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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六四25年:從民主運動到流亡(陳破空)

紀念六四屠殺25週年

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在中共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任內爆發,從4-15胡耀邦去世開始,5-13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要求政治開放,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5-17趙紫陽被罷黜,5-19當局宣布戒嚴,百萬市民上街聲援學生,6-3軍隊強行進入市區,開槍射殺學生、市民,至6-4晨對廣場清場。據紅十字會統計共有727人死亡。這場為時50天的學運及其64被血腥屠殺,震驚全世界。其後中共在全國大逮捕,並通緝數十名學生與知識分子,迫使無數人逃亡國外。中國八十年代開始的政治改革全面倒退。轉眼之間,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主運動已經過去25年!香港年年在維園舉行數以萬計市民參加的燭光晚會,發出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最強音。本專題作者有當年學運的參與者、現場採訪的記者和25年來一直關注中國局勢發展的評論員。他們表達了各自的感受和展望。(編者)

編者按:北美政論家陳破空是八九學運在南方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濟大學研究生,中山大學助教。六四後兩次入獄,九六年流亡美國,獨力創業,並活躍於媒體,最近出版有關東亞危機的專著,在日本暢銷,受到各界歡迎。這篇講稿中文由本刊獨家發表。

發生在廿五年前的中國民主運動:「天安門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廿五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史實。

我在紅色恐懼中長大

主持人告訴我,面對八九後的日本年輕人,我應該講講自己的故事,從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論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紅色紙老虎內幕》一書中,敍說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從我能記事的三歲起,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場景:暴力、血腥與恐怖。我的父親,一個中學教師,因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斷的迫害。被捆綁,被毒打,跪著接受群眾大會的批鬥。

我八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在長年的驚嚇和貧病交加中,突然離開人世。父親曾帶上母親,從西部的四川去東部的南京治病。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就連我們平時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我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當我驚異莫名,父親說,那是骨灰盒。母親在裡面。原來,曾經美麗的母親,已經像蠟燭一樣,燃成了灰燼。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災難。父親一人,拉扯著我們四個孩子長大。為了生存下去,從八歲開始,我就被迫從事沉重的勞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魚,餵養雞、豬、兔子、蜜蜂等,從早勞作到晚。別的孩子在操場上玩耍,正在幹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著。籠罩在家庭背景的陰影下,小學畢業後,我幾乎失去升入初中的機會。

毛澤東死亡,中國的轉機

一九七六年,統治中國長達二十七年的大獨裁者毛澤東死亡,按照他臨死前的指定,華國鋒成為過渡時期的領導人,但毛的真正意圖,卻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為最高領導人,在江青之後,將是毛的侄子毛遠新。然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及毛遠新。至此,毛澤東時代結束,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經濟建設年代。

毛澤東的死亡,讓中國、也讓我的人生出現轉機。中國恢復了曾經被毛廢止的高等教育。在家裡排行最小的我,趕上了考大學的機會。我考上了位於毛故鄉的湖南大學。

北京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停止。鄧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緊緊追隨毛澤東,但毛發動文革後,一度將他打入冷宮。華國鋒開恩,允許鄧再次出來擔任領導職務。但鄧恩將仇報,憑藉他的老謀深算,幾年後,鄧小平把華國鋒趕下了台。

鄧小平開啟老人政治

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七十五歲高齡的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當代中國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鄧小平為首,有一個老人幫,其主要人物,被稱為「八大元老」,他們控制了中國政治,越過憲法和黨章,挑選或罷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後者相對年輕一些。

鄧小平主張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出任總書記和總理。在胡、趙主政下,一九八○年代,成為當代中國最寬鬆、最開放的年代。曾經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交流。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難,讓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愛閱讀,上大學後,更是博覽群書。十八歲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學圖書館,讀到一本書:《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作者是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中文的翻譯本,只有在大學的圖書館才能見到。

這本書,讓我陷入深思,繼而霍然醒悟:中國的災難,就像蘇聯的災難一樣,都是因為專制制度;毛澤東就像斯大林一樣,都是冷血、殘暴的獨裁者。我認識到,權力必須受到監督,人民必須當家做主;中國的出路,在於民主化。從那以後,我暗自立誓,要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

胡耀邦,八六學潮在上海

思想變成行動,我開始在同學中談論民主價值。一九八五年,當我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我與身邊的兩個同學,用悄悄散發傳單的方式,啟蒙民主與自由。有一天,我踩著自行車,冒著凜冽的寒風,獨自到另一所大學散發傳單,回去的路上,突然覺得自己很孤單、精神很空虛,周圍的人,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不禁自問: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邊的知音越來越多。一九八五年冬天,二十二歲那一年,我寫了一封「萬言書」,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中國政府,推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我聯合另外九名研究生,共十人,在萬言書上連署簽名。在中國,民間人士寫給領導人的信,通常冒著風險,如果領導人發怒,寫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沒有發怒,反而派遣了兩名官員,到上海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感受到鼓舞,於是幻想,有胡這樣的開明領導人,中國的民主進程,或許可以從政府的改革開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場,卻是被政治老人趕下臺。那是在經歷了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因為同情學生、傾向民主,胡遭老人幫罷黜。

一九八六年冬天,發源於安徽省科技大學的學生運動,波及到全國十幾個城市,其中,以上海學生運動的規模最大,持續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學生,都有幾萬人。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形成高潮,參加遊行的學生,多達七萬人,跟隨和圍觀的市民更多。我引領遊行隊伍,踏遍了上海的幾十條大街,一路領呼口號,直到嗓音完全沙啞。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我度過了難忘的二十三歲生日。

