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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天下围城,纪念“六四”, 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关于纪念“八九”“六四”25周年的文告

图:1989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事项。


1989年,怀抱着建立宪政民主中国的理想,我们发动和组织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我们希望敦促执政党全面改革旧体制,不仅让每个同胞都公平地分享发展的机会和果实,而且每个公民都有尊严、自由、人权和安全!那时,我们的理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人民不仅踊跃捐钱捐物、积极参与行动,而且以热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安全!这表明: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1989年“六四”,中共党魁邓小平以装备着坦克机枪的精锐现代军队镇压了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

在那个血腥之夜之后,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维持稳定,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如果当年运动的参与者能够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25年后的今天,我们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明年就是“六四”惨案25周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

我们呼吁全世界的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6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我们将在2013101日中共建政65周年之际公布我们的进一步的行动方案!我们将在2014年“六四”25周年之初的元旦,公告我们的纲领、组织和具体项目计划!

同时我们也预告,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已经就明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积极地展开筹备工作,我们现在提出的是第一个行动计划。随后,我们将陆续公布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讨论和筹备之中。同时我们也再次呼吁,纪念“六四”,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的事情,更是全体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事情。我们在此也郑重地向所有愿意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人征集意见,就明年的纪念活动,我们渴望外界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并进而参与进来。

今天,我们不仅是为追还“六四”屠杀所扼杀的正义,存续1989年中国人所怀抱的伟大宪政民主理想,而且是为那些1989年以前和以后中共腐败暴政受害者伸张正义。既然专制者不给人民安全、尊严和权利,我们就决不让专制者安宁地过好日子!既然中国公民还不能在自己的国土行使人类公认的权利抗议专制者,那我们就在地球上还能行动的地方坚定有力地行动。

我们号召中国公民行动起来,以1989年的理想、热忱、勇气和正义感,向专制制度冲击,创造新的历史!

我们希望当年一起奋斗和受难的89 同仁与我们再次合作,以各种方式参与、配合和支持我们对暴政的打击,再建辉煌!

我们呼吁学者、艺术家、律师、记者、作家以你们的良知和专业技能与我们合作,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与我们一起为民主而战!

我们期待89以来乃至中共建政以来腐败暴政的受害者与我们一起,讨还公道,将祖国建设成所有公民安全和公正的家园!

我们劝告腐败暴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不要继续与人民作对,“六四”的屠夫们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追随暴政不仅会道德上遗臭万年、而且将来会被追究政治和法律责任!

我们恳请国际社会各界像1989年那样支持我们的新努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表明: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是人类成为世界和平与自由民主事业,在21世纪存续发展的必要基石!

让我们行动起来,以天下围城的方式,纪念“六四”25周年,催生宪政民主新中国!



发起人:

海外八九学生: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李进进,李恒清,王天成,刘俊国,潘强,金岩

海外八九参与者: 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刘念春,王进忠,解龙
海外香港社团代表: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周盛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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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地址: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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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虎头蛇尾的薄熙来案(附:中共为何不从政治上清算薄熙来?)

胡石英透露的一张照片,照片全是红二代,包括习近平、胡石英、刘源、薄熙成、秦晓、孔丹、陈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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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4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闭幕式上。(法新社)
Photo: RFA
(原题:减少政治冲击波,当局达成审薄共识)
薄熙来公审在即。这个极具戏剧张力的中国权贵死亡游戏,即将拉下帷幕。然而这个游戏的结局和开幕相比,和戏中戏相比,和涉及的思想、政治、路线、司法领域等复杂板块构成的政治拼图相比,实在是虎头蛇尾。

薄案的“蛇尾”结局,隐含在山东济南检察院25日提交的公诉书中。在这个公诉书中,薄熙来的罪错,只剩下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所有严重的、足以引发高层震荡的罪错,都被切割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涉案高层人物被切割,另一个是与薄案相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被切割。

据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去年年底就已掌握薄熙来七桩大案的确切证据,包括纵容家属杀人、操纵网络和海外媒体攻击领导人、监听中央领导人、践踏法治、搞政治小集团、利用民粹搞文革式运动、背离中央路线。但中共无法据此定罪。主要原因是,每一桩大案背后都牵扯出中共高层的重要人物。他们中有人已经退休,有人仍居要位,但无论是退下的还是在位的,都对中共稳定有重大影响力。如果真要依法治国,这些要人也应被治罪,但如果他们被治罪,将发生中共无法承受的执政危机。因此,所有能引发高层震荡的人物,都被切割了。消息人士说,这种切割就是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下,确定并完成的。

与此同时,与薄熙来案件有关的其他政治事件,也都被切割了。笔者曾在去年的“中共为何不从政治上清算薄熙来?”一文中指出,薄案重创了中共现有体制,导致中共必须面对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指定接班人制度的危机,二是宁左勿右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危机,三是一党专制下权力失控和权力腐败的危机。可是我们在公诉书中,完全看不出中共要在这几方面对薄熙来进行清算。

公诉书显示,薄案与染指接班人制度无关,与政治思想路线无关,与权力垄断和失控无关,甚至与刑事犯罪无关。他在谋杀海伍德一案中的作用,也被淡化或切割了。剩下的就是无关痛痒的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罪名,可是中国哪个官员不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公诉书之所以用“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等字眼,只是为了证明审薄的必要性。

很明显,完成这两种切割,减少薄案的政治冲击波,防止一党专制破局,是习近平当局公审薄熙来达成的共识。这不仅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基本共识,也是离职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共识。鉴于此,处理薄案,必须大罪化小,重罪化轻,这样才能顾及党的颜面,防止薄熙来引发的政治地震撕裂中共。

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的维护一党专制的共识下,要对薄熙来的罪错,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审判,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平公正不是公审薄熙来的目的,把薄熙来造成的政治冲击降低到最小,维护共产党权威才是目的。

在这种共识下,习近平当局就不能不虎头蛇尾了。现有的迹像显示,薄熙来被轻判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被重判(指死缓)的可能性。

轻判薄熙来,既是为了安抚左派,更是为了安抚红二代。毕竟党内高层、军内高层和执掌大国企的红二代和太子党们,是支持习近平掌权的中坚力量。太子党中大部分人对薄熙来向来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薄在文革中打断其父肋骨,二是他为人处事太张狂跋扈;据北京消息,邓朴方就曾对人说过“薄三儿没义气”。虽说如此,这些人并不希望他们的同类被处死。几个月前,网上传出胡乔木之子胡石英透露的一张照片,照片全是红二代,包括习近平、胡石英、刘源、薄熙成、秦晓、孔丹、陈元等。有观察家认为胡亮出这张照片,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对薄熙来手下留情。

从习近平半年多的执政实绩来看,不从政治、思想、路线上重判薄熙来,可能还有另一层用意。习近平虽说没有像薄熙来那样,大张旗鼓地搞唱红打黑,但用毛泽东的旗帜收拾民心和党心,却和薄熙来并无二致。有学者说,习近平正在搞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主义,并非无的放矢。不过其走向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未普:中共为何不从政治上清算薄熙来?

