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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高新:陈希与习近平既是同窗更是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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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五一长假之前,习近平安排陈希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颇受外界关注。(网络资料图)

外界已经有过报道说陈希不但因为是习近平当年的清华同窗,而且陈希掌管清华大学期间,习近平获得了博士学位。

中共官方公布的习近平和陈希二人的简历都注明得清清楚楚,习近平是1998-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而陈希则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后于1993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习近平在职读博开始的那一年,陈希被晋升半格,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习近平完成在职读博的2002年,陈希被晋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官至副部长级。

毫无疑问,到晋升至副部长级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为止,陈希的被提拔和被重用与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习近平在清华所读的专业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本来就是为那些在位期间仍需要"深造"的党政官员所设,所以即使没有当时的陈希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清华也断无可能将本来就是自己学校送出去的,当时已经明显看得出在中共政坛上前途无量的习近平拒之门外。而外界有所不知的是,连接习近平和陈希之间兄弟和政治情谊的一个最重要情节是当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是陈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所以说,陈希与习近平之间即是同窗,更是同党。陈希一九七八年入党,一九七九年三月与习近平同时离开清华校门,被安排回到自己原籍福建省的一所大学任教。当年夏天,陈希即考取清华研究生,回京报道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访已经在军委办公厅穿上了四个兜儿的军装的习近平。当年共军的土军装没有军衔标志,上衣四个兜儿的是"干部服",大头兵的上衣只有两个兜儿。

在当今中国大陆官场上,人人都知道所谓"四大铁"的说法,即"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两句形容习近平和陈希的关系甚为贴切,后两句当然不能为近平和陈希二人"对号入座",此二人如果和那些日日纸醉金迷,夜夜花天洒地的县委书记、乡镇长一样胸无大志,也不会有今天的出人投地。中国人都知道陈胜、吴广的故事,当年两人在田头垅上"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仍胸怀远大志向,相互以"苟宝贵,毋相忘"勉励之,有理由相信当年在清华大学身为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肯定也是常常利用课间饭后给正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陈希兄弟灌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以及"革命理想高于天"之类。

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王储职务之后,至少清华大学党委内部人人都明白陈希再不会满足于区区一个清华党委书记的职务了。果不其然,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分管中央组织工作刚满一年,陈希即升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在此位置上不足两年当时,习近平又于2010年9月安排陈希外放辽宁,以省委副书记职务为晋升正省部级热身。2011年4月,也就是陈希在辽宁省委副书记位置上满打满算才坐了七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又下令调陈希回京,接替邓小平次女邓楠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邓楠的离任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当时已经是在超龄服役。

中国科协是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及全国文联一样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相比于共青团中央,这几个机构都是副国级的组织架构,也就是说,其第一把手都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第二把手为正省部级。特别是全国文联和中国科协这两个机构,因为其第一把手可能会是由在本领域内德高望重的党外专业人士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所以其机构内的党组一把手一定是与地方上省委书记平级的党员干部,而且这类职务也往往被中共高层用来安抚一些希望自己退休之前能够过一把正省部级官瘾的有特殊背景的干部,邓楠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依她当年自己的能力和资历,从科技部副部长位置上晋升正部长的话难度很大,在人大会议上得到大量反对和弃权票是可以肯定的,而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的职务安排人大代表们就管不着了。

不过,如果把习近平安排陈希接掌中国科协党组的目的也理解成政治犒赏的话,那就太小看习近平的"气量"和"眼量"了。当时的习近平和陈希一样明白,如果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安排陈希就地晋升辽宁省委书记或者省长的话,肯定会遭到地方干部的强烈反弹,以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为例,当年此公自己要求放弃副部长级待遇的华能集团董事长职务,外放能源大省弃商从政后,中组部给这位前总理公子的最好待遇也不过是山西省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两年之后才又升格为常务副省长。在中共十八大上,李小鹏只能以副省长身份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虽然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还是要对李小鹏进行逆势提拔,强行安排为代省长不久即成为正式省长,但从副省长到正省长的整个过程也还是花去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依此为例,假如陈希在辽宁省委副书记的职位上久留的话,大概也只能和李小鹏一样,在十八大上被提名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习近平才为陈希安排了能够在十八大上顺利当选中央委员的政治捷径。当年陈希虽然与习近平一样都是不需要经过正式高考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他的研究生学历确实是实打实的,况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年访问学者资历确实也不是编造出来的。也再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任职资历,让他以科协党组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被差额掉的可能性自然不大。而事后看来,当初让这位陈希担任一段时间的科协党组书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顺利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如果不能进入十八届中委的话,强行安排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肯定会在党内遭致强烈非议。毫无疑问,胡锦涛在位时的先后两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和沈跃跃分别在十八大和十八大之后晋升副国级都是十八大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达成一致的政治犒赏内容之一,而待沈跃跃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后,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继任人是谁,肯定也是筹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即已经确定的重要人事选项之一。

如今,外界都已经明白了习近平就是要把自己的人事总管职务交给与自己关系最"铁"的人来坐,而至今仍未见有外界文章分析到的是,习近平在进一步重用自己这位同窗加同党的同时,也已经为他预设好了副国级待遇的未来。前有赵洪祝,后有沈跃跃,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必然会有副国级待遇的政治未来已经是中共高层政坛的组织"惯例"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中国网络观察:习近平与重庆红(齐之丰)


华盛顿 — 在1949年 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中国当代史上,重庆一直是一个红得发紫甚至发黑的城市。

首先,中共为自己唱赞歌的宣传性作品小说《红岩》、以及由《红岩》衍生出来的歌剧《江姐》,给重庆抹上了正统的官方红色。在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76)中,重庆也是“武斗”死人最多的城市,因为当时那里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竭尽全力要证明自己最红,最爱毛主席。

然后,在中共所谓的“历史新时期” ,重庆又有了一个力图唤醒毛泽东的亡灵为自己进升中共领导层增添助力的薄熙来。而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现任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也前往重庆,热情地为薄熙来鼓掌加油,高声喝彩。

*重庆,重要风向标*

薄熙来由于偶然的原因倒台了,习近平按中共元老们的安排登上了大位。

于是,重庆的走向就成为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观察习近平、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早先观察家们一直在争论,习近平当年到重庆去为薄熙来站台,为薄熙来唱赞歌,公开赞扬被公认为是开历史倒车、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的“唱红打黑”运动,是否是出于他(习近平)的本意。

有的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太子党(即中共元老的后代),难免要彼此应酬,彼此照应,甚至一唱一和;但太子党跟太子党不同,习近平与薄熙来也不见得相同或相似;所以,不应当过度解读习近平2010年年底在薄熙来“红势”逼人之际到重庆去称赞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

有的观察家则认为,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太子党,两人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升官背景,到两人跟控制着当今中国的中共利益集团的关系,习、薄都是高度一致;两人甚至在语言上也高度一致,都喜欢而且也能够朗朗上口地引用毛泽东的话;两人都是毛泽东的信徒,都是要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因此,薄熙来倒台、习近平上台之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喜欢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重庆、观察习近平、观察中国的观察家就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社会科学试验和观察的机会。观察家们在密切关注,习近平上台之后,重庆究竟是会展示一个真正的新面貌,还是会继续沿着薄熙来的老轨道运行,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重庆,情况不妙*

截至目前,来自重庆的种种迹象和证据显然给后一派观察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首先,重庆市市长还是一度骄傲地自称跟薄熙来合作密切而愉快的黄奇帆。

黄奇帆不但不肯公开或私下承认如今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臭名昭著的“唱红打黑”运动有什么严重问题,而且还公开声言,在过去的五年里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重庆法院检察院“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批评者看来,这等于是宣称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就是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习近平接掌中国党政军大位之后,直辖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这种说法完全无视举世公认的事实,好像在薄熙来和他(黄奇帆)的领导下,重庆近年来根本就没有公然践踏基本人权和法律,也没有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尚待平反和赔偿的冤假错案。

黄奇帆的言论不但令人们对重庆当局及其统辖下的司法机关的信心崩溃,也令人对习近平主政的中国的走向产生严重怀疑。

薄熙来倒台之后,重庆法院高调驳回因批评薄熙来而被劳教的任建宇、方洪等公民提出的上诉案。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司法最高当局对此不管不问、不置一词。

很多观察家由此认为,薄熙来虽然倒了,但薄熙来式的思路和司法依然健在,而且还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行其道;薄熙来式的思路和司法在可见的将来在中国依然很有前途。

*惊人之语自重庆来*

就在观察家们为重庆、为习近平和中国政治的走向议论纷纷之际,重庆再传出惊人之语。

4月30日,中共中央面向知识分子的中央级报纸《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少将的文章,题目是,“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

朱和平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殊死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一争夺战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犹如1959年代初中国出兵到朝鲜半岛支持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时中美两军在朝鲜的上甘岭进行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朱和平的思维和逻辑之混乱、之落伍、之蔑视普世价值观,由下面一段文字相当清晰地表现出来: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现,直接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手法进行渗透攻击,意图过于明显,再按原来的套路搞‘和平演变’很难奏效。于是改变策略,变 ‘直接攻击’为‘文化软着陆’,通过文化传播与我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他们利用宣传媒体鼓吹西方文化思想;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 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资料显 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其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

朱和平的言论之荒唐离谱、逻辑和思维之混乱,难免让习近平都会觉得脸红或难堪。人们知道,习近平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曾经到美国参观和学习,而他和彭丽媛的独女是在接受美国的教育。

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可见的将来会承认自己当年一度误上贼船;承认自己的女儿被“温水煮青蛙”多日、已经半熟或全熟(或根本一点也不熟);或承认自己的女儿成了美国“文化殖民地”的臣民。

另外,习近平以及许多送子女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中共高干也一直没有承认或宣布自己的子女到西方国家去是为了学习革命经验,或为了领导或参加国际共产主义活动。

*朱和平与习近平*

公平地说,朱和平以及近年来高调在中国官方媒体亮相的中国军队强硬派,还有《环球时报》之类的中国/中共强硬派媒体并不是以学问扎实、思维清晰或逻辑严密而闻名于世的。

因此,朱和平少将言论的语无伦次和一塌糊涂的思维逻辑并非是观察家们读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的主要看点。观察家们主要看点在别处,其中包括:

1)朱和平是中共元老朱德元帅的孙子,跟习近平同为太子党,据说从小关系亲密;因此

2)朱和平发表的文章是否是出于习近平的授意或暗示,或表现了习近平不便亲自表达的思想(许多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也以思想混乱、逻辑混乱而著称);

3)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办的《光明日报》现在为什么要发表朱和平这样的文章?

