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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杜光: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

自从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一年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阐发论述的文章,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已经成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个自信,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道路、理论、制度,统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因此,分析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根据十八大政治报告的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毛泽东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则是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两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得以实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战线三大改造和政治战线反右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开创的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分析三大改造和反右派运动开始。

所谓三大改造,指的是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7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告:“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所有制”,指的就是这件事。

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垄断。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记载的,是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取代劳动群众个人所有的私有制,以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总之,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个自欺欺人的论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实际上,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专制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共同之处,更准确地说,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背道而驰。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企业里,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联合占有,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与此同时,每个劳动者在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中,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他因此有权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检查、利润分配,成为企业的主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劳动者人人有产、人人有权为基本特征,是同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高度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五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改造结果,是人人无产,人人无权,同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改造和革命的基础上,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专制主义经济制度,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再看毛泽东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的是由他一手策划并且全程指挥的反右派运动,那场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以疾风暴雨般的猛烈气势,扫荡了知识界和政治界,最后以划出55万余右派分子(一说三百余万),把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而宣告结束。

毛泽东为什么敌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必欲加以清洗而后快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构成了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他曾提出在政治上排除民主党派的主张,被斯大林劝阻了。五十年代初期,他推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和研究机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自信、自豪的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解除他们可以构成威胁的能量。但这一切仍不足以使毛泽东放心,于是就有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把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有它一定的理论根据。民主党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彻底击溃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

但是,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练,反右运动的本质早已大白于天下。它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对优秀民族传统和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有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由以上简略分析可知,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所借以建立的基础,即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实质上是对刚开始建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进击和破坏。三大改造攫取了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更是连生活资料都被没收,而财产所有权正是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基础;反右运动则赤裸裸地剥夺了公民的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造就了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被称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贱民和丧失了劳动自由的农奴;同时也巩固了毛泽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独裁地位。这些事实表明,毛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复归、延续和恶性发展,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毛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和改进。毛泽东在撒手人寰之前所发动与操控的十年文革,搞得天怨人怒,民心思变。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挺身而起,挣开人民公社的锁链,实行包产到户,冲决了全面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由此出现的摊贩走卒和工商个体户,成为市场经济的滥觞。在经济上突破的同时,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人们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数以千万计的贱民得以恢复平等地位。这就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兼具专制性和民主性的人物。他曾经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和打手,深谙毛式社会主义的得失利弊。他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必须改弦易辙,走一条不同的路;但毛式政治体制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不可能逾越这个鸿沟。思想和立场的两面性,使他一方面支持改革开放,不能容忍阻挠改革的行径,如面对1991年以反和平演变为旗帜的反改革恶浪,他在1992年初毅然南下,发出“谁不改革就下台”的怒吼,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它竭力维护毛式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1979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他的专制性的突出表现。其实,如果他真的能突破毛泽东的体制格局和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把中国扭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他就将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然而,他品格中的专制性却使他无法越出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他只能在维护政治专制主义的前提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甚至,为了捍卫他借以安身立命的专制主义,还在1989年动用军队,残酷镇压要求铲除腐败和深化改革的青年学生。对于这种残暴的行径,他的解释就是为了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推行符合于民主主义本质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则坚持扼杀自由民主的专制主义。前几年曾经喧嚷一时的所谓“中国模式”,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都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道路问题并不新鲜,邓小平在近35年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就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这个论断的荒谬性在于,目前充斥于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表明我们还没有走上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很远很远。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子孙的历史任务,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走好民主主义道路。只有走完民主主义道路之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也许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谈不上自信,也用不着我们自信。

我很怀疑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自信。或许有人真的以为我们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执着地对它怀有自信。但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多,这种自信只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些人开会写文章高喊三个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热衷于谋官图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捞取私利的大好机会,何尝有什么自信!在宣传自信的口号下,掩盖着对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不自信,否则他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聚敛财富,购房买官,纵情享乐,甚至把子女存款转移到国外。这种表面的自信和内在的不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大讽刺。

面对浓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现实,我们目前仍然处于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的是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争取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只有建立起对于民主主义道路、民主主义理论、民主主义制度的自信,才能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2013年12月24日


2013年12月30日星期一

李直:毛泽东撕裂当代中国

26日是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放在天安門廣場的那具水晶棺材裡的毛澤東大體,迎來了最近30多年來最隆重的致敬。中共名義上的領導核心之全體成員向毛屍表敬的舉動,無疑是撕裂中國社會的最新之舉。這個舉動,是在為毛的統治所害苦了的中國人的未癒傷口上,又重新搓上了一把鹽。

陰魂未散 紅二代必舉毛旗

在中國,毛澤東死後近40多的時間裡,他的陰魂從未散盡。中共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以及毛的戰友、同事、學生的身分,使得中共上層絕難徹底拋棄毛澤東這面旗幟。「六四」事件後,合法性盡失的中共,只能回過頭去向毛乞靈,以復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坦誠來面對其治下的民眾,其恐嚇之中其實多是無奈。江澤民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即赴延安,胡錦濤接掌中共總書記後即赴西柏坡,都是中共乞靈毛澤東的標誌性之舉。

及至薄熙來,這位被毛澤東害死母親、害慘父親的紅二代,再次公然高高舉起了毛澤東的旗幟。中共18大前,薄熙來倒了,但毛澤東的旗幟沒有倒。相形之下,倒是習近平似乎把毛澤東的旗幟舉得更高。

當然,與習近平剛剛接掌中共總書記大印時相比,最近兩月的祭毛活動確實少了鼓動和放任,而多了降調和限制。但是,降調和限制並不表明中共要丟棄毛的旗幟,而完全是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實際上,自薄熙來重拾毛的衣缽以來,中共乞靈於毛的舉動,反激起了徹底否定和清算毛的呼聲。因此,對祭毛活動加以限制,實際上就在新形勢下把毛的效用最大化。

乞靈於毛 凝聚黨官忠誠度

今天中共祭毛,早沒了信仰與理想的成分,實乃為利益權衡的結果。在中共執政合法性、中共黨的利益及黨內左右之爭、中共官員及其後代的個人利益、以及中國民眾理想化的政治象徵之間,毛澤東仍然是最大公約數。維持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在中共黨內靠利益捆綁,在中共黨外則靠虛無歷史,尤其是虛無1949年以後的歷史。

在利益日趨分化和極化的中國,毛澤東似又成了中共的大救星。中共用利誘來維繫官員對黨和對當下制度的忠誠度,用虛無歷史所形成的有關毛的神話,在下層民眾中製造政治幻想,並以此來凝聚底層民眾的向心力。但是,在互聯網時代,虛無歷史的努力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並且,這種挑戰的成本越來越小,而應對這種挑戰的成本卻越來越大。更關鍵的還在於,中國的政治現實正持續不斷地為這種挑戰提供越來越多的實際例證。