薄熙来一案的要害不是他和女性的不正当关系,而是它重创了中共现有体制,导致中共必须面对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指定接班人制度的危机,二是宁左勿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危机,三是一党专制下权力失控和权力腐败的危机。

中共的指定接班人制度,已经难以为继。毛泽东曾指定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三位接班人,两位不得善终。邓小平有样学样,1989年一口气指定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接班人,保证在20年之内,他制造的六四血案不会翻案,他的经济放开、政治紧缩的政策不会改变。后来江泽民邯郸学步,和曾庆红在17大时,联手打造出习近平这匹黑马。如今,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胡锦涛也想像江泽民一样,指定一个人诸如胡春华为他的接班人。倘若果真如此,举国上下都应当坚决反对。

指定接班人的难题不解决,中共党内任何一个具有薄熙来野心的人,都可以伺机再起。这是中共党内不稳的最大来源。现在中共搞的有限差额选举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唯有开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才能走出指定接班人制度的危机。现在就连中共小兄弟越南共产党都已经开始搞总书记的差额竞选了,中共已经落在了历史潮流的最末端。

此外,中共宁左勿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也面临极大挑战。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地唱红打黑,一是料定“唱红”符合胡锦涛这个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意识形态,符合政治局常委的大气候;二是看准了胡锦涛谨小慎微,不敢作为的个人特质和执政风格。薄熙来是个投机者,他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如果以胡锦涛为首的9人常委中,赞同普世价值的占主流,而不是温家宝一人唱独角戏,薄熙来哪里会有大搞唱红打黑和均贫富的空间?

一些民众认为,都是薄熙来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和孔庆东之流“害”了他,终结了薄的政治前途。其实,以薄熙来的野心和智商,他绝不会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极左们放在眼里,更不会被他们所左右。而真正“误导”了薄熙来的,是胡锦涛治下的宁左勿右的政治土壤和气候。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下,薄熙来用左的手段提升人气,获取权力,原是顺理成章。即使温家宝看不顺眼,其他常委却并无疑义。这就是为什么五、六个常委和十数个部长级官员,争先恐后跑到重庆为薄熙来站台的原因。吴邦国2011年4月还高声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德政”。据报道,如果不是薄熙来一巴掌把王立军打进了美国领事馆,坏了薄的大事,胡锦涛已经按照计划访问重庆了。

最后,薄熙来事件还显示了一党专制下权力失控和权力腐败的危机。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党内各派竞争的公开化和合法化,中共的派系权争,只能在黑箱里恶斗,其结果非常有可能陷于失控。另外,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中共反腐更是没有解,而腐败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还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任何中共官员都可能像薄熙来一样恣意妄为,无法无天。

有人说,对薄熙来的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证明了中共有很强的纠错能力。这种说法十分可笑!如果不是薄熙来成了“落水狗”,谁敢不“零容忍”他的腐败?台上那些衣冠楚楚的常委们,谁的家族不是腰缠亿贯?中共敢对他们“零容忍”吗?酝酿了20多年的财产公布法至今不肯见阳光,谈何“很强的纠错能力”?

总之,中共不从政治上清算薄熙来,有说不出口的原因。虽说9月28日的处理公告,埋下一个伏笔,中共可能会进一步公布薄熙来的罪错,但现在没有任何迹像显示,中共将从指定接班人、宁左勿右、权力失控和权力腐败几方面解决薄案引发的政治危机。如果这些危机不解决,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薄熙来,还会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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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审判薄熙来关乎权力无关路线

薄熙来、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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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5日,山东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薄熙来案将在此审理。(AFP PHOTO/Mark RALSTON)

中国官方发布的关于起诉薄熙来的消息表明,习近平终于摆平了与薄熙来案的主要利害相关者。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红二代中既支持习近平,又不愿看到薄熙来被治罪的这些人。这些红二代的情绪习近平不能不在乎,更重要的是,没有他们中一些人从中斡旋,习近平恐怕很难与薄熙来完成最后的政治交易,让薄同意与习配合,演完这场审判大戏。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薄熙来究竟会与习近平合作到什么程度,但很难想像,如果薄熙来完全不合作,习近平敢于作出审判他的决定。从官方公布的指控来看,习近平有可能接受了薄熙来的一种自辩:他事前对海伍德谋杀毫不知情,因此,这次审判有可能完全回避海伍德案。

如果这个判断属实,那为什么习近平还不能放过薄熙来?红二代中一些人同情薄熙来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王立军对薄熙来的指控站不住脚,就不应该以别的罪名来审判薄熙来,否则就不公道。如果讲贪腐,比薄熙来严重的大有人在。温家宝家的不义之财,就不知超过薄熙来多少倍。

但宣布审判薄熙来,说明习近平完全不接受这个逻辑。《人民日报》在支持这个决定的社评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许多人头脑中都有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即使薄熙来与海伍德之死无关,也要治他的罪?《人民日报》的回答就是,薄熙来挑战了"令出一门"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薄熙来挑战了习近平应该独享不受挑战的最高权力这个游戏规则。

《人民日报》会如此坦率,确实让我有点意外。这可能说明习近平大权独揽已成现实,因此,他不仅不在意承认这一点,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让那些曾经不支持他一人大权独揽,而支持过薄熙来以及其他的红二代分享他的最高权力的人知道,他再也不能容忍任何挑战他的权力的人。这恐怕是审判薄熙来向中共全党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

对习近平的这个态度,那些十分同情薄熙来的红二代们当然不会高兴,但他们不会挑战习近平的权力。一方面是因为从公布的消息看,习近平不至于杀薄熙来,另一方面,我相信红二代中多数人也接受"一山不容二虎"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薄熙来有机会,他也不会对习近平客气。

由此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薄熙来晋升常委,中国今天的局面会如何?是更好还是更坏?

