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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0日星期一

盛雪:冷酷的暴政 不孤独的英雄――记王炳章遭单独关押11年

图:王炳章救援工作委员会23日在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前向中共当局呼吁释放民运领袖王炳章博士


11年的单独关押作为对王炳章的惩罚,已经超过了对国民党战犯的惩罚。今年6月27日,在王炳章被捕11周年纪念日,海外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们支持王炳章家人,一同发起了全球大请愿。

2013年9月3日,加拿大国会大厦新闻馆举行了救援王炳章博士的记者会,有六七家中英文媒体到场。这与报道热门社会新闻或追踪明星八卦相比,实在是不多。王炳章的儿子王代士首先介绍了王炳章背景经历,入狱十一年遭单独关押的处境,以及他患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女儿王天安只简单讲了几句。接下来,加拿大前司法部部长厄文考特勒、原加拿大国会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大赦国际加拿大主任尼夫以及笔者和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先后发言。
同一天,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在纽约民运组织举办的活动中,介绍哥哥王炳章的狱中遭遇,呼吁人们协助救援王炳章。纽约的五名民运人士并决定,9月15日国际民主日开始接力持续绝食一个星期。
齐心协力启动全球救援行动
王炳章家人从6月27日,也就是王炳章遭中共从越南绑架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十一周年纪念日起,开始了在全球多个地点的持续请愿行动,包括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温哥华,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以及澳洲、新西兰等地。
王炳章弟弟炳武说,这次对王炳章的救援行动,获得了全家人的共识,大家都行动起来了,王炳章姐姐王金环、妹妹王玉华和王梅、弟弟王炳武,轮流在渥太华、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请愿。王炳章共有四个儿女,大女儿王青燕是他在国内时与前妻所生,目前在美国生活。另外是与宁勤勤在加拿大生的儿子宁汉士、王代士,以及小女儿王天安。此前,家人在对于如何救援王炳章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应该温和一些,尽量顺和当局的要求,让当局良心发现,也免得给狱中的王炳章带来更多的伤害;有人认为,应该强硬一些,造大声势,争取国际社会各方的支持,给中共施压,迫使其让步。
而这十一年间,中共却始终没有改变对王炳章的单独关押方式。
暴政令受难者承受更大的伤痛
由于王炳章家人都在北美,每次去中国广东韶关北江监狱看望王炳章都是不小的举动,除了人力之外,还要花费大量金钱。有时,监狱方稍有不满,就会断然拒绝已经千里迢迢抵达监狱的家人和王炳章见面。北京举办奥运之前,王炳章以食抗議獄方多年對他單獨關押王炳章的妈妈致信胡錦濤,希望中國政府體現奧運人權承諾,釋放良心犯王炳章。当局不但不为所动,还變本加厲,從當年七月初後,一連幾個月禁止家人探視。這期間,家人兩次千里迢迢從北美到廣東韶關監獄,但都被拒绝在监狱大门外。一次大姐王金環帶著王炳章的兒子去探視,因為王炳章在獄中食,被灌食,弄得渾身傷痕,獄方拒探視。王金环和炳章的儿子苦哀求,在監獄旁的旅館等了十幾天,獄方最終也沒有同意探視。另一次弟弟王炳武去探視,獄方断然拒绝兄弟见面。王炳武苦苦哀求,无奈之下給監獄管理處下跪,請求:「求求你我見我哥一面吧回去好跟我媽媽呀,我媽叫我來的,我沒見著我哥,我媽媽受不了,我沒法交待呀。」铁门紧闭,漆黑冰冷,没有人性的回应。作为暴政工具的监狱管理人员,比铁门还要冷酷无情。
2006年和2011年王炳章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家人多次向中共最高当局写信陈情,请求准许王炳章奔丧,见父母亲最后一眼。当然,家人最后都绝望了。
当局为维稳,忽悠受难者家属
王炳章家人介绍说,2011年11月,当王炳章母亲王桂芳老人在温哥华去逝时,家人通过中国大使馆给胡锦涛写信,大意是:希望中国政府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允许王炳章回加拿大奔丧。王炳章案是上届政府审理的,本届政府可以展示出更为开明的姿态,显示出人权方面的进步;而其母去世是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允许王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助其尽中华民族所重视的孝道。信中并说:王炳章年岁已大,已没有心思、能力与精力去从事什么民主运动了。
王炳章家人说,信发出约20天后,中国司法部两个人找到王在北京的亲属,说王炳章给当局的信收到了,正在考虑让王炳章回加拿大奔丧。但要求王的家属保证王炳章出狱后低调行事,不参与任何民运和政治活动。王炳章家人立即写了保证书,并通过国内亲友转交给了这两位司法部官员。大约半个月后,司法部官员再次对王的亲属表示,在完成有关的手续后,会在适当的时候释放王炳章。为此,王炳章亲属在为老人举办葬礼及追悼会等时,谢绝了各地希望出席的民运人士。笔者还记得,民阵加拿大已经为一位代表订好了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机票,但王家表示,所有仪式都只限于亲属范围。笔者当时就判断,是中共为了维稳需要,对王家提出了要求和条件。
王炳章家人当然期待中共真的能够兑现承诺,为此一直没有将王母下葬,等待王炳章从监狱归来,向母亲遗体告别。王家人一直等到3月10日,再也没有听到中共司法部官员的任何消息,只好将母亲下葬,入土为安。2012年10月底,司法部两官员再次找到王在国内的亲属,表示,2012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发生了王立军夜闯美国领事馆事件;之后,又是陈光诚夜逃抓捕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并且到了美国后就攻击中国政府。因此,领导决定暂时不考虑释放王炳章。
王炳章家人走上国际社会街头
中共的出尔反尔让王炳章亲属非常失望。2012年11月,家属再次写信给胡锦涛,表示,家属已按当局的要求,作出了王炳章出狱后不再从事民运的保证,为什么政府不信守承诺呢?但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
2013年3月,中共领导层换届后,王家人再次给习近平写了信,请他考虑中国政府当初所做的承诺,并遵守释放王炳章的协议。信中明确说明,如果到6月27日,王炳章被捕11周年纪念日时,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家属们将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王炳章家人同时将信寄送给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王炳章妹妹王玉华说,如果中国政府始终不回应王家的诉求,她们会考虑将所有同中国司法部官员的往来电邮、接触与承诺予以公开,那会让中国政府非常被动。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许多志士仁人都非常支持王炳章家人的请愿行动,海外民运协调会等团体,并配合王炳章家人在6月27日起,一同发起了全球大请愿。
接下来,王炳章家人于7月4日又致信习近平。痛陈"11年的单独关押作为对王炳章的惩罚,已经超过了对国民党战犯的惩罚。"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蓝无忧i:习薄的搏杀与默契

图:(右起)习近平、薄熙来、王立军


“宮廷鬥”國人愛看,但鬥不出一個新中國。中共越高階官員,“掀翻棋盤”的勇氣越小。不掀翻棋盤的窩裡鬥,哪怕再兇再猛烈,實質并不如人們看到的慘烈,反而有助於中共機體的維護。


中南海製片、薄熙來主演的《王的審判》歹戲拖棚,一年多後終於公映。此片原先并不被國人看好,大都預期它無非粗製濫造走過場糊弄人,沒想到精彩紛呈,情節狗血,完勝好萊塢大製作,兩天庭審拖成五天,信息量很大,經裁剪刪削的庭審記錄就有十幾萬字,單薄熙來個人的質證、辯論意見就有三萬來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八卦者見八卦,對中共抱希望的見希望,一場審判,N種解讀。