因此,不論中共高層如何乞靈於毛澤東,中共希圖把毛澤東由負資產變為正資產的努力斷然不會成功。在此,儘管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前30年)來接續毛的香火,但是,中國在最近30年所取得的經濟增長與毛教旨無任何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毛若靈光 何必搞改革開放

習近平與薄熙來這一代人,是「在毛澤東思想雨露滋潤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代新人,大概也是中國唯一一代從少年至青年完全都庇蔭在毛澤東時代下的新人。對於這一代人而言,他們已經把虛無了的歷史當成了無虛的歷史,他們的眼界和見識受限於毛,他們的認知和認識塑造於毛,說毛話、背毛語錄、誦毛詩詞已經不自覺地成為他們話語體系的主要部分…。

然而,中國若要向前進,乞靈於毛,無論如何都是抱錯了佛腳、燒錯了香。毛若靈光,何必還搞改革開放呢?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赵紫阳子女为母亲梁伯琪送行的悼词

为妈妈送行
赵家儿女
妈妈:
今天,我们为您送行。送您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相信,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相信,您和爸爸会在那里相聚;我们相信,这不是永远的分别,我们将来都会在那里与您和爸爸相会;我们相信,您还会像过去一样,护佑着我们!
这仅仅是一次稍长的分别而已。在这一段您不在家的日子里,我们会以您为榜样,继续生活。有人在送给您的挽联上写道:“出生入死,一生坎坷,豁达乐观,您是革命老人之楷模;荣辱与共,相濡以沫,坚守忠贞,您是中国妻子的典范。”我们认同并引以自豪!
妈妈,您从来都不给我们任何说教,但您的言行就是我们的生活教科书。您努力工作,但从不干政,毫无权欲。我们家生活简单,您和爸爸从无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体验。您提早退休后,乐趣就是养花弄草,再就是学些中医、草药,还有家乡的土菜土饭。这些,都曾经是我们喜欢调侃的事儿,今天,我们却又多么盼望还能再现其景!
圣人有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者,是为君子。这样的标准,现在的人都说做到太难,但妈妈您做到了。文革的天塌地陷,八九的撕心裂肺,您都是从容淡定,未见流露慌乱恐惧、寝食不安。继续着心平气静的生活。形势逼人急,您也只是轻叹一声而已。显赫时,未见您趾高气扬;艰难时,未见您低声下气。清心寡欲,平静悠然,永远是您生活的旋律。谁说君子难寻?妈妈就是君子!我们引以自豪!
这些故事,我们将会向子孙们细细述说。
妈妈,请带着我们的思念、人们的关爱、庄严的护持,安心上路吧! 
赵紫阳先生夫人,我们亲爱的母亲梁伯琪,在家人的伴护下和庄严的祝念中,于2013年12月25日22时15分在北京医院辞世,宁静安详。享年九十五岁。
    根据遗愿,母亲后事从简,以家庭方式送别老人。我们对医生护士长期的照顾,对大家多年来对母亲的关爱和祝福,致以深深的感谢。
  赵紫阳、梁伯琪全体后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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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9日星期日

社会动荡的指标:保镖业的兴旺(魏京生)

新年将到,大家都在预测明年的前景。我注意到了一则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消息:中国保镖业的异军突起。据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现在有四千多家安保公司,四百三十多万保镖。请注意,按现在国内的概念,安保公司指的是保镖而不是普通的保安公司。2010年,中国开始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承认了提供随身护卫的保镖的合法地位。三年来,保镖业就象雨后春笋般的迅速成长起来。

为什么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据安保公司头头的说法,最初是一些社会名人,后来就发展到整个富裕阶层。所以他们的业务十分繁忙,有些公司的年收入上亿,正在考虑成为上市公司。估计可以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保镖这个行业很正常。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名人和富人最容易成为绑架和抢劫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镖这个行业。美国也有保镖,而且有政府雇用的保镖。业务素质不是一般地高,来纽约开会的各国政要都由政府雇用的保镖负责专业的保护。我刚到美国时也接受过他们的保护,了解到他们的专业素质不是武打片里那么简单。
这的确是个很专业、而且很重要的行业。

但是美国即使比中国富裕得多,名人也多得多,保镖业却不像中国这么夸张--没有几百万人从业,也没有几百亿的利润。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是美国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二战之后,西方各国都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福利措施和收入公平的原则。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贫富差距维持适当。在这种社会中不会产生像中国现在这样严重的仇富心理,也不会产生像现在中国这么多的抢劫和绑架。也就是说,当社会危机得到了缓和,极端情绪得到了缓和,也就没有大量需要保镖的形势了。

第二是法制社会保障了公平公正地处理社会纠纷。每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各类的纠纷,差别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们。古人发明了法制,就是用同样的公开明示的标准来解决各类的纠纷,以避免弱肉强食和不公平引起的纠纷扩大。中文的公平这个词就是这个含义,也就是由权威机构公开明示平等的原则。公正则是不偏不倚,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

这些在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是正常现象,可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和执政党公开和常规性地违反这两条原则,而且在宪法里规定了政党权威大于法律。在中国的现实中,也是当权者的意志大于法律,特权阶级的权利大于法律,执法者可以随意解释法律。法律不再是公器而成为私有的工具,也就不存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了。

第三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特权社会里,人们也仍然倾向于寻求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实行法制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人们极端不习惯于受奴役和不公平。用人们推崇的英雄杨佳的话说就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句朴素的话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没有公平和公正,就没有了法律,就是无法无天,也就没有了人民必须遵守法律的法理基础。

政府执法犯法,是最大的犯罪。宪法给了政府大于法律的权威,就是取消了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权威。没有权威的宪法、法律和政府如何管理社会呢?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自己取消了自己的合法性,仅仅依靠暴力执法来维持。这样的社会有可能是稳定的合法政府吗?