學生運動自發結束。幾周後,胡耀邦遭到以鄧小平為首的八大元老的圍攻、責難,經過一個多星期羞辱性的內部批判會,胡遭到撤職,黯然下臺。事件告訴我,手握實權的政治老人,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是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也是一位開明派、改革派,只不過,與胡相比,趙顯得更為沉穩、機智,勉強獲得鄧小平和老人幫的信任。

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的高潮

八六學潮後,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出任經濟系助教。到達廣州後,我迅即開始在當地傳播民主思想,並尋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給我潑冷水,說:廣州是一個商業城市,人們熱衷做生意,沒人關心政治,沒人對民主感興趣。

但我並不氣餒。不久,在我身邊,就形成了一個嚮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一九八八年,我們開始計畫,要在一九八九年發動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紀念中國「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我發起每週民主沙龍,探討中國前途,吸引了更多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參與。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我們原定在廣州的計畫。中國民主運動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包括廣州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作為大學教師,我被推舉為廣州學生自治會名譽主席,除了組織示威遊行,還奮筆疾書文告和大字報,每天書寫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給學生領袖,成為他們的演講稿;有的張貼在校園中心,啟蒙思想;有的製成傳單,成為街上的宣傳品。

那段時間,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我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

「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希望破滅

然而,老人政治,繼續成為中國的頑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三十多萬正規軍,包圍北京。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罷免了主張與學生對話、開啟政治改革的開明派總書記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軟禁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十五歲的「大家長」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共軍,用衝鋒槍和機關槍掃射人群,用坦克碾壓學生和市民。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朝自己的人民開槍!

身陷囹圄,揭露中國黑獄醜聞

面對全副武裝的共軍,北京市民和學生最終寡不敵眾。經過一夜屠殺,軍方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軍隊、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鎮壓之後,當局展開了大逮捕。我被列為廣東省的四大通緝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監獄。用厚重的鋼筋混凝土封閉的黑牢,彷如一座墳墓。在這樣的墳墓裡,我被活埋了三年。因為長年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皮膚變薄,一碰就會出血、潰爛,而且,傷口長時間不愈。頭髮變乾,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來,直到三年刑滿釋放。

出獄後,我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再次受到當局傳訊。我逃往香港,卻遭香港警方遣返。於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獄。這回,當局未經審判,就將我判處兩年勞教。為了報復我,當局將我發配到一處山區,白天,在碼頭抬石頭裝船;晚上,在勞教場製作人造花。在管教幹部和犯人頭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們像奴隸一樣勞作。彷如電影《斯巴達克斯》的場面再現。

我發現,我們生產的人造花,被貼上了英文商標和美金標價,因而懷疑,中國當局非法出口這些奴工產品。於是,我暗中寫信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揭露勞教場的黑暗,並附上人造花商標,供他們查證。我的密信,經過曲折的路徑,到達美國。人權組織在美國商店發現了這類商品,證明中國當局非法出口有我參與制作的奴工產品。由此,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壓力,勞教場也不願再容留我這麼一個「麻煩製造者」,在這兩重因素下,我被提前五個月釋放。那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重獲自由。

出獄後,依然遭到當局的嚴密監控。信件受檢查,電話遭竊聽,出門被跟蹤,並經常被公安官員約談。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還困在監獄中。其實,整個中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大監獄。我同時發現,「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社會整體沉淪,官場腐敗,社會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銅臭薰天,中國政府有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一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境界,讓他們的政權免受挑戰。公安官員對我表示:願意協助辦理護照,讓我出國。他們說:「像你這樣的民運人士,要麼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麼出走海外。」

流亡生涯,堅守民主事業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前往美國。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裡面的想出來,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滾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國家,唯獨不能去中國——自己的祖國。我多次造訪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關山難越,心中苦痛,不可言喻。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

流亡中,我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同時沒有放棄對民主事業的參與。勤於筆耕,頻繁發表政論;不斷出版著作,解析中國政局。在美國的中文電視和電臺上,逐漸成為經常出鏡的政論嘉賓之一。我的思考和政見,通過互聯網和翻牆技術,持續影響著海內外中國讀者。

兒時的磨練,民主運動的洗禮,鐵窗下的堅韌,所有這些經驗,積累成頑強的生存力,以至於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夠創業,在美國白手起家,成功創辦了一所商業學校。被朋友們譽為又一個成功的「美國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天安門事件,過去了廿五年;我的流亡生涯,也過去了十七年。當年的民主運動,口號是「反腐敗」、「要民主」。今天的中國官場,更加百倍、千倍的腐敗,中國官員,憑藉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並將財富、家屬、子女大量轉移外國。今天的中國政治,更加黑暗。當權者陷入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毫無安全感;異見人士下獄,前赴後繼;新疆爆炸聲不斷,各地砍殺事件頻發;西藏人接連自焚⋯⋯作為獨裁政權,中國政府對內鎮壓的同時,也強化對外威脅,窮兵黷武,顯示令人擔憂的軍國主義傾向,與周邊國家衝突加劇,四面樹敵。

這一切證明,所謂「中國威脅」,紅色中國的威脅,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而中國的民主化,不僅惠澤於中國人民,也將惠澤於世界人民。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於東京)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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