習薄有“默契”——鬥而不破

庭審是不是演戲?得看怎麼說。若說中南海完全掌握節奏,被告人苦背臺詞照本宣科,所謂翻供是劇本規定好的“包袱”,甚不可信。看看官媒頭天晚上潑婦般連發通稿謾駡,就知翻供如何令其神經錯亂了。明知薄翻供而特意給他表演機會,吃定民眾反應可控,大概沒有人冒這個險。當年毛澤東印發《五七一工程紀要》就砸了自己的腳。但若說濟南法官獨立依法審判,則侮辱人類的智商。合理解釋是當局當然要操縱庭審,而薄熙來也成功地裝孫子騙過對手,說好談妥才正式開機的,但他突然變臉來了個冷不防。艾未未評論道,“政治局今晚得開會合計合計了”。
薄熙來敢翻供,在於他看準對手棋形有缺陷。對手投鼠忌器,關鍵問題上切割處理,真正罪行不能觸及,誰都有份,端出的“指控”卻是薄熙來大可攪纏的。薄必須翻供,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政治領袖的形象,用滴水不漏的雄辯堅定支持者信念。對他而言,政治影響力若延續,未來仍有一線希望,若公開低頭,則永遠不得翻身。他的機會我看有兩種,一是習近平出大錯,黨內請他出山,一是中共崩潰,他吊詭地以“黨內反對派”領袖自居:我非亡黨(國)者,而是受害者。中共若亡,帳記在習近平(或其身後領袖)頭上,薄未來或能統領左派“遺民”。

被薄熙來擺了一道,已開始的 “文字直播”(雖說經過精心刪削)陡然停了太難看,潑出去的水,射出去的箭,硬著頭皮也得進行。但這不是主要的,我想關鍵在於經過習近平等人評估,認為翻供固然造成麻煩,但未必不可順勢利用。薄不過是想保持虛幻的“不屈形象”,而習近平可順勢塑造“善待對手”形象,盡可能安撫薄的支持者,接收薄所能影響的資源,另一方面也製造尊重法治的形象。用圍棋術語來說,薄想得“勢”,習趁機取“地”。有網友用“導演遇到了戲霸”評論,說陳寶國扮演的康熙帝曾不按劇本潑一位大臣一臉茶水,結果被導演喝彩。還有的稱薄熙來是“另一位導演”。後者更準確些。演出生變卻順利繼續,這在於習薄有“默契”,那就是鬥而不破,輸了的可以繼續心懷不滿,但不能掀翻棋盤。

習想做新政治強人“左右通吃”


薄和習,一個張狂跋扈,一個陰狠腹黑,但本質相似,有共同背景和思維方式。這固然導致“一山不容二虎”,卻是“人民內部矛盾”。習執政之路與薄的“重慶模式”若合符節,不過是加強版、改進版、升級版。薄權鬥失利,“薄路線”卻不但未否定,重慶這塊試驗田的經驗反而發揚光大。就此而言,習對薄不能做得太絕。搏殺爭權固然你死我活,贏者對敗者卻不能快意恩仇,斬盡殺絕,否則引起從黨內到民間的反彈,得掂量著來。同為太子黨的上將劉亞洲就發出“薄熙來應無罪釋放”之論。

司法不獨立,法官講“黨性”,犯罪指控刻意剪裁,社會輿論飽受操縱,對薄的審判和其他政治審判一樣,無論結果,從程序到實體都難談“正義”。根據邏輯判斷,薄案的一審判決書應該也會全文公佈,且篇幅可觀,加強“說理論證”部份。和認為薄將被重判不同,習當局可能繼續順勢而為,“充分考慮辯護意見的合理因素”。 允許薄發聲已向薄、更向薄所影響的人釋放“善意”,乾脆接著奉送“禮物”:打掉一項乃至數項的指控,審判效果更好更逼真,一面顯示“辯護是真實有效的”,一面彰顯“審判是獨立公正的”。但總的量刑大致不變,留下各自解讀的空間,仍是各取所需。

薄想樹立“左派領袖”歷史地位,習想“左右通吃”,做新的政治強人,但這都是黃粱一夢。薄因政治身陷囹圄,卻非政治犯(良心犯)。“唱紅打黑”劍走偏鋒,以之為工具,內心未必真以毛為然。即使身在高位時,對他心懷疑慮的左派人士就有不少,支持他的往往是基於一廂情願的誤讀。再者薄未與真正民間建立聯繫,他本人是公民之敵,他曾抓捕毛派的組黨者。薄走的路是自相矛盾的死路,習則在更高層次走類似死路,錯判時代也錯判自己。

“宮廷鬥”鬥不出一個新中國

讀過一篇文章,說作者寫“檢討”,怎樣都過不了關,有經驗豐富之人指點道,“你要讓支持你的人滿意,也要讓反對你的人滿意,還要讓不明就裡的人也滿意。”這“三個滿意”可謂極其高妙,充滿中國人智慧,堪稱理想境界,非但可用來寫檢討,更能推而廣之。習的處置是否支持者、反對者以及不明真相者都“滿意”?同樣的,薄“逆襲”效果如何?習的“今天”是薄無法到達的“明天”。薄的“今天”則是習最終的“明天”。 薄落敗對他來說是最大挫折,不過也有好處,就是“止跌”:失去繼續爲惡、做更大惡的可能,豈不是少背負一些因果?

這邊薄熙來事件的高潮已過,那邊關於周永康或其他“大老虎”的傳聞甚囂塵上。習若立志比肩毛鄧,肯定要做些非政治強人不能為的事。對外開戰,對內打虎,突破江胡時所謂慣例,很可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不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對毛鄧小平來說,沒有不能碰的人。如果薄上臺,也會向大老虎“借頭一用”。出身草根的貪腐官員最可能成為搪塞民意的犧牲品,這也屬於習薄太子黨們的共識。
“宮廷鬥”好看,國人愛看(君不見,各種“宮鬥戲”充斥屏幕?),但鬥不出一個新中國。有人認為宮廷內戰可能引發中共分裂,哪怕亂咬一通也好。我不以為然。中共越高階官員,“掀翻棋盤”的勇氣越小。王立軍夜奔,四面楚歌的薄熙來曾到昆明變相“閱兵”以示威,那又怎麼樣,不還是束手就擒?沒有他這種雄心者更不堪一擊了。不掀翻棋盤的窩裡鬥,哪怕再兇再猛烈,實質并不如人們看到的慘烈,反而相當於人體的新陳代謝,有助於中共機體的維護。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林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泡沫

巴丢草漫画

最近中共不断在吹嘘一个泡沫,名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著「自由贸易」的羊头,其实只是一个放松规管的狗肉,根本和自由贸易有无限远的距离,有如一些上市的「概念股」,只是贩卖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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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9日,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远眺。(Imaginechina)
Photo: RFA

甚么叫做自由贸易?就是自由做生意,自由定价,自由进出货物等等,在海中心找个荒岛,那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地点;问题为何不在荒岛交易,而要在香港呢?原因就是交易双方的地理方便,以及法制能保障双方安心之选。

首先如今的所谓「自贸区」,根本不开放给全球的机构,而是指定36间企业,包括大陆四大银行在内的11间金融机构之中,外资行仅「星展中国」及「花旗中国」;仅此一点已经说明,连交易的对象都不自由,说甚么自由贸易呢?在香港,任何人都可以开公司,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公司,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做生意,而没有任何「指定企业」;没有自由竞争,就不会有合理的收费水准,甚么叫做有指定企业的自由贸易区?