这样的政府也很难维持社会的安全。政府不讲理也不合法,人民当然有样学样,也可以不讲理不合法。秦始皇推崇过一个真理,叫做以吏为师。既然当官的无法无天,老百姓又如何能够遵纪守法呢?现在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不讲理的社会风气和无法无天的现象,其根源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宪法和法律。

中国老百姓有遵纪守法的传统。但是经过几十年中共的现身说法式的教育,法律越来越没有权威了。法律没有权威的一种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用非法的手段解决致富和报仇的问题,也就是按照法律已经不能解决的公平与公正的问题。

由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由法官公平、公正地判决,必然会有更多的不讲理和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当社会的上层官僚和富人不给老百姓公平和公正,他们自己也就失去了获得公平与公正的权利。随着无法无天思想的普及,随着仇富仇官心理的蔓延,政府需要雇用几百万军警保护,这些官僚和富人也需要雇用保镖来保护。这是政府自己撕毁社会契约的正常现象。

人民不是谁的羔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的羔羊。人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这个契约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来源。当政府违反契约,政府不执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人民也就不再对政府负有责任了。当社会上层把人民当做待宰的羔羊对待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保镖的行业就是这样兴旺起来的。

这样的中国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对特别是在有着造反和革命传统的中国社会,这正是社会动荡的前夜。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1220bodyguardsinChina.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3年12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赵紫阳夫人梁伯琪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赵紫阳先生夫人,我们亲爱的母亲梁伯琪,在家人的伴护下和庄严的祝念中,于2013年12月25日22时15分在北京医院辞世,宁静安详。享年九十五岁。
    根据遗愿,母亲后事从简,以家庭方式送别老人。我们对医生护士长期的照顾,对大家多年来对母亲的关爱和祝福,致以深深的感谢。
  赵紫阳、梁伯琪全体后人鞠躬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林保华:中朝两国诡谲的友谊万岁?

张成泽与金正恩.jpg
图片:金正恩与张成泽(韩联社)
  

近来朝鲜展现出来的波云诡谲宫廷斗争,与中共比较,似乎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了。但是即使是"胜于蓝",还是不可忽视"出于蓝"的那一面,因为那是基础设施、基本教义,没有那些,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今天这个局面。

之所以这样说,可以从几个基本层面来观察:

一,把自己的姑丈张成泽都干掉了,符合共产党必须"大义灭亲"的教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对,是金主席,三代的金主席最亲,那么姑丈算什么劳什子?

二,这次的斗争方式,学习毛泽东的文革模式,就是当年召开阶级斗争大会,当场把阶级敌人揪出来,对全场,尤其是缺乏"无限忠于"领袖的阶级异己分子有震慑的效果。

三,隔了几天就把张成泽处死,也是符合中共"从重从快"的判案形式。对小罪犯是如此,何况大罪犯?如果不迅速做掉,作为张成泽后台的中共出来说情,金正恩就会是十分尴尬的处境。

四,张成泽是第二把手,解决第二把手更是中共的拿手好戏。10年文革,毛泽东一举干掉两个第二把手,刘少奇与林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里,也一举干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个实质上的第二把手。毛泽东与邓小平干掉的第二把手,还是明定的"接班人",因此金正恩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是未来如何干掉自己安排接班的儿子。这点,他的父亲金正日已经做过尝试,把长子金正男踢掉,换了金正恩。毛泽东发明"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放诸四海而皆准,因为除了第二把手,谁可以睡在第一把手的身旁?

毛泽东在党内争夺大位时,其敌人主要是苏联培养的,以王明为首的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1949年毛泽东掌握政权,对28个半仍然警戒在心,没有委以重任,甚至在政治运动中重新收拾他们,例如张闻天、杨尚昆。在清除高岗与彭德怀时,也说他们与苏联勾结,里通外国。同样,朝鲜的金家也对"亲中派"深怀敌意,虽然没有明说,金日成清除过当过国会议长的第二号人物崔庸健,也枪毙了做过外交部长的朴宪永。如今,金正恩清除亲中的张成泽,似乎也是逻辑发展的必然。

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本来已经纠缠不清,当年毛泽东要成为世界革命导师,已经让金日成不是味道,如今中共又在营造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金正恩怎么会俯首听命,做中国的藩属?因此即使是兄弟党,虽然大小悬殊,但是都具有长远宫廷权谋文化的熏陶,彼此的勾心斗角也就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了。

而金正恩敢如此"不自量力",乃是知道中国离不开朝鲜,只有朝鲜才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盟友,其他越南、古巴都靠不住。这次中国推出东海防空识别区,没有一个国家出来支持,后来环球时报硬说是朝鲜支持,但是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搞不好是张成泽答应出来支持,惹恼金正恩,因为等于向中国俯首称臣,才以叛国罪处死他。如果这是确实情况,那是习近平害死张成泽了。

由于中朝两党作风、关系如此的紧密与相似,但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又如此的精彩绝伦,因此以往喊的口号是"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岁",似乎没错,连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在朝鲜捐躯,虽然据说并非毛泽东对朝鲜有深厚感情,而是看上毛岸英的老婆而调虎离山。但是这些带了恩恩怨怨的感情纠葛,使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这两个兄弟党的关系也充满诡谲的气氛,因此可能改为"两国凝成的诡谲友谊"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能够万岁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王丹:周永康政变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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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10月1日出席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校庆活动,这是海外媒体报道他接受腐败调查以来首次公开露面。(网络资料图)

最近海外媒体盛传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被软禁,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虽然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这一消息,但是从各种迹象看,周永康被调查,以及未来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应当不是扑风捉影。

周永康被整肃,外界都认为是跟中共在反腐方面的部署有关,要"打大老虎"给国人看。境内外也陆续传出周永康贪腐和玩弄女性等小道消息,似乎周的垮台完全是因为他的贪腐和腐化行为。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应当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毕竟,如果真的是要"打大老虎",在卸任甚至现任的更高级别的中共领导人中,家族贪腐的程度比周永康严重的,所在多有,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就是最被外界点名的一个。

我认为,有另外一件事,与贪腐无关,但是是使得习近平一定会整肃周永康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政变问题。

外界如果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记得,去年"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内部权力斗争达到血雨腥风的地步,其剧情之奇诡曲折,不亚于宫廷大戏《甄环传》。而其中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幕,就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接二连三爆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和准备接班的习近平,这两个人的家人以权谋私,积蓄巨额财富的消息,这些报道钜细靡遗,资料翔实,甚至披露了相关银行往来帐户。在北京的各个港台和西方媒体,都曾经收到类似的爆料,显示出这是有组织的行为。

尽管《纽约时报》等媒体一再声称,这些材料都是他们自己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媒体经常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而拒绝透露真实的爆料者;而连续几篇重量级的爆料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登出来,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背后没有中共内部的某种力量在操作。试问:在当今中国,谁有那个胆子和能量,敢把温家宝和习近平的家族金钱状况调查得如此一清二楚,然后写成材料,交给西方媒体?是哪个政治派别,会仇视强力反对"重庆模式"的温家宝和即将接班从而阻挡了别的太子党的野心的习近平?不用多想我们就知道,在中共内部各个政治同盟中,只有周永康和薄熙来这一对政治盟友具备这样的能量,动机和胆量。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给西方媒体递交黑材料,试图打击政敌温家宝和习近平的,应当就是周永康。

政变有各种形式,武装夺取政权是一种,软禁甚至杀死政治对手是一种,在政权内部策划阴谋,通过向外界泄露内部消息的方式,试图影响既定的政治安排,也是一种政变。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说周永康"十八大"之前的动作是某种程度的政变,也不算空穴来风。