4)朱和平文章中所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的冷战思维、“防止和平演变”思维,是否已经成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既定国策?

早些时候,习近平在对中共干部发表讲话,悲叹实行集权专制的苏联发生“和平演变”导致苏联倒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站出来力挽狂澜,挽救苏联。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反潮流的。

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习近平所敬佩的毛泽东在苏联的问题上也是反潮流的。1950年代,在苏共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披露苏联斯大林政权的惨无人道的暴政之后,毛泽东站出来为杀人魔王斯大林辩护,坚称斯大林不是恶棍,不是罪犯,而是英雄。

*中国网民的回应*

朱和平少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网民纷纷在《光明日报》网站留言,指斥朱和平的思维混乱和反动:

不想说太多微博[广东深圳]
如果我们的政府比美国更廉洁更高效,就不怕任何外部的入侵,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

天涯道人[北京]
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歪理!

我宣布我再不改名字啦[美国北卡罗来纳]
请将军身先士卒,第一个牺牲在上甘岭上!

空中骑兵[辽宁丹东]
以中国青年的鲜血和残破的经济,为斯大林、金大胖子火中取栗,还好意思吹。看看你家老朱头被腊肉太祖整的惨象,不反思罪恶的制度,谈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你自己信吗?把子女送美国,是去占领对岸的意识形态上甘岭吧!

(注:“腊肉太祖,”中国网民给已故的毛泽东取的绰号;“腊肉”指毛泽东的尸体被防腐保存;“太祖”指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王朝第一代皇帝;金大胖子,指朝鲜共产党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你家老朱头,指中共元老朱德。)

ershu[广东广州]
这个孙子比爷爷差多了,怎么我们的少将都是这等水平?张召忠, 朱和平.

张召忠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军事评论员,先前反复力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独裁者,结果是挺一个死一个,被中国公众戏称为“乌鸦嘴。”

需要向读者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的网民评论全部摘自《光明日报》网站朱和平文章评论的同一页。

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言论相对更自由一些的新浪微博,读者对朱和平的评论更是不客气:

@王东成cyu:看来情况严重了,要用枪杆子参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了。在这样的国度,没有比“言论自由”再脆弱、再不靠谱的事情了,枪杆子一出来,立刻就摆平了,立刻就可以演出齐唱而非合唱了。重庆的“唱红”不就是如此吗?

@切切牢记:日本军人干政造成了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军人不干政是民主国家的惯例!

*习近平动向受关注*

朱和平少将的言论,显然成了中共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烫手山芋,让中国当局难于夸奖,也难于谴责,甚至还难于保持中立、假装不在乎。

目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对内对外公开的说法依然是:要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友好合作,合作双赢;中国要做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

现在军队背景不凡的朱和平少将公开声言,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在进行惨烈的上甘岭式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动向也备受国内外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早些时候,习近平发表讲话,表示不能否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又一个巨大灾祸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否定中共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30年。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控制的网站依然在示威性地展示“习近平重庆调研肯定‘唱红打黑  ’薄熙来陪同”(《人民日报》)、“习近平肯定重庆‘唱红打黑’”(《东方早报》)之类的新闻。

观察家们对这一现象有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派观察家认为,这种消息之所以依然可以见诸中国政府控制的网站,只是有关当局的工作疏忽,疏忽职守,忘记删除,或删除不力,删除不净。

另一派观察家则认为,这是习近平有意地、含蓄地向中国人民示威,表示他不忌讳采用薄熙来的手段对付批评者。

后一派观察家指出,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看看提及“法轮功”或“1989年6•4天安门屠杀”之类的网络内容被赶尽杀绝就知道。因此,那种认为“习近平肯定重庆‘唱红打黑’”之类的新闻依然在中共控制的网站上长生不老是因为中共当局工作疏忽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在中国国内外议论纷纷之际,习近平当局保持了雄辩有力的沉默。


——VOA

杨百川:齐齐响应抗捐运动


本文回应四月廿六日《文汇报》社评〈抗捐运动是反国教的延续〉,其指摘港人意图"将赈灾政治化,对内地进行政治攻击",又引述中国民政部通知,内部通传必须善用捐款,"内地进一步确立严密的捐款监督制度,令港人向内地捐款更加放心"。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根据牛顿力学,有阻力(反作用力)存在,必先有某外来力(作用力)意图改变平衡状态,这是中学生都知道的物理常识。
九七之前,香港的筹款活动、赈灾呼吁,是"多多益善,少少无拘"。捐款从来都是自愿的,我们升斗市民,捐款不过几百几十,皆为传达一点心意,希望以捐款化为当地救援行动,协助灾民回复原来生活。
《文汇报》曲线道出中国对港政策:捐款是命令,捐款是您们港人要尽国民责任。因此,该报称"抗捐运动"为"反国教的延续",是名副其实的。
大陆高官及所谓NGO瞄着的,不是香港市民荷包里几张金牛(大额钞票),而是特区政府储备中数以十亿计的未来捐款。
立法会里应外合,恃其人多势众,开市民金库洗劫一空。五月初,立法会提案捐赠一亿。 2008年汶川地震,特区政府先后捐出九十三点五亿。
赈灾本着慈悲心,却使贪腐大流行。香港人乐于助人,但大陆天灾,必随人祸,塌了几幢豆腐渣,同样的建筑商接济捐款再起过,周而复始。
我景仰亲身前往救灾的人,以组织名义进入灾区者,又诸多制肘,捐款惨成过路费。灾民可怜,身为香港人也只能干着急,看着欺压他们的魔掌,我们是无论如何爱莫能助的。
香港同志们,齐齐响应抗捐运动,让我们旗织鲜明地反抗勒索!敬覆《文汇报》,香港人何止"一个仙都唔会畀"(一分钱都不会给),更会一毛不拔!
在此,本人警告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切勿出卖香港。任何促使捐款议案通过的议员,皆为拂逆民情,小心你的伪善变成照妖镜。

――BBC中文网

香港观察:香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吕意)

香港民众为四川地震捐款
香港民众为四川地震捐款



现在大概每个在香港的人,由于过去多年每天电视新闻之前的国歌广播效应,大部份人都会哼《义勇军进行曲》其中的两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细看近期香港,这个城市到巳经朝著最危险的方向进发。四川雅安地震,一向热心于捐款账灾的香港,这次的讨论的焦点,却走向了是否让特首梁振英把一亿公币捐给四川省政府赈灾。
这讨论引申的问题是:港人为何突然变得那么"不人道",于灾难发生还要去说不捐钱?在80、90年生活过的香港人,连华东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却是一大笔赈灾捐款华东水灾,成为很多港人的集体回忆。
不少港人都曾经捐款给希望工程建学校,就算对在那里建工程不算清楚,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政府共捐赠和提供近150亿港元予救灾活动和工程,连同民间的捐款共近200亿港元,就是四个字"血浓于水",那时候一丁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

人道价值观

香港是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多的地方之一,可是这个城市的人道立场,却在这些日子渐渐被扭曲,不知不觉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然这可以有很多样的解释,像这些年来如"奶粉荒"、"蝗虫论"等争议所构成的"中港矛盾",更多是港人对大陆官员贪污不满的状况所引起的。但若要追溯源头,都是中国中共政权和大陆有关的涉及两地的政策。
人和人之间若有信任,便会对别人宽容,这种信任相当程度上影响一个社会的运作。如一群人在等车,若等待的人群相信一会儿便会有另一班车过来,就算只剩一个位置,大家都会继续排队等候,但若这些人不相信下一班车会到,结果自然是争先上车,彼此推撞甚至发生冲突。
一个本来相对宽容的社群,何以突然会变成这样?港人一定同情在四川受灾的人,亦希望可以透过可能的方法去协助他们,但当港人看到捐款下落不明,也同时担心捐到大陆建设的钱会变成豆腐渣工程,这种质疑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在作出根本变化,信任不再想当然,这样的变化是危险的,正在动摇著一个优良社会的运作。

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最高级专员更被指涉贪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