我们不妨先放下一些自由贸易的原则,从提供的服务来评断──自贸区开放一些金融市场,容许投资港股及A股,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人民币仍不是自由流通,一日未有货币自由,外人如何自由贸易呢?一个受控制的有限自由贸易区,则完全没有新意,为何别人要选择上海?反之一个真正在中国体制之内的自由贸易区,则必然令全中国原有的监管名存实亡,那么为何不全面开放?这个自贸区本身,就和中国的监管自相矛盾。

就当上海的监管放松到好似香港一般好了,问题则变成外资为何要选择上海?企业不开放,法制监管不可靠,资金进出没有保障,那么上海有甚么优势呢?外资之所以选择香港,就是因为香港有和西方社会标准的法制,有安全可靠的交易系统,资金进出有绝对的自由;反之一个依靠人治,靠关系甚至靠收买法官来判案,只讲自由也不如香港,那为何要去上海交易呢?

更何况所所谓自贸区,居然不零售业务──有如目前大陆的奶粉荒,把外国奶粉运入上海自贸区,是否可以规避中国的关税呢?不,因为自贸区不设零售,也不设边关,如果容许奶粉免税运入自贸区,即可以再运入大陆其他地方,等如全国免税,所以中共亦不可能容许,结果就是和大陆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分别──同样要报关、徵税。

说到底全个「自贸区」只是「自谬区」,只是一个开放少许给大陆人投资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及产业的金融中心而已;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保障,也缺乏真自由,真正掌握大笔资金的大陆权贵,都不会选择这个「假自由」、「没保障」的「贸易区」,而只是提供一个新概念,给大陆那些更加没有选择自由,更加没有方法把资金送出中国以外的一般人,最终只属「塘水滚塘鱼」,依然和世界分隔;说到底,「自贸区」和「自由贸易」四字的意思,距离甚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李江琳:你了解九寨沟吗?

图:若尔盖草原,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 如今被沙漠化侵袭。


“马上夺天下”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按照他们习惯的战争思维和战争动员模式,对森林、沼泽、草原大打“人民战争”,西部大开发的结果,无疑是比东部毁灭得更快。黄河流域差不多了,长江流域也快完了。这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藏人意味着什么?


斗到最后,天地都不管饭了
         九寨沟如今是中国最有名的旅游热点之一,没有去过九寨沟简直就不好意思称自己为“驴友”。不管有没有去过九寨沟,差不多人人都听说过九寨沟。可是我还是想问,你真的知道九寨沟吗?我遇到的那些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九寨沟的人,没有一个说到九寨沟是在藏地,九寨沟是一个纯藏区,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九寨沟成为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的过程,对于世代生活在那里的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九寨沟县,原来叫南坪县。九寨沟之名源自九个寨子。那是九个藏人的寨子。九寨沟的特点是山上有密林,山下有水,即称为“海子”的高山湖泊。由于地处偏僻,对外交通不便,但是当地人在这块土地上至少已经生活了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国家在九寨沟建立了两个大型国营林场,开始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当地藏民起来阻扰,经过官方调解,只能保住寨子前后的森林。于是,两个国营林场开始对千年原始森林的剃头式砍伐,把长满茂密森林的山砍成了光秃秃的山头。这样的破坏式资源掠夺维持了十几年。文革期间林场工人忙着搞运动,一度停止伐木,九寨沟相对平静了几年。但是,到七十年代末,九寨沟已经面目全非,林木枯竭,水土流失,海子干涸,已经无木可伐,大规模的国营林场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奋斗到最后,天地都不管饭了,几千林场职工的吃饭问题只好另想办法。国家林业部门有责任心的技术人员终于“发现”了九寨沟的风景,提出了保护和开发旅游景区的建议。几经曲折,总算得到了最高层的批准。九寨沟风景旅游区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想到过,对于生活在这九个寨子里的藏人来说,这十几年意味着什么?


任取任用的“西部大开发”


        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其实在中共执政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眼睛里,这是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就像进了阿里巴巴的宝库一样,森林草原都是财宝,任取任用。川西藏区往北过了刷经寺立即开阔起来,是大片湿地草原,那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在他们看来,那是大片应该开垦种粮的荒地。
   于是,中共建政后,很快开始军垦和农垦,用这样的方式安置大批复原转业军人和城市闲散人口,同时也把“镇反运动”中被判刑的人赶出城市,让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边远地区自生自灭。
1954年,人数不明的服刑人员在这片草原上“与地奋斗”。他们开渠排水,疏干沼泽,建场一年后就播种了8千亩地。现属红原县的龙日农场的第一代领导人是长征亲历者,想来对过草地时的饥饿有深刻的记忆。那时候他们雄心勃勃,引进拖拉机组成机耕队,计划把整个龙日坝草原16万多亩的草场改成机械化大农场。次年开始,政府从成都和重庆招来一批“青年垦荒队”和复员转业军人,在红原、阿坝和若尔盖建立了阿坝、唐克、瓦切等大型农场,将上百万亩草原开垦成耕地,种青稞、甜菜、亚麻等作物。这些农场曾经导致藏族牧民强烈不满,并成为牧民反抗中共的原因之一。  
在没有绝对无霜期的高寒草地种粮,只需常识就知道结果如何。可是1961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却刊登了一篇题为“草地大面积试种粮食成功”的报导,宣称唐克农场该年种植的一万多亩青稞,“一般亩产60斤到80斤;种植的油菜两万多亩,亩产30多斤;甜茶牧场1500斤左右。”而且“大面积种植的小麦、亚麻、蔬菜、饲料等,收成也很好。”
“马上夺天下”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按照他们习惯的战争思维和战争动员模式,对森林、沼泽、草原大打“人民战争”,结果粮产量连农场职工自给都做不到;其他经济作物由于运输困难得不偿失,各农场连年亏损,只好把农场又改回牧场。可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沼泽疏干后就难以还原了。高原湿地是黄河水源之一,湿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自然会影响黄河水量,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而且造成了难以逆转的草原退化。
就在“试种粮食成功”两年后,“唐克农场”下马,改成了“唐克牧场”。几年后,唐克牧场又与茂县军马场合并为白河军马场,1979年后成为白河牧场。在作为国营农牧场的那些年里,原先的唐克部落驻牧地先是被开垦成得不偿失的农田,继而大片低洼草场又被改造,结果唐克地区成为严重沙化地区之一。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呼之欲出


若尔盖县曾有7个省属或县属的国营牧场,包括从农场改成的牧场。牧场最初都是1958年以赎买和没收的方式,将富有牧民的牲畜集中起来创建的“公私合营牧场”。这7个牧场共占有全县“可利用草场”的四分之一。在1980年代的资料里,这7个牧场都宣称自“民改”以来他们的牲畜大量增长,黑河牧场“粉碎‘四人帮’以来,牲畜总增均在20%以上”;阿西牧场建场时有6千多头牲畜,到1980年代中期增加到2万多头,增加了3倍多。这些国营牧场都是为国家提供肉食和各类畜产品的。现在,这些牧场所在地几乎都是沙化严重的地区。
除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人的际遇和命运。劳改农场建立在海拔3600多米的草原上,1950年代,这里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关押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被押送到这里? 他们中有多少人活过了那场大饥荒? 劳改农场后来变成军马场,现在又变成种畜场,许多的人与事消失在历史云烟中,无处查询。那些从外地动员来的志愿垦荒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度过大饥荒的,没有人知道,也无从知晓。
而那片土地上的藏人呢?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本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是他们的部落放牧了上千年的草场,那些外来人强占了他们的土地,解散了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坏。在若尔盖政府官方网站上,“独特旖旎的自然风光、古朴多彩的民族风情、浓郁厚重的宗教文化、英勇悲壮的红军精神”,却只字未提该县草场沙化面积已达70万亩,“潜在沙化草地”91.5万亩,而且以每年11.6%的速度在递增。世界环保组织的警告是,如果这一趋势不扭转,这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草原,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
如今那一带和九寨沟连在一起,正在打造大九寨沟风景旅游线。到那里去的驴友们,你们去了,又走了。你们去了是可以走的。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却无处可走。你们真的了解九寨沟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丁一夫:藏区左祸何时到头?