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验,我倾向于认为,如果薄熙来有机会与习近平竞争权力,对中国的改革有可能更有利。很多自由派的人士曾经认为,薄熙来是对中国改革极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毛左"。现在看来,薄熙来不一定比习近平更"毛左"。

我则相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更"毛左",而在于有没有权力竞争。当年如果没有邓小平和陈云的权力竞争,中国的改革恐怕不会走那么远。当然,竞争也不是永远会导致好结果。中国的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权力的竞争者会比谁更敢下毒手,所谓"无毒不丈夫"是也。

这就要看争权者在什么环境下竞争。以今天的内外环境,我以为如果薄熙来若有机会与习近平竞争权力,中国政治向良性演变的机会可能会大于恶性演变的机会。因为今天的内外环境不利于那些主张滥用暴力的人。

当然,这里含有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薄熙来想大权独揽而办不到,否则的话,如果要让我在习近平大权独揽与薄熙来大权独揽之间做一选择,我会像许多人那样,宁选习近平,也不选薄熙来。因为从过去的纪录看,习近平的道德底线,明显要比薄熙来高。

但我不认为,仅凭道德底线这一条,我们就应该支持习近平大权独揽。这还不仅仅因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也不因为习近平显露了"毛左"的本色,而是因为他确实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能力担当如此重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寒:即使判薄死刑,也应公开审判

(一)

近日,面对中国的审薄大案,一方面是媒体上的猜刑期猜得热火朝天,一方面则是这边庭审静悄悄。

怎么回事?难道这薄熙来审判案,就这么静悄悄地给“国家机密”了?!

要知道,即使那如今已成千夫所指的当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其对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一干党政军要员的审判,哪怕是最后处死这些政敌们,他斯大林还都是干的公审而不是干的秘密审判呢!

要说“国家机密”,今天这“薄熙来贪污受贿案”,还“机密”得过当年的“四人帮案”、“林彪集团案”?人家那可是前朝响当当的中共中央核心人物,还有几个陆、海、空三军的司令级大“军犯”呢!可这一切,当年均没被拿起来当作“国家机密”的挡箭牌。

对当年邓小平审的那场世纪大案,不管其历史是非如何评说,但至少邓小平敢于干公开审判,敢于干电视直播,仅此,即可窥见老邓那自信力之一斑了。

还有,就是当年毛泽东对待林立果的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的态度。要说“恶毒攻击”,没有比那更“恶毒”、更登峰造极的了。可人家毛泽东,就有这个气魄,有这个气度,硬是敢于将这一份指着鼻子骂自己的文件,原封不动地传达到基层。我当年在农村当知青,还是个“黑五类”,就都能读到那16开的白皮黑字一大本。

那么,今天对这一桩据说与政治毫不相干的“单纯”的刑事犯罪之薄案的审判,居然还要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密不透风,那老百姓是不是应该问它个为什么,问它“十万个为什么”呢?!


(二)

前几天,网上有位专以爆料中南海内幕为荣的著名马甲,写了篇颇赚了点眼球的杀薄“六大理由”。这很好,“记录在案”!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当年陈云在讨论该不该杀江青时说的。

据说当年邓小平力主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夫人江青。中南海为此争论不休,意见不一。最后,是陈云这一句话,一锤定音:你们主张杀,可以;但得将今天主张杀的和反对杀的,统统记录在案。

我毫不怀疑,在今天中共党内,在中共高层,有将薄熙来恨得咬牙切齿的,有力主杀薄以解心头之恨或后顾之忧的。很好,杀吧,请便!但别忘了,按老规矩办:记录在案!

主张判薄死刑立即执行,这应算是第二个高潮了。第一个高潮是在去年冬季,即将薄“双开”收监之后。当时,我还曾写过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牢记乃父遗训,务请刀下留人》。今天,我已懒得就此再罗嗦了,就陈云这四个字:“记录在案”,你看着办吧!

这里顺便也提一句,若这一次政治犯薄熙来真的被杀了,不仅中共高层的,得“记录在案”,而在网上鼓噪杀薄的,也一个个都地统统“记录在案”。别以为有什么马甲给罩着,这个“记录”就无效了!


(三)

自温家宝当初宣布薄熙来在重庆搞“文革回潮”一开始,我就力主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走出传统路线斗争那恶性互动的泥沼。为此,我还写过好几篇文章。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已经“杀”红眼的两派。这话没人听得进去。

倒薄派自以为挟中央权势,就能压倒一切。其实,在倒薄节节胜利的同时,却又实在是步步败退。如今,其走到薄案审判这一步,这个赢了面子输了里子的势头,却一点也没有减弱。过去,温家宝作秀的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勇怕道义制高点的那一套,多少还有些人去信。可倒薄一年多下来,其首先倒掉的,反而是他们自己曾卖力鼓吹的那套“普世价值”本身了。什么“程序正义”,什么“法律至上”,只要看看他们自己是怎样对待作为其政敌的薄熙来,怎样捏着鼻子哄眼睛地“审判”谷开来谋杀案,就足以显示出中国伪劣自由主义者流那绝顶的虚伪,足以显示出中国右派专制的狰狞面目来了。

薄熙来案的要害,质言之,拨开那五花八门的喧嚣和光怪陆离的泡沫,它实际就仍然是中共传统套路中的路线斗争案、政治斗争案或派系斗争案。目前的“刑事犯罪在党内的反映”,不过是当年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之变种而已。如今,薄案对中共自身的伤害,早已超过了对薄熙来一家的伤害,甚至已无法弥补。尽管其最终结果尚未出来,但如今已见两败俱伤,并无赢家。

本来,基于中国目前倒薄、挺薄两派如此恶斗之现状,基于走出党内两条路线彼此恶斗之传统泥沼,我曾有一主意出给习近平。助其超脱于两派之上,尽快翻过薄案这一页,尽早走出薄案阴影。让倒薄、挺薄双方,各得其所,让此案以有限度的双赢来落幕,……

可我却一直没有渠道将这一“秘密武器”送达习近平案头。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的毛泽东,他所创立的这个官僚体制之信息筛选、阻隔功能,硬是将他自己活生生地挡在了当时农村大面积饥馑这种真实信息之外,如此才最终酿成后来的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的历史惨剧。

历史上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错走出了第一步,此后就必得照其惯性继续走下去,直到碰壁、碰得头破血流。1957年后的毛及其全国鸦雀无声之恶果,和1989年后的邓及其官权登峰造极之恶果,就都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习近平,究竟该如何走出这至为关键的一步呢?

