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杜光:为胡耀邦辩诬

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5周年,主流媒体虽然很冷漠,但民间媒体和网上关于这一主题的报道、文章、微博都不少。同时,毁谤、丑化的作品也频频出现,颇为热闹。
  网上看到一位朋友的文章,其中引述新浪的两条微博,一是"胡耀邦的冤假错案大平反,对象主要是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干,镇反枉死者等群体鲜有惠及。"二是"胡耀邦平反的一批,基本都是当初体制内的'精英',平反后即成为对抗文革残余毛左的主力,其实与屁民无关。"这两段微博,颠倒事实,混淆视听,居心险恶,不得不辨。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受惠者数达一亿多,据郭道暉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当年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共产党成立初期,人无分级别高下,地无分东南西北,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党内外干部,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平反解放。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之广,获得解放的人数之多,而且是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的伟大业绩。那两条新浪微博却说胡耀邦平反的只是"老干"、"精英",胡说枉死者"鲜有惠及"、"与屁民无关",不知用心何在?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造就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名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奴阶级,一个是由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中受害者构成的贱民阶级。胡耀邦为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把那些本着"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原则而被专政的贱民阶级,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使数以亿计的贱民及其子女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屈辱地位,成为可以挺起胸来、扬眉吐气的社会公民,能够同其他公民平等生活。这就铲平了毛泽东人为地制造的阶级分野,消除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恶果。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只有胡耀邦才有如此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胆略,敢于承担起如此光辉伟大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任务。使亿万群众摆脱贱民的阶级地位,洗刷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垢和耻辱。这是民主对专制的伟大胜利。
  (一)农奴阶级的解放
  通过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公社化",广大农民不但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连劳动和人身自由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田间劳作要服从统一调配,一年下来的劳动工分,扣除粮食等配给品的费用,所剩无几,有的甚至还倒欠生产队;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或养鸡生蛋换油盐,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大炼钢铁时收走铁锅铁铲,连大门和箱子上的搭攀都撬掉;刮共产风时大办食堂,家家碗筷瓢勺都被充公。杨献珍在1959年的几次讲话里,一再讥笑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公社社员连打狗棍都没有。他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出现的社员不如叫花子的另一现象:食堂办不下去,不得不解散后,许多饥饿的农民要到外地或城市要饭,但出去要饭须经公社或大队批准,开给路条。没有关系求得路条的,有的就铤而走险,偷跑出去。既无关系又缺偷跑勇气的,就只好坐以待毙了。大饥荒的几年里饿死这么多人,农民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是重要原因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几亿农奴自己起来革命,从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开始,一步一步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在包产到户、农业丰收的基础上,他们又涉足工商副业,或肩挑手提、走街穿巷,或贩运倒卖、摆摊设点,开辟了商品经济的新天地,同时也改变了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农奴阶级的解放主要是他们自己起来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但党内民主派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支持、庇护包产到户,以致赢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就不用说了,胡耀邦对农奴阶级的解放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农奴解放的最主要途径是包产到户。五十年代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从那时开始,包产到户就是农村奴役反奴役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为了求得温饱而争取包产到户的劳动自由,成为各地农民的普遍要求。但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包产到户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二十多年来,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无不遭到严厉的批判以至残酷的镇压。因此,七十年代末期在安徽、四川等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当然免不了会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烈反对。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但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里,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几个月后,又在一份文件里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吴象在一篇题为《大写的人》的纪念文章里说,胡耀邦对于农村的改革大潮,始终给予热切的关注和支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向胡耀邦提出:"文件草案的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同意他的意见,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没有被采纳。《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推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受到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的报道,使包产到户进入全社会的视野。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万里、赵紫阳的努力和胡耀邦的支持下,《决定》里委婉地写进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包产到户。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同年7月,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9月14日至22日,他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完善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会上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发布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继续实行。"这里虽然表现出对不同意见的妥协和折中,但已经为包产到户打开了大门。
  1981年12月,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出,《纪要》明确肯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终于为包产到户争取到了合法地位,有人戏说这是给包产到户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据李普回忆,为了绕开包产到户这个敏感的用语,胡耀邦还想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提法。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虽然只能挂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等框架之下,但这毕竟标志着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意味着农民终于摆脱农奴地位,这是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也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包产到户造就了农村的繁荣兴旺,带来了个体工商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引出了"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与此相适应,人民公社也陆续退出历史舞台。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里,多次提到"乡、民族乡",已经没有人民公社的踪影了。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亿万农民通过包产到户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求得解放,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斗争。吴象在文章里说:"家庭联产承包普及全国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时。"人民公社的瓦解,意味着农奴阶级的解放。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解放过程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象说:"他是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运动运筹帷幄的关键人物,为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普及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个概括是十分恰当的,换句话说,他为农奴阶级的解放"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