图:军警用坦克在拉萨街头设置关卡,检查来往车辆。
中共在治藏政策上的左祸表现为夸大敌情,虚报危险,制造敌人,小事化大,然后向中央要钱要权要枪炮,用天下大乱来恐吓国家。这种左祸,何时到头?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到左的一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右转。


治理西藏的干部比赛谁更左


中共进藏以后治藏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转变发生在1955年底。后来遭到整肃的范明将军晚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讲述了这一重大转变前后,中共西藏工委中西南派和西北派之间的"内部之争"。这一内斗的结果是西北派的范明失利,两年后更以反党集团的罪名进了监狱。但是,对于这次内斗,范明至死也不认为是自己错了,他的回忆录就是要在盖棺之前为自己做一番辩白。他的这番辩白显然有人不服,于是西南派方面,一直在西藏工作到离休的张向明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就那次内斗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不管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更符合主义,当代藏史学界得知的是,55年底中共内部的这场争斗,结果是最高层决定在四省藏区坚决搞"民改",而且是立足于"打",准备"大打"的暴力型社会改造,从1956年春天到1962年秋天,在整个藏区引发了一场流血和死亡的大灾难。
这场内斗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治理西藏的中共干部,西南派和西北派互不买账,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两派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治藏干部证明自己比同志们更正确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思路和言论调整得比别人更左。
如今西藏和四省藏区局势如此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细细往上追溯,就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左祸在西藏的危害。


中共内部斗争有趋左的先天性格


在中共历史上,左和右的路线斗争从来也没有消停过。中国的大学生有一门必修课叫中共党史,学生们就要背历史上几十次路线斗争,不仅要记住人名和年代,还要记住哪次是反左,哪次是反右。那是令学生最痛苦也最厌恶的课程。按理说,中央的正确路线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是中共从苏联学习和继承了一套词汇,也早早形成了同样的政治心理,左意味着革命,是正确的符号,只有极左,才是正确得过了头,需要反对,所以反"左"这个词汇里,"左"字上是要加引号的,表示反的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左",而是形左实右;而右就从根子上不好,意味着反动,意味着几乎就是阶级敌人,所以反右的右字上是不需要加引号的。对于中共的干部,左的错误是分寸问题,右的错误却是本质问题。于是,中共干部的内部之争就有趋左的先天性格。
1955年底发生在中共高层和治藏干部中的这场内部之争,结果也是一样。表面上看,是左得出奇的范明将军和他的西北派失利,比较理性的西南派占了上风,可是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毛泽东其实是同意范明将军的,范明的失宠是人事斗争的结果。几年后西南派也遭到了整肃,其中第一任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的遭遇比范明更惨。而毛泽东等最高决策层在这场内部之争后作出的决定,就是1956年开始左得不能再左的对藏强硬政策,完全改变了他自己在入藏初定下的"谨慎"的政策方针。
中共是依靠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而执政的,"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了中共对外的斗争策略,也决定了内部的组织和纪律,所谓路线斗争。在每次内斗之后,重新占上风的,多半是比以前更左,而不会比以前更右,因为右的干部容易受到攻击,容易被淘汰而出局。这就是中共历来是极左比较得势的原因,也因此而形成了中共干部趋左的性格。


左祸必坏事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所以,纵观中共的执政史,就是一部左棍横行、左祸不断的历史。内斗的结果是左派得势,紧跟着就是左祸贻害。这部方向盘往左的庞大机器只有一个问题,左祸的胡作非为不可避免地会把事情干砸,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就像文革,到了后期已经是天怒人怨,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各地家家户户都受害,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这时候毛泽东的自然死亡立即就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齐步往右转,这就是随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下治藏政策的纠偏。中共承认了"民改"和"平叛"中的扩大化,调整了藏区的干部,改变了一系列政策。在八十年代前期,藏区出现了希望。在1984年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元老们齐齐出席,总的共识就是反左,在西藏工作上坚决纠正左的错误。
可惜的是,到八十年代末,当制度改革遇到瓶颈,中共又发生了一轮"内部之争",内斗的结果是又一次右派失势,通过内斗把别人打下去才上得了台的新领导们,只有举起"对敌斗争"的旗号才能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不左是不行的。在治藏政策上就表现为夸大敌情,虚报危险,制造敌人,小事化大,然后向中央要钱要权要枪炮,用天下大乱来恐吓国家。
这就是最近二十年又一次贻害藏区的左祸。细数最近几届西藏党委书记,他们一个个在意识形态上左得出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们执掌治藏大权,是党内斗争的结果和延续,他们如果不左就根本上不去。所以这二十年他们把藏区弄得危机四伏,他们却只会越来越左,一个比一个更左。
藏区左祸,何时到头?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到左的一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右转。从2009年开始的藏人自焚事件,如此惨烈,外界有人以为人类史上罕见的一百多人自焚会促使中共重新检讨治藏政策,如今事实证明,中共的左派思维里没有人性和人道考量,只要左的政策还混得下去,再多人的自焚对它也不起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是左的政策混不下去的时候了呢?
也是经验告诉我们,那只有当灾难将降临到所有人头上的时候。左祸必坏事,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唯色:为何要送“领袖像”入寺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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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布达拉宫(AFP/Getty Images)
去年年初起,西藏当局开始在寺院和乡村实施“九有”工程,其中第一个“有”即“有四位领袖像”,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网络上曾激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是被质疑和批评。民意认为这是严重破坏当地宗教信仰,学朝鲜走回头路;研究者认为这只会消磨藏人的耐心,酝酿更大的反抗,积累更大的矛盾。

许多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强塞“领袖像”的行为抱有恶感。固然中国社会有大量毛粉存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很厌恶毛,将毛称为“蟊贼”或“腊肉”的不在少数。中共在西藏的官员并非不知情,而且,并非不明白在21世纪的今日,以行政手段强行要求民众在佛殿、僧舍和家里挂“领袖像”纯属笑话。这不单单是洗脑的问题。不单单是糊弄外界,制造西藏人民是多么热爱共产党等类似假象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应该被如此简化。深究下去,会发现其中纠结着更强悍的用意和更长远的图谋,并透着一直以来的傲慢。

党的宣传员们或者党的研究“西藏问题”的智囊们绝非蠢货,很有可能是从当年毛制造的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认为继续制造这种精神原子弹将重新对藏人生效,当然这并不只是裹着糖衣的炮弹,更重要的是具有杀伤力、可以制造流血和死亡的炮弹。当年,毛的精神原子弹就起到了威慑和迷惑的双重作用,如今被他的接班人继续用来对付今天的藏人。

“领袖像”便是其中的炮弹之一。其强悍的用意体现在企图以“领袖像”来取代藏人供奉的佛像,以伪宗教信仰来取代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可能认为某种情境置换而且是持久的情境置换会有效果。所以说,党的那些思想刽子手们并非不顾一切地蛮干,他们很清楚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是一副被人诟病的蠢相。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为何他们一定会以为他们能达到目的?就因为当年毛时代一度取得的效果?继续深究下去,会发现今日的他们与过去的他们相比较,没有任何改变或进步。我想说的是,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把藏人视为另一种物种,另一种远低于他们、且未开化的物种。在他们的认识中,藏人无论对真的宗教有信仰,还是对伪宗教有信仰,都是一样的迷信。当他们用伪宗教来取代真宗教,藏人只会顺从而不会有异议,甚至会习惯,那将意味着党的胜利。说穿了,他们从来都对藏人报以藐视实则很无知。