2013年7月31日 于纽约



附 录

牛泪:薄熙来可判死刑的六大原因 http://blog.dwnews.com/post-346145.html

高寒:致习近平:牢记乃父遗训,务请刀下留人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

高寒:变危机为转机——从“倒薄”事件看文革教训与路线斗争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



高新:开来嫂都被“死缓”了,熙来哥岂有被死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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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中)与妻子谷开来(左)及儿子薄瓜瓜。 (法新社图片)
Photo: RFA

薄熙来在山东省会济南市被当局开始公诉的消息传出后,外界反响之大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共决策层的心理准备,因为至少是有习近平和孟建柱两人的签署了"同意"二字的检察院起诉书中强调了"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外界早在投毒杀人重犯薄夫人只被判处死缓之后就已经不再有相信的关于"为了救党图存薄熙来将会被习近平砍头示众"的说法又重新有了市场,理由是刘志军活下来之后被"首席大法官"周强下令在湖南长沙秘密枪决并毁尸灭迹的湖南民间企业家曾成杰的罪状中也分别使用了"数额特别巨大"和"情节特别严重"十二个字,足以见得就象周强坚决要用曾成杰的被枪决证明自己到任最高法院之前的政绩十分的辉煌一样,习近平也要用薄熙来的被注射死刑来证明自己这一次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反腐运动真的是在玩儿真的。

当然,直到肯定也早已经和"检察院起诉书"一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讨论通过并至少是有习近平和孟建柱两人签署了"同意"二字的"法院判决书"对外公布之前,谁也不敢说薄熙来百分百不会被习近平下决心"斩立决",因为已经被高高举起的济南中院的惊堂木被轻轻放下之前,习近平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放心担心本原在写给了习近平本人及"政治局全体同志们"的检讨书中已经口口声声要向党赎罪的薄熙来是否会在庭审过程中临时变卦,反过来一定要和习近平政权拼一个鱼死网破——当庭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抖搂出来,更可怕是逍遥于中共政权之法外的薄瓜瓜向外界报料——果真如此的话,习近平和薄熙来的关系也就只剩"你死我活"这一项选择了。

不过外界无数对薄熙来日后出路的评论和猜测中关于"薄熙来篡党夺权失败,中共应杀薄祭旗"的猜测也好,一厢情愿的进言也好,肯定是最不靠谱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的内部文件也好还是对外公开宣传也好,一真都是费尽心机地引导中共党内和外界世界不要把对薄熙来的处理往"权力斗争"或者"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向联想。例外的是,这次宣布薄熙来被公诉的第二天,一篇署名"王祥",题为《薄熙来受审 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的"新华网评"似有"跑偏"之嫌。

文中说:"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走过封建制,为君王一人之愚忠虽已成过去时,但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因为不是论经济建设、政治制度创新,还是社会繁荣发展,唯有令出一门,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畏退、不彷徨,方能不偏不倚。"

……在大政方针上、在领导干部任免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央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政策制定、人事更换,都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出发,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也许这会涉及到某些地方的利益,但小局要服从大局,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因为该文的后半段用"封疆大吏"形容正在被中共处理的"老虎"级前官员,所以如此内容,自然会令人感觉是在暗示薄熙来之所以有了今天被当局给以"公诉"的下场,都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共政权的"封疆大吏"——西南镇守使期间没有维护中央的"政令统一"。难怪此文一出立刻被外界的敏锐人士看出"该文几乎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薄熙来应该被'重判'的根本原因:不服中央,挑战中央,此罪虽不载于中国法律条文之上,但在中共高层看来却是罪大恶极,其罪当诛!"

除了这篇新华网评,外界硬是把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中接力的对薄熙来案的处理完全说成是"党内权斗"、"路线之争"的分析文章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引用一篇似乎是要站在"帮忙"的立场上给中共当局进谏的文章,题目是《薄熙来篡党夺权失败,中共应杀薄祭旗》,文中说:"虽然检方对其起诉仅提及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这三项罪名,但薄熙来作为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通过机会主义捆绑民意,在重庆另立山头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类似高岗的路线错误,才是不可饶恕的法外之罪。"

文中说:"地方必须服从中央的政治传统,是中共在中国得以执政60余年所依赖的政治传统和制度性优势。而在当前中共已然因腐败、官僚化、贫富差距和官民矛盾等问题面临较为严重的执政危机的背景下,如果出现地方与中央对抗的苗头而得不到遏制,则会对中共的执政地位造成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共应该拿薄熙来祭旗,'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上述两篇文章的作者可能没有参考过当年在给江青等人判刑时中共决策层内的争论过程,曾经参与过对江青等人审判的亲历者以及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人士都有文章回忆说,当时最坚决反对给江青判死刑的人首推陈云。

相关回忆文章中描述说: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笔者二十多年前撰写《中共太子党》一书时即有当时已经人在海外的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政治局内主张判江青死刑一派的代表人物一是邓小平,二是王震。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剑英)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向前)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

后续的故事是,眼见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针锋相对,胡耀邦赶紧出了一个双方都有台阶下的主意,给江青和张春桥都判死缓。

在处理"四人帮"案的过程中,习仲勋刚刚被从广东调回中央工作,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自然也没有正式发表意见的可能。至于习近平本人,当时正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耿飚的秘书,在当今这届中共决策层中,他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对三十多年前的党内高层决策有直接了解者。

可见,恰恰是因为无论是外界舆论还是中国大陆内部甚至是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都在无意有意地把薄熙来美化成"政治犯",反而会令习近平即使象当年的邓小平仇恨江青一样恨薄熙来恨得牙根痒,也绝不敢下令对薄熙来处以极刑,更何况无疑也是由他习近平亲自拍板定夺的绝对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一档的薄谷开来杀人案都已经被网开一面。亲自下手灌毒令外宾当场毙命的杀人案首犯已经被曾经当面尊称他为"开来嫂子"的习总书记刀下留人,对此杀人案只犯有"包庇罪"的"熙来大哥"断无被"斩立决"的道理——如果薄熙来曾经背后给习近平起过一个外号叫"习阿斗"的传闻是真,习近平也会再导演一出"中南海里的'仇将恩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2013年7月30日星期二