现在,"十八大"尘埃落地,习近平权势巩固。对于那个当初曾经想通过向外界爆料自己家族的金钱利益的政治对手周永康,习近平怎麽可能放过他?习近平当然要找一个别的理由,惩治周永康的�密行为和政变企图。这个理由是什麽呢?这也太好找了吧,那就是:腐败。

外界要是以为打击周永康,就是因为他的腐败行为,那就太小看中国共产党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新疆:恐怖襲擊,還是濫權格殺?(林保华)

十二月十五日深夜,新疆喀什地區再度發生維吾爾人與中國官方的流血衝突,兩名警察與十四名「暴徒」死亡。觀察台港一些報章的報導,很有意義。

《自由時報》的標題是「反恐格殺勿論!新疆警擊斃14維人」,編採從彼此的死亡數字就看出中國反恐的實質就是「格殺勿論」。台灣《蘋果日報》的標題是「反擊搜捕 遇血腥鎮壓 新疆抗暴遭警射殺 14死」,編採從警方的「搜捕」看出,維吾爾人的抗暴是被動的,警方還用「血腥」手段鎮壓。這兩則報導是客觀的,除了引用中國官方報導,也引用西方媒體對世維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的採訪報導。

《聯合報》用的標題是「炸彈襲警 新疆14暴徒遭擊斃」,完全引用中國官方的用語。《中國時報》新聞內容非常簡單,一百多字,連背景介紹都沒有。這兩家是統派報章,可是不能因此就認同中共所做的一切啊,對這樣的濫殺,沒有一點人權意識提出質疑?也會認同將來中共對台灣的濫殺嗎?

香港的兩份報章,《蘋果日報》標題是「新疆兩警遇襲亡 14暴徒遭擊斃」,港蘋比台蘋反共,但是標題完全官方色彩,所幸內容尚可,小標題是「世維會:警殺人反稱暴徒」,背景分析有引用北京維吾爾學者「維吾爾在線」有關中國推行民族同化的報導。看來,寫報導的記者關注人權問題,編輯如果不是懶惰,就是比較認同北京的鎮壓。

號稱「知識份子報紙」的香港《明報》,標題是「新疆恐襲首見炸彈襲警兩公安殉職 14疑匪被擊斃」,官方的「暴徒」字眼改為「疑匪」,「疑」字是英國人統治下法治香港留下來的無罪推定傳統;但與「匪」何干?既是「疑」,豈可濫殺?而內容卻完全引用官方報導,採訪幾個北京御用專家的內文更加不堪,例如「不難看出暴徒的武器裝備正在升級」,「從以前二三十人的小集團,逐漸變成動輒上百人的大集團」等。沒有槍枝而使用汽油裝置就是「升級」,與武警的亂槍掃射要怎麼比?上百人就是「大集團」,可是新疆武警兵力就達七萬人,那又怎麼比?難道維吾爾人只能聽任宰割不得反抗?《明報》的知識份子良心哪裡去了?

在新疆的流血衝突中,我注意到有一個潛規則,即使有維族人像楊佳那樣多殺幾個官員、警察,但是接下來的大搜捕與槍決,就要使維族的死亡人數超過漢人,恐嚇維族人這樣做「得不償失」。多少無辜者因為他是維吾爾人而被槍殺?

當年中共指責蔣介石對中共黨員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那時的共產黨是有武裝的,如今的維吾爾人,只有依據風俗習慣佩帶的刀具,連槍枝都沒有,卻遭如此格殺!(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章立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资产

李莉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3年12月1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48
毛泽东纪念堂

章立凡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不敢抛弃的一个负资产。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达到顶峰,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崇拜逐渐被抛弃。

然而近年来毛泽东再度成为一种政治诉求的符号被高举和颂扬,中国国内对于毛泽东是非功过的争论日益激烈,论战不断。

这种论战中,自由派人士站在一边,左派和所谓毛派人士站在另一边,观点针锋相对。

毛泽东的拥戴者称毛泽东带来了今天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时代代表着“公平”、“清廉”;而反对者则强调毛泽东给中国社会、人民和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痛。

毛泽东诞生12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采访了中国国内代表截然不同观点的两位学者,中国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乌有之乡网站发起人之一韩德强。同这两位学者的访谈分两天发表。今天登载同章立凡先生的访谈。

章立凡

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在其推特上说要“还原历史”

章立凡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称自己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 。

今年6月章立凡在中国网上发起了一个对毛泽东的投票。投票持续了4个月后被封。这个投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将天下大乱。第二个选项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的明天更美好。结果是在参加投票的18000多人中,投第一个选项的有约20%,有80%则是支持第二个选项。

章立凡认为毛泽东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他在同BBC中文网访谈中首先谈到中国目前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何会出现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论:

正反两方面意见各自有其不同原因。所谓‘毛粉’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制的肯定。他们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没有别的参照系,所以他们认为平等就只有回到毛时代。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的这个体制,只不过他们的解读方法不一样。通常来讲,民粹主义往往是在被边缘化了的人中会有市场。然而他们是一群很可怜的人,被卖为奴还帮着数钱。

中共领导层一方面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但另一方面,对于公开大唱毛的赞歌也加以限制,如何解读中共的这种做法?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但这个负资产他们又不能丢弃。因为是毛泽东带领中共建立了这个政权。如果否定了毛,他们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舍弃毛。

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功过?过去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三七开。后来又有传记说应该是倒三七开。

我认为毛的罪恶在于他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大跃进

章立凡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所有的民主和宪政的承诺都被他背弃了。这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本来承诺要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建立政权4年之后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经济上的承诺也推翻了。而后,毛泽东搞土地改革,用一种均贫富的办法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得到了政权。但最后受害的还是农民。他用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又把这些土地收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对资本家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

而由此造成的经济灾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政治灾难就是从反右到文革,把全中国人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您讲到毛泽东将中国拖入灾难,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元勋,他对中国是否也有功劳?

我想不出有什么功劳。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

有一种说法是,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说是罪。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把全国老百姓都拖入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和血海之中。因此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

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毛泽东同中国历代的君主比较,您能得出什么结论?

毛泽东同历代的君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一般来讲开国的君主,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只需养活君主的一家人和政府。但是毛泽东建立的王朝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养活政府,还要养活党,养活一个集体的君主。成本要高得多。此外,我们看历代的君主,一般不会对前朝所用的人有过分的报复,一般是加以利用。而毛泽东上台以后,镇反运动一下子就杀了7、80万人。毛泽东对以往的前朝或政敌的报复毫不手软,非常血腥。再有,毛泽东通过文革造反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他通过党化的细胞完全置换了中国原有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惨烈的巨变都同毛泽东的统治有极大关系。这点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按照您的说法,毛泽东掌权将中国人推入了灾难。但俗话说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欺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毛泽东用自由民主的一套手段赢得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然后他又用给农民土地的承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要做国家的领导从而获得了工人的支持。然而我们要看的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的表现。其实,这些阶层都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所承诺的好处。

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有任何遗产的话?