换句话说,之所以固执地只在西藏而不在北京、上海或者河南省、四川省搞这类送“领袖像”的名堂,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信仰的人,除了物质和金钱才能吸引之。“领袖像”能吃能喝吗?除非印着中彩票的号码,才不会被扔掉。

“领袖像”无外乎是伪宗教的替代品,从当年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到处张挂毛泽东像朱德像,到如今的“四领袖像”不久将是“五领袖像”,还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你们是被我们解放的,是我们给了你们新生,因此你们必须要在言行举止方面,做出感恩戴德、效忠服从的姿势。

从“领袖像”的强行派送,到接受者在非自愿接受时脸上挤出的笑比哭还难看,必须吐出的感激之语更是证明了权力者的霸道,甚至连包括房屋内部的布置都被列入了党的管理权限,“领袖像”不但要放置在房间的中心,以构成“四领袖像神龛”,党的干部们还要经常来检查。如果有谁不挂或挂得不好,那这就成了不满的证据。

然而,“领袖像”居高临下地挂在佛殿、僧舍及每一户家庭,如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的生活。你抬头或转身都能看见他们被修饰得如同超人的脸。你即便佯装看不见,也无法挣脱这个感觉:“老大哥在看着你。”从一个“老大哥”,到四个或五个“老大哥”,人数上的增加仿佛是某种控制力的成倍增加,所有的僧俗藏人怎能喘得过气来?

而拉萨城里的政府办公楼上更是高挂着巨幅“领袖像”,在夜色中被强烈的灯光照亮,似乎在宣示党的超人们连黑夜也有权去制服。

2013年8月-9月
——RFA

齐戈:正邪博弈中的“新思维”

图:刘亚洲

在当今信息传媒时代,一个小概率事件常常引发革命性的社会变迁。但历史经验表明,偶然性事件的背后,其实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更新换代使然。社会观念与思想才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动因或能量。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田的一指手印,还是叶利钦跳上坦克的振臂一呼;中国经济走出计划管制的误区,苏共垮台柏林墙倒塌国家重生,无不是人们将违背理性常识的负能量转换为合乎人性道义的正能量的结果。正邪相博,风雨过后,能推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进步"新思维",才是历史车轮向前的"正能量"。
从打"薄王苍蝇"到审查"周大老虎",维稳的表象背后,则是刮骨戳心的厮杀;在官媒悄悄"七不讲"的背后,是民间"七要讲"的主流话语;在"官谣"统一管控的背后,是"民谣"的失控与泛滥。高层的抱怨、知识界的反思、民间的抨击,正在形成一股与世界普世价值潮流并轨的主流共识。中共在博弈中的处境被动尴尬,处处将自己置于社会主流价值的对立面,念念有词却仍然是 "阶级斗争"的歪嘴邪经。一些人更是将所有的宪政建言,对制度性贪腐的批评揭露都视作"敌对势力的颠覆",严防死守,大打出手。而这种局面则是中共从来和斯大林主义划不清界限,死死抱着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和国内政治中的敌对思维不松手,以天下为敌的"老套路"。
其实,摆在习李新政面前的的选项只有一个:是继续沿着斯大林主义老路,沿着冷战思维应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局,还是面对现实,摈弃敌对思维,调整战略方向,开辟宪政改革的新思路?非此即彼。问题是,中共鬼打墙"老套路"背后的缘由有谁人能够捅破?
最近,捅开这层窗户纸的是中共高级将领刘亚洲。他阐述了为什么中共13大决议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有两任总书记因此下台,又有两任总书记原地踏步了23年",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执政高层还在用"敌对思维"处理问题。他提出的"新思维",核心就是要抛弃"敌对思维"、"冷战思维"。中共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发挥社会正能量。面对现实,以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大局为重,释放被拘禁的异议人士,平反六四,鼓励流落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参与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社会的民间力量,拓展开放言论空间,实行公开平等的政党政治等等。提出了中共十八大新一届班子迎接时代挑战,以"新思维"启动政治改革的路线图。
至于是走草木皆兵、暴力维稳的邪路老路,还是走罪己诏、得人心、突围城的新路,皆取决于新旧思维之选择,取决于新一代政治人物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警钟在耳,前车之鉴,历史留给中共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能在未来的5至10年内,形成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协调、转换、消解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其境况可能比苏共垮台"更无一人是男儿"还要糟。


(刘亚洲讲话网址 http://goo.gl/Y1q7vv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黄一龙:一篇博士论文和两个三十年

图:图左是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右是刘慧宇的著作《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钟祖康发现,两者有多处雷同的地方。


我读这篇论文,本来只想看看作者独特的推理方法,不料竟用它证明了和作者“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反对”理论相反的东西:合乎某个三十年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不能不与另一个三十年的互相“反对”。

  據網訊,新領導習近平近來解釋他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論(通稱「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論」),說那是因為「現在一些人,把改革旗號當做老虎皮,不讓人民群眾說話和評價。我看是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反改革。」這個解釋實在高深,不知哪位大師能夠從否定「把A當做老虎皮不讓批評」的因,推導出「所以『A時期』不能否定『B時期』,『B時期』也不否定『A』時期」的果來。請問看官你能不能?反正我不能。

  我想我之不能或因我非博士,而他則是(雖是所謂「論文博士」即只交論文不到校上課的中國特色博士)。為了一窺這種博士獨特的推理方法,我在網上找到了他的法學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順便說,查找此文很費了我一番功夫,大陸甚多網站徒留其名或只見其(封)面而隱藏其詳,甚至乾脆宣佈「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習近平博士論文』搜索結果未予顯示。」好像其文一如其人,進入中南海以後就被錦衣衛簇擁保衛起來了。我既終於取得,自然不該學他們搞「未予顯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以下鏈接觀賞到它(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861334.html?sudaref=www.google.com&retcode=0)。

  習博士論文直接否定前三十年

  我其實尚未細看其詳,只看一眼那論文的題目就大悟且大樂:研究「農村市場化」,這不就是直接否定那第一個三十年嗎!那近三十年間本黨在農村中也致力於搞「化」: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即現在當局一再宣稱當時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化到後來,連老太太養隻雞去趕場賣幾個雞蛋換鹽巴,都被當做大敵當前嚴加取締,更無論「市場」了。而該論文研究和倡導的「市場化」,乃是直接對前幾「化」的根本否定。前化的方向是「消滅私有制」並實行全國一盤棋甚至全球一盤棋的計劃經濟,後化的基礎卻是確立千百萬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獨立地位,以建立全國的並參與全球的市場經濟;前化建立的是名為「公有制」的(多數人的)「私無制」加(少數人的)「有公制」,後化則必須保護商品生產者的財產權以建立產權明晰的交換關係。這些對比雖然不是該文的主要內容而是它當然的前提,但是在其內文裡也有明白的表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這是農村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的基礎和關鍵。」(P.35)

  「農村市場經濟是在計劃經濟的大環境中進行的,是大環境中的小氣候。……從總體看,國家的經濟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只是通過這些來彌補計劃經濟的缺陷與不足。……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不可能形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和機制。」(P.38)

  「計劃經濟體制已被實踐證明是一種僵化、缺乏活力的經濟體制,難以推動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雖然具有很強的生機和活力,但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和追逐眼前最大利益等副作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頑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痼疾,在一定條件下會形成劣勢組合,對農村市場化建設產生消極影響。」(同頁)

