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慕容雪村: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图:1989 六月四日早晨的天安门……


5月6日,我的三位朋友在北京同时被捕,他们是学者徐友渔、大学教授郝建和著名律师浦志强,被捕原因是"涉嫌寻衅滋事"。
就在三天前,他们和另外十几个人在郝建家里办了一场家庭聚会,并且谈论了一下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一年,大量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和官员腐败,这场和平请愿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后,我们的政府派出了军队和坦克,射杀了数百或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请愿者。郝建的堂弟就死于其中。
我本来也应该参加那场家庭聚会,但因为要到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只写了一篇谈论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根据中国政府的逻辑,我大概也犯了寻衅滋事罪。虽然我熟知中国法律,但绝不会想到,连这些最平常的举动——举办家庭聚会、写文章、读文章——也会触犯中国法律。
我会投案自首。
对我来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像是一个渐渐醒来的梦。事件发生时我只有15岁,在东北一个深山中的小镇读初中,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中央电视台:请愿的青年学生都是反革命暴乱分子;解放军一直都很克制,不仅没有开枪,有些人还被活活烧死…...在那时,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甚至还会感谢政府和军队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渐渐地,这整个事件都开始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却,人们忙着求学、升官、发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今天,天安门事件仍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忌讳。中国政府似乎希望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除此事,转而把目光放在中国的GDP和数之不清的摩天大楼之上,但天安门事件,这个国家最惨痛的记忆,却始终没有真正退场,始终在民间流传、散布,艰难而顽强地抵抗着政府对历史的清剿、对记忆的抹杀。
1992年9月,我刚上大学不久,一位往届的师兄来到我们宿舍,他大模大样地坐下,问我们:有烟吗?我们给他敬烟,点上,他又问:你们知道1989年我们学校都干过些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他深吸一口烟,极为庄严地告诉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个上街游行,第一个各校串连,第一任高自联主席就是我们学校的……一共"19个第一"!
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1989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意义。虽然官方把天安门事件称为"反革命暴乱",参与事件的人都被称为"暴徒"或"罪犯",但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心中,那却是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运动,能够身历其间,甚至能够与之有一点微弱的联系,都被视为是莫大的荣耀。
中国政法大学的"19个第一"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成了一个传奇,在不同年级之间代代流传。两年之后,当我成了往届的师兄,我也会走到新生宿舍,点上一支烟,用极为庄严的语调告诉他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学校"19个第一"!
那是1994年,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广场上的血迹早已洗清,墙上的弹孔早已被水泥和灰尘遮盖,但在某些角落中,天安门的故事像一只杀不死的潮虫,依然在人们的口耳之间顽强地爬行。大约在2003年,有朋友从香港买到一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然后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张复制版。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广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观看,片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大受触动:空旷的长街上,枪声不时响起,一个年轻人俯卧在地,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当然能明白他的处境:持枪者就在身后,他不敢站起来,可是也不愿意趴在地上装死,总得做点什么吧?一位40多岁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或许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事件,比我们更能理解那位年轻人的恐惧,他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此后,每当有人问起中国的未来,我就会给他们讲这位四川民工的故事。虽然25年前的和平请愿被军队和坦克剿杀了,可中国依然还有希望,因为还有大量平凡而朴实的人,愿意面对枪口,去背负他们的负伤流血的同胞。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怀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们都在网上会为他们点燃蜡烛,或者上传当年的图片,而政府的审查官也会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们会删除几乎所有与"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内容,但成千上万人的依然会坚持,坚持在审查的缝隙中发出他们绝望而坚强的声音,假如"六月四日"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拖拉机"。
二十五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一切,而习近平政府比起往届来更加紧张,郝建家中的聚会可以称为"六四研讨会",其实五年之前也曾举办过一次,那时还是胡锦涛当政,无人被捕。
从表面上看,这个政府前所未有的强大,它拥有八千万党员,几百万正规军,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在骨子里,它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连几个学者的家庭聚会都会使它寝食难安。
我的朋友们被捕之后,我也在网上发了声明,说我也参与了所谓的"寻衅滋事",待我结束悉尼的工作,就会回国投案自首。朋友们大多都劝我观望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如果中国的形势继续变坏,我不能只是站在岸边旁观。如果我也被捕,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他们的处境。而同时,在那场对抗政府抹杀民族记忆的运动中,我也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在1989年,当坦克开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个人敢于阻拦它们。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开上中国的街道,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平凡而朴实的中国人敢于面对枪口,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版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