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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胡平:“越反越恐”说明了什么?(完整版)

魯木齊「522」爆炸案發生後,中共增強該市的安保力量,23日還舉行誓師大會,載有武警、特警及民兵的車輛從城市主要街道經過


去年10月28日,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维族人一家三口开汽车撞向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中共将之定性为“恐怖袭击”。我随即写了篇文章分析这一事件。当时我就担心,象中共这样的反恐,只怕会越反越恐。

这话不幸而言中。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恐怖袭击案,当局把本来就已经高强度的反恐防恐安保工作升到更高。4月下旬,习近平亲临新疆反恐第一线,以党国首脑的身份,对强化反恐防恐工作发出最强硬指示;然而,习近平话音未落,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紧接着,习近平再发指示,因为几天前的指示已经把话说满了,现在没法再加重了,只好重复。接下来的日子,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市的戒备无疑达于极点。然而还不到一个月,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就发生了一场被官方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

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中共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事实证明,中共的反恐,是越反越恐。

“越反越恐”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决不是政府反恐不力,打击不严。正相反,在中国,政府反恐防恐早已是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从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的几大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称,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份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媒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内往外投掷的爆燃物“象个油漆罐”。

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份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得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网上读到一条新闻,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凡此种种,你能说政府的防范工作还不够严密么?

中国的反恐专家指出,新疆恐怖活动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本土化和非组织化。

本土化是指它与国外恐怖势力没什么联系。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声称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措辞就比较谨慎。它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不是一回事。

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份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按照官媒报道可知,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儿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

不消说,新疆恐怖活动的本土化和非组织化这两个特点,正说明了政府的监管十分严密和打击相当严厉。

以上三个特点:作案工具简陋,本土化以及非组织化,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几乎已经用尽了手段,其中很多手段在尊重人权的文明国家根本不可能采用。因此,对于频繁发生的恶性恐怖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政府防范不力。

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打击和惩罚恐怖分子方面做的还不够重不够狠呢?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后,北大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上说:“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份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份子很难预防,不易消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很多批评。有网友指出:“按照北大教授应该对新疆实施连坐的理论,维人抗暴采用无差别攻击的模式也合情合理。”我们知道,恐怖份子行凶的逻辑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滥捕滥杀,所以我们对们也乱打乱杀。

吴必虎的连坐主张貌似惊人,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政府早就在实行了,而且一直在实行,包括对汉人。有多少汉人,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参加民运或维权活动,修炼法轮功或参加独立教会,不但本人遭到迫害,而且其家人也深受株连。对少数民族,对藏人对维人就更搞连坐了。在反恐的名义下,政府对维人滥捕滥杀,有时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

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案发第二天官媒就宣布破案,作案者共两人,均当场炸死。可是十几天后,当局又说抓获了7个同伙,而这7个同伙就是作案者的哥哥、弟弟、堂弟和妻子。这不是连坐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说,中国政府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极其严厉,防范极其严密;可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严重的是,恐怖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恶性的变异。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后,有专家就指出,昆明火车站事件表明,“疆独恐怖主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异,首先一条就是,“在袭击对象上,‘疆独’恐怖主义已经从政府和警察为主,彻底转为针对无辜百姓”。

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之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和军警为主。这应是事实。因为它得到了官方的权威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的确认。蓝皮书说,中国恐怖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蓝皮书发布于今年5月6日,定稿的时间当然早一些,因此它还没来得及谈到最近的几次攻击平民的新动态。

连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文件都承认,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承认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是相当不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是恐怖主义,对此大家均无异议。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是不是恐怖主义,争议很大。很多人都不认为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算恐怖主义。有人批评美国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不对。以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声称的那些恐怖袭击事件都不当作恐怖主义加以谴责,是因为那些攻击都是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都不算恐怖主义;这几次攻击是针对平民的,所以美国就当作恐怖主义予以谴责了。

我曾多次强调,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攻击不应该算恐怖袭击。如果攻击政府和军警算恐怖袭击,那么,全世界所有的暴力革命者武装反抗者就都是恐怖分子了。难道不是吗?古今中外,有哪个从事暴力革命或武装反抗的团体(包括当年的共产党)没干过袭击政府和军警的事呢?