  我們且把這樣明明白白否定一大二公計劃經濟的論文,放進「前三十年」的各個時期裡去,看它會惹出什麼事,會不會受到「否定」,或者受到怎樣的「否定」。

  歷次政治運動必加之罪

  先從作者出生那年的一九五三年說起。毛澤東正是在那年突然拋棄中共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約言,宣佈要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改造的重點之一就是農業,要把農民剛剛分得的土地歸「公」,實現「耕者無其田」;特別是規定了主要農產品糧食(以後又增加油料和多種經濟作物)實行國家「統購」,按照極低的定價把所有「餘」糧上繳國家。這就是使千年來貿易頻繁的農村突然沒有了「市場」以及該文所稱幾十年後才開始「農村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原因。在那個時候,假使作者從娘胎裡就帶來這篇論文且以嬰兒之身榮任省級幹部(根據現在已經有幾歲的官二代娃娃當公務員領薪水的事實,這樣的假設未必是胡扯),那麼這也並非他家之福;他犯罪了。

  當時尚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以後很快就會有的),至少「反統購統銷」之罪是鐵定的了:你要搞農村市場化,要國家到市場上去和農民討價還價買米買麵呀?不過鑒於他的省級幹部之身,最有可能的下場是在次年的反對「高饒反黨集團」的大案裡做出一份貢獻,把高崗麾下的「五虎大將」變成「六虎」──那「五虎」裡面已有一位以後為國做出很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兼領導幹部馬洪同志了,作者參加進去,為那個集團再添一份經濟理論罪狀吧。

  如果那論文遲幾年、譬如一九五七年提交,那就更糟了。查那年的冤大頭右派分子定罪標準的第一條,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要求在農村「根本改變」「國家的經濟體制」,當然是「反對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說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僵化的、缺乏活力的經濟體制」,當然是「否定社會主義成就」;宣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當然更是「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這個右派,作者該是當定了。

  再往後走,且不說如果一九五九年會裹進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兼軍事俱樂部裡,提前幾十年取得黨政軍要職一身兼的可怕下場;就算躲過那一劫,跟著就有更加適合的罪名等著。從一九六三年起的「四清運動」中,有一幕針對「修正主義市場理論」的大批判,其靶子是長期主張在經濟建設中遵守價值規律的經濟學大師孫冶方。「遵守價值規律」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迷信人為「計劃」的荒謬聖旨而遵守商品市場的客觀規律。這條理論一時獲得經濟學界廣泛同情因而成為一股大逆不道的「修正主義逆流」,由康生、陳伯達等大佬出面組織思想鎮壓,罪名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連續批鬥了七八年,鬥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一九六八年,又關進監獄七年零五天。要是當年康生們又抓住了這篇「農村市場化」的反動文章,當會喜不自勝,把它的作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

  迴避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是硬傷

  我讀這篇論文,本來只想看看作者獨特的推理方法,不料竟用它證明了和作者「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反對」理論相反的東西:合乎某個三十年的思想理論政策方針,不能不與另一個三十年的互相「反對」。這對如今全黨的新領導,固然不算恭敬,可是吾固愛領導,吾更愛真理啊。

  還有一點題外的話。我日前把他的這篇大作寄給一位理論界的朋友(姓名未予顯示),請他以內行的眼光評價該文的質量。昨天得到他的回信,全文如下:

  「一龍兄:這是一篇典型的中國式博士論文,套話連篇,空洞無物,言不及義。農村市場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可以說囊括農業經濟中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領域。論文實際上只講了農產品市場化問題,根本不談農業經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勞動力)和土地(所有權)。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土地的公有制限制了這一主要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翻不過這道坎,現代化市場只是一句空話。你說呢?」

  我說這位朋友是個只看試卷不問考生的閱卷嚴師,看來此卷的質量真無法使它的作者光彩起來了。不過這對他也非全無益處。假使「前三十年」突然於某日宣佈復辟(從新領導班子近來的舉措看,這樣的現實可能性是存在的),追查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那麼上面這封信倒可作為對該文的辯護依據,由辯護律師指出它的「空話性」即無效性,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未遂」的輕罪辯護。──假使那時還可以有律師,還容許作法庭辯護的話。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张伦:为什么说习近平整党必然失败


延安整风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风;两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的封闭性,处在一种敌对的环境。这类运动无法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能成功。今天中共能发起整风运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依然是有相当的封闭性,但其已开放的程度又决定这种形式注定失效。


中共整党无果而终已成惯例
     中共又发起整党。这不令人惊讶,从政治上看这几乎已是一个惯例,每届新领导人上任都搞一次类似的运动,前有江泽民,后有胡锦涛,都曾如此,只是每次所用的名目不一,不过结果却类似:除了借此整肃了个别党员和政治对手外,每次整党都不外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果而终。整党名义上要达到的目的如“反腐倡廉”,改善工作作风等也都在那干休所、宾馆里的闲谈和杯盏交恍中消失于无形。官员欺压百姓日甚一日,腐败也一切照旧。
 此次整党,是在新领导人上任后,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与外交等都面临严峻局面的情形下展开的,这可能是与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整党的目的却依旧,不外两个,一是借此整顿一下党内腐败的党风,二是为新领导树威。过去二十年,官方在不愿做深度改革的情形下,一方面靠这种整党运动以及带有特务政治色彩的纪委系统来对党进行内部整合,压抑派系分歧,维护党内的权威和运作;另一方面靠发展经济来吸纳精英,平抑社会不满,也就是说靠赎买社会来缓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但这些方法能产生效果的前提是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蛋糕的逐步加大,使得官方在进行这种整合和赎买时能具有足够的金钱和机会上的资源。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发展模式的负面后果的逐一暴露,这个条件正在丧失。比如,最近官方宣布要进行超过一万七千亿的大规模投资来改善大气污染等问题,事实上是在给前一段毫无节制的恶质高速增长买单还账。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却在减少。

老办法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传统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那种靠撒票子“人民内部矛盾靠人民币解决”的管治方式也就自然面临瓶颈。更糟糕的是,在过去这些年资源扩大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握有分配权力的官员的贪腐也相应恶性发展,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不满。此外,随每次整党成果的微乎其微,整党的效果也递减。在许多官员看来,整党只是一场做给上级的表演和游戏,只要程式走过,应付过去,甚至表演的好坏都不甚重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升迁和利益多半不是与这些相关,经济的增长,外来投资多寡,所谓的一些建设成绩,民众不闹事,这些才是获得提升甚至金钱等各种好处的关键。
 一方面是老办法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是局势的恶化。人们期望新领导人能跳出巢臼,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探索新路。然而启动整党,打压公民运动,使人们在普遍的失望之余也对未来的忧虑日深。我们不知习近平等中共领导内心究竟如何认定这种整党形式的功效,如真以为会起到效果,那只能让人对他们的判断力表示怀疑,中国的下一步就显然极其堪忧。如果他们内心明了这种方法的无效,只是暂无良策,权做镇痛剂,收拾一下队伍,整人立威,以争取时间,再图改造,这从政治上我们能理解,但在无法阙除人们对其效果的极大怀疑的同时,也会危险地增加社会的不耐情绪,搞不好会丧失掉最宝贵的改革时机。

