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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

張思之新书披露鲍彤版六四江真相

鲍彤举着赵紫阳的遗像

真相是歷史的生命線,是歷史的靈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五年了,「六四」迷蹤依舊。隨著時間推進,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層層揭開。記憶的碎片, 割斷了一些人對歷史的敬仰與懷念,喧囂蒙蔽了眼睛,慾望扭曲了心靈,有人淡忘歷史,有人忽視真相。不過,當每年走近「六四」,總會有當年事件的親歷者,梳 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歷史真相,喚醒不該忘卻的歷史記憶。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開了當年「六四事件」前後的一些真 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師張思之。
近期,張思之再度成為輿論聚焦人物。二十天前,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執行合夥人浦志強,與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討紀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帶走調查,當局以「尋釁滋事」名義刑事拘留浦志強。張思之便是此案辯護律師。
這位被國人視為「良心律師」的「中國第一大律師」,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國法治史。張思之在《行者思之》一書中披露了不少早先無人知曉,或者有所傳說 而始終未經證實的一些真相。書中,他詳細回憶了當代中國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兩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鄭恩寵案、李顯斌案、李莊 案等,其中王軍濤案、鮑彤案,就是與「六四事件」直接有關的兩個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張思之好友章詒和的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京城有兩個人被關押:一個關在家裏,他叫趙紫陽;一個關進秦城,他叫鮑彤。鮑彤,原中共中央 委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零年起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職,於五月二十八日被 捕;九二年三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七月,因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九六年五月刑滿釋放。此後,鮑 彤一直生活在當局的軟禁中。
據悉,鮑彤目前身體健康狀況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緩慢恢復中。日前,他透過某種渠道對亞洲週刊說,二零一四年年初,當局就告知他,在「六四」二十五週年紀 念日前,不得接受媒體「關於『六四』內容」的採訪。鮑彤認為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看法,「該說的也都說了,看法至今不變,而且更具現實意義」。也就是說, 「鄧小平當年作出的武力鎮壓的決定是錯誤的;這個應當由中共當權者糾正過來,而且越早越好」。
當年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是指控鮑彤的頭條大罪。當時,京城戒嚴,軍隊進城,戒嚴令下達,趙紫陽辭職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國家機密。亞洲週刊早於兩個月前 就率先獲得張思之的這部《行者思之》書稿。在書中,張思之說,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他與楊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監獄,作為律師第一次會見了「八九零一」, 即鮑彤在獄中代號。鮑彤對張思之講述了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的來龍去脈。他說,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 「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小平當即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
張思之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對鮑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還沒有下決心免去趙紫陽職務,還讓趙紫陽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小平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
鮑彤告訴張思之,趙紫陽當時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紫陽後來跟鮑彤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鵬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
李鵬在《李鵬日記》裏描述說,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這裏不講」就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張思之在書中說,趙紫陽聽李鵬說有證據,就問鮑彤: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了?有沒有問題?鮑彤說:「紫陽同志,請你放心,我一點問題也沒有。」趙紫陽說: 「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接著,趙紫陽告訴鮑彤,「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戒嚴,我服從,但我執行不了。因此考慮辭職,你現在替我起草一個辭職書。」 鮑彤當場一揮而就,趙紫陽一字未改,說「好,就是它」。辭職書拿給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一看急了:「紫陽同志,你不能這麼幹,這 麼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澆油嗎?無論如何得收回去。」趙紫陽考慮到楊尚昆講得很誠懇,當晚收回了。
