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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7日星期二

RFA六四25周年回顾(七)熊焱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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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记者萧融摄)
 Photo: RFA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熊焱,回顾他在六四前后的亲身经历,展望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

熊焱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也是天安门学生绝食行动的首批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

熊焱回忆说,学生对话团是5月4号左右成立的,成立伊始,学生就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 从学生成立对话代表团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提案、题目和研究项目。比如说,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让他们改写'四.二六社论',学生运动不是暴乱,不是围攻公共建筑物,而是一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我当时就是这个话题的负责人。所以我和李鹏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自4月中旬以来,这场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是否承认,历史会承认这一点的。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要你承认呢? 就是想看看你这个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是其中的一个话题。第二个很大的主题,对话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我们以宪法第35条为根据,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表达的自由,要求政府落实这样一个宪法给予我们的自由。这一条,也是很清楚的。"

5月18号,熊焱和其他学生对话团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李铁映、阎明复等人见面,但最终谈判破裂。熊焱认为中国政府缺乏对话的诚意,并且人为制造了混乱场面。

"事先它没有沟通,是政府作出了决定以后,来了这么一回'对话',其实也不是对话。就是按他们的意思,胡乱的邀请了一些人。有些人年纪很轻,或者有些人当时受共产党授意,所以说的话比较混乱。我们今天也已经知道,其中的某些人,不排除是政府故意为了制造某些场面,授意某些人胡乱的讲了某些话。这是事实,当然我们只能猜测,没有什么文件来做评判的标准。但是关键之处就是,政府没有对话的诚意。在对外公开对话内容时,他们删去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我说的很多话就被删掉了很多。他们同时也制造了一些混乱的场面,想给全国老百姓一个感觉:学生无理取闹。当然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25年,人们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真的想要解决问题的诚意。不是吗?就在对话不到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动了开枪杀人的念头。"

熊焱说,6月3号傍晚,他从北大广播站里听到戒严部队进城,即将开枪的消息,于是和朋友们从北京大学赶往天安门广场。

"当我们到了木樨地的时候,就看到军队进城,还看到广大的市民在阻挡学生不要前去送死。我和朋友穿过人群,终于经过木樨地,进入长安街,亲眼看到解放军戴着钢盔,叼着香烟,坐在卡车上,时不时的向两边开枪扫射。我们当时在地上匍匐前进。快到南礼士路附近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北京青年被子弹打中胸部,倒在地上。当时天黑了,没有其他车辆,我们7、8个人就把这个青年抬到自行车上,准备去医院。快赶到南礼士路附近的儿童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的门口都是尸体,医院里面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就在那里抢救伤员,抬尸体,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惨象。"

6月4号清晨,熊焱跟随从北京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走回北京大学。

"当时大约是6月4号早上4、5、6点钟的样子,但是开枪还在继续,各个街口还在杀人,只是从天安门广场退出来的大部分学生,没有正面遇上共产党的枪击而已。"

如果当年学生们早一点撤出广场,如果当年民众和学生一方做或不做某些事情,是否可以避免六四镇压的血腥结局?对于这种假设,熊焱回复说:

"经过25年的思考,我对这个观点还是同意的。过去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经过20多年,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一个过去了的事情,当我们再来评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得相当清楚,指出它的不足,指出它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身处在那个时刻、那个当口、那个环境和形势之下,却是我们人力所做不到的。这个奥秘,也需要四、五十年的生命,要上了年纪以后,才能知道这个奥秘。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简单想象,假如说当时的赵紫阳能够振臂一呼,说'同学们,我们来一个新的行动,我们换一个新的方式',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方式了,但是赵紫阳没有那样做。或者说,我们的学生领袖里,忽然能出来一个可以力压群雄、高屋建瓴、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也根本做不到。或者说,这些学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可以进退自如,但情况也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样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完全希望是如此。但是你知道历史(不可以假设),在那个具体的时刻,是做不到的。"

熊焱说:"当时我们真的要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一支军队。如果说,我们撤吧。这个学校撤了,还有几十个学校说,我们不撤,我们刚来呀。还有人说,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怎么可以撤呢?在那个水平、那个环境之下,要让学生撤出广场,是相当困难的。"

六四后,熊焱遭中国政府通缉,后被囚禁在秦城监狱1年零7个月,没有被审判,1991年获释。1992年6月,熊焱经香港到美国。之后,熊焱先攻读英美文学,再读神学,1994年他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随军牧师,还曾出版《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熊焱牧师日记》一书。目前,熊焱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美军基地担任随军牧师,少校军衔。对于自己的工作,熊焱介绍说:"军牧的工作很有趣。简单说,随军牧师首先是军队里的一个精神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个参谋军官。他要对管辖范围内的战士、家属,在宗教、精神、生活、工作各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学习辅导。同时,作为一个驻堂牧师,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像地方上的牧师一样,他需要讲道、学习、祷告、探访。"

从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热血青年到如今的随军牧师,熊焱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很大的反差,也并不矛盾。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一般说起来,当神父、牧师,好像就是要逃避这个世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牧师,他的使命更加重大。用我们神学的话来说,他不仅要把世人领向上帝,还要用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来关心这些人。从政治层面来说,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上帝更要求我们关心这个世界,尤其要用上帝的精神和真理,来引领这个社会和时代,来批判这个社会和时代。所以,我曾经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基督教的伦理,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就是要为别人的利益拿起武器,但是要为自己的利益放下武器。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要谦卑、要虚心、要接受,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但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为了被压迫的人,我们要有义愤,要有行动的能力,还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所以说,这其实不矛盾,(当牧师)不是一个弱化,只是变得更加坚强而已。当然,(牧师)工作的效果和方向不一样,更多的是安慰他人、医治他人、鼓舞他人。"

熊焱说,发生在25年前的六四事件并不是陈年旧事,纪念六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论是谈论六四,还是纪念六四,还是回忆六四,这里面都有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那就是对于现实的抗争。所以谈论、回忆、反思、提起过去,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抗争。回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你想象一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回忆起这件事情,那就是对现实的一个解决:现在不对,应该改变现在。"
熊焱认为,目前中国民间矛盾越积越多,虽然政府不断压制和掩盖,但因为中国存在制度性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所以很可能由于一个突发事件,引发戏剧性的变革。熊焱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靠国内民众来推动和实现,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屏蔽相关信息,使得国内民众信心不足,缺乏行动。海外民运人士能够做的是通过媒体,通过广泛的交流和联系,提供相关信息,使国内民众能够筹划如何在重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使社会秩序尽快恢复正常,减少变化的代价,避免政治的惨剧。

RFA(记者:林坪  编辑: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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