天安门前

章立凡认为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他所建立的政权,而要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保护毛泽东。

真正的遗产就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个政权。所以目前的执政者所要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正义,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要保住毛泽东。然而要保住毛泽东,他们就不能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历史罪恶。 结果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套体制的弊病就依然在这个政权中存在。毛泽东是令共产党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

如果说去掉这个魔咒,否定毛泽东的话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大乱?

中国目前的执政者担心会这样。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而戈尔巴乔夫公开信的结果是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是从负面吸取这种历史教训,他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这个党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数次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但同时继续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对中国民间赞扬毛泽东的声音也时有限制。如何解读这一做法?

我认为从‘红二代’来讲,他们是在毛时代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也许他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个毛泽东。此外巨大的权力诱惑是很难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都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把毛泽东奉为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一种历史局限,令他们只是站在中共党的角度,而无法站在全民和国家利益 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 。至于说中国目前执政者对所谓‘拥毛’或‘毛左’人士有所打压只是一种平衡术。他们知道如果高调纪念毛泽东会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只有采取抹稀泥的办法,一方面不许讲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那些高调纪念毛泽东的人能够成为一股势头。因为那样对政权也有威胁。

你认为中国国内对毛泽东功过评说的争论今后会不会更加激烈?

由于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没有反思,那么毛泽东遗产中的这些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发生作用。这种争论也就会继续下去。

——BBC

余英时: 习近平难以抓到毛泽东的遗产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3年12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58k
毛泽东展览

余英时认为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一直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褒扬过于热烈则又有可能助长党内“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

现年83岁的旅美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先生曾经撰写过一篇名为《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的评毛文章。

文中,他认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毛泽东120诞生周年到来之际,余英时接受了BBC中文网专访。他首先谈到毛泽东在江西、延安和文革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我觉得毛在三个时期主要是地位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但他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在早期的时候他在党内没有多大地位。我看到陈独秀晚年时在监牢里的回忆,就说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还有像跟他在井冈山时期在一起的红七军军长龚楚把毛描写为实际上是“占山为王的”传统的造反式的人物。所以,他一心想推翻现有政治,自己作领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大家把中共在江西的失败都归咎于第三国际的领导不利,所以推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义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样就把军权交给毛了。最初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做过一段中共的领导,但很快毛在井冈山与当地土霸发生很深的关系,利用传统的梁山泊造反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实力,最终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到了延安时期,所有大权就集中在毛一人手里。

所以延安时候,毛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事情了。比如刚刚死去的高华,他讲《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就是用档案研究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得出的结论就是延安恰恰是文革的前身,杀的人之多,不过都是些当时无名的人。因此也就没有受到外面的注意。所以毛要想作领袖,领袖欲很强,占山为王,然后发展自己的王朝,这在很早很早就发生了,在他身上一以贯之,只是头一个阶段他没那么大势力罢了。

现在毛泽东诞生已经120年了,我们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您认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毛泽东这个人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

余英时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比斯大林还厉害的强人。

我认为是时代造成的。而时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侵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就是在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老蒋抓起来,逼他一块儿抗日,不剿共,共产党才得到发展的机会。所以,在文革晚期,他们在批评林彪时就提出过林彪当时曾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问题了。所以,没有抗日战争这个关键,毛泽东是起不来的。而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其他人的采访,比如说六个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在1945年初去访问延安,其中留下记录的有(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也有山东学者傅斯年,他们的观察都差不多,说毛是一个占山为王的人物,基本上是靠传统的打天下的那种势力。但共产党组织和苏联的支持显然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使他合法化了、现代化了。

那么,怎样理解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立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最终战胜蒋介石有无必然性呢?

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候,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避不开的了。也不是说必然性,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了,占的天下有一亿、两亿人了。不像江西时代,已经没办法剿灭了。在不能剿灭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刚刚收复中国,经济情况极坏。我那时从乡下出来到沈阳,到北京,后来到上海,我们所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把所有铁路所有交通一起破坏了,跟农村的交通都是断断续续的,秩序已经没办法维持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知识界的人被他拉拢去了,这是左倾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起的作用。但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民主自由这套东西为号召。他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问题。

那么,中国过去总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之所以败给毛泽东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民心呢?

文革宣传画与毛泽东像章

余英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毛的造反合法化。

这(样说)太简单化了。因为共产党到上海来的时候我就在上海,一般的民心并没有向它,只是无可奈何,只有看它发展了。也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畏惧,但(国民党)已经守不住秩序了。所以就是无可奈何之下非接受不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像共产党所描写的那样很多人欢天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显现出来的“帝王性”是不是一个历史文化必然呢?还是他的个性造成的呢?

个性也有关系,但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旧社会”,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社会的资源、财产、土地、房屋种种,都是在老百姓手上的。政府不能把它都没收过来,国民党也没有力量把它变成党产。只有在共产党(统治时代),把所有人民的生产资源全部收归党所有,也就是共产党所有。要想吃饭你非得靠共产党不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才能发挥他那种(帝王)威力,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私有财产,比如像梁漱溟在国民党时代,社会上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同情他支持他的,他办学校,讲反对国民党的话,都可以说的。在共产党、毛泽东时代,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要不干政协委员,看你吃什么东西,你试试看。所以,这就是分别所在。这点是很关键性的,就是所有财产、所有资源都控制在一党之手以后,而最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在党内又被毛泽东抓在他手里,成了他个人的决定了。

毛泽东在文革时提出要破四旧,但他本人在床边放满了线装书,对中国古代的帝王权术,《三国志》、《水浒》等古书很感兴趣,很有研究。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呢?

习近平与毛泽东画像

余英时认为,习近平大概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

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不管是《三国演义》、《东周演义》,各种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间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人专政也是从读封建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他心里想的是“造反”两个字,后来用的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他的造反合法化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今天对薄熙来也好,习近平也好,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遗产的话,应该如何运用呢?

