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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鲍彤:由《陳一諮回憶錄》想到的……

图左起:贺光辉(政改办负责人之一,薄一波前秘书)、、陈一咨、顾云昌(政改办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吴国光。背景是十三大会场。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安志文三次提议组建体改所

陳一諮回憶錄應該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料。陳一諮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投身改革,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研究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組建了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這都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單位。他還發起組織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為改革者進行交流,提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平台。
我認識陳一諮,是在1984年。那一年,安志文同志找我談過兩次,說,好多同志希望體改委自己辦個研究所,要我把這個意見向紫陽同志報告,看他同意不同意。當時的體改委,紫陽兼主任,日常工作由志文主持。紫陽兩次不同意,說:「體改委為什麼要組織研究所呢?中國所有的研究機構,無論是研究經濟問題還是其他社會問題的,都可以是體改委的研究力量。你們有什麼題目,盡可以讓大家去研究,我們的圈子要大。」紫陽的氣魄很大。在他看來,中國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改革,改革的重點目前在經濟方面,體改委有什麼課題,完全可以委託全國任何研究機構去研究,何必專門組織一個研究所呢?紫陽兩次都這麼回答,我兩次都向志文轉達了這個意見。我沒有插自己的話,因為紫陽的話有說服力,利用全國的研究力量,接觸更廣泛的人,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是改革的需要。
第三次,志文同志又找我,說:「很多同志認為,辦個研究所有好處,太和有這個意見,大林有這個意見,我也贊成。我們都認為,體改委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可以更及時地研究新的問題。我們體改委,老同志多,多跟一些年輕的人接觸,對豐富我們自己的知識,對將來由年輕人把改革接過去,都有好處。」我第三次向紫陽反映了體改委要辦研究所的意見,紫陽考慮後,說:「也好,同意志文的意見,那就成立吧。」
我沒有料到的是,志文乾脆要我籌建和負責這個所。在總理辦公室,我跟李湘魯談起這件事,說:「我沒有能力,沒有知識,也沒有時間張羅這件事。」湘魯說:「有個現成的人可以幫你,你怎麼不考慮?」我問:「誰?」他說:「陳一諮!」我問:「陳一諮是誰?」他說:「就是農村發展組的。」我問:「是不是農村發展組的那個頭?」他說:「是呀!」我說:「他能來,當然好!問題是,他是杜老的部下,我把他挖過來,合適嗎?」湘魯說:「沒有問題。老陳病了好久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好長一段時間不工作了,農村發展組的擔子早已由別人挑著。請他過來,不是很好嘛!」我給杜老打了個電話:「杜潤生同志,體改委想成立一個研究所。你能不能割愛,讓陳一諮到我這兒來?」杜老非常痛快,答應了。

李湘鲁推荐,杜润生放行

我就請湘魯通知陳一諮到總理辦公室來見面。同來的,有個更年輕的同志,叫王小強。我此前見過王,那是一天晚上,農村發展組向紫陽匯報工作,由王小強主講,當時王特別聲明,某某同志病了,只好「由我代表他」,來匯報。這一次,和他們二人見面,我想起來了,王當時所說的某某同志,就是陳一諮。
我把體改委的意圖跟他們說了,請他們兩位來負責籌建研究所。他們說:「好,我們來做做看。」我請他們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組建體改研究所的計劃,第二個是近期的研究課題。大概過了兩三個禮拜,他們把兩個方案拿來了。關於組建體改研究所,從任務,到機構和編製,以及經費,他們都提出了設想。陳說:「現在最大的困難是調人。我們想調的人,不能說是全國最好的,但都是我們所瞭解的年輕人中的一些佼佼者。他們分散在各地,是各單位的骨幹,要把他們調過來,難度很大。」我把名單留下,請中央組織部鼎力相助。組織部很支持,立即調,全部調,很快,基本上都調來了,大概只有一兩個人費點周折。編製問題,經費問題,在計委和財政部的支持下,也都順利解決了。這些,我都向跟志文同志和黨組報告了。我建議任命陳一諮為所長,同時擔任我們體改委的委員,以便他直接瞭解體改委的意圖;王小強為副所長。安志文和黨組的同志們都同意。後來,體改委決定,增加兩位副所長,徐景安和李峻。房子問題,我解決不了,是陳一諮他們自己解決的,就在中顧委養蜂夾道的俱樂部裡,在某個樓的頂層。
對體改研究所,志文同志一直很關心,高尚全同志也出了力。我其實沒有做過多少事。我只對陳一諮他們說:「你們覺得有點意思的討論會,通知我,我有空,就來聽,長點知識。所內的事情,你們自己放手去做。」後來看,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陳一諮和幾位副所長之間合作得不錯。他們提出的工作計劃,我都是同意的。他們的研究報告,該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