廉政危机

同样的情况,让人更觉危险的,便是当港人在怀疑大陆有没有官员侵吞地震捐款的时候,香港发生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怀疑用政府公款大额宴请大陆官员和送礼大陆官员及中联办官员。
这消息震动整个社会,因为"香港胜在有ICAC(香港廉政公署的英文简称)"是很多香港人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廉洁奉公一向是很多港人感到自豪和相信的价值。
去年发生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怀疑以权谋私,结果被坊间讥笑他为"贪曾",这事件叫不少港人脸目无光。现在廉政公署最高级的廉政专员更被指涉贪,其震撼程度巳经开始让人认为这会不会只是个别例子?还是更多的贪污歪风何时到了香港而大家不自觉?
每年学术机构和智库都会进行关于一个两制和香港社会政治发展的调查研究,其中不少结果都显示最能突显一国两制的指标是法治和廉洁程度,这也是世界各地政治经济社会评级机构认同香港保持国际优势的重要指标。

香港弱化论

所以在部份港人质疑大陆官员私吞捐往四川地震灾区的公款的当儿,自家却发生了前廉政专员豪宴从四川来港答谢的大陆官员, 汤显明现在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代表,更惹来"以公费买官位"的质疑,这算是什么回事呢?
这对香港一个核心价值,可算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同一时间,大陆的官员亦同时对香港的发展吹淡风,如中国政治局常委、兼主管港澳事务的张德江在接见香港工商界代表时,便说香港竞争优势开始弱化,发展经济是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云云。
这又是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作对立老调重弹的前奏,前者发展当然重要,但后者真的可以不作发展吗?当香港最重要和珍视的价值在不断变化走样,所谓经济发展会走往哪个方向?
看看占领中环的支持者,看看反对捐款账大陆政府的港人,看看罢工快近月的码头工人,香港又会走往哪个方向?

――BBC

梁京:中国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决策

习近平、李克强(右)

上周末,关注中国的人都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4月25日上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评论人士普遍注意到,政治局常委在4月份开会讨论中国经济极不寻常。其实,最不寻常的不是开会,而是把开会的消息公之于众。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个不寻常的会议背后的信息呢?

一种很自然的解读就是经济形势严峻,而且,对于如何应对这个形势出现了重大分歧,必须以召开常委会的方式来统一意见,而且,以公之于众的方式来平息社会对政策不确定的不安。这样的解读显然是言之成理的,因为中国经济一季度的增长比普遍的预期要差。

不过,我以为这次不寻常的常委会应该有比这样的解读更深的含义。我的推测是,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长乏力,把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摆在了李克强和整个中共新班子面前,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让温家宝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还是尽量让这些危机晚一点爆发,甚至是争取把这些危机留给下一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要不要采取手段来稳增长,把增长稳定到什么水平,以及用什么手段来稳增长?

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实行有限任期制,不可避免带来了政治周期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基本逻辑就是前任把方便给自己,把难题给后任。从朱熔基开始,这样的倾向就出来了,到了温家宝,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只不过温家宝比朱熔基更"狠",给后任留下的选择馀地更小,难题更大。有一位投资界的人士告诉我,温家宝在最后两年里,把使用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使用到了极致,以致李克强再继续这样做风险非常大。

不仅如此,温家宝为了支持自己2008年底作出的四万亿投资抵御金融危机的决策,放纵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温家宝当然清楚地方政府乱发债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他也明白,这些问题将不是他的麻烦,而是李克强的麻烦。

那么,李克强的麻烦是不是一定就是习近平的麻烦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微妙了。习近平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但是,如果做不到,他就考虑如何减少自己的政治风险。

习近平的政治计算其实很容易理解,第一,他不想为上一届,尤其不想为温家宝的失误担责任,第二,他也不想为李克强的失误担责任。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能把一些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到十年之后,那他就很可能宁愿让前任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而不是万一点爆发。

让前任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的好处有两个,第一,责任比较清楚,问题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前任造成的。第二,把一些宝贵的资源留下来,以备将来有更大的麻烦时使用,如果把储备资源用在给前任的失误擦屁股,等到自己需要资源的时候反而无资源可用了,很不明智。当然,让危机早爆发也不是没有风险,因为搞不好也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最坐蜡的是李克强。近一个月来,财经界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李克强不作为,原因就在于他被夹在了政治利益矛盾的中间,左右为难。他若不阻止经济下滑,则引火烧身,他如果以增加未来风险来阻止经济下滑,习近平会很不高兴。

我猜测李克强终于搞出了一套他认为能够平衡这个矛盾的办法来,但这个办法绝对不会没有风险,更不可能没有争议。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就是李克强说服习近平之后,常委会拍板的会议。

虽然现在还无从得知李克强决策最核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但我同意这样一种推断,即这次常委会将认同支持一个较低的增长速度,甚至准备接受低于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归咎于温家宝留下的问题太多,太严重,同时也保留一些资源和手段在情况恶化的时候使用。

这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一个新说法,"底线思维"。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凡事从最坏处准备。中国经济最坏的可能,就是不久会发生硬著陆。习近平提出这个说法,一方面说明他对总的形势判断比较严峻,同时,这也符合他的政治计算,也就是让上一届留下来的问题早一点爆发,比掩盖起来晚爆发好。因此,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很可能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减速,用减速来减小发生硬著陆的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甘粹:北大魂——从林昭到八九民运(下)

林昭、甘粹

(续前)

36、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1989年5月20日(星期六)

昨天,正当人们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宣布停止绝食感到欣慰的时候,晚上九时四十五分,中央电视台播送了“重要新闻”,现场直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在大会上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

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会,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没有出席,真令人不解。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断然决定从今天上午十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紧接着,陈希同市长今天也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戒严的一、二、三号令:严禁游行、请愿、罢课;严禁散布谣言、散布传单;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等等。声称:发生上述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装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理。

今天是北京市戒严的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的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口满是市民。

上午,当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从十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通告整个城市的百姓都流露出疑惑和焦虑,心中暗暗问道:“这是为什么?”“学生并没有造反呐!难道还要解放军吗?”“共产党难道还害怕人民,调解放军进城干什么?”

十时后,北京市街头并未出现实施戒严令的景况。

游行示威的队伍仍然不断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学生和市民纠察队的指挥疏导下,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主要街道秩序良好。据市公安局的统计,近几日来,北京市的交通事故比同期明显下降。

晚上,在城外的一些道路上,出现了行进的解放军军车,车上满载着解放军人。但都被市民团团围住不得行进。大学生、市民都涌向军车,与车上的军人恳切交谈;不少人还给解放军送来茶水、面包、汽水等,表示慰问。

入夜,十里长安满是人民群众,人山人海,各种车辆穿梭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维持秩序的市民和学生,认真负责。有心的人们还用各种物件设置了八卦阵似的路障,预防解放军报的军车行进城区。

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大学生都准备了口罩和浸湿了水的毛巾。据估计,今天游行上街的学生和市民的总人数最多时达百万之众。

深夜,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没有人声,没有尖锐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切好象是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林昭的话语,又一次在我耳边鸣响。

我记得您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你又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林昭,您的言辞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纯挚的人道感情,因为您有一个深遂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

远处,伴随着轻风传来了北京站的钟声,我仰望这黑色的夜空,默默献上心的祈祷:安息吧!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在祖国的怀抱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我走回了房内,打开了台灯,谨以心香一瓣,米浆一盏,痛泪一掬,悲剧一曲,致诚遥祭于林昭的灵曰:

呜呼林昭,晨曦乍布,已扬噩讣,惊耗入耳,痛摧肝腑,当心中刀,小决如潮。长号群涌,哀愤冲霄,暮哭招魂,天惨无色。哭昭情操,矜世足式。器昭令名,众口如倾。哭昭卓识,举直错枉。哭昭长才,竟赴夜台。哭昭端品,忽视蒿莱。哭昭惨殁,痛泪和血。英华不永,横遭摧折。呜呼呜呼,徒唤奈何。仇重山岭,恨若长河。松柏巍巍,是昭仪态。丽日皓晔,是昭艺颜。广陆千里,是昭遗体。江山青峰,是昭含宝。云雾焕炽,是昭素质。潮海苍茫,是昭心肠。清风霁雨,是昭隽语。掣电鸣雷,是昭雄威。霜寒月白,是昭敖魂。长天时星,是昭英灵。水止珠没,歌残月阚,人间何世,有斯惨劫。天怜冤抑,六月雪下。汀竹蔓林,贞娥恨深。大义在抱,碧落黄泉。尽命完节,来告昊天!呜呼,哀哉!忧惟尚飨!


37、“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989年5月21日(星期日)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二天,首都社会秩序和市民生活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十二时的报导: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从我地调来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市城区周围,其中一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一些重要机关单位。更多的解放军部队正在北京城区周围待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发布《告北京市民书》,指出:派部队到北京部分地区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干警和武警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政党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是人士能够充分理解,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就调入部分解放军参加执行首都戒严任务答记者问,再三强调指出:调进北京市的部队是为维护首都秩序,保障全市人民能够正常地进行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决不是对付学生的,更谈不上“镇压学生”。对高等学校根本没有军管任务。

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到了学生和市民的阻拦,终于没有开进市区。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和平请愿的首都和外地赶来的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上街游行声援的队伍不断,人流夜以继日。在广场上空,数架军用直升飞机在低不到百米的低空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字印的李鹏总理传单。学生们将传单拣起来,有的撕碎,有的揉成团丢在地上用脚踩。学生的广播不断播出解放军在城郊被堵的胜利消息。有时也广播某某地方告急,要求同学们去增援,堵住进城的解放军。广播中还不断播出“五二0惨案目击记,说武警在丰台打死打伤学生和群众,要求讨还血债。

广场上空飘荡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据说是阻挡直升飞机的降落。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令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的流血事件,终于没有发生。

晚上,人们又又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广场。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学生和市民都设置了路障,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保护首都,不让解放军进城镇压学生。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了两天,地铁停运了,不能拿到报纸,取到牛奶,可人民都能理解,没抱怨,只有叹息,自问道:“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呢?”“学生要求不高嘛!为什么作为人民的公仆的政府领导人不敢见学生呢?”

