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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日星期日

苏晓康:陈一谘四两拨千斤

1991年秋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作者(左2)与陈一谘(右2)跟香港电视台《铿锵集》剧组在一起。

我忝列六四"七黑手"通缉名单,与陈一谘先生同榜,却在国内未曾谋面;仅打过的一次交道,是拍《河殇》要谈经济改革,我们怕说外行话,求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派人参加解说词撰写;老陈派来张钢,跟我合作写第四集《新纪元》,害得张钢后来也被通缉,渡海逃到台湾。

流亡到巴黎,而后普林斯顿,就常常跟老陈喝酒,听他侃山。他虽然每每犹如作报告,中气十足,总要第一第二,但废话极少、料猛货实。陈一谘对文化清谈("文化热")不屑一顾,最得意他的迂回策略,说起来就眉飞色舞。有一次他跟我讲,中国这么大,积重难返,共产党紧抓权力不放,你要想改变这个怪物,比较聪明的法子,就是进入这个体制,去影响它的高层决策,效果最大,代价最小。那个年代,中国有几人会这么思考?

陈一谘的本钱,是洞悉这个前现代中国的癌症,也是这个党的死穴:农村破败、农民活得猪狗不如。文革中他流落中原,在河南驻马店的新蔡县落户,那地方大饥荒中饿死人三分之一,附近大别山区的光山、罗山等县,饿死了三分之二,纯粹是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烈结果,跟"自然灾害"毫无关系。我在河南当记者时也听到"信阳饿死一百万"的种种传说,但十几年来一直是个秘密,即使文革后官方也把它捂得很紧,我四处采访期间,总顺带打听"六〇年饿死人"的细节,从无所获;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我撰写关于庐山会议的《乌托邦》,那时对于五九年六零年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直至九零年在普林斯顿遇到陈一谘,他告诉我大饥荒的一笔账:

  河南——七百八十万;
  安徽——八百万;
  四川——九百万;
  全国——四千万以上。

大概要过差不多十八年,才有杨继绳的《墓碑》问世,公布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我估计陈一谘的数字更接近真相,可能是一个官方版本,只是秘而不宣。

陈一谘在新蔡也亲眼目睹基层社队干部的贪婪、凶残。他长期独自做田野调查,分析论证毛泽东从河南吹捧总结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比西周井田制还要落后的奴隶劳动制度,唯有废除它,农民才能得解救。然而陈一谘酝酿于乡野的解民倒悬之策,唯有等待庙堂之高的决策层感兴趣,才有可能实施。

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到"崩溃边缘",侥幸活下来的邓小平又要建立他自己的权威,这时陈一谘的机会来了。中共决策层寻求的所谓"改革"方案,不过是补救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邓小平渴望的权力来源,若非最捷径最灵验的献策,他们不会感兴趣。于是陈一谘就告诉他们一个秘密:你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自己去耕种,农村就救活了,中国才有了发展的最低起点。

然而,陈一谘也是讲了一个"最低起点"的改革,却将中共的死穴化为转机,一举解决基础性的一个困境,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也是"邓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环,并为"六四"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作了奠基。八十年代的一场改革,可以说是中共借用陈一谘等策士的"包产到户"政策,挽救了江山;也可以说,是陈一谘借用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达到他的理想。

虽然农民阶层曾为共产党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但是毛泽东的现代化路径,是靠剥夺农民做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夺取政权,转脸就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这个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工业化"的费用。这是大跃进的实质。由此从当代史的角度来看陈一谘的思路,乃是成功说服这个政权对农民作了一次有限偿还。这已是极限。所以陈一谘的"决策参与"不久便陷入停滞状态,他的迂回策略也不再有效。1985年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便意味着这场短命的改革已经终结。虽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后续的权力角逐、左右争辩,但一俟中共不再担忧江山倾覆,它便无法忍受哪怕最微小的制度性改革。

解放中国农民,必须土地私有化和拆掉县以下的政权,返还到乡土中国。陈一谘所看到的社队两级基层政权,恰是中共经由土改而造成的一种新的"底层机构",乃突破两千年皇权不达县以下之旷古未有,既是这个政权的末梢神经,也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孽多端。

我在八十年代也到过新蔡县,调查社队干部扣押救灾粮中饱私囊,发表报告文学《洪荒启示录》。事实上,这个"底层机构"一直在横行乡里。仅就河南省而言,尽管1960高征购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1975年8,在豫南暴雨导致两座大水库垮坝夺命23万人,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救灾款,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甚至废除人民公社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而后他们又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人们莫可奈何。

如今我们看到,中共又在对农民和农村进行第二轮剥夺。陈一谘时代曾解决了一个"土地使用权"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权贵集团再搞一次血腥的"圈地运动",各级政府都以"土地财政"作为收入来源,这就是当前暴力征地、拆迁的实质。民间形容,掠夺农民土地的狂潮,正导致一场"第四次国内战争",而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共赖以刺激经济的所谓"城镇化运动"。

三十年前,陈一谘的迂回策略是有空间的。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昏病,在最坏的制度底下发挥到极致,乃至刘少奇都要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这甚至可以诠释为后来邓小平改革的滥觞。然而今天,中国权贵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经济命脉,二百个家族控制二百个行业,他们正在掏空中国,拿走利润,留下垃圾。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设若此时再出现一个陈一谘,他还有机会成功吗?

陈一谘传奇,涉及到一个体制内改革路径的话题。陈一谘堪称八十年代"政治参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留下两项遗产,极富价值。陈子明归纳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问题,很精湛地总结了老陈的第一项遗产。在现代政治发育程度很低的中国,体制内路径具有双重风险:遭体制拒绝和遭民间道德质疑,因而尤其需要智慧和勇气。

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人物如陈一谘、陈子明、王军涛,皆对体制内路径作试水温的尝试,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开放,颇有拓荒之功;也将"和平转型"、"最小代价"等理念,付诸实际操作,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是有建树的;它也是关于社会转型的保守温和倾向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九十年代的政治异议领袖刘晓波,虽然拒绝再进入体制,但持守"扩大政治灰色地带"、"非暴力抗争"等信念;继而张祖华领军发起的"零八宪章"、许志永领军的"新公民运动"等,实际上都继承了前面体制内路径的遗产。老陈的第二项首创,是以"民间智库"提供调查研究、政策和方案的形式,汇聚民间智慧和民意,影响最高决策。

然而,中共的"权力丧失恐惧症"和封建世袭性,注定了这个体制的刚性和蛮頇,令体制内改革路径的发挥空间极其有限;尤其,在八九年以大屠杀处理政治危机的"双输"结局,更使这种路径几近归零。统治集团越是顽固地拒绝改革,势必刺激民间反体制运动越趋向革命,社会的温和与渐进的理念、氛围,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被抛弃,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基本政治手段均告失效,社会只剩下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暴力对决、人头落地一个路径——这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反复重演过,也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真实过程:满清皇权拒绝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社会彻底解体;继而为了整合又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党模式,终至中国跌进数千年未曾有过的一种暴政而不得脱身。很多人说,今日中国又处于辛亥革命前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温和、渐进、迂回的理念,背后需要强大的文明依托和文化自信,否则就极为脆弱;而它们进入政治层面的操作,尤其需要体制具备执政的自信和极高的民意度。这些条件,在近现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自晚清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落,使得每一种政体都是自卑的、短视的、功利的,因而保守、渐进、温和的倾向,除了脆弱还能怎样?但惟其脆弱才可贵;它们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存活几率极低,那便不仅是陈一谘们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此文应《纪念陈一谘文集》约稿而作
2014/5/8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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