余英时:公民抗命与香港前途

图: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在商讨日上发言。


香港回归中国已16年了,《基本法》所承诺的特区行政长官普选至今未能落实。早在2007年,民调显示支持普选的市民已超过六成,但中共中央对于普选时间表一直在采取拖延策略,以致到目前为止,香港人民仍然不知道:他们要争取的2017年普选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亲共分子和传媒还不断放出话题:不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人决不应成为特首。他们已在试提种种方案,怎样在选举机制方面进行严密的操纵,保证只有完全可靠的亲共分子才能成为特首候选者。换句话说,中共对付香港特首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最近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为了争取公平、自由的普选在2017年的实现,香港大学戴耀廷先生首先在今年1月提出「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号召,然后又在3月和陈健民、朱耀明两先生共同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这一号召是很有力的,闻风而起者已进入占领中环的组织与装备阶段了。

另一方面,中共和香港官方对于这一运动,则采取绝对敌视、仇视的态度。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官方和亲共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击,向占中运动施压:有人说它将危害香港治安,有人预言它必然破坏金融市场,最后将香港福祉推向悬崖,甚至还有人将它抹黑为「外国势力与反对派抢夺香港政权」。总之,恐吓、利诱、诬陷……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从这些惊慌失措的表现来看,占中运动确实打中了他们的政治软肋,也是可以断言的。
其实,占中不过是公民抗命在香港此时此地的一种具体表现。公民抗命才是这一大运动的灵魂,而且密切联系着香港的前途。所以,下面我将极其简略地谈谈公民抗命的涵义。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是现代政治思想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它曾在许多现代国家和社会中推动过历史的进程。公民抗命这个词是美国著名诗人梭罗(H. D. Thoreau)在1849年铸造的,用作一篇论文的题目,从此流传天下。他当时因反对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以及扩大奴隶制度而拒绝纳税,甘愿入狱,以表示对政府的反抗。这显然只是一次个人本位的公民抗命,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公民,无论作为个人或是集体,面对国家或社会严重不公平、非正义的情况,而又找不到任何其他办法改变现状,则可以对政府进行公开的、和平的抗争。虽然其中包括着违法(如拒绝纳税)的方式,但抗争者已有接受法律惩罚的心理准备。
梭罗的公民抗命概念之所以在美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它指示了一条不动用暴力而可以使社会不断改善的道路。最显著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公民人权」运动。他奉「非暴力」为一种宗教原则,坚持黑人必须以和平方式争取平等的人权。在运动的技术方面,他尽量吸收了甘地「消极抗拒」的手段,在精神上,他也深受甘地的影响,主张抗争而不为仇恨的情感所吞没。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甘地对全人类一视同仁的关爱,十分接近。但是我必须立即补充一句:甘地的「消极抗拒」运动则是受梭罗公民抗命一文的启发而发展出来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公民抗争几乎到处可见,已成为改变历史的一股主要动力。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最近几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都可以归入公民抗命的一类,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当前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也无疑是不同形式的公民抗命的体现。
公民抗命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更曾取得重大的成就,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其中最辉煌的一个。但中国的公民抗命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五四」的主体不是一般公民而是学生。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指出的,学校是主持「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所以他对东汉、宋代太学生的干政都十分同情,竟称之为「三代遗风」。这当然是由于他自己在少年时期也曾参加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五四」以后中国最伟大的一场公民抗命是1989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也同样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但不幸竟以被屠杀告终。这恰好印证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察,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会动荡,其责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滥用权力和权威的人。
上面一点历史回顾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这次在香港倡导公民抗命的学人,如戴、陈、朱三位先生对于这中心概念掌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他们才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响亮口号。但是,中共和香港官方已开始对公民抗命的观念进行抹黑了,甚至说和平占中是「为犯法而犯法」。这种说法或是出于恶意歪曲,或是由于完全无知,二者必居其一。我在百忙中写此短文,是为了让香港读者知道,公民抗命不但有伟大的过去、光辉的现在,而且更有无限的未来。参与公民抗命,是现代人的光荣而神圣的责任。
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他们的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希望港人在今年7.1游行时踊跃参加,为公民抗命增加力量。

一三.六.二十八于普林斯顿

——来源:苹果日报 

2013年7月29日星期一

吴祚来: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

中国工人
胡鞍钢的文章说,实现"中国梦"的最大推动力是13亿人民共建共享的人民社会。

在近期出版的《人民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了"人民社会"这一新概念,并论证,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人民社会准确地讲,应该加上前置词:党领导下的人民社会,或党主导下的人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民主宪政社会,胡鞍钢的文章实质是在论证:党主社会优于民主社会。
共产党的革命与奋斗,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人民社会",最终国家与政党都要消失,人类社会高度自由民主,全人类共产共享,劳动成为人民的第一需要。在共产党的辞典里,人民就是上帝,因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
人民社会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它的社会基础就是人民公社。激进的人民公社,对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巨大破坏,私营工商业也被以各种方式公有化,一大二公的人民社会,最终导致了三年大灾难,导致非正常死亡人类三千多万。
毛建立起一个概念化的人民社会:名义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领导权却在党与领袖。在虚拟的人民社会里,一切官方机构都贴上"人民"的标签:人民领袖、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路、人民公园、人民法院、人民币……,但能行使权力意志的,是领袖而不是人民。十年浩劫,是由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共同演绎的人类悲剧。

公民和市民

人民社会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艰难地向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转型。
小岗村农民把土地分包到户,意味着人民公社的人民,主动回归自己的真实身份:村民,在人民公社里,每一个人都没有劳动自由与收获自由,某种意义上是人民公社的奴隶。而后来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则意味着中国城市经济自由化进程开始,有一定自由度的市民社会也相应开始形成。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源于古希腊,市民即在城市里拥有政治权力的自由人,也是纳税人,这些人通过公开的自由选举,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法律的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没有政治权利,人就是一般动物或被奴役的工具。所以,公民社会不是民生问题,而是要解决民主问题,公民的政治意志如何实现?通过选票选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公职人员,如果这些人失职,公民大会有权罢免或治罪公职人员。
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人民社会实验,以失败告终,欧文因此破产。而在20世纪,人民社会的实验则在苏联、东欧大范围进行,1989年苏东巨变,人民社会宣告大破产。原教旨社会主义者们,他们用美好的梦想激励着无数人用生命去追求,但是,一旦政权掌握在这些极端社会主义者手中之时,国家财富、国家暴力工具、国家宣传机器都集于领袖之手,人民成为实现权力集团的工具。
农民工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使得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进城后,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