毛泽东严格上讲没有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一党专政,他一个人抓。他是一个政治强人,这一点他比斯大林还厉害,所以他是最强的强人。但他这个强人是靠打天下得来的,没有打天下的,这个强人就打折扣了。所以到邓小平时已经大打折扣了,到现在这些人都不是强人。毛泽东唯一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一个强人把整个中国抓在手中,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遗产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所以他们只是想往而已。因为现在共产党内部显然有问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做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限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之下,习近平大概就希望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力,这就是他所谓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他们没办法抓到。

编者注: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2006年11月,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安徽省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高华:(1954年-2011年12月26日),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写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龚楚:(1901年11月-1995年7月24日),中国广东韶关乐昌人,与毛泽东朱德齐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人和高级将领,后投降国民政府。其回忆录曾披露红军残暴的肃反内情。

左舜生:(1893年-1969年10月16日),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生于长沙,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与毛泽东同龄、同乡,长期任中华书局编辑,为中国青年党主要领袖之一。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责编:李莉)

——BBC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动向》杂志长短论:且看习近平“折腾”(附1:中国和世界面临“拐点”;附2:陶东风:不折腾就不是极权主义)

图:《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封二

中共18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一个月来,先是北京突然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继而是对政法沙皇——前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装出要“打老虎”的架势,内外形势的动荡因素日趋活跃中南海当家人习近平已大权在握,在外界眼里他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历届前任,用为了夺权扩权巩固权力为他暖颊的说辞,完全失去了说服力。
也许习近平不记得了,2009211日,在墨西哥华人联谊会上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在习近平上任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从对南中国海出击,到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不仅把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多年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外交战略资源折腾得差不多了,江泽民、胡锦涛任内二十多年吹起的“和平崛起”泡影也彻底破灭了。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乃至于“盛世”“崛起”,中共自己说是把握了国际和平环境的发展战略机遇,其实质是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但在预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走向的过去一年里,无论在全球安全战略上与俄罗斯的公开调情,还是在周边外交上与诸多邻国的挑衅、对抗,越来越显示出:中国正在成为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挑战者和颠覆者!中共口口声声说日本企图改变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但是全世界都看到,是自以为崛起的中国自己要改变这个格局——中共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了。
原本美国副总统拜登这次访问东亚,要谈合作、谈北朝鲜的问题,因为中国提出东海防空识别区,结果变成了调停中日双方降低敌意避免冲突危机。拜登临别撂话给北京: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真心相待。无论中共如何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事实却是,北京在做出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和格局的重大举措之前,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一方的华盛顿对其真实意图一无所知!表面上仅为遏制日本的战术运用,其实质分明是对美日同盟关系打入一个契子,探索对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途径。不难预料,原本对习近平有所期待的美中关系,势将出现逆变。
其实这一点,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透露出来了:北京的决策精英已经明确的感受到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和严峻的变化。但在中国官场,似乎看不到这一切都是拜习近平的大折腾所赐的因果关系,但却躲不过有识之士的火眼金睛:“拿国土争端来演戏”而已!结果适得其反,民意——至少网上的舆论一边倒质疑当局进退失据的举措,万众仰望B-52战略轰炸机的政治漫画传遍神州,内地网络似乎又重现了整肃大V前的生机。
这个时候周永康适时的成了“舆论引导”的大救星,其实薄熙来的案子已让中共伤筋动骨,世人已经领略了习近平的“切割”能耐,如今只是借周的假人(身体符号)做一个靶子,转移众口一词的矛头视线,而其真身或正因为他这一新的“贡献”在邀赏呢。这是习近平的实用主义权术。
与国际上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蛮劲相呼应的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崇敬的恰恰就是毕生以“输出革命”和制造“饥饿和贫困”为能事的毛泽东,用毛的手法“动员群众”,用毛的权术“驾驭大局”,以至于前后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以至于“七不讲”、以至于直斥“反动知识分子”,一派与薄熙来“唱红打黑”试比高的气派,如鲍彤先生所说,习近平是“毛泽东的风格邓小平的路线”。毛泽东把国家折腾到崩溃边缘,邓小平和他的衣钵传人用维稳把国家变成火药桶,习近平已经自食其言,还要怎么折腾?!



【附录一】
中国和世界面临“拐点”
狄雨霏 2013年12月17日
12月4日,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12月4日,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
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上周访华期间,与美国的商界领袖共进了一次早餐。由于此次访华的时机以及在此期间(主要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五个小时谈话中)处理了多项棘手问题,拜登此行意义重大。
拜登一向喜欢引用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诗句,这次他又这么做了。
  • 查看大图在日本被称作尖阁诸岛、在中国被称作钓鱼岛的一系列东海岛屿,是中日两国领土争议的核心。
    Kyodo News, via Associated Press
    在日本被称作尖阁诸岛、在中国被称作钓鱼岛的一系列东海岛屿,是中日两国领土争议的核心。
拜登说,“威廉・巴特勒・叶芝写过一首诗,叫做《1916年复活节周日》(Easter Sunday 1916),这首诗讲的是20世纪爱尔兰历史上的首次起义。”(这首诗的标题实际上是《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
他接着说,“其中有一句,我认为用它来形容2013年的太平洋地区,比形容1916年的爱尔兰更恰当。”
“他说,‘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恐怖之美业已诞生。’”(该诗原句是,“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恐怖之美诞生了。”)
拜登接着说,美国和中国“正处在人们所说的机遇期,为21世纪的发展道路设定了某种方向。我认为影响就是这么深远。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正处在彼此关系中的拐点——不光是同中国的关系,还包括同整个地区的关系”。
“拐点”是指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在数学中,它指的是凸曲线与凹曲线的连接点。
让拜登产生上述想法的事件包括:中国突然宣布在东海一大片地区设立“防空识别区”,而中国与一些邻国在东海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宣布打算向着一个让市场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制度迈进——拜登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除此之外,还有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改革。拜登还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在如何对待记者方面的“重大分歧”。
简而言之:中国在崛起,全球化在向前推进;各种制度在相互碰撞。
我们真的处在一个“拐点”吗?中国的评论人士是怎么看的?
著名独立学者章立凡持同样看法。他说,目前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不舒适的时刻。
他说,“我同意拜登的观点。”
章立凡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在经济方面,我们已达到了制度的极限,必须改变。政治制度也是一样。旧的制度无法再继续。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拐点’。”
章立凡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傲慢。中国认为自己可以制定规则。所以,在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中国正在进行试探,想看看国际社会将如何回应:它是否会向中国屈服?中国在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的半个小时之前通知了美国,这也是在试探。”
他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立场是非常孤立的。中国就像公路上高速逆行的汽车。它的方向与自身的信念相悖,也与普世价值相背离。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谢韬和本杰明・I・佩奇(Benjamin I. Page)合著了《与龙为伴》(Living With the Dragon)一书。
谢韬说,中国的威权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摩擦。
他说,“中国的态度是, ‘如果你尊重我,那就别挑战我!’而在西方,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尊重你,这种态度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产物。”  
他说,“中国不知道如何开展外交,中国有影响力,但不知道如何用。”
“中国现在试图做的就是要搞明白,如何与国际社会 ‘并轨’,同时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两个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
章立凡说,国际社会应该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他说,“我认为,当你和一个不懂规则的人打交道时,你必须首先让他理解规则。否则的话,你最终注定会败给一个粗鲁而轻率的家伙。”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