鮑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隨即臨時召開會議,說這麼晚把大家請來,是因為情況可能會有變化,「我也許不會再跟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今晚的會可能 是最後一次。今天講這個,只是對大家負責,不對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說咱們內部不會有叛徒。恰在這時進來一個人,恰是第十三名,於是有人開玩笑說:這不 是「猶大」來了嘛。就是這麼一個會,鮑彤在會上一字未提趙紫陽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洩露趙紫陽將要離開總書記崗位的機密情況」。
當年,鮑彤接著對張思之講,「至於說我搞『反革命煽動』,更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當事者都還在,很容易查清楚。你們看看案卷也許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對這一點沒有深談。
談話中間,楊敦先去衛生間。鮑彤看他遠去了,立即直望張思之,一邊用手往自己腦袋上提,一邊問道:「他怎麼樣?」張思之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悟出「他」指的 是趙紫陽,立馬回應道:「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儘管說的是實情,但心裏卻酸酸地,有淚欲流。鮑彤接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 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張思之深深地感到,他們之間夠得上「戰友情深」。
李鵬覺得鮑彤瞧不起他
當年,鮑彤曾對辯護律師張思之說,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個人都打過交道,為每個人服務,水準最低的就是李鵬。李鵬覺出鮑彤從心底裏瞧不上他,有三件 事,更惹得李鵬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鵬攜夫人朱琳訪日。他們到東京的翌日清早,夫人發現項鍊不翼而飛,報案說多少多少克拉,多麼多麼貴重。日本人十分緊 張,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他們把房子翻了個底,終於在沙發縫裏找了出來。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驗,結果證明這是條假貨。日本人跟中國駐日大使館如實說了 這一情況。大使館報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報中央。鮑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認為有失國格,說朱琳應作檢查。
張思之說,第二件,李鵬把毛澤東的游泳池佔了,還要重新精裝修,一下子花了幾十萬。那個時候的幾十萬是個大數,財政就問這筆錢怎麼報,問題搞到書記處,鮑彤 說,毛澤東的游泳池本來就夠高級了,還要重新裝修,夠浪費的啊。這又刺痛了李鵬。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陽區公安局抓到了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 個進去就說:「你們抓我?我是李鵬兒子。」公安一聽,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電話一問,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報到中央。鮑彤一看上報材料,說李 鵬家教不嚴,應該檢討。
據張思之透露,鄧小平為什麼也討厭鮑彤呢?導火索是電台廣播了趙紫陽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說我們黨形成了這麼一個慣例,處理問題還得依靠鄧小 平的經驗和智慧,重大問題還要請教鄧小平,由他拍板。據說,鄧小平聽播音時,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這一定是鮑彤給電台打的招呼,搞 的小動作。他為此特別惱怒,直到對鮑彤起訴前,喬石委員長批示說鮑彤的問題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硬讓鄧小平否決了。可在這之前,鄧是非常欣賞鮑彤 的。他復出之後就科技問題所做的報告,受到廣泛的稱讚。那個報告題為《科學的春天》,就是出自鮑彤的手筆,鄧小平十分滿意,說「一個字也不改了」。鄧小平 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也曾一再講,「一個字不能改」,他當然清楚這個報告也出自鮑彤之手。怎麼稍有分歧一夜之間就成「反革命」了。張思之 說,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顛倒,這是醜惡的政治反復,太醜了。
張思之說,鮑彤案有個背景,就是李鵬非要整鮑彤,張思之想透過為鮑彤辯護,觸動一下整人的人。他說:「在『六四』事件中,李鵬和陳希同公開造謠,目的是為了 害人,這不能容忍,所以要觸動一下,別的律師這樣做難度很大。我辦當然也有風險,在這點上我的思想準備比辦王軍濤案還要充分。」
鮑彤案是「六四事件」的大案之一,同樣,王軍濤案也是一樁大案。張思之自稱,王軍濤案是他第一個政治案件(林彪、江青「兩案」不能作數)。王軍濤,一九五八 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為中國民主活動家。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指責其「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王軍濤曾 任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在國內逃亡。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獄,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十三年。九四年,王軍濤被以 「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從監獄送飛機飛往美國。零六年,王軍濤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的 博士後研究員。現居美國的王軍濤,二零一零年與王有才一起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從王軍濤案看學運領袖
說到王軍濤案,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 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 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 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 個罪名嘛。張思之說,「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張思之說,一對比就見高低。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 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張思之說,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 人格上的差別多麼大。
