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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

图为何晓清博士应邀在美国国务院介绍她的新书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滿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

  這是何曉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該書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走上流亡之路的「八九」一代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此書給予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書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沈彤和王丹,以及她自己的故事,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參加『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她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多年後,她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為什麼二十五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而花十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口述史呢?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從「曉清」──其父希冀「破曉」「清明」,成為「Rowena」: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

  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

  在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無論是北京的沈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一九八九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其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沈彤是唯一沒有坐牢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自我放逐。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書中,何曉清問:「一九八九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有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嚇大的、長大的與騙大的

  在看《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的時候,正逢台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絡上流傳著台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陳嘉銘寫的《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他搭計程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若在中國大陸的學校做一份類似「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的調查,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何曉清所著《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最大的意義是,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他孤單,但他強大」

  二十五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一九九七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照片──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他孤單,但他強大」。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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