当小岗村的农民们要进城的时候,他们不能转换身份成为市民,他们被人民公社时代户籍制度定性为农村户口,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平等的待遇。胡鞍钢所言的: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反讽。
胡鞍钢对社会主义人民社会的描述完全是基于概念化演绎,把纸上描绘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搬进现实中加以赞美。事实上,不仅农村人不能享有城市人的市民待遇,城市人也享受不到应有的公民待遇。什么是公民待遇?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既不能自由结社,也不能自由出版,更不能自由地示威游行,而宪法规定的自由选举,也成为非法行为,被人民警察严加打压。

群众路线

人民社会的本质是党的社会,中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却进入到党主专政社会,而没有进入民主宪政社会。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党主导的专政。任何对党的批评、对党的否定、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否定,都被视为颠覆国家行为。党即人民,党即国家,党代表即人民代表,人民社会只是概念化存在。
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已变化成党与群众的关系,或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干部均由党员担任,所以党群关系已成为干群关系。现在的整风运动中,要求干部走群众路线。公民社会中,执政党是由公民选票决定的,既有独立的司法可以监督,又有独立的人民代表可以监督,所以在公民社会形态中,我们看不到执政党所谓的整风,或放下手头工作,去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三贴近。人民社会,割裂了正常的人际社会关系,当问题与麻烦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不愿意改变制度,只有采用消极被动的整风运动,一阵风地做个姿态去亲近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群众路线等等,都是政治概念,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概念。而公民社会则是人民社会的进化,是自下而上自由平等地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市民社会,市民交了物业费,必然要物业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公民向政府交了税,必然要求政府提供各种保障。而现在的中国当政党与政府只是用口号为人民服务。
人民社会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君主社会仁政的翻版,君主要实现仁政,那么就得心里装着天下万民,自己是民的父母。当政者通过仁政爱民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延安时期毛泽东说过,要改变中国王朝兴衰周期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不是君主,也不是党主,人民通过选票来委托人民代表行使公民权利,决定执政党,而不是民主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党组织,来将民主集中到自己的权力意志下,然后将自己的权力意志贴上人民的标签,通过群众路线让群众被迫接受。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了,中国的政治领域一直闭关自守,用陈旧的政治概念来自欺欺人。当代执政者能不能顺应现实变化,让中国进入公民社会,是考验共产党是为一党之私还是为国家人民的试金石。

本文作者吴祚来,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特约研究员,现为旅美学者,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BBC

林忌:中共竟鼓吹「琉球独立」

图:中国中央电视台对琉球主权地位的宣传……


近日中共官方不断宣传「琉球是中国的」,甚至支持「琉球独立」,而中共的《人民日报》更刊登质疑日本对琉球主权的文章,令以华文为主要阅读语言的全球华人纷纷被洗脑,以为日本称为冲绳县的琉球人如今活在水深火热,等待中国拯救云云。这种民族主义的洗脑宣传,已令中国周边各国提出「中华帝国威胁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宣传了一辈子的「反帝国主义」,如今自己竟被人视为「帝国主义」,情况既令人忧虑,更是可笑荒谬之极。

最近冲绳县政府的民调显示,高达九成的琉球人对中国大陆表示反感,而对台湾人表示好感的却有七成,事实说明了琉球人绝对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更对中共的所谓支援独立提不起任何兴趣。其一,琉球在明朝虽然向中国朝贡,但朝贡绝不等如领土,否则越南与南北韩今日都应该是中国的领土;其二,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始自明末,如果这些领土是非法侵占,那么所谓「继承」自大清的中国领土,也同样属非法侵占,应立即让西藏、新疆、内蒙以及满洲独立;其三,根据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只有琉球人才有权决定琉球的前途,在 1972 年美国把琉球交予日本之前,当时琉球人普遍希望「回归」日本,相比起八十年代 85% 的香港人希望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反对交予中共的比率高太多,为何香港要「回归中国」,而琉球却不可以「回归」日本呢?

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者所不敢相信的,就是除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会篡改历史之外,同样会篡改历史的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本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可是「中国人」却把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篡改成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一部份,把汉人传统「忠君爱国」的思想,篡改为「爱中国」而删除了「忠君」,把历史上汉人对抗满洲征服者,对抗蒙古征服者的思想删去,把被征服的汉人篡改成「大家都是中国人」,于是历史上广东汉人在鸦片战争支援英国人对抗满清殖民帝国的片段被删去了,变成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耻辱」;满清帝国侵略四邻,强迫别人成为殖民地或「藩属」的帝国主义被删去了,变成了乾隆大帝的「十全武功」。

葡萄牙人东来,得到大明天子的特许居于澳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甚至荷兰人占领台湾,都比起满洲入关征服汉人所「创立」的清朝更早!因此说这些欧洲国家的征服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全个大清朝的征服都同样属于帝国主义,其移民也同属殖民。如果要搞民族主义和反帝,请先让「中国」国内的各民族「民族自决」,去各自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违反自己口说的原则,一面大闹「外国干预中国内政」,自己却配合中共的官方起舞,理直气壮去干预日本人的内政,这种双重标准的「乱搬龙门」,就非常不要得了。

无论如何,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竟敢鼓动琉球公投自决前途,对台湾、香港、西藏与新疆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主权在民的原则应该尊重,既然英国可以容许苏格兰公投独立,中共如容许琉球公投,那么其他被中国占领的地方,又为甚么不可以公投独立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美国国务院关于下一轮美中人权对话的声明

2013.07.29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2013年7月26日
发言人珍・帕莎琪(JEN PSAKI)发表声明
关于第18次美中人权对话(U.S.-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根据7月10日至11日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期间进行的磋商,一年一度的美中人权对话将于7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昆明举行下一轮会议。
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乌兹拉・泽雅(Uzra Zeya)和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将各自率团参加对话。双方将在对话过程中讨论法治、宗教自由、表达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和其他人权问题。
美国代表团还将访问北京,与官员和公民社会代表进行讨论。促进人权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中国亦如此。我们致力于继续与中国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坦诚和深入的讨论。
在双方一年来在人权问题进行接触的基础上,人权对话为我们详细阐述我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关注并为鼓励在这方面取得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3/07/20130729279634.html#ixzz2aTCzqxI1

林保华:新疆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

:新疆再次陷入中共军警铁蹄之下



"唯我獨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是千百年積累成的深層次問題。极端的"漢化"政策,引发了最近新疆的一系列民族衝突……



新疆"七五"流血事件四週年前夕,仍然發生多宗暴力衝突事件,說明作為"新疆王",不論是王樂泉的"強硬",還是其後張春賢的"懷柔",都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因而沒有奏效,這裡還不論王樂泉在做"新疆王"期間,利用職權在新疆為自己家族所進行的掠奪。


    新疆肅殺,西藏鬆動?