【附录二】

陶东风不折腾就不是极权主义 李锐的《无风之树》题解
李锐有一本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叫《无风之树》,关于这个题目的含义,值得做些分析。
“无风之树”估计出自《韩诗外传》卷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文革”时期,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几乎家喻户晓。它被赋予新的含义,意思是:尽管人民大众希望社会安定,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敌人”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总是要跳出来进行捣乱破坏,因此,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想不搞也不可能。
这里的所谓“风”,就是敌情,就是阶级敌人挑起的阶级斗争。
这篇小说借用了这个古语,但是却反其意儿用之:本来没有什么“阶级敌人”,也不存在阶级斗争,即所谓“无风”;但是极权主义的一个赖以生存的根本法则就是其运动法则:“阶级斗争”必须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树” 大至人民大众及其所组成的国家、社会,小至每个个体 必须动,无休止地动。所以,为了让“树”动,让人民保持无休止的运动状态,就必须制造出阶级敌人,也就是人为地刮“风”,制造“风”。换言之,阶级斗争或革命必须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斗争而斗争)而存在。小说中的主人公苦根儿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必须干出一点成绩来”,必须揪出阶级敌人。在小说中,这个揪出的“阶级敌人”就是富农分子拐叔(拐老五),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其实他的所谓土地不是他的,是他表哥的)。
这样看来,拐老五在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就是可以让“阶级斗争”搞起来,让运动搞起来,而他是不是真的“阶级敌人”并不重要。这一点刘主任说的很明白:“曹永福,矮人坪要是没有你这么个富农分子,这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啥的,还真没法子搞啦。你还真有用啊你。”(《无风之树》,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5页)这一点就是曹永福(拐叔)自己也非常清楚,“要是我这个富农分子没了,看你们这队伍咋阶级,咋清理?看你那中央文件干啥使去?”(《无风之树》,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6页)
小说反复写到矮人坪的农民对革命、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这套宏大理论、意识形态,其实没有任何兴趣,非常隔膜,处于彻底的无知和不解状态,开党员大会时大家都在那里抽烟、聊天、睡觉、纳鞋底,作为领导的队长天柱甚至还大打呼噜。所谓“阶级斗争”,也就是“风”,完全是制造出来的。
这点似乎也印证了阿伦特的相关理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那里,成文法是无关紧要的,可以随时打破(因为它是一种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对人的行为起到限制作用的力量),其目的是为了服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历史法则”(在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模式中)或“自然法则”(在纳粹的极权主义模式中)。一切都必须服从“运动”,“运动法则”变成了最高法则。[2]“很清楚,这个运动过程没有终结之时,就此而言,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这点揭示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如果说自然法则就是要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于生存的新种类,就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本质,引按];如果说,历史法则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 枯萎灭亡 ,那么,如果退化的新阶级并没有形成,并进而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 枯萎灭亡 ,那就意味着人类历史本身的末日。”[3]极权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终止这个“历史末日”的到来。换言之,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再反抗,极权主义统治还是必须不定地运动下去,这就是极权主义和别的专制统治的差别。这和文革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新的“阶级敌人”必须不断被创造出来。

李向前,韩钢:于光远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又意外找到邓小平三次谈话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春夏,于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谢绝了众多的约稿,专心致志地做自己保存的文件整理工作,进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研究,写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长文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对那段历史作了详尽的追忆和深入思考。这期间,他又意外地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的三次谈话记录。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面对这三次谈话的记录稿,于老既感欣慰又多少有些遗憾。欣慰的是,记录稿忠实、准确地记下了邓小平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的前后思路,保留了邓小平自己对讲话的指导思想、主要观点和谋篇布局的意见。
  可以说,记录稿的发现,为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历史性文件形成的文献学问题奠定了基础。说到遗憾,于老告诉我们,当时是随听随记,句子记得不完整,而且记的速度比较快,以至有个别的字今天分辨起来相当困难。此外,因为是自己的记录,不作传达之用,所以用纸也很随意,并缺少时间、地点等正式记录所应具备的“规范”性要素。
  其中第二次谈话的后半部竟记在一张拆开的海外友人来信的信封上,而邮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剪掉了,以致记录稿被开了个“小天窗”。
  但不管怎样,这三份谈话记录稿的发现,对研究邓小平讲话的形成,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于光远讲到了这三次谈话的经过。根据于老的回忆,是胡耀邦带他去邓小平那里,由邓小平当面向他布置起草任务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要他组织起草工作的。三次谈话都在邓小平家里进行,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在场。
  于老在1997920日上海《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于光远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其他几位起草者并排坐在他左侧的靠背椅上。几次谈话大家都是这样坐的。谈到这里,于老还说了一个细节: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台式电子钟,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他颇感新奇,而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显示时间的一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第一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1978122日,记录稿大约1600字:。这个谈话是邓小平在准备把他写就的“讲话提纲”交给于光远的时候,就“提纲”内容所做的讲解。
  一开始,邓小平说:“讲过了,与外国人讲过。”这大约是指此前他同日本、美国客人的谈话。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1262729日分别会见了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日本公明党的竹人义胜。在这一系列谈话中,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表明,中国要改革,“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并介绍了中共中央目前正在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讲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以及为什么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就外界广泛议论的纠正冤假错案问题作了说明。显然,由于有了这些谈话,邓小平对在大会上要讲些什么的思路已经很明晰了。因此他对起草者说:“究竟讲什么,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接下去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谈对会议的评价。在手写的提纲中,这部分内容他只写了“对会议评价”五个字。而在谈话中,邓小平却作了相当的发挥。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有,那时议论问题自然一些)。这个风气要传下去,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防止思想僵化,又有利于……实在可喜。”
  这主要是指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民主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扬”,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后在正式讲话中他曾高度评价说:“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显然,邓小平对近20天的会议上与会者们敢于思想交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是非进一步明辨起来的情况非常满意。他当时就特别划出1957年这个时间界限,认为这种民主生活为1957年以后所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强调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谈话的一个突出意思是:“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者注)很好,越看越好,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重要成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所下的判断。因为,在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以及为着这个转移必须清理长期积压、遗留的大量冤案错案的关键时刻,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这个思想路线来辨明大是大非,具有根本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争论或者理论研究,而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能否前进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准确反映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接着,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开动脑筋”。
  有一点需要说明,邓小平在他自己手写的提纲中明确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在这几次谈话中又多次阐发这一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改革的最基本的思想依据,是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取得突破性和决定性胜利的思想武器。
  谈话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多少年,现在是民主不够,不敢讲,心有余悸。”接着邓小平转到了在经济工作中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发展经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小平说:“目前主要是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他提出:“讲权力下放,企业。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邓小平说:“这个矛盾只能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靠质量,质量好销全国。不要怕,乱,乱不出来(承认市场一定调节)。”从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构思发扬民主问题时,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方面。如他在谈话中就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这些话后来没有:在正式稿中出现,但能看出小平思想着重点所在。关于法制,邓小平说:“有些要用法律,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谈话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邓小平提出,“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随后讲到:“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吃亏。”
  显然,这些想法是针对着党的工作重心能否顺利实现转移,以及国内外都在议论的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这些意思他在手写的提纲中也说到了,在正式稿中发挥得更充分。可以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促成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的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这可以用112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工作会议大组召集人汇报时一句特别重要的表态作佐证:“我们党中央和我国人民永远不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当然这不是一种纯道德的约束,而是根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智慧:一方面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加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在出现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问题时,站出来“力排众议”,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以后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邓小平的这个观点更成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第五个问题是谈克服官僚主义。他列举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有:人浮于事、拖拖沓沓、会议多。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企业。”随后,邓小平特意讲到:“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利润,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各行各业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他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51020%;城市20%,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就开辟新行业。”他强调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他讲到:“现在无人负责任。”因此要“搞几定:①什么什么项目,②从哪里引进,③定在什么地方,④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邓小平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专门的人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谈话的第五、六、七、八这四个问题后来在正式稿中“捏”成了一个部分,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照正式稿,可以看出,讲话提纲和122日的这次谈话,已经奠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全文的基础。它的构架,它的主要观点,在这里已经形成了。完成稿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而成的。这次谈话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天,比较重大的问题由于民主的充分发扬都已经提了出来,这使邓小平有可能把握住事情的全局和要害,形成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既高瞻远瞩又足智多谋,成为开启一个时代的改革“宣言书”。