整风成败取决与社会封闭或开放

 正如高华先生在其巨著“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所揭示的那样,整党这种由毛在四十年代创造的政治整合形式,之所以达到了毛当年预想的一些目的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时过境迁,中共今日面临的问题与环境与当年绝然不同,这是整党注定达不到效果,也是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多年来数次整党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延安整风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风;两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的封闭性,处在一种敌对的环境。这类运动无法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能成立。今天中共能发起整风运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依然是有相当的封闭性,但其已开放的程度又决定这种形式注定失效。信息来源和资源获取的多样性、利益的分化,思想的分野,权威的缺乏,党员与干部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与社会和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都使得靠那种内省和自我检讨,揭发批判和镇制的方式来达成思想的统一和队伍的纯洁的可能近乎于零。
 因为,大规模揭发,以现在的腐败规模,党将没有宁日,只会加速党的分裂和党内对中央的反弹,这对试图借此建立权威的习李班子绝对不会有任何好处。不揭发批判,整党就只会沦为念报纸、读文件。至于内省和自我检讨,当年是以党员的信念、对党的忠诚和信任为基础的,今日对那些为牟利晋升入党,毫无价值支撑,习惯了官场文化和各种豪华享受的大小官员们根本就是无从谈起。而启动让毛当年整党成功的另一个杀手锏镇制威慑,甚至不惜对保持异端的党员进行人身消灭,就需要一个外在敌人的存在以及与此相连的敌对环境。无论官方今天怎样宣传所谓的敌对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都无法象延安和文革期间那样能证明展开一场大清洗的合法性。如硬要造就这样一个敌人和敌对环境,改革开放就会毁于一旦,政权也就难保。事实上,就连依法惩治犯罪事实明显的高官如刘志军,在各种利益的盘根错结的保护下都无法落实,展开全党大规模整肃又谈何容易!
  当年延安甚至文革时整党的条件都已全部不再,病症又今非昔比后,却依然重操故伎,结果只能是药不对症,延误救治,徒增治疗成本。问题是,在浪费了诸多纳税人的公款和官员的时间搞这种不切实际的整党运动后,问题依旧,到那时,又要祭出何种办法呢?这倒是让人最关心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中国网络观察:习胖与荒诞(齐之丰)

VOA 华盛顿 — 观察当今中国,总是能让观察家们遇到种种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一种哭笑不得、十分纠结的伦理和理智困境,无论观察者是学者、记者,还是普通的关心国事、有思想的中国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目前正在推行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就是这种让观察者哭笑不得、深陷伦理和理智困境的现象。

*荒诞可笑又危险的批评*

以习总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正在中国全面推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习近平为此多次高调发表讲话,并亲自挂帅筹划、发动、领导和参与运动。

在详细介绍、解说当下的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荒诞可笑又危险之前,不妨回顾一点历史。

中共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上进行了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历史学者们指出,中共历次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归根结底无非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和群众”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不用说,在一般理智正常、精神正常的人看来,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是绝对荒诞可笑的。但在比较专业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运动也是危险的,甚至是有致命性的危险。

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共发动的历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以残酷打击批评者而告终。例如,

---在1940年代,也就是中共延安时代,中共老党员王实味响应当时的中共领袖、也就是如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分崇敬的毛泽东的号召,对中共领导层提出了批评,结果是被用大刀砍头;后来中共承认王实味确实是不该砍头,但那已经是王实味身体和头颅被中共强行分离三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王实味的头已经找不回来了;

---在1950年代,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各地机关大力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改进领导作风;毛泽东宣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毛泽东的诚意,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随后发动“反右”运动,至少50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遭到延续几十年的残酷打击,被发配劳改,剥夺工资,家人也受到几十年的株连;在被批评是搞阴谋之后,毛泽东又表示他只是搞“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让毒草生长出来以方便彻底铲除;中共后来承认,“反右”运动的打击错误率至少是99%999,但“反右”运动依然是必要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共至今坚持拒绝对所谓“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做出任何道歉,拒绝做出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拒绝补发“右派”分子一分钱的工资;

---在196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瞎指挥,导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毛泽东于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整死;

---在2013年8月下旬,湖南网民杨盛显然是响应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以及响应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要摒弃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的号召,发帖劝谏习近平不要学不得人心的毛泽东,结果杨盛第二天就被警察抓捕,其罪名是“公然侮辱国家主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共的历史反复显示,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总是荒诞可笑又危险。就是这种荒诞可笑又危险的现象使观察家们深陷哭笑不得的伦理和理智困境。

一方面,中共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说法和做法极其荒诞可笑,看上去比小孩子过家家可笑不知多少倍。另一方面,中共又能随时、随意翻脸、动辄让批评者丧失脑袋或丧失自由,从而让观察家们不由得感到自己以鉴赏的心情和眼光看他人陷入危险是不道德的。

这种荒诞可笑和危险的组合,让观察家又想笑又不能笑,哭笑不得,纠结不已,陷入一种困境,让观察家感到难以挣脱、摆脱、超越、回避、或无视。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各种迹象显示,迄今为止,看来全世界还没有一个观察家找到一种理想的途径可以超越观察当今中国时难免遇到的这种伦理和理智困境。

*习近平成笑柄(1)*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发动的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中共以往历次的同类运动一样,其最明显的特征或标志也同样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在可控的范围和场合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假如说,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参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以往的同类或同名运动有什么重要差别,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大概就是,如今是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因此在中国公众眼中,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中共权威通讯机构社新华网报道说:

“9月23日至25日,滹沱河畔,翠屏山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对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十分关心,要求会议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在习近平亲自领导和挂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批评周本顺:“对干部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够;”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批评周本顺:“希望(周)书记能够强力推进决策落实;”

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干事过于急躁,有时过于追求规模、声势和形式;”

赵勇批评周本顺:“对扶贫工作过问不够。”

在习近平如此亲自披挂上阵、亲自督阵之下,中共河北省委进行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习近平也由此成为大众笑料。

中国网民这种难以压抑、难以自制的笑声之大,显然连中国官方媒体和习近平本人也无法完全忽视或无视。

*习近平成笑柄(2)*

鉴于趋利避害是全人类乃至大多数高级动物(如猴子或狐狸)或低级动物(如蚯蚓或海蜇)的本能,鉴于中共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由头对批评者实行残酷镇压或打击报复,中国公众和中共干部早就学乖了,学猾了。众所周知,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耍弄,被别人“引蛇出洞”打死打残,或当成“毒草”除掉。

因此,每每遇到中共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所说的群众和干部)为了表示服从、服帖、对中共没有二心,或为了蒙混过关而自保,便向中共各级领导人提出“我对领导最大的意见是领导工作太拼命、太不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批评。

这种荒诞可笑的局面也导致许多政治学和文学研究者提出,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中国的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的荒诞剧;其演员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总导演是中共最高领袖,其舞台是整个中国大陆,其中没有非荒诞特区。

习近平本人显然知道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令全中国和全世界感到荒诞可笑。从习近平发表的有关讲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有关报道来看,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显然是力图避免让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再度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习近平到河北亲自督阵,领导和参与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对中共河北省委说:

“我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于是,在习近平的直接统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成员做出了上述让全世界、全中国忍俊不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力争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看到中共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刀真枪、货真价实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荒诞剧。然而,习近平的一番努力显然只是使他本人、使中共河北省委以及中共政权显得更加荒诞可笑,让中国网民笑翻了天。

在当今中国,由于直接嘲讽或批评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权依然有现实和当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如杨盛以及其他许多例子所显示的),中国网民的嘲笑性评论只能是迂回曲折,大都不敢或不能直接提及习近平,但网民们的价值观和娱乐嘲笑对象清晰可辨。

这种娱乐嘲笑如今已经有两套版本,一套是现代的,一套是借古讽今的,其代表作如下:

“听说河北兴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领导们相互‘严厉’批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这事小学的时候就做过了。当时班主任叫同桌互相写对方的缺点与自己的缺点,由于那个年代同桌椅子是长凳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义愤填膺的写下:『小婷缺点:屁股太大,总是挤到我坐的面积。我的缺点:长(得)太帅,让小婷过于自卑。』”

“西门庆对武大郎说,我今天必须批评你,出门老是不关好门窗。武大郎委屈的说,大官人,我也提醒你一下,你来我家时,不要被隔壁的王婆看见好伐。潘金莲满脸娇羞,武大郎一本正经的批评,娘子,下次晒衣时,注意晾衣杆,高空坠物很危险滴。潘金莲说:死鬼,下次能再晚点回家么”

还有中国网民把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图片并列贴出,算是一种评论。

观察家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如今将习近平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强烈鄙视的金正恩相提并论,因为公众和网民认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越看越相似,其相似之处包括:

1)习、金两人都肥胖,而且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喜爱体育运动;
2)习、金两人都是靠自己的老子而不是靠选民的选票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元首;
3)习、金两人都是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但又刚愎自用,无知无畏,除了老调的宣传和铁腕的镇压之外,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政绩乏善可陈。

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表达的这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中共当局已经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张旗鼓地直接抓捕言论者,以威慑、震慑、恐吓其他胆敢发表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人(如抓捕湖南的杨盛);再就是防患于未然,尽力封锁或阻碍网民有关的言论。

如今,中国网民假如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搜索“习胖”,便会立即得到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超荒诞可笑的告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一告示,显然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何荒诞的最生动形象的广告。

*前途未卜的认真批评 *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显示,他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可以一统天下、说一不二、万众仰从的毛泽东时代。

然而,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的评论,显示了如今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要将2013年的中国拉回到1976年之前不是非常容易。

那些嘲讽性的评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敢发表,无处发表。现在却有不少人敢于发表,而且也能发表,发表了之后又能广泛流传。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网民禁不住跃跃欲试,虽然明知中共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要真心实意要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但还是忍不住提出认真、半认真、或调侃式的、可能给他们招来切身危险的批评。

有网民对中共统治下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运作提出批评:

“河北去年春晚请大腕花费330万,有关领导自我批评说是浪费了!想请教的是,宣传部花的是不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为什么不经人大审批?如果经过了,人大为什么不去监督,而任其浪费?如果人大只起到图章的作用,那纳税人养活人大起什么作用呢?”

有人对中共垄断权力、不准许反对党存在提出批评:

“事实上反对党就是最好的监督机构,包脓养疮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本能。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填补了没有反对党的纠错机制,但自从‘统一思想’的歪理出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满园长草,河北省委的民主生活会,能否脚踏实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执政者的明天。”

还有人对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言不及义、回避公众强烈关心的司法正义问题提出批评:

“17年前,一个叫聂树斌的说自己没杀人但被判死刑并执行了;后来,出现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坚持说被杀的人是自己杀的,交代的细节和警方查证的证据高度吻合,但检方坚决认为人不是他杀的。河北,今天刚刚批评与自我批评过,明天(9月27日)怎么判?”

观察家指出,上述这些认真的批评意见都是前途未卜的,提出上述意见的人甚至有可能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释,上述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类于涉嫌“寻衅滋事”、“诽谤损害国家形象”、甚至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顺理成章地“依法”予以拘捕和定罪判刑。

当然,是否入罪,定多重的罪,可以由中共最高当局和中共地方当局任意决定。

不过,关于聂树斌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王书金承认自己杀人,但河北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性,对中国全国瞩目的聂树斌案进行了长达9年的复查,依然坚持说杀人者不是王书金,对聂树斌判处和执行死刑没有错误。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9月27日作出裁决,提出在共产党国家十分反常的“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杀人者不是王书金,从而再次创造了当事人坚决认罪、司法机关却竭尽全力、拼死努力为当事人脱罪的荒诞可笑又可怕的局面。

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就此通过微博发表评论和呼吁:

“今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了王书金杀死康姓女的嫌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该院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重审疑云密布的聂树斌案。我们也郑重呼吁:在聂树斌案重审结果发布前,最高法院不得核准执行王书金死刑!”

千百万中国人担心,河北当局和中国最高法院会迅速将王书金处死,以便让聂树斌案成为一件彻底的无头公案,从而保护当年将聂树斌定为死罪的一系列官员,使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追究;与此同时,聂树斌的父母将陷入终生的痛苦深渊。

*观察家的看点*

在观察家们看来,聂树斌/王书金案、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层层相套的荒诞,都是荒诞可笑又危险的当今中国国情。

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共所宣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谎言。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共荒诞可笑的谎言性宣传和荒诞可笑的运动,中国网民已经发明了一套可以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总是合适的评论。例如,

“今天还恬不知耻的公然撒谎!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你明知大家都知道你公然撒谎的时候你依然撒谎!”
 

“时代不同了,撒谎要增加技术含量!”

现在各方观察家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民智大开的时代,习近平当局如何能维持这种荒诞局面,或这种荒诞局面能维持多久。

观察家们正在兴味盎然又忐忑不安地观察。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于旧金山中国城举行

图: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谭作人的友人任松林(左)代表谭作人领奖(CK摄)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于9月29日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举行。中国公民运动的开启者与推动者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9月29下午,旧金山一群关注中国民主和公民运动的华人汇集在中国城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参加"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这里举行的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宣布: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方政说:"我们这三位得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中国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中国的公民运动。"

谭作人是一位环保人士,89"六四"后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和维权运动,是中国公民运动最早的启动者。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他进入灾区调查在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中死难学生的真实人数,在网上发表公民独立调查报告,而被当局逮捕判刑。

朱承志曾是企业家,由维护受政府侵害的经济权益而走上了投身维护公民权力的道路。他参加"福建三网民关注团",和关注王荔蕻"寻衅滋事"案,舍生忘死揭示民运人士李旺阳遭受政府迫害离奇死亡的真相。

艾晓明则是一位大学退休教授,他用自己的笔和摄影机,记录了中国公民近几年来在各个领域开展的维权活动。她的讲座屡屡被当局取消,原因就在于:面对他人的苦难,她无法转过脸去。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葛洵在宣读颁奖辞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谭作人先生、朱承志先生、艾晓明女士,表彰他们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事迹各有不同,但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悲悯的情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懈追求。"

谭作人仍在狱中,朱承志和艾晓明由于中共当局的阻挠也不能前来领奖。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代表丈夫,以及朱承志、艾晓明,分别向颁奖典礼发来"获奖感言",并分别委托友人任松林、徐文立、肖国珍代为领奖。

任松林宣读王庆华代表谭作人发来的获奖感言说:"谭作人多年投身环保,他对政府的一些不作为和错误决策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建议,最终被送进牢房。他渴望他无比热爱的这片土地美丽而且尊严,所以选择了坚持。"

徐文立代表朱承志宣读获奖感言说:"回顾以往,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见证了太多太多的黑暗,让我从一个逆来顺受的臣民转化成一位关注社会进步的公民。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肖国珍宣读艾晓明的获奖感言说:"我不认为我自己真的配得上这荣誉,但我知道这份荣誉是奖励那些在我的纪录片中为社会公正而不懈努力的人们;是奖励那些和我一起跋山涉水甘苦同行的志愿者们;是那些勇敢的人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艺术家以及普通的城乡居民;艾滋病感染者、强奸案受害人、土地被剥夺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朋友。当他们挺身而出为公民权利呐喊的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就喷薄欲出。"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从1987年了开始,邀请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每年评选上一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如今已经27届,共评选出84个获奖者。

颁奖典礼结束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了主题为"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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