。这样一来,习近平控制北京等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目标就要落空了。那为什么不能让中小城市得到更多财权自我发展呢?因为这样会引发中小城市竞争,发展成新兴大城市,这本来是好事,却会挑战中央集权和人才的政治顺从。因此,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压制中小城市竞争成为大城市,否则北上广的房地产就会崩盘,坐大的新兴城市就会挑战中央权威。

那能否干脆选择维持这个全民性的奴才竞争游戏,创造一个中国模式的城市社会呢?问题就在于,这个全民性的奴才竞争游戏不可能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因为维持奴才竞争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服务差异化而不是习近平说的均等化,否则,谁搞均等化,那里的公共资源就迅速耗光。

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必然导致法治行不通,因为这种制度化的差序格局从根本上动摇了法治基础,也就是动摇了多数人对公平和正义的信仰。而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巨量人口和复杂经济的现代城市社会,法治若是不行,岂有不乱之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