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到政改办

19853月前後,陳一諮建議成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體改委黨組贊成。他們提出一個大名單,要我當會長。我說:「會長不應該是我。」我的理由很充分,第一我不是經濟學家,第二我不是青年,當會長不合適。陳一諮在黨組會上堅持:「會長應該是鮑彤同志。」志文也說:「老鮑,不要推了。」就這樣,最後只好由我勉為其難。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大會那天,安志文,杜潤生,馬洪,廖季立都來了。來了很多年輕人,王岐山,陳元,鄧英淘。經濟學界的一些名人,也來了,熱熱鬧鬧。成立會上,我講了幾句,大意是:「我們這個組織,內部關係需要民主,不可以專斷。外部關係需要廣泛團結,不可以排他。研究問題的方法,應該求實,從實際出發。提出的見解,力求創新,不必人云亦云。民主,團結,求實,創新,這八個字,可不可以作為我們辦會的宗旨?」沒有人反對,就這麼定下來了。這是我為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們再開理事會,我沒有參加過。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19869月,為了向十三大準備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央決定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長是趙紫陽,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我和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四人,被責成主持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但我們各有其他任務,不可能全力以赴,一般只能每星期開一兩次會,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下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從臨時調集的研究人員中,確定兩個人,來負責組織日常工作的運轉:一個是陳一諮,另一個是中央辦公廳的調研室副主任陳福今。
當時有人把這個辦公室戲稱為「總辦公室」,因為它在執行研討小組任務的同時,必須為中央有關各部的各專題研討小組提供服務;在組織有關各方討論問題的同時,辦公室內部更得有所探討;在反映社會各界對政改的要求的同時,還必須收集一些歷史資料和國外資料提請各位領導同志參考。時間緊,責任重。我們沒有給陳一諮和陳福今他們以任何名義,實際上,他們在辦公室內起了秘書長的作用,合作得很好,工作井井有條,效率很高。

陳一咨做的大事,我做不出來!

我對陳一諮有一件事情不滿意。我覺得他霸道。辦公室日常開會,我一般不參加。一天,我走過會議室門口,聽到裡面陳一諮聲音很大,在說:「不准你這樣說話!」我進去了。我沒有問(直到今天我仍然全然不知道)他在和誰爭論什麼問題。我只說:「一諮,你這樣不對。我們研討問題,不管什麼人,什麼意見,都可以說,錯了也可以說。怎麼能夠 『不准你說話』?」陳一諮當時很激動,站起來說:「那我不幹了!」我說:「好,你可以不幹。」陳一諮當即坐了下來,過了一兩分鐘,他重新站起來說:「老鮑,我錯了。」我說:「好,你們繼續工作。」其他方面,我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大毛病。
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納入了十三大報告,研討小組任務完成了,研討小組辦公室也結束了。十三大後建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責成由我和周傑、賀光輝組建。我們三人商量,原來臨時調到研討小組辦公室來的同志,凡是願意留下的,一律留下,凡是願意回原單位的,一律回去。我找大家,逐個徵求意見。一諮和福今都願意回原單位。這樣,福今就回到中辦;一諮則回體改所,當「閒雲野鶴」去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由陳群林和陳小魯負責日常運轉。說來也巧,全姓陳,研討小組有老二陳,研究室有新二陳。
陳一諮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519日三所一會的那張傳單。事先我完全不知道這份傳單。也許是當天,也許是第二天,我從中南海回家,當時我住在木樨地24號樓。快到家的時候,有人向我車裡塞進一張傳單,是體改所、農村所、中信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對時局的分析和呼籲,要求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這篇宣言寫得好。我認為這是陳一諮他們做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值得載入史冊。這是他們獨立做出判斷,獨立組織三所一會起草的文件,符合憲法和黨章,為當時的形勢所必需。有人把我說成是這份傳單的「後台」,對不起,我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陳一咨先生他們做的這件大事,我做不出來!
六四以後,陳一諮過著流亡者的生活。後來聽說他身體很壞,我也很無奈。現在聽說他要出回憶錄,但願能夠順利出版,順利地流傳到一切關心改革的讀者的手中。一諮在海外那麼長時間,手裡沒有什麼材料,能夠寫出全面的回憶錄來,很不容易。任何人的回憶,都不可能跟別人的回憶處處一致。沒有關係,可以相互比較和對照。某些情況,他講得也許比別人具體些,另一些情況,也許不如別人準確,這都是有可能的。歷史就是這樣,留在各人腦子裡的印象,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記憶跟客觀事實不是一回事。所有人記憶的總體,也未必就是歷史本身。任何人的回憶,都會受到個人的局限,受到當時見聞和觀點的局限。記憶也會發生疊加、扭曲、變形。這都是可能的,沒有什麼。
我八十了,一諮該七十了吧?我希望一諮能夠得到康復的條件,希望他能夠繼續做更多的事情。但願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歧視的公民,都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編者註:陳一諮先生因罹患癌症,於北京時間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在美國洛杉磯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陳一諮先生紀念網站網址:http://chenyizi.com/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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