  (二)贱民阶级的解放
  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除了文革期间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外,最大量的是"黑五类"及其子女。这些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数达几千万。他们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里,备受欺凌侮辱。胡耀邦以其大无畏的气概,把他们,不,应该是把我们,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
  早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的日子里,胡耀邦就已理解到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他写给叶剑英的"中兴三策":"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把平反冤案和狠抓生产,并列为争取人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两大杠杆。这体现了胡耀邦的远见卓识,也同他亲自经历灾难的体验有关。他少年时代在中央苏区,曾经被当作"AB团"成员,险些被枪决;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妻子李昭被怀疑为特务关押起来;六十年代他在陕西省委书记的任上,又被诬为"胡赵李反党集团"的首脑,横遭连续不断的批判。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对几十年历史上积累的冤假错案,有着深切的体认。尤其是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亿万群众和干部打成敌人,沦为贱民,造成社会的极不平等、极不安宁,更使他意识到,要把社会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发展生产来收拾民心,把离心离德转化为同心同德,才能开辟新的局面,创造"中兴伟业"。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为文革受难者平反开始的。文革期间形成的继"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的"黑九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即由此而来),是构成贱民阶级的新群体。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后,面临已经涣散的人心,首先需要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为此,他成立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逐一清查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的事件,分清是非,平反冤案,落实政策。接着,他又考虑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包括对所谓的"杨侯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的平反,不料却遭到强烈的抗拒。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他不得不另外再建立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负责为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平反。
  在为中央党校的文革冤案平反的同时,胡耀邦组织党校教师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经过胡耀邦修改定稿,在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揭露文革对广大干部的残酷迫害,提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强加于许多干部的错误结论。文章为平反文革冤案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也遭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等人的强烈反对。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等的推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起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他在到任的第一天,就提出要把中组部办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认真做好两大任务:来访接待和群众来信。他除调动部里的所有人员外,还把文革中"靠边站"待分配的几十位老干部组织起来参加接待,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百人。胡耀邦还亲自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倾听他们的申诉。他对中组部工作人员说:"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他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的时候,就委托适当的人员接待。批阅群众来信就更多了,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里,批阅了四千多封群众来信。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胡耀邦还在1978年2-4月里,召开六次疑难案例座谈会,邀请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对118个疑难案例,进行分析,复查平反。
  在中组部直接处理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项工作。他多次强调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动手,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都要抓。他要求各级党委层层推广疑难案例座谈会,通过典型,指导全面。为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认识,胡耀邦除了利用《人民日报》等舆论工具外,1978年6月还创办内部刊物《组工通讯》,指导全国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工作。
  为55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是胡耀邦生平事业中最瑰丽的篇章之一。文革结束后,许多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给中央机关来信或上访,有的要求复查平反,有的要求摘帽(当时约有20多万右派分子尚未摘帽)。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在宣布全部摘帽的同时,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胡耀邦认为,为了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应当是有错就改,错多少改多少,不能只作为个别问题来改正。为此,他组织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为右派分子甄别改正。
  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参加,举行一次研究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于1978年6月在烟台召开,胡耀邦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杨在会上转述了胡耀邦的意见: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今天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了,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但这个意见得不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他们认为,全部摘帽,就已经很宽大了,没有必要再平反。杨陈回北京后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让他们起草一份会议情况的材料,并明确表示对会议"保留意见"。
  这个材料上报后,中央决定五部再次开会。这个会于9月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杨士杰在会上据理力争,坚持应当把划错了的右派全部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于有些与会者提出的疑虑和担忧,杨士杰会前就有所准备,都一一作了解释。这时全国已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个思想运动对大家不无启迪。最后,与会的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接受了中组部的意见,达成改正右派的一致协议。会后修改6月会议起草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等等。这个方案于9月17日由中共中央以(1978)第55号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总算开启了让几十万右派走出贱民地位的大门。接着,胡耀邦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发表有关文章,并且陆续报道中央党校、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全部右派都得到改正的消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几个单位改正全部右派,对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是有力的促进。
  但改正工作在各单位、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单位和地区的领导人仍然犹豫观望,还在考虑哪些属于"扩大化"可以改正,应该改正多少等等。有的到中组部请示:"都要改正,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说:"是错的就都要改正,不管有多少!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啊?"