中共十八大結束後,政治局常委兼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曾經到藏區視察,認為解決西藏問題,在於發展經濟,無視他們的精神追求,因此自焚事件還時有發生。最近外媒報道,在青海、四川等地藏區,當局正在放棄一九九六年以來的強硬做法,開始允許一些寺院供奉達賴喇嘛法相,並不准謾罵這位藏人精神領袖。雖然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立即否認,但是消息來源是在挪威的西藏之聲電台,它沒有必要去美化中共當局。相信中共是在悄悄修改政策,但又不想太大的動作而帶來不可預估的衝擊。
在新疆,最近大批軍警、裝甲車上街,中共領導人發表強硬講話,採取威懾政策。其中最硬邦邦的講話,來自當地的維吾爾族最高官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六月月三十日發表公開電視講話,聲稱:"我們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鬥爭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一場捍衛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絕對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
需要澄清的是,對統治者鎮壓的反抗,不是恐怖主義,對民眾的屠殺,才是恐怖主義,尤其公權力對民眾反抗的格殺勿論,是國家恐怖主義。此人的謬誤還在於:既然不是民族問題,為何又要"維護民族團結"?既然不是宗教問題,為何當局又要指責"宗教極端勢力"?可見此公已經血壓上升,到了胡言亂語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主要兩個原因:第一,身為維吾爾人,他必須表現極左來取得中共的信任;第二,他必須激化矛盾,才顯得自己的重要而不被中共拋棄。


    俞正聲承認還深層問題沒有解決


中共當然鼓勵"以夷制夷",多年來西藏罵達賴喇嘛很厲害的也是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但是背後又不完全如此。在北京與藏族代表談判時,有報道這些藏族高官將了北京一軍:"你們要達賴喇嘛,還是要我們?"顯然,這些少數民族高層與當地的漢人高官,已經結成利益共生集團,向中央施壓,所以不論西藏還是新疆,緊張關係難以緩和。
但是根本問題還在中央的思維。面對新疆的亂局,俞正聲坐鎮烏魯木齊,或許也想獲取比較真實的信息,而不是聽取片面的匯報。有報道說,俞正聲早前曾在會議中說,影響新疆穩定的深層次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然而什麼是他所認為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報道。
二○○九年十二月,香港特首曾蔭權到北京述職,總理溫家寶要求"更好地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然而溫家寶沒有具體說明,於是香港各界開展競猜遊戲,到二○一○年北京兩會的記者會上溫家寶回答提問,才親自解說,深層次矛盾既包括經濟問題,也關乎政治發展,呼籲特區各界"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然而到了今年,即使"中聯辦治港",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否則就不會有幾十萬人在七一上街了。這裡包含兩個問題:第一,深層次的矛盾是什麼?第二是該如何解決?
雖然俞正聲還沒有解答新疆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但是中新社引述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田衛疆說,深層次問題是民族分裂主義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過他也承認,"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光發展經濟,不能解決新疆的問題",但"經濟發展還是新疆穩定的基礎"。新疆社會科學院另一副院長劉仲康則認為,極端宗教思想也是深層次問題,解決關鍵在於教育。近年恐怖分子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地方需要更多投入教育。


    經濟、教育、宗教、民族


應該承認,願意討論,是一種進步。如果只是亂扣政治帽子,於事無補,而且激化矛盾,深層次問題更加深了。經濟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新疆有豐富的資源,可是新疆的維吾爾族農民卻是全國最窮,心理如何平衡?英美"帝國主義"開採中東石油,那裡的人民也逐漸富裕。可是中國開採新疆石油,新疆人民非常貧窮,這不是說明中國的剝削壓迫比英美殖民主義還要厲害?維吾爾族人民怎麼不會興起獨立的念頭?他們願意生活在這個不平等的大家庭嗎?至於教育,那就扯遠了,中國式的教育,恐怕越教越糟。
也由於中共的理論基礎是唯物主義,因此非常功利,就妨礙它正確認識"唯心"的宗教信仰,因此可能輕率的把宗教信仰說成是"極端宗教思想"。隨著普世價值的推廣,極端宗教思想的市場也在縮小中,茉莉花革命在中東出現,以及目前埃及的政治變局,都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新疆真有極端宗教思想,用屠殺的辦法也無濟於事,反而會出現反作用力而擴展。北京必須明白,宗教信仰是天賦人權,不是共產黨這個無神論者的恩賜,不認清這個問題,就沒有真正的信仰自由。
但是最根本的深層次問題,還是民族問題,也就是對新疆的"漢化"。果沒有互相尊重,為此而歧視他們,甚至嘲笑他們的風俗習慣,就不可能達到民族平等與民族和諧。最近新疆的一些民族衝突,就源於干預維吾爾族男性的蓄鬚與女性的面紗。不反掉大漢族主義,行嗎?
幾千年的中華文化,雖然也融合了一些外來文化,但是根本上是漢族優越感的文化,所以把其他民族稱之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從文字中的"犬"與"蟲"可見一斑;廣東人把外國人叫"鬼佬"也是一例。美國華裔對歧視華裔的字眼非常敏感,但是華人自己用詞又如何?至今不少人還稱呼"日本鬼子",難道僅僅是抗戰的歷史因素嗎?


    "漢化"是最根本的問題


美國的少數族裔在人口比例上遠比中國的少數民族大許多,可是遠比中國和諧,就是因為注重民族平等,種族歧視是絕對不允許的。哪裡像中國,可以肆無忌憚的宣揚義和團式的種族歧視與排外心理,公然鼓吹"血濃於水"、"炎黃子孫"的種族主義價值觀。既然血緣如此重要,不正是沒有血緣關係的維吾爾族、藏族獨立出去的最好理由?也因為如此,漢人似乎把對異族的"漢化"視為自己的天職,所以不但要從文化教育上改變,還用人口的"摻沙子"來稀釋,到最後消滅。漢化何止在少數民族地區,包括對香港、台灣。甚至鼓勵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然後在居住國堅持不融入當地社會,排斥當地的價值觀,甚至以"孔子學院"來改造"異族"。
漢人這種"唯我獨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是幾千年來積累成的深層次問題,如果不改變,不要說中國的民族問題解決不了,在世界上最後也會處於孤立的地位,也因為"乞人憎"而處於孤立地位。香港爆發的中港兩地民眾的矛盾,在世界其他地區,包括非洲,也出現了。
期望七月五日過去之後,北京會從根本上研究新疆的深層次問題,進行觀念上的徹底轉變。雖然痛苦,也可能有風險,但都是必須去做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解體,都是前車之鑑。這些,也都必須在全國有政治改革的氛圍。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7月号

