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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羅孚:香港新聞界奇人(石貝)

图:罗孚夫妇
羅大叔說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以來,第二個這樣的勇氣和良知,但對他的間諜案,卻始終不願多講一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次年就在打工的醫務所見到羅孚先生,一九八二年他就被中共誘捕,並軟禁在北京近十年之久。所以說,那時我跟羅大叔的交情並不深。但八九六四之後,他的大兒子羅海星因幫助民運人士出走,遭中共逮捕入獄,因同情他的遭遇,當時我跟海星太太周蜜蜜來往密切。於是,一九九○年年底我去北京那次,便跟周討要了羅大叔北京的地址。

去北京探訪「史林安」

羅大叔當年在北京應該算是軟禁,平時在居所周圍,甚至北京城內,他都可以自由走動,但不能自行出京去其他省市,若有必要,需申請批准方可成行。他住在雙榆樹一座四層樓房的一個單元,那裡地處京西當年的八大學院。

我依地址找到那裡,記得門口還有個中年男人盤問我找誰,我就說找史林安,這個名字是關押部門特別給羅孚的別名。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當時的打扮從外表看,絕看不出來自香港,而且一口標準的北京話,他就讓我進去了。羅大叔見了我當然開心,但我們除了噓寒問暖也不能說什麼,房間裡有個女傭正在做家務,後來知道那是上面特別派來的,專門為羅大叔做飯洗衣跟清潔房間。

那天羅大叔特別高興,快到午飯時間,他說我請你到豆花飯莊去吃吧,那是一家他經常去的飯店,席間我們聊得多了一點,那也不過是聊香港文化界他熟悉的朋友,對於他的案情,他隻字不談,即使我問起,他也不願多談。

那天之後,我跟兩位北京朋友談起羅大叔的軟禁,他們詫異地說還有這事,於是我跟他們又再次登門拜訪。這二位一個叫鄭也夫,一個叫周孝正,兩位都是如今北京著名的社會學家,周孝正還時常參與鳳凰衛視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想來羅孚從香港貶到北京軟禁,似乎也可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現象的範例吧。我端起相機為他們三人留了影,背後是黃苗子為羅孚寫的一幅對聯:

閉門千古事,面壁十年書

讀書寫書,那十年中,羅大叔有七本書相繼出版,恐怕是他生命中最多產的十年了。

為人善良幽默健談

說起來,我這個右二代所認識的共產黨員實在不多,算起來羅孚應該算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雖然他後來不再是黨員。當年在北京,黨員給我的印象不是凶神惡煞,就是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羅大叔給我的印象卻是和藹、健談、誠懇、幽默。有人說羅孚是香港左派文化陣營裡的一支健筆,羅大叔卻說,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讀,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不過對於他的間諜案,他始終不願多講什麼,甚至他的兒子要去深入調查,甚至要求賠償,他也不准,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一九九四年在一次飯局中,我忽然發現羅大叔的毛背心穿反了,肩膀處凸起一條,肩章似的,便告訴了他,卻不想他回答「沒有啊,現在興的就是『反即是正』,我穿的這就叫正啦」。

在座的眾位朋友哈哈大笑,羅大叔不緊不慢地又說「反穿衣服不算什麼啦,還有把褲子穿在頭上的呢」,大家一臉狐疑,他又道「那就是顧城啊,他那頂帽子就是半截褲腿嘛」,大家又再笑起來。

一九九五年年底作家蕭銅因祝融之災,傷重住院,次年一月去世。追悼會上有一段「述史」,本由跟蕭銅相交四十年的羅孚去講的,結果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有關方面通知——羅孚先生不宜出現,決定以潘耀明代之。原因甚為牽強,是因追悼會上將有新華社派員出席,若羅孚在台上侃侃而談,台下恐有人尷尬。其實那年羅大叔已經從北京回港兩年多了,新華社竟還不敢正視他(做賊心虛乎?)。結果,我們連夜在標籤紙上寫了一百多個「潘耀明」,遮在節目單原本羅孚的名字上。這真是令我難忘的追悼會,死人的事,新華社也要插一腿,曠古未聞!

蕭銅去世後,太太楊明因患老人癡呆症,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入老人院。當時固定去看望她的,除了作聯秘書潘夢圓和我,還有羅孚太太,從那時我才從羅大嬸口中得知,羅孚多年來一直照顧蕭銅。蕭銅四九年後跑到台灣,是個京劇迷,六十年代初大陸一京劇團來港演出,蕭銅為看戲自台赴港,之後卻不能返台,便留在香港。蕭銅謀生的本領不高,生活上常常捉襟見肘,羅孚做新晚報總編輯的時候,便總是給蕭銅留個專欄寫,寫戲劇,寫北京舊事,每月至少有稿費。除此,每年過年時,羅孚夫婦都會請蕭銅兩口子吃餐團年飯。

為拙作寫序暢談金庸

因此,楊明入住老人院,雖羅大叔不方便去,也叫年已七十的羅大嬸去探望,羅家在港島區,老人院在九龍塘,羅大嬸每次拎著煮好的雞粥或魚粥,跨海探望楊明,我當時深受感動。蕭銅已逝,楊明不過是個五十年代的過氣明星,他們身上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羅大嬸的舟車勞頓,只不過純粹為了多年的友情而已。由此可見他們那種難得的、毫無等級觀念的善良為人。如今這樣的人,實在不多了。

二○○五年,我已移民加拿大,羅孚夫婦也從旅居的美國回到香港。那時拙作《我的老闆金庸》完稿,我想來想去覺得為此書寫序,非羅孚莫屬,因金庸之所以成為金庸,與羅大叔當年的發掘有直接關係。於是拿起電話打到香港羅家,跟羅大叔直接說了我的請求後,他只讓我將稿子給他看看,他會幫我寫的。

新聞界三位一體的奇人

結果羅大叔寫了三千多字的序,我在書中回憶的是作為明報老闆的查先生(金庸),也就是我的老闆,而羅孚卻是從他認識的年輕時代的查先生如何由電訊版翻譯說起。他直率地寫道「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頂峰的大師,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報人」,「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致大放厥詞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對於金庸去劍橋修讀博士學位,大部分人都讚揚他好學不倦,但羅孚卻認為,「他年已耄耋,好學不倦令人敬佩,其實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可以上下求索,也可以不上下求索,學問自有後來人,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

坦白,率真,這就是羅孚本色。他寫的這個序,無疑為我的書中內容補充、增色不少,以致出版後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甚至廣州羊城晚報都轉載。次年,我特別飛回香港,當面多謝羅大叔。

今年初,接到羅大嬸從香港來信,說羅大叔進出醫院多次,連進食都要靠喉管,而且「基本上不能進行任何思維活動」,我心裡已經有所準備。四月三十日晚上很隨意地從書架上抽出羅孚的「西窗小品」,作睡前閱讀,想不到次日便接到香港朋友謝璐璐的電話,告知羅大叔辭世的消息,這一巧合令我驚訝不已,彷彿他曾來與我告別似的。羅大叔在家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分鐘,得年九十三,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這樣一位集報人、作家和「間諜」為一體的新聞界奇人,令我們永遠懷念。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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