  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全国改正右派的工作迅速推开,各地区各单位以中央党校、公安部为模板,改正全部右派。最后,除了为适应邓小平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断语而留下几十人没有改正外,五十余万右派都得以改正,基本上做到了"一风吹"。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话虽然说得轻松,但在实践中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啊!
  在争取改正全部右派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针对各地各级普遍存在的顾虑重重、举步维艰的情况,他在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许多与会者当晚就传回本单位,有力地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但也遭到有权力者的阻挠。胡耀邦的这"两个不管",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人们对平反冤案之所以犹豫不安,主要是因为许多冤假错案是毛泽东钦定的,或者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确定的,实行"两个不管",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否定。主持会议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在会议简报上删去"两个不管",还向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去训斥说:按照你的"两个不管",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也要平反吗?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一定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改正。
  "两个不管"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方针,摧毁了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怀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平反工作。除了平反文革期间的冤案和改正右派外,所谓的"四类分子"也摆脱了低人一等的贱民地位。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文件明确规定,原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可以享受公社社员待遇,不得歧视,这就消除了他们作为贱民的阶级地位,几十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胡耀邦以他的大仁大勇,雷厉风行地领导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解放了长期在社会底层备受煎熬欺凌的亿万贱民,使他们得以扬眉吐气,成为平等的社会公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再一次地消灭了阶级的分野和对立。社会的平等化,不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基础,而且带来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胡耀邦,是他的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胆略,为解放受难民众而敢冒风险的道义、勇气和精神,才能建立如此彰明昭著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的一页,胡耀邦也必将因此而名垂青史。田纪云称赞说:"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任仲夷也说:"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均见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深切体会所作出的公允而中肯的评价。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的消灭,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也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了,以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十多年来,不断孕育出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同这两大剥削阶级的产生相对应,出现了新的贱民阶级--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及因计划生育、就业歧视等弊政而倾家荡产的受害者。这些年来,使清白无辜的公民沦为贱民的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
  我在4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催生新的贱民阶级》。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一个"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问:当局的倒行逆施,是否正在催生着新的贱民阶级?"我以倪玉兰从中央机关干部和高级部门的法律顾问,只是因为她助人维权,频遭打击迫害,以致沦落成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能在地下通道栖身的贱民为例,指出:"一个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恶劣处境的贱民阶级,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我还在文末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待,执政者是否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将近四年过去了,那些导致普通公民沦为贱民的弊政,虽然有所改善,如取消了劳教,平反了少数杀人冤案,但从高层的指导思想到基层的施政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权贵豪强对弱势公民的剥夺和压迫仍在继续,冤假错案持续增加,贱民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社会危机日益尖锐。严峻的现实,呼唤着再一次的平反冤假错案,呼唤着胡耀邦式的领导人。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发展趋势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来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对立和冤假错案,尽管比胡耀邦的时代还要复杂,还要多,但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也必然是会解决的。问题在于解决的具体形式如何:是阶级压迫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己起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消灭阶级?还是当政者向胡耀邦学习,利用所掌握的政治优势,主动地开辟平反冤假错案、消除阶级对立的渠道?抑或是朝野协作合力,共同推进这个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的解决?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究竟会如何解决,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客观条件的走向,也取决于当政者是否能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人微言轻,就只有等待历史来回答了。

  2014年6月13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