既然根据官方的说法,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政府和军警,这就意味着它们其实还不算恐怖主义;如果你非要叫它恐怖主义,那也只是一般性的恐怖主义,至少不算恶性的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

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恐怖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在中共反恐初期,那些恐怖活动还不是真的恐怖主义,至少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原来的假恐怖主义变成了真恐怖主义,一般性的恐怖主义变成了恶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说,真正的恐怖主义,恶性的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竟然是中共反恐反出来的。

中共的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的反恐是高射炮打蚊子。高射炮能够打下飞机,却打不着蚊子。

中共的反恐,对于那些需要多人沟通、协调、配合,也就是说需要专业化组织筹划的,需要雄厚财力支持的,需要巨大杀伤力工具的,需要特殊技术技能训练的,应该是很有效的。但是新疆的恐怖活动,正像前面讲过的那样,是本土化的,和境外恐怖组织没什么联系;是非组织化的,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几个亲朋好友作案;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基本上只是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必备的用具;再加上发动攻击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攻击者每每具有同归于尽的自杀性质,因此不需要有什么接应救援。显然,对于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任何防范措施多半都是防不胜防。

要消除这一类恐怖活动,仅仅是打击和防范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消除产生这类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例如贫穷、压迫、社会不公、民族歧视、被剥夺被侵占,等等。

一提到消除产生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有人就指责我们是在为恐怖活动做辩护。这种指责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就连中共当局也不是不知道。新疆恐怖活动的发生有其社会根源;否则,为什么发生重大恐怖活动后,当局要赶快推出若干改善民生的措施呢?

就在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发生后,中共政治局随即举行会议,提出“要采取特殊措施支持南疆发展,加大以贫困群体为重点的民生改善力度”。其中包括,在南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在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过程中提高地方参与程度坚持就业第一,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等等。新疆政府最近出台新规定,今后,包括央企在内的所有驻疆企业、政府投资、以及各类援疆项目,70%以上的新增用工指标需用于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

我还记得,早在09年75事件发生后,就有一位“兵团二代”发表文章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

著名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也多次写文章指出问题,呼吁政府做相应改进,可就这样一位温和理性的学者却被当局抓进监狱。等到发生了严重的恐怖活动,当局才匆匆作出某些改进。试问,当南疆的少年获得免费上高中的机会,当很多维族人得到了工作,当维族民众从本地的资源开发中分到了较多的收益,他们是会感谢共产党感谢习近平呢,还是会感谢恐怖份子呢?

5月31日香港《明报》发表报道“汉族斥新疆恐袭残杀无辜;受访维人:施袭者是英雄”。记者深入乌鲁木齐采访当地维人和汉人,发现维族人的怨恨比09年7.5事件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当地的汉人则人心惶惶,对维族人充满戒心和防范。受访的维族人很多把发动自杀式攻击者称为英雄,并且都估计在发生这些攻击事件后,中央会考虑改变政策。

严重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的种种改进仍然只限于民生方面,在尊重维族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方面则毫无改进,甚至还更恶化更变本加厉。尤其是,在5.22事件后,当局大肆滥捕滥杀,遗患无穷。

例如5月26日,新疆各级公安机关总动员,于凌晨展开大抓捕行动,一次就抓了200多个犯罪嫌疑人。这事一想就有问题。试问,这200多个犯罪嫌疑人是5.22之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那么此前为什么不都抓起来呢?可见新疆政府也知道,就凭原有的材料,远远构不成抓捕的理由。而且新疆政府也知道,并不是抓得越多杀得越多就越好就越安全,因为一味地滥捕滥杀很可能引起反作用,很可能制造出更深更广的仇恨,制造出更多的亡命之徒。所以以前他们的作法还多少有一点节制,只是现在上面的压力太大,明知滥捕滥杀是饮鸩止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此说来,中共当局的反恐,只怕会在“越反越恐”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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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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