張思之答應為王軍濤辯護之前,並不認識王軍濤。張思之知道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但並不知道王軍濤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才得知王軍濤在學術界、知識 界的份量和影響,他大驚而自嘆孤陋寡聞。透過會見接觸,張思之加深認識王軍濤,從而形成重要觀點: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 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準備條件,結果沒能完成,當了閻明復他們的替罪羊。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這是黑白顛倒。
至於王軍濤的政治立場,張思之的總體印象是:一個「保皇黨」。陳子明也一樣,骨子裏都是保皇黨。張思之說,總也想不明白,一個以「革命」為旗幟的政權,對一個保皇黨人,竟視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麼?
張思之認為,將王軍濤歸為保皇黨,第一,他的基本觀點是維護這個政權的,要加強當政者的行政權威,這都見諸他的論文。張思之在辯詞裏說,「王(軍濤)擁鄧 (小平)十年一貫」,他認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軍濤拒絕簽名,就是因為裏面有反鄧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個歷史階段,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搞社會 調查,結合實際,從理論上說明應當改革以及怎麼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維護與改良現政權。他們選了兩個點,一是經濟發達的特區,蛇口;一是落後地區,延安。 蛇口調查已結束,調查報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調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討調查報告,提供當政參考。為此他們決心不介入學生運動,不去天安門廣 場。他們當時就有個預測,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這個判斷還真有先見之明。因此,他們就一心一意地天天開會搞總結,想抓緊完成調查報告,沒介入 那場學生運動。
張思之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五月十五日訪華,要在廣場搞歡迎儀式。可是學生並無「撤」意。統戰部開會研究,誰也沒辦法。當時的青年社會學家,現為北京 大學教授鄭也夫說,王軍濤在學生中有威信,現在只有請他出山。部長閻明復立馬說,你快去請。於是,鄭也夫奉命找到王軍濤說,中蘇兩黨言和,事關整個世界格 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視,以大局為重吧。王軍濤答應了,這才去了天安門。
王軍濤立場是維護國家
張思之說,他哪裏有打倒這個政權、分裂國家的意思,相反,是維護的立場。再從王軍濤一系列言行來看,不論是參加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還是後來的推動政 治體制改革,他的觀點只是有些超前,絕沒有越出中共允許的範圍。一審已經判他十三年了,他還拿出發表在《國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中國當前需要 行政權威》,讓我作為證據提交二審法庭。這更是「保皇」的鐵證。所以我說,整個審判自始至終都非常荒謬:恨鐵不成鋼也是罪,也有罪。
王軍濤案,兩項罪名,五條「罪狀」。開庭那天,公訴方指控的所謂「顛覆」罪行有四條,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條。張思之說:「庭審調查自始至終沒敢讓證 人出庭。陳子明、周舵、劉剛等人的證詞,以及我們提交的幾份書面證言,都對王軍濤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質證,乾脆否決了。」他的辯詞長達七千字,基 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劃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
你辯你的我判我的
張思之在書中說:「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地駁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 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們 提出那麼多證據,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二審判 決書下來,毫無懸念:維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書由張思之口述、孫國棟整理。北京《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說,張思之原本就是一部大寫的書。自二零一一年三月起,每週三的上午,孫國棟就乘坐一小時地鐵,九點鐘準時推開張思之家門,三小時裏,張思之打開記憶閘門,打開歷史寶庫,娓娓道出傳奇一生。

他說:「先生說到得意處,哈哈大笑;說到動情處,淚光閃閃;說到憤激處,拍案而起,同時爆出粗口:『他媽的!』我聽得如醉如癡,不覺時光流逝。接下來,陪先 生共進午餐,兩杯酒下肚,先生童顏鶴髮,思維愈加敏捷,談興絲毫不減。席間的趣聞逸聞佳話笑話,與口述自傳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風情。先生精力過人,三個小 時口述後依然聲若洪鐘,毫無倦意;先生記憶力亦驚人,細微之處毫釐不爽。」孫國棟認為,「六四」後,張思之為鮑彤、魏京生、王軍濤等政治犯辯護,屢敗屢 戰,更奠定了中國第一大律師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他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分子的人格寫照。
「六四」作為中國當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會被時間的車輪碾過,被歷史的風沙掩埋。真相,讓人們離事實更近,而不是遺忘、粉飾。歷史容不得虛假,真相不能 淪為價值取向的附庸。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身處「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國人更需懷抱歷史、從歷史星空探取正能量。


——亚洲周刊,作者江讯,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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