夜间,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晓有风趣的是:二十一时许,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婚礼。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给他们献上了一只美丽的花篮,和平静坐的大学生纷纷向他俩祝贺。


婚礼,是纯洁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爱情一旦占据了人的整颗心,就来不及想别的,容不下那么多道理了。爱,是感情!只能用感情去爱,而不能用道理去爱。但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扭结,或单纯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感情、理智、生理要求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不管多么浓烈的感情,都不可能没有思维和理智的成份,这对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婚礼,又一次牵动了我的无限思绪,沿着记忆的旧路去寻找当时的自己……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九月二十六日,我被迫分发去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与林昭别离的情景。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

“阿山,我爱你,是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要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粟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所有这些动荡嗡冲神经的纷乱景气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那喘息急不可待的手,激动地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道:“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么!”我激动地现出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

林昭也流着泪,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象箭一样刺穿着我俩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似的。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缀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的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 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真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二十年后,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遇见了她的同学、挚友——上海市沪剧团的编剧倪竟雄,她告诉我:

“……你爱林昭我知道,一九五九年我去北京与林昭见面时,她突然告诉我,要介绍一个妹夫与我见面,我以为她是戏言。后来,她真的把你介绍给我,我们三人在王府井相聚了一次。之后,我还是不甚相信,她却认真地说:‘我要与他结婚。’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对你又不了解,对这次突然消息表示惊诧。你当时给我的印象:你比她似乎小得多(感觉上好象小了几岁),我有点不信,我与林昭是知己,她过去几次罗曼克的遭遇我有所知。我的印象中,她好象喜欢恋爱而并不想匆匆结婚,她常常在幻想中遨游,而不现实。同时,她也不是恋爱专一主义者(我并不是说她恋爱态度不严肃,我也不赞成那种从一而终的古板观念),她可以在某一段时期挚爱一个人,但若在另一种特定环境中相遇了另一种触动她感情的人,她也会幻想连篇而投入情网。她是一个诗人的气质,因此她与你曾经相爱,并想结婚。至于后来的变迁实在太悲惨了,你还能要求她什么呢!她把全身心扑在‘政治’上了,感情、爱情也都集中到她的政治主张上去了,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呀!……要谈林昭这个人,特别是她的爱情方面,不是几句话就能谈得清的。”


38、手起刀落,殷红的血


1989年5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是北京实行戒严的第三天。

昨天晚上,北京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学生、市民都涌向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在度过紧张不安的一夜后,首都又迎来了国务院下达戒严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内秩序基本恢复到三天前的状态。执行戒严任务的一些受阻解放军部队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

市区气氛趋于缓和。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以及城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营业,道路交通顺畅,但大部分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依然没有恢复运营。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各大剧院的文娱活动照常进行。

今天,整个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广场上的人数有所减少,学生仍在静坐。广场的卫生状况不佳,一些大学生协助环卫工人清除垃圾、喷洒消毒药水,防止传染病流行。天安门前仍有断断续续的游行队伍。

下午,东西长安街上出现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这是首都知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自宣布戒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下午二时许,举着“中国知识界”旗帜的两支游行队伍,分别由建国门和复兴门出发,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向天安门广场汇集。他们喊道:“保护学生!捍卫宪法!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人民万岁!”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游行队伍人数达两万多人。从他们的旗帜上辩认,游行队伍中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单位。还有两面旗帜上分别写着:香港师生记者声援团、香港大学。队伍中更多的新闻界人士,几乎包括了首都主要的新闻单位。知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刚、戴晴、郑义、赵瑜、肖复兴、陈丹晨、钟艺兵和刘湛秋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行至天安门广场时,适逢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并散发传单,更激起人们的激愤。这两支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到新华门和台基厂(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等地,所到之处市民反应热烈,与游行队伍同声高呼:“大军压境,首都危急!”“祖国危急,人民危急!”“反对刺刀下的秩序!”“中国人不再做奴隶!”等口号。

下午七时,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罗志强等十一名学生来到聂荣臻老帅住地,请求聂帅会见,并递交了一封信。

信中说,敬爱的聂帅,今天下午李鹏主持会议,作出四点决定:一、这次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叛乱。二、不惜用二十天时间镇压掉天安门广场上的二十万大学生。三、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四、明晨五点所有环卫工人上班清扫天安门广场。消息千真万确,部队已调署完毕,情况万分危急。请求聂帅从天安门广场上二百万市民、二十万学生的性命着想,出来说句公道话,表态,并恳求聂帅立即回音。我们在门外等着您!有可能的话,请聂帅务必于今晚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群众和学生。

聂帅派工作人员出来说:“希望大学生不要听信谣言,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

晚上九时左右,中国科技大学七名学生来到徐向前老帅住地,徐帅住地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学生的代表说:“军队要镇压学生,很可能在今晚发生流血事件,请求徐帅说句话。”徐帅住地工作人员经过请示徐帅同意回答说:“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并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请你们不要听信谣言。”

一些准备进入首都维持秩序的部队仍滞留在原地点待命,许多军车的周围一直有学生、市民在和士兵交谈。一些大学生和市民向解放军官兵送食品和饮料,相互热情恳谈,气氛融洽。一些解放军官兵向学生和市民表示:人民军队爱人民,绝不会对人民动手。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虽然明显减少,但市民们仍不放心,一群群的市民仍轮流着在守候……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从昨天到今天下午,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河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七千八百多名外地大学生离京返回本地。

今天首都知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又一次大游行,使人想起了林昭,想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许多往事,想起了也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王实味,他与林昭有着惊人相似的悲惨命运,都惨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下。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写的《王实味和‘野百合花’》,在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的《文汇月刊》发表后,震动了中国知识界的心灵……

一九四七年春,山西。

连绵的土山,风刮着,把绵密的灰吹进每一道密密衍着的衣缝。清明已过,仍不见一点绿意。

兴县,破败的小镇。作为晋绥根据地的首府,唯一的标识是间或从这个或那个窑洞式平房的窗口探出的小镇。

战斗正在几百里以外的河西进行,这里的黄昏是宁静的。

蔡家窑,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驻地。

一个手提砍刀的干部模样的青年人走进一孔小窑,拖出一个为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屿。

手起刀落……

殷红的血沉甸甸地洒落在干硬的黄土地上。

死者。王实味。罪名: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没有终审判决和裁定,没有上诉与驳回,执行的依据是一份批准了的报告。

终其四十一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顶出名的,也是最早为他带来厄运的一件事,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最高层的会议上还提到的,是他那篇共有四节,分两次发表在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

……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一年后,该校停办,他为了升学,曾经到邮局工作一年。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编在同一个小班的还有张光人(即胡风),不久就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因恋爱问题,被党支部书记段纯(此人一年后脱党,加入国民党,当上了县长)称之为入党不是来参加革命的,是抱着“卑鄙的动机”,威胁要开除他的党籍。王实味反唇相讥:“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实味就这样愤愤不平的离开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二十一岁。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又一次促使王实味北上的决心,他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带了六名女学生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先在洛甫(张闻天)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后又分配到欧阳山的文化研究室,重新恢复了党籍,定为特别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四年之间,王实味编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译著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出版。他的勤奋,他的贡献是尽人皆知之。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就这样一个投奔延安、勤勤恳恳为党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写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贴了几份墙报稿,发了几句“牢骚”话,震怒了当权派,被王震骂为“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在三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的口气已相当严厉,指出:“……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这里说的“有些人”,并且定了“立场”的杠杠。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这期间曾经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才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的,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王实味是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没有象当时的丁玲那样马上认错,表示改悔,而是“死不认错”。在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的批判逐步升级,斗争加码、无限上纲。到了秋天,规格升了上去,由“反党思想”“反党活动”变成了“五人反党集团头目”、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逮捕,经过了漫长的四年关押、看管,到了一九四七年的暮春,在国共战争时,被送到远离战区的晋绥公安局无辜的杀害了。这和林昭的冤杀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啊!
这两个相距二十余年,又分别发生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事件,是那么样的相同。首先,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基层许多干部如法炮制,冤案所以如此之多,与此有关。其次,都是由文化人的文章引发,按照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刑事案件三级升格。第三,大批知识分子卷进去,参与整知识分子。第四,被整的大多是个性很强又喜欢独立思考的文人。应当说,四十年代初发生的王实味事件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开端。它很典型的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现代民主意识被扼制的历史事实。它打击的不是一般的受批评什么的个别知识分子,而是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整体的一种整肃。胡风虽然没有象王实味、林昭等人那样被杀掉,但是搞成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不仅影响了文艺、影响了政治生活,还影响了以后的法制,开了随便抄家、抓人,用日记、书信中的片言只语定罪的先例。影响所及,后来人们连日记都写假话,信件可以随便被没收、私拆。公民的最基本权利遭到践踏。在这些病态的历史悲剧中,搞得最热闹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

