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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胡平:“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

在谈到新疆问题时,很多西方的学者记者都不约而同地会谈到汉人移民的问题。这一点很让许多汉人不解和不满:新疆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难道也是问题吗?况且我们还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从维族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曾经对人的归属感做过很好的阐发。赫尔德说: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人需要使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像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个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这就是说,人只有在他所属的那块土地上,和他所属的群体在一起生活,用母语和周围的人交流,他才能感到自在。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涌入大量不请自来的外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不入乡随俗,而是把另外一套文化全都带了进来,喧宾夺主,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家乡在沦落,感到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的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据统计,在新疆的汉族人口,1949年时仅占当地总人口的 6%,现在则高达40%。这还没把军队及其家属包括在内,没把数量可观的未注册的流动工人包括在内。与此同时,维族人的比例则相应下降,从1949年的76%下降到现在的46%。汉语文化也愈来愈强势。在大多数重要领域,都是汉人占据要津;甚至在下面,维族人的位子也在大批大批地被汉人占领。这就使很多维族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沦为边缘人,在经济上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迅速地沦丧,因此,他们不但对当局,也对一般汉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75事件后,网上有两篇文章流传很广。一篇是黄章晋的《再见!伊力哈木》,一篇是作者署名"一个兵团二代"写的《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头一篇主要表达的是一个维族知识分子的看法,后一篇的作者当然是汉人。两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少区别,但是它们对事实的描述却相当一致。两篇文章都揭示出,在今日新疆,汉人已经全面占居主导地位。

其实,像伊力哈木这种维族知识分子,本来对汉人和汉文化是很佩服的。他认为落后的维族要进步,需要汉人的帮助带动,就算汉人是殖民者,对新疆也是好的。但是,"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地人去抢重体力活"。可是你们汉人呢?高端的工作你们占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这算什么事呀?维族人到内地去,不懂汉语就吃不开。这点维族人理解,不会抱怨。但要是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工作,哪怕是工地挖沙子小区扫地当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还不一定给(新疆很多招工启事,写明了只招汉人)。你让维族人作何感想?

"兵团二代"在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情况。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新疆,汉人的节日,维族人也放假;维族人的节日,维族人放假,汉人照样上班。这看上去对汉人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可见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

使得问题更糟糕的是,维族人的这种种不满与痛苦没有表达的渠道。如果他们向当局申诉,当局每每不理睬;如果他们在网上发言,当局还很可能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罪名抓人。如"兵团二代"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再见!伊力哈木》)

在新疆的汉族老百姓当然是无辜的。我们汉人的问题是,在和少数民族交往时,我们很少去设身处地。我们很少去了解别人的感受,我们不曾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困扰和招致的怨恨。这也许是在中国,汉人占绝对优势。因此很多汉人有一种强者的傲慢,根本不觉得他们有必要去换位思考,去体会维族人的感觉,他们对维族人的不满乃至敌意熟视无睹,并不放在心上。有些人甚至不掩饰他们对维族的歧视和鄙视,对可能招致的怨恨满不在乎。这些汉人无非是想:就算维族人很生气,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造不了反。

但问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可以这样想,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汉人可不能这样想。那些深怀怨恨的维族人虽然数量很小,手中也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攻击政府,但足以对汉族平民发泄仇恨。王力雄和芦笛都把在新疆的汉人老百姓比作人质;一旦有什么事触发暴乱,遇上亡命之徒,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近来,一位70后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引起一定关注。他的经历很特殊,本是学医出身,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过十年法医,后来却离开那里,转到内地读历史学博士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做这样的改变时,刘仲敬说:"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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