丁一夫:民族政策不宜鬥字當頭

图:军警全面戒备的新疆街头



民族政策不宜鬥字當頭,還是要講對話,求和解,把非漢民族當成談判對手,來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武力鎮壓,只能維持暫時的表面太平,到明天,仍然不會太平,不管你向那里派去多少軍警。


近二十年邊疆民族地區強硬政策

最近,新疆又出事了,漢族和當地非漢民族暴力沖突,傷亡慘重,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坦克隊列不見頭尾,儼然是戰爭場面。盡管當局一如既往地封鎖消息,不讓外界知道真相底細,但是這樣的事情幾乎是在預料之中,表面的繁榮和諧之下,內在矛盾和緊張已經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稍早時,外媒曾經報道說,在青海省的黃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當局宣布寺院里可以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以后不可以污蔑達賴喇嘛尊者。這一消息得到了熱烈的討論,很多人希望這是中國政府在新領導下終于承認以達賴喇嘛為敵就是以全體藏人為敵的常識,由此會開始和達賴喇嘛以及藏人和解的新政策。但是,我向藏區的漢藏干部求證這一消息,卻得到了"沒有聽說"的答復。隨后,中國政府發言人在回答外媒提問時,否定了政策轉變的傳聞,仍然堅持對待達賴喇嘛的強硬政策。
于是,外界可以判斷的是,至今為止,中國政府仍然堅持最近二十年來邊疆民族地區的強硬政策。但是,從2008年至今在新疆和藏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2009年以來近120藏人的自焚,和新疆發生的暴力沖突,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中國政府和漢地民眾,這樣的政策能走出一個和諧世界來嗎?
達賴喇嘛說過,漢藏民族在歷史上的關係一直是不錯的,曾經長達千年和睦相處,到清末才真正出現問題。趙爾豐的"改土歸流"是出現問題的標志性事件。從此以后,對"改土歸流"的看法,成為漢藏民族在相互關係的認知上分道揚鑣的起點。對藏人來說,歸流就是外族的入侵和占領。對于中國政府和漢族來說,歸流就是真正的"成為一部分"了。
趙爾豐和他處于臨終返照時期的滿清皇朝,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既然只要靠大軍殺人就能"歸流",為什么他們的先人不這樣做呢?

中共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

歷史證明,自從趙爾豐在藏區搞了"改土歸流",漢藏民族之間的千年和睦就終結了,事實上對于中國政府來說,不僅出現了拉薩政體在辛亥革命后的事實獨立,即使是解放軍進藏以后,藏地也沒有真正太平過。
這是為什么呢?用現代政治術語來說,"改土"之前,無論是衛藏,還是如今四川、青海的藏區,藏人是有自治權的。在民族區域,必須還非漢民族以民族自決權自治權,否則,維持不了"長治久安"的局面。
1950年解放軍入藏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也有很深刻的經驗和教訓。我采訪過一些當年在藏區工作過的老干部,有藏族的,也有漢族的。他們回顧一生在藏區工作的經歷,得出的結論基本相同。
在中共剛進入藏區的時候,毛澤東對進藏干部的要求可以用"謹慎"兩個字來概括。毛澤東他們知道,西藏不是"自古以來一部分"那么簡單,拉薩政府曾經擁有一個獨立國家所具備的一切元素,紅軍在長征經過藏區的時候,就是把西藏看成獨立國家的。中國共產黨直到1950年進藏前,都沒有打算把"革命烈火"燒到西藏去,因為那里和一個外國沒有區別。所以,解放軍明明有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卻要和拉薩政府談判簽訂十七條協議,以受邀的身份"和平解放"藏區,并且要求入藏的干部,尊重藏人自己的政府和社會體制,尊重藏人的自治權。
也就是在這尊重自治權的最初五年里,出現過漢藏民族和睦相處的局面。我所采訪過的漢藏干部,都非常懷念那個"互相視之為兄弟"的短短幾年。現在藏區還有一些老人,在憶起這個時期入藏的"老西藏"干部的時候,說漢藏關係如果一直像那時一樣,就不會有后來的問題。
但是,到1956年,中共的政策出現了一個轉變。毛澤東"被形勢沖昏了頭腦",全國漸漸進入癲狂時期,從四省藏區開始了以土改為核心的一系列強行改革。藏人立即反抗,中共大軍鎮壓,波及整個藏區和其他民族地區。1958年,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里做出了影響極其嚴重的理論定性: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這一結論有其根源,那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進步理論。在定性為階級問題以后,搞斗爭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殘酷和"擴大化"成了普遍和常規,濫殺無辜就沒有了心理障礙。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藏民族經歷了地獄般的劫難,有些區域一度人口急劇下降,有些部落到了滅絕的危險境地。歷史事實證明,這一理論要為藏民族的空前苦難負下罪責。

胡赵之后中國邊疆再也不會太平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四川藏區擔任基層領導的藏族干部楊嶺多吉率先認識到這一理論不符合實際,他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這一提法得到了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支持,又得到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支持。在胡趙的發動下,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確定了新的結論:民族問題的實質不是階級問題。
從此,就出現了1956年后漢藏關係中又一次短暫的給人以希望的時期,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互有往來,開展了對話。我所采訪過的藏區老干部回顧說,那時似乎一切都會自然而然的改善了,達賴喇嘛將回歸,漢藏之間的心結將打開。而以胡趙為代表的政策改變,其核心就是,還藏人以自治權。
可惜,隨著胡趙相繼在政治上不幸受挫,中國政治開始了以道德滑坡為深層危機的大轉變,中共的對藏政策又一次轉向不提階級斗爭的階級斗爭。文革中的理論和話語死灰復燃,在民族政策上,沒有最左的,只有更左的。于是,中國的邊疆再也不會太平,一個事件接著一個事件,一個危機跟著一個危機,一直到今天。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到了向歷史學習經驗教訓的時候了。歷史告訴我們,邊疆民族地區是不能像趙爾豐、左宗棠那樣一味靠殺來維持穩定的。民族政策不宜鬥字當頭,還是要講對話,求和解,把非漢民族當成談判對手,來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武力鎮壓,只能維持暫時的表面太平,到明天,仍然不會太平,不管你向那里派去多少軍警。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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