不可否认,王实味事件作为文艺整风的第一幕,为以后文艺界的整人提供了一种模式。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把文艺和政治紧紧捆在一起,再也脱不了钩,成为一个“范例”。解放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都是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定罪的。既是“反革命”案件,就没有讨论余地了。掩卷深思,在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和禁锢,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反右斗争。但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性,即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总是其实是从一九四二年的王实味事件开始的。如果写一部《中国运动史》,将是一部使人触目惊心的书。软刀子杀人,还要逼着被杀的承认自己“该杀”。思想动员,制造气氛;人海战术,轮番战斗;孤立围攻,逼供诱供;“大手所指,无疾而死”。无穷无尽的检查交待,自我批判,使一个人的精神完全瘫软,再也站不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是可怕的。还有一大发明,便是所谓“阳谋”。其实“阳谋”就是阴谋,将《孙子兵法》的一套用于思想领域和政治生活中。一帮书生文人,傻二哥似的,非常天真地听从。从延安开始的那套整人战术和圈套,历次运动都用,并不新鲜。文人还是一次又一次扑腾扑腾往里钻、朝里跳。


39、“小平引退、李鹏下台


1989年5月23日(星期二)

今天是北京戒严第四天。

城市交通基本恢复。上午,街头隆隆奔驰的公共汽车,给首都市民带来了欣慰的笑容。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绝大多数市民沉着冷静,生活日趋正常。

首都已有一百多路公共汽车恢复运营,停驶三天多的地铁也于上午十时三十八分开出了第一趟列车。在学生和市民们的疏导下,全市街道基本畅通,职工上下班大多转入正常。运送煤气、液化气及肉蛋菜奶的车辆受到格外关照。

天安门广场上,沉睡了一夜的请愿学生黎明即起,洒扫周围场地。在高声播放的国歌声中,一些同学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请愿学生广播,同意撤出停在广场上的公共汽车(原来供绝食学生用的),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营运。

下午,首都约有一百万各界人士走上街头游行。这是自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以来最大的一次。今天参加游行的是以知识界、文化界、学生界、新闻界人士为主,也有少部分工人参加。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外交部、航天部等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今天的游行。参加游行除了高等院校的师生,还有来自外地的一些大学生。今天游行队伍的口号是:“小平引退,李鹏下台!”“撤出军队,取消戒严令!”“维护宪法,保障人权!”“反对军管,打倒李鹏!”“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等下午四时,黑云压城,雷电交加,天公也被愤怒的人们感动地流下了泪水,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的洒了下来。在大雨中,成千上万的群众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市民们纷纷游行的队伍送来各式各样的雨具。
雨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送到学生手中。某中央机关的干部捐赠四千件衣服,很快就分发到学生手中。请愿静坐的学生被雨水淋透,但仍未离开广场,其中有很多外地学生。

下午五时三十分,有三个人将画图的颜料装进空鸡蛋壳内,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砸去,把毛泽东头像弄得乌七八糟,十分难看。这种污毁毛泽东头像的行为,当时就被几名维持秩序的大学生抓住,送交了公安局的派出所。经过派出所的同志初步审查,他们三人是从湖南赶来的,一位是报社的编辑,一位是工人,一位是无职业的人。他们都不是大学生,而是所谓“对毛泽东有刻骨仇恨”的人。

入夜,街头仍有许多关切事态发展的市民难以入眠……时时担心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大学生会遭到“镇压”的厄运。

是的,越来越多的信息正在向人们发出严惩的警告:在北京城,市民、学生和来京执行戒严令的武装士兵,都有可能逐渐失去耐性。昨天晚间,北京西郊大井村就发生了市民与军队对扔砖瓦块,造成人员爱伤的事件。在北京六里桥发生了警察与市民的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今天被阻拦在石景山的戒严部队某部,发生了一名军官从卡车上突然被甩下致死的意外事故。这些事件,在大学生纠察队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均被迅速平息了。但是,上述消息却令人不容乐观,人们极为忧虑的是,在目前僵局一直未打破的情势下,已经出现了因偶然事件致局势突然恶化的温床和契机。

五个星期以来(包括实行戒严以来),北京成千上万的民众一直处于空前的政治兴奋状态。戒严令发布后,他们的精神更是持续高度的紧张:白天,或上班或游行,晚间又纷纷聚集在路口、桥头,集会演讲、设置路障,几乎彻夜不眠。时至今日,他们已是身心俱倦。他们目前的期望已由三天前阻止军车进城,变为希望同戒严部队官兵不停地交谈,能使军队离京远去。市民们这种新的期望,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变得更为急切。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和最近三天来分赴城外军队集结处的大学生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众所周知,迄今他们的理智和秩序,受到了全市人民和军队的一致称赞。尽管如此,一个多月来,特别是五月十三日绝食请愿后,这些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显然正在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与此同时,政府戒严部队也面临着有目共睹的压力,虽然他们均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据中央电视台的报导,透露了戒严部队官兵的心态。一位中校抱怨“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很多人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他还说:“战士整天都呆在车上,太阳晒、吃不上饭,没有带被子、雨布,晚上都躺在地下。”另一位中校称:现在“我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都没事,只是受不了这个气。”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他们“受不了这个气”的时候,谁能保证不会发生不虞之事呢!

可想而知,有关方面为保持“理智”和“克制”,必将比前一阶段更为艰难。此外,还有一些迹象为事态勾划出不乐观的前景:这两天,不断有消息说,在与戒严部队接近的市民中混进不明身份的人,企图制造事端了;据《北京日报》报导,京城已发现“一些外地流窜人员”冒充大学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发生的三名外地人,在群众游行时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泼污物,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另外,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的组织者多次宣称,他们“已无法控制局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领导和组织上百万北京市民,保持有序状态。

种种情况表明:宣布戒严以后的北京城,其理智色彩不再象前些日子那般浓重了。社会情绪烦躁度升温,将为那种可能诱发巨大灾难的偶然事件提供机会,这是爱国公民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40、平静的一天


1989年5月24日(星期三)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五天。

继昨日凄风苦雨之后,今天烈日当空。天安门广场上那么多栉风沐雨的大学生的健康状态受到北京市民的关怀。昨天傍晚开始出现的为请愿学生送衣服、食品、药物的人流,一直持续到今天清晨。前些天为救护绝食同学忙得一刻不停的医务人员,现在正忙着喷洒流水线药水。天安门广场一些静坐的学生把淋湿的棉被、大衣摊在帐篷顶上晾晒。

城市交通情况明显好转,一百七十多条线路的公共电、汽车通车了,环城地铁运营了,交通警察上岗了,全市交通网络基本畅通。尽管生活秩序趋于正常,人们对时局的关注有增无减。很多北京人都在追逐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虽然没有证实戒严指挥部发布过命令,但执行戒严任务受阻的部队确实有后撤。各繁华地段的商店都在营业一些商店前几天挂出的声援、支持学生的标语、横幅已收起。在街头报栏前,有众多的人在看报;在一些电线杆、墙壁旁,聚集着许多人围看各种各样的传单。

下午,天安门广场仍有少量的游行队伍在示威,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中央电视台的队伍,天坛医院的游行队伍有数百人之多。昨天被污损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已经被更换了另外准备的一面。据公安机关对三名肇事者的审讯,他们三人承认责任全在他们自己,与大学生静坐请愿无关。

“北京工人自治会”的组织,在天安门西侧观礼台设立了一个较大功率的广播站,宏亮有力地广播声吸引了大批行人。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将刚刚从会城门邮局取出的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的捐款二万五千八百多元,转交给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静坐的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北京市居民给广场的学生捐送了大量食品和衣物。

晚上七点多,约有一千多名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下了火车,背着包、举着写有“声援团”的旗帜,排着队向天安门广场走来,受到了和平静坐的学生的热烈欢迎,使较为平静的天安门广场又掀起了高潮,激励同学们坚持到底!

今天北京的气氛,看上去是宣布戒严以来最为平静的一天,也是最富有和平情调的一天。然而,这种与近四十天来激荡不已的情势明显不同的安宁,是否预示着什么呢?人们的心头惴惴不安:北京今天的“安宁”会持续下去吗?


41、静坐、游行仍在继续


1989年5月25日(星期四)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六天了。

昨天晚上是北京戒严的第五夜,广场上只见人山旗海中飘浮着一顶顶用塑料布或帆布搭起来的简陋窝棚。棚内挤满了疲惫不堪的男学生和体弱的女学生,更多的同学则在棚外的夜幕下露宿。热情的首都市民捐助了大批棉被和棉衣,但杯水车薪,众多的大学生仍是缺铺少盖。

在毛主席纪念堂,几千名刚从山东、湖南来的大学生声援团坐在一起。夜风掠过,寒气袭人。纪念碑西侧的四川大学的营地旁边,几名学生围着两名吉它手,轻轻弹唱着惆怅忧郁的歌曲,每唱罢一曲,便齐声呼喊几句热烈的口号。北京舞蹈学院的帐篷里,有二十多名学生,她们每天分成几班轮流来静坐,其余的同学都留在舞院休息。

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最高层,是中外记者的活动中心。外国和港台记者每夜都架起摄像机或拿来着无线话机,目不转睛地巡视着广场,时刻期待着世界头号新闻的出现;大陆记者则聚集在一起,交流着关于学生领袖的信息。绝食团的广播停播了,目前学生们还没有主动撤离的迹象。

天安门广场四周,围观的群众大为减少,义卖汽水和食品的摊点增多,卖鸡蛋、摊煎饼的个人商户生意兴隆,会聚成了一个小吃群。

进入戒严第六天的北京城,局势正在逐渐明朗化。全市生产、交通、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静坐、游行仍在继续。停住在城外的戒严部队无明显的进城意向。