第二次谈话

  据于老回忆,122日谈话后,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他组织有关人员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并送邓小平审阅。随即邓小平又找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谈话,这是邓小平就起草稿子所作的第二次谈话。时间应在125日。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开了“天窗”的稿子,而且只是后半部分谈话的记录,前半部分的记录尚未找到。现在找到的这个记录稿大约2000字。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随风倒”、“找靠山”的坏现象。他说:“随风倒坏得很。找靠山,没有上面一点东西,就不敢想了,怕动辄得咎。”邓小平讲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嘛。对新生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艺术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真正搞二百方针。”“出了坏人不要怕,越轨怎么办,还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干部看到一个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业;或那块土地[没有]利用,睡不着觉,一个生产队靠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这段话在第一次谈话讲到千方百计调动积极性时已大致讲过,现在则是再次强调。
  邓小平肯定稿子关于“实事求是”的一段写得好:“实事求是一段写得好,语言还可以简化一些。”还说:“四人帮不要讲成为挡箭牌,已经讲够的不要再讲。”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党的历史经验,而不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于“四人帮”。
  关于党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民主法制问题,邓小平说了一大段话:“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对搞得[]好的进行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够,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范围是否还有别的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邓小平说:“没有各种法,逐步的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经济法院没有,普通法院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甚至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比起122日的谈话,讲法制的这一部分内容充实了。在正式稿中,则形成了更丰满的一段论述。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说:“过去不可能完备,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的,让他自己考虑,允许他继续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一些犯了错误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邓小平显然有很深入的政治考虑。按照这个方针处理,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能够维护整个政治局面的安定。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要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有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邓小平还说:“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现在一下解决不了,从人事改造、企业开始。从一些专业公司新改造企业着手。”这是能很快见效的做法。后来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企业的改革也是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
  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预见势必遇到很大阻力,因而特别指出:“改革的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由此要求起草者“搞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
  这次讲话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是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时候就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他从以往的经验教训谈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地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这里明确地显示了邓小平关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这次谈话比122日谈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先富起[]的想法”。邓小平说:“八十元少了。加到一百元。农民八千万,十分之一。”还说:“城市带农村,上海四百元,北京二百元。大城市带小城市,搞为城市服务的副业,大有可为。……靠近城市的先[],平均工资到一百元,福利要好一些……平均工资一百元,就是吃得好些,用得好些,可以搞等价交换。”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作了考察,因此谈话中他讲到了这些国家的经验。谈到城市的规划时,邓小平说:“新加坡建房,几个卫星城市二十万,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不需要到北京市来。”这里所谈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受到启发,在先富起来的做法上有所借鉴。这些虽然在后来的正式稿中没有讲到,但我们仍然可以由此看到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些脉络。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倒反明确。”还说:“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第三次谈话

  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于老的记录稿大约3500字。于老回忆说,邓小平是逐字逐句地与起草者进行研究的。谈话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其情其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概括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说明这时的稿子已改为四个部分的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于光远的记录稿上就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可见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一系列号召的目的,归结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前提”上面。这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我就是这样评价。”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不论从反对“新式迷信”还是从确立改革取向的领导格局而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自我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在这样的问题上还一味坚持而不加以改变,那么整个改革发动的进程就会出现曲折,形势也会复杂得多。所以这是个大局问题,是比“两个凡是”争论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子集中,离开民主集中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甚至包括经济)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
  “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不仅不一样)要打击,而且还得全票的,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实际上是软弱、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的,很恶劣风气,必须制止、斗争”。显然,这些意见形成了后来正式稿分析僵化原因的文字。对于起草者作出的因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从而产生三种“怪现象”的分析,邓小平感到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就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按劳分配讲了重要的观点。他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风格是不行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又说: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的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聚精会神向前进”。
  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与个人,比打屁股效果更大。”这些话正式稿基本吸收了。邓小平还谈到“培养专家”问题。
  专家即指知识分子,当时“左”的偏见尚未排除,因此他说:“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造福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后来正式稿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这就澄清了一个多年来搞乱了的重要是非。
  关于“研究新情况”一节,邓小平考虑较多的,是改革马上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仅仅改革上层建筑,也可以说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对此,邓小平想到的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是不容易,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
  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问题“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农村多种经营搞起来,劳力可以得到安置。”
  作为一种信念,尽管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邓小平对它的光明前途却是坚信不疑的;而作为一种预见,邓小平所谈的确是 最根本的困难,这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不能不令人赞叹他的目光如炬了。
  于老对我们回忆说,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谈话之后,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修改。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当邓小平听起草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断然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的工作才算完成。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于老说: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对执笔人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读讨论稿子时又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虽然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在印发给会议出席者的正式稿上没有题目。
  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改稿的过程中,对原先的提纲又作了不少补充,大大丰富了内容。虽然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也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也还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那个讲话稿上没有反映出来。
  对起草这个稿子,于老谦虚地说:“我只作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作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拿出来交卷这样的事。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在访问于老之后,我们这些晚辈对二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不寻常的故事,真是神往不已。虽然我们无缘亲历这些历史场面,但老人的追忆使我们了解: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转折中,邓小平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这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复兴的历史里,铭刻在世代中国人的心中。

——《耀邦研究》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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