下午一时半,烈日当空,仍有一批批队伍顶着酷热,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南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他们打着的旗帜和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新闻单位和部分工厂,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曾一度中断。

在天安门广场,政府的广播播送了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呼吁的消息等;学生的广播除要求一些人不要再爬上纪念堂门外的群雕外,还吁请外地来京的大学生返回,因为今天是学生免票返回的最后一天。但据北京火车站的人说:学生来京的仍比返回的多。


42、“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1989年5月26日(星期五)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七天。

连日来,科技日报陆续收到来自山西长治、上海、四川都江堰等地各界人士给首都大学生的捐款共五千八百九十元。今天,科技日报把刚刚从邮局取出的各地捐款转交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代表。

今天,北京城里秩序基本稳定,市民生活进一步趋于平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围观群众已渐减少。

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在最高达摄氏三十六度的酷热气温下,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纷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里。前些时候提供给绝食学生避雨的一百多辆大客车,到下午只剩一辆停在广场,其余全部开走,投入营运。

市民们感到,今天是近一个月来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天,各种车辆运行正常除了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学生的零星游行队伍外,已没有什么带着横幅的队伍走在街上。

由于烈日炎炎,白天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减少了许多,围观和送饮食的也已大大减少。天安门广场上依然旗帜林立,不少连日请愿疲惫不堪的北京学生已返回学校其中也有人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广场。

这两天,广场上绝大多数都是外地学生。他们旅途劳累,在广场上吃不好、睡不好,抵抗力低,感冒发烧的、拉肚子的、中暑的人不少。北京火车站前,大量外地进京学生排队等待返回,新来的学生已经不多了。

尚在城外整休待命的戒严部队,开始接待各级政府组织的慰问队伍,有些官兵还与当地居民联欢。据新华社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反映,驻在大兴县的戒严部队正逐步为群众理解,一位军官说,他们想以严整的军容军姿出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今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了中顾委常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的重要指示,号召大家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

这重要批示是什么呢?据可靠人士透露,就是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四人在五月二十二日会议上的讲话,其内容是:
李鹏说:“最近,中央虽未开过政治局会议,但常委多次研究过,几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所以党内几位最有威望的老同志,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领导班子的大多数同志都认为,绝不能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那篇社论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写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社论本身没错。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就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党内几位老同志一致意见不能退,但同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我在五月十九日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二线、三线的也有,相当高明。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能够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这篇讲话未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调子与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完全不同,而且广为传播,宣传声势不小。从这以后,大家至少看出一个总是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紫阳同志五月三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事先送给我们看过,我们几个人提出必须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未采纳。五月四日那篇讲话后学潮便不断升温,达到一百万人上街游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来京参加,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领导,谁代表改革、开放。是紫阳同志,还是小平同志?这一点大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年改革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当然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有不少失误。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首先讲小平同志是我党最高决策人,说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的,我们所有重大问题都是通过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抛出来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的口号就是‘打倒邓小平’。如果要维护党的团结,党的核心团结,我认为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再介绍一点情况。我在五月十九日召开的在京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的决定,实行戒严也是常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连这一件事他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杨尚昆说:“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少数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这时,党内的老同志,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觉得性质变了。因此,就决定写了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的精神,用电报发给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定得高了,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那时大家还是说服他,为了团结,大家都要在这个社论的基础上讲话。接着他就有了几篇东西,一个是五月三日
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无论如何在这个讲话里加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李鹏同志改的文字给了我,我找他说,好几个同志都提了意见,这句话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别是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与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后来在小平同志那里开了个会,紫阳同志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个。小平同志就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当时讲,这是水坝最后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急诊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退不退。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常委好几位同志讲了话,我也讲了,认为不能退。紫阳同志态度那时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志也讲了,党内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接着,晚上八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在这个会上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干下去了,因为我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样,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能执行呢?我不能执行就给你们常委造成困难,因此我辞职。大家都说,你不要谈这个问题,在小平同志那里你不是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嘛,还说了有决断比没决断好嘛。我说,紫阳同志,你这个态度不对,现在是维护团结嘛,你却在这时甩手。他说他身体不好。当时他对这个部署没有什么兴趣。以后,他给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说你们决定的那个方针我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原来的意见。他的意见就是让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错了。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紫阳同志,你五月四日在‘亚行’的那篇谈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闹得更凶了,紫阳同志在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了他,我讲了五个不好:你总书记辞职,一是怎样向全国人民交待;二是怎样向全党交待;三是怎样向政治局交待;四是怎样向常委交待;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讲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望吗,小平同志都讲了话,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维护小平同志,还是反对小平同志?我这话讲得比较坦率啊!最后他又写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这封信不发了。但是,我还保留我的意见。因此,我觉得我工作很困难,贯彻不了这个方针。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给小平同志说一句话,希望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句话我不能讲了。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他现在家里,确实有病。据医生讲,是心脏供血不足,头昏。后来,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决。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去谈。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说太不象话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这次会紫阳同志没到,请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集陈云、先念、彭真等同志去谈,都讲了,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全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我们都被管制了。”

“最近,有四个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市青年经济学会,冒充人民日报印发号外,把紫阳同志讲的一些话基本透露出去了,里边有很多谣言。说什么紫阳同志提出的五条都被否决了,根本没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大家赞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赞成。”

“先念同志讲,有两个司令部。究竟有个什么司令部在指挥?所以,现在不快点把底揭了很难办。在大家看来,紫阳同志是个改革派。实际上,他改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乱子,是出在他当总理的时候。小平同志有句话:这些乱子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的。”

姚依林说:“李鹏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检讨那一份紫阳同志通不过,最后把失误都算在李鹏同志头上。”

李鹏说:“他不承认问题是多年造成的,只承认这一年有失误。”

乔石说:“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这中间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四月十八日学生在大会堂请愿,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说要走了。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有些人冲进去了,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决问题,早就退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退了。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完全不进城也不行,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进城了。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根本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厅、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紧张,一个多月没好好休息。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他们会认为你没办法了。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用一部分警察、动员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加上部分家长协助。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拖下来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不好,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不撤,问题不大。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营房。希望人大、政协帮助尽量做点工作。”

43、时势逆转,制止“动乱”


1989年5月27日(星期六)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八天。

时势逆转。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正确决策。李先念在会上说:“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许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造成目前这种复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们共产党内部领导层的个别人。”会议认为,人民政协在当前这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中,要支持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做好制止动乱工作。在上海市治病的万里委员长也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确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完全支持国务院坚决制止动乱所采取的措施。

北京的气氛和平宁静,今天气温高达报氏三十一度,比昨天的三十六度略有下降,仍然热浪蒸人。尽管如此,王府井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顾客如云,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据商业部门的同志说:“王府井大街的营业额在回升。”

伫立街头,只见行人神色安祥,市区秩序井然。戒严,似乎不再是市民们最激烈的话题了。

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依然故我,为了避免骄阳的炙烤,他们之中不少人移到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荫凉处避暑。为了保护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卫生部向他们发放了防暑降温药品。静坐请愿的学生在烈日下支撑,是继续静坐还是撤离回校,学生们意见不一。学生的指挥中心已就此问题反复征求广场上各高校代表的意见,据说将付诸投票表决。

据北京日报的报导,在一批外地学生离京的同时,一队队外地学生还在不断涌入北京,他们的生活目前遇到了很大困难。为学生义务送饮食的人少于前些天。

入夜,城区一些主要街口,仍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议论时局是他们的主要话题。一些青年人又返回到舞厅、电影院寻求青春的欢乐。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中、日、美、古巴女排四强海燕杯冠军争夺赛,很多市民前往观看,体育健儿每一个精彩的还应,都在观众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44、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989年5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九天

今天是星期天,市民们似乎已经失去刚公布戒严令时那种疑虑感,大小商店又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这是一个多月来,首都市民心情较为平和的一个星期天。虽然又有一些人上街游行,但市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激情,很少围观。

上午,东西长安街上出现了游行队伍,旗帜很多,但不少单位的旗帜下人数并不多。游行者以外地学生为主。机关以及企业单位不多,大约有十多万人先后来到广场,声援静坐学生,并呼吁迅速召开人大会议。

下午二时,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通过长安街绕行天安门广场。这一带交通短时间内受阻。据游行队伍的广播车宣称,这次游行是对海外华人发起的一次声援活动的响应,再一次重申他们的口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众多林立的校旗下,又支起了一顶顶五光十色的帐篷。在帐篷里,有的正疲惫地休息,有的在与市民聊天。由于天气越来越热,生活条件又较差,许多外地来京的学生已很难坚持,返校的增多。据北京铁路局的统计,从昨天到今天,外地大学生离京有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人,而进京的只有五百人。

今天的中央各地大报纸上,纷纷刊登了各地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来电来信,希望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快返校复课。有些函电建议党和政府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合理要求。

入夜,暑气不退。各路口成了市民们纳凉、聚谈的场所。对北京人来说,歌星演唱会和高水平球赛吸引力似乎已不象以往那样大了。

驻扎在城外的戒严部队没有什么动静,他们忙着接待政府派去的慰问团,观看慰问演出。一些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官兵中博得阵阵喝彩声。


45、摩托车队被摧垮


1989年5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天。

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较平静,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静坐请愿却未见撤走的迹象,还新搭了一批旅游帐篷,五颜六色好象是海滩上的旅游胜地。在广场国旗杆西南侧约五十米左右处,学生们搭了一个大铁架,宽三十米、高四点五米,并正在安装一座自由女神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分清洁工人洗掉了贴在电灯泡杆、墙角的传单,围观、议论者仍时有所见。社会秩序日益正常。

截至今日,外地学生进出京城已达三十七万人次。现在,来京大量减少,离京返校学生日逾两万。据北京火车站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北京戒严后离京返校学生呈上升趋势。最多的一天走三万人次。这三天离京学生就达九万人。近日进京学生锐减,昨天只有二百人,今天估计不到一百人。

在进站的地方,仍然有北京市的学生在演讲,大约有三百人左右在听演讲。一位第三次来北京的安徽学生说,他们希望即将召开人大常委会能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与前几天不同的是,外地来京的学生没有旗帜,没有组织队伍的领队。

另外,据北京日报报导,近些天来,北京街头冒出一个“摩托车队”,他们打着“飞虎队”、“铁骑卫队”的旗子,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成群结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城区主要街道上,少时二三十辆,最多时达三四百辆,呼喊口号,声援请愿静坐的学生。五月二十四日,他们围攻了大兴县公安局,砸碎了县公安局交通大队办公楼的玻璃,打伤交通队长。经过公安机关连续几天几夜的突击,现在这个“摩托车队”组织已初步被摧垮云云。

46、这是无声的反抗


1989年5月30日(星期二)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一天。

昨天曾传出在天安门门的学生有撤回学校的消息。今天,又传出请愿静坐的学生将坚持到底,静坐到六月二十日的消息。学生的意图是:在对已宣布的六月二十日左右开会的人大常委会施加“影响”和“压力”,希望人大常委会能罢免总理李鹏,宣布取消戒严令,促使政府领导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发展民主,健全法制。
今天中午十二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一个设法请愿静坐的学生举行了《民主之神》塑像的揭幕仪式。客座高达八米的《民主之神》雕像是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联合自治会发起,由八大艺术院校联合行动,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二十多名师生集体创作的。他们以泡沫塑料为基本原料,参考美国“自由女神”塑像,省去了打草稿、对模特、发大样等一系列工序,用了两天三夜连续赶制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神的塑像。于昨天晚上,由中央美术学院三百多人护送,运到天安门广场的。
《民主之神》雕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围观者。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跑去观看。傍晚,天安门广场又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震彻云霄。不少人都在《民主之神》雕像前摄影留念。

政府有关部门,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起《民主之神》塑像。但学生们根本没有理睬它,而是组织了纠察队来护卫着《民主之神》像。

尽管北京市政府第二、第三号戒严令中,对中外记者采访有严格限制,在纪念碑第三层台基上,外国和港澳台的记者的数架摄像机仍然支架在那里。因为他们有着学生的保护和支持,政府把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晚上,我赶到天安门广场,挤进了人群,随着人潮来到了《民主之神》的塑像旁边,举目仰望这东方自由女神的塑像。她那昂首、挺拔、无所畏惧的神情,和林昭是多么的相似啊!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到林昭的情景:

“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姐姐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姐姐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血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景,铭刻在我心灵深处,永志不忘。

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身上。”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们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枪决了。

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林昭的悲惨命运,令人想起了张志新,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三十五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美好年华,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47、《新观察》被查封了


1989年5月31日(星期三)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二天了。

首都市民生活平静、交通畅行,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衡,社会秩序正常。

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戒严部队已开始着装上哨。肩负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电报大楼发等十个重点目标警卫任务的官兵是从五月二十一日陆续进驻的。
少数学生仍在新华门前静坐,他们是从五月十七日开始的。连日来,经国家有关部门、学校教师再三劝说、疏导,有些学生离开了新华门,到今天仍有三十多名学生不走,坚持静坐。
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民主之神》像,引起了全市人们的注目,议论纷纷。有的支持、叫好;也有的批评、反对。前去观看《民主之神》塑像的人群络绝不断,引来了数汇成人的海潮。

有消息传来: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综合性半月刊《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被收缴、禁止发行,《新观察》杂志社被查封了。这个一九五0年七月创刊,一九六年七月停刊,又于一九八0年七月复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新观察》,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因为它具有“图文并茂、活泼清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的风格,对社会上出现的新面貌、新成就、新事物、亲新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反映。文章写得新颖、泼辣、尖刻,颇得群众的欢迎。
《新观察》的被查封,人们议论纷纷,几天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求购第十期《新观察》,街道上的书摊也奇货可居,高价出售,每册由原价九角五分一本涨到三至五元一本。原来这一期的《新观察》有几篇对时局的文章和报导,触怒了政府当局。“理所当然”的被收缴,禁止发行了。

第十期《新观察》,有长篇报道“北京,四.二七学生游行目击记”。有新观察札记“建立民主政府新秩序”和“致两个袁木”、“平静下来的思索”、“五W不全的新闻”等三篇杂文。这些报导和文章,被指责是:爱憎十分鲜明,一方面鼓吹和支持动乱,为动乱制造舆论,火上浇油;另方面把矛盾对准党和政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北京市的学潮是怎么发生和发展的呢?《平静下来的思索》一文说:“与其说学生背后有什么人插手,出谋划策,煽惑鼓动,不如说这次大示威乃是这几位发言人出言不逊,激发出来的更为可信。”这里所说的“几位发言人出言不逊”,是指袁木、何东昌等同学生的对话。《致两个袁木》一文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你明知你的对话中有非法组织的代表,作为国务院发言人竟然与他们侃侃而谈,要么你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要么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参加这场既无代表性又无合法性的对话。”《五W不全的新闻》谈的是新华社关于四月二十二日西安事件的报导,说“消息对‘不法之徒’以何种理由或借口‘呼喊反动口号,一再冲击省府大院’,就一点也没有交待,因为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反动口号和冲击。”
《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一文又谈了些什么呢?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改革到了一个严重关头。历史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且也需要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深化改革的应有之意,也是治理整顿理所当然的基本目的。

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植根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之中,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只能成为游荡于社会海洋中的痛苦幽灵,可望而不可及。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确立,否则就形不成商品经济的社会秩序。因此,民主主要不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一种作风,而主要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社会制度、社会机制、社会秩序。

如果说,“五四“以来争取政治民主的一个重大教训,是把它和发展商品经济割裂和对立起来,因而进程十分缓慢的话,那末,近几年来,又有一些人却把现代化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割裂和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民主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主张重经济轻民主,先经济后民主,甚至把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和实践视为”动乱“的因素,从而阻滞和延缓了改革和建设的进程。这事实上反映了对”五四“以来历史教训的不认识,也说明了我国封建专制传统包袱的沉重。

如果说,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民主的呼号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带有程度不同的理想和浪漫的色彩的话,那末,时至今日,民主政治显然在许多现代国家中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自我解放过程中一项最伟大的创造。什么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呢?再也不必从学理上去推论,而可以从现实存在中触摸到了。这就是:一、多数人决定(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二、保护少数的原则;三、权力制约关系(特别是权力制衡)的原则;四、政治公开化的原则。尽管民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不坚持这些原则,并使之一体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把这些原则用法律确定下来,使之成为社会规范,成为可操作的程序,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民主政治的秩序。

民主政治的秩序不意味着人民对违犯民主原则、玩世不恭滥用权力的服从,而是民心、民情、民意和协一致,民主政治原则的真正实施,从悼念胡耀邦到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过程中,大学生提出的口号和开展的活动,从总体上表达了我国亿万人民的意愿和心声。一切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会从中看到什么“动乱”,而恰恰看到了一种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表现。它对中国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赵紫阳总书记在最近激动人心的讲话中,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宏旨,而且更提出了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体现了民主政治原则,是深得人心的。人民领袖只有真正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真正把推动历史发展的民心、民情、民意抓住,才能形成铲除腐败、推进改革、振兴中华的伟大凝聚力,才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的新秩序。

《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这篇文章,被某些高层领导人指责是为赵紫阳辩护,替赵紫阳开罪,是千方百计维护和抬高赵紫阳。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何罪之有?他和李鹏、杨尚昆等人比较起来,所不同的是,他是属于“温和”性的,不是“强硬”派,不想用强硬、流血的手段,只不过是适度的退让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罢了。这种决策应该说是明智的、可行的。也是能为人民群众接受的。近几日来的形势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示威游行的稀落了,静坐的学生也日益减少了、劲头不大了。人民群众对待学生的态度也逐步由狂热的同情、支持、声援,慢慢地变为旁观和漠不关心了。

现在正是一个缓和矛盾、解决总是的好时机。遗憾的是,根据目前局势的发展,共产党和政府不会退让了,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封建主义的孽根性)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现在邓大人已开了口,说是“动乱”,那是再也不会改变的。看来。一场暴雨骤风似的强硬“镇压”将会落在不幸的学生和人民的头上。《新观察》杂志的被查封,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统治当权者要下手开刀了!善良的人们,你们要小心啊!


48、马寅初的悲剧


1989年6月1日(星期四)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三天。

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政府赶快取谛非法组织《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郊区五个区、县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表示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的讲话,坚决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帐篷上挂起“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大哥哥大姐姐与你共欢乐”等标语。帐篷之间,三五成群的少先队员、跟着家长来的小朋友随处可见。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帐篷前,大学生们在一些小朋友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写作品。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接过天津大学一位学生赠送的气球和别的礼品,孩子的父亲请这位学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

下午二时左右,广场上的一些大学生纷纷与孩子们联欢并合影留念。旗杆南侧,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以横幅为道具,为孩子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一些儿童的家长,本想带领孩子去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玩,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天这两处都关着大门,没有开放,令人十分遗憾。

今天的报纸上,刊载了北京大学八位教授、副教授联名写的信《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看了这封信,使人想起了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宣传初先生。我永远不能忘记,林昭曾给我谈起他们马校长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春天,正当燕园柳丝吐绿、桃花照人的时刻,四月二十七日,几千名师生挤在大饭厅里,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聆听了马校长关于“新人口论”的讲演。七十六岁高龄的马老神采奕奕,时而毕竟骈起两道浓眉,用宏亮的嗓音侃侃而谈:“要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必须解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解决之关键必须从发展科学和节制生育两方面入手。”
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后,年逾七十的马寅初不辞劳苦,三下浙江作人口调查,他说:“旧时代浙江分成十一个府,我跑了十个。”一九五四年,他一次就跑了十个县级的二十个农业合作社,详细调查每个村一年生若干、死若干、生死相抵,增长若干。经过连续三年反复缜密的实际调查研究,马老发现我国当时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三百万人以上。相当于当时七个阿尔巴尼亚或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的总和。啊!增长率实在太高了,倘不加以控制,必将产生“人口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马老引用大量具体、确凿的数字和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照此下去,根据他的计算,再过五十年,中国就将有二十六亿人。因此必须坚持实行“节制生育”(他从不使用“计划生育”这个两可的概念)。他主张每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胎,对超生者必须严格实行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有效措施……他把自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新人口论》交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他高瞻远瞩,忧心忡忡地向人们敲响警钟:“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在“反右派”开始后,报刊上已经屡次对他不点名地进行批判。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掀起第一次批马寅初的“反动的”《新人口论》设法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光明日报》开辟了批判专栏。这些文章层层加码,调门愈唱愈高,帽子愈扣愈大,形成全国性的讨伐马寅初运动。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有人认为人多不好,是坏事。英国反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这样讲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论’则完全相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有‘团团转’的‘人口论’。马克思是马家,马尔萨斯也是马家,马寅初
先生也姓马,但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家’,还是姓马尔萨斯的‘马家’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北大掀起了第二次围攻浪潮,雪片似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一直贴到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六十三号。认定他“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象批判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年近耄耋的老人还被强迫拉来作“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并剥夺他的申辩权利……。而马老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抱定愿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反而在《新建设》一九六0年第一期发表《重申我的要求》,庄严宣布:“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在文章中郑重声明:“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就承担责任,错了勇于改正,是真理要坚持,即于个人有所不利,应当担当一切后果!”马寅初敢作敢为,象一把火炬,又象一泓清泉,既照出自己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也照出那些巨心叵测的打手们的丑恶灵魂。为了捍卫真理不可污,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捍卫自身人格尊严和出于相信未来属于自己的坚强信念,他斩钉截铁地发誓:不怕孤单、不怕坐牢、不怕下油锅,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一九六0年他被撤销北大校长职务,被迫从燕园搬出。他的名字从此从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历史终归不是任人随意捏弄的面团。二十年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到东总部胡同拜访了马寅初,传达党中央的意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一九七九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马寅初的冤案由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得到平反昭雪。但此时他已经九十八岁了,下肢瘫痪,说话语言发生障碍……。
马寅初的悲剧、林昭的惨遭杀害,这些都有是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而这些悲剧的制造者又是谁呢?我想人人心中都是很清楚的。


49、我控诉  我抗议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四天了。

昨天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外地来京大学生写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的文章,叙说了他来京后的愤懑和无限懊伤。

今天上午,天安门广场和一些大学内有人盛传,说北京日报刊登的《天安门啊,我为你哭泣》不是一名外地学生所写,而是北京市的写作班子炮制的。现在,这个班子里的三个人已经倒戈了等等。

下午三时四十分,有数百名大学生来到北京日报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呼喊口号,并当场烧毁了一些北京日报报纸。指责北京日报盗世欺名,刊登了污蔑大学生的文章。

在同一时间(下午三时许),有侯德建等四人来到了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东北角坐下,进行有限期静坐、绝食,表示支持静坐的爱国行动。这四人是:著名词曲作家侯德建,他宣布绝食四十八小时,一名是正在美国进修中刚刚返回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另两名是四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宣布绝食七十二小时。中外记者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录像机、照相机头一个挨着一个。纪念碑基座下,围了很多人,声援他们的绝食静坐行动。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匿名:我控诉、我抗议!》。当时,学生们都被它所写的内容惊呆了,议论纷纷。可是,后来生活的现实证明,这份大字报的内容一点也没有过分,甚至比它所叙说的还要残酷、无情、凄惨的多。现将这份大字报全文抄录如下:
匿名:我控诉、我抗议!

我是一个弱者,一个没有勇气和斗争性的人,我只会在领导者的鼻息下生活,我一天饱食终日,还得领受一个月的高薪,我愿意这样吗?我不愿这样,我还年轻,我怎能生活的脱离人民太远呢?但是,是党委会叫我这样的,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教导我这样,不是吗?有多少的负责干部在宴会上,在别墅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那样的克己呢?多少人学会了阳奉阴违,面向领导,背向群众,而达到高官显要呢?我为什么不要三个钱的小官僚,而爬上大官的宝座上去呢?

我是解放区土生土养的,二十年的时间使我看清了帝国主义者,在敌人面前我也是眼睛红红的,我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在共产党的独裁面前,我却懦弱无力了。个人是多么渺小和可怜哪!用我们的血、用我们的汗、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宝贵的生命保卫了不是人民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者,是一群不择手段的、颠倒黑白的、狼狈为奸的、不顾国内国外人民和平愿望的法西斯分子。教授们、同学们,你们反对一个蒋校长(指蒋南翔)有什么用呢?他在党中央面前不敢道半个不字的,他太可怜了,他只是官僚主义的替死鬼,他只是法西斯政治把戏中的牺牲品。共产党人在改造我们的思想中,喜欢挖根子、查历史、查出身、查成份,为什么我们不能查根源呢?我们自己想想蒋校长能给我们民主吗?他也是笼子中的鸟,我们不过是禁囚对泣而已!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党是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离开社会主义的话是错误的”,这句话的翻版,应当是这样,要承认共产党的独裁作用,任何反对太上皇的话是错误的,是格杀勿论的,他们“强奸”了“人民”“社会主义”的字眼,这使人惊心动魄的想起了三反初期的官僚主义,当人民真正把毛泽东的徒子徒孙扣起来时,他说这么一句话:“过去是扫地出门,现在要请他们进来”,就这样来了一个反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向年轻人的大反扑,把反对者打入十八层地狱了,皇上哟!你的一句话牺牲了多少人的理想和愿望哟!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说:“惜秦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青年人的反蒋反美的行动,你说这是理智和正义,而反你呢?你就说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是偏激和盲目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象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哪一条构成了反革命分子罪状呢?这不是由你将“莫须有”有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高、饶的异己言论为什么要格杀呢?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事情的真象和他们目前的下落呢?独裁者,正义永远不会在强权者的手上的,不管你一手遮天,一手遮日也好,你死了,人民表面上低头默哀,而心里在说恭喜恭喜。

几年来用建设成绩来迷惑人民,什么一种建设呢?豪华的脱离人民的上层建筑的建设,漫无止境地备战国防建设,在和平的名字下,掩盖着各种残杀人类的罪恶活动,还要美其名曰:共产主义活动。党,目前你出卖了我们民族,我们青年人的自尊心,你破坏了和平,这就是我从心头对你的认识。

什么是共产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什么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呢?假的就是假的,我们问:今天洪福登天的,在秦皇岛避暑的、在玉泉山度假的毛主席是在吃苦吗?而饿着肚子的仅吃一杯泉水的农民难道是享福吗?在延安吃两菜一汤的毛主席又是多苦了吗?而吃苦菜有农民倒是享乐了,并以此来对人民说,艰苦摸索,真去他妈的,百万个无耻!学者们:你们在字典中来把“享乐”“吃苦”的名词来解释一下吧!不过你们是没有勇气的,和我一样,我们的笔是敌不过毛泽东的党卫军和与御林军的,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分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杀气腾腾的三查和整风呀!多么可耻呀!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是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拼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窑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抗大学生在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埋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也发现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牺牲是光荣的。

同学们,教授啊!在苏联还有多少不知道父亲的人成了孤儿,他们的父亲固然有些在战场上拼死了,但是也有多少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

中国人民受骗了,当他们勇敢的赶走了帝国主义和蒋 介石集团时,他们错信了人,我们从强盗手中借来了刀子,赶走了强盗,当前一个强盗打死了时,关键问题是我们把刀子交给了后一个强盗,在强盗的刀子下说话吧!自由吧!争鸣吧!齐放吧!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所谓领导的民主,集中下的民主。我们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听强盗的话,做他们的徒子徒孙,也可以弄到一官半职;要么抢下强盗的刀子过人民的生活。中国有两句古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毛泽东有他的党卫军和御林军时,他就不会成佛的,他就不会被人改造,只是要改造人的。教授们!同学们!在这样的集权统治下,让我们相信毛泽东今后自动走下宝座吧。这些习惯于别国纳贡礼的太上皇,我们能想象到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做庶民吗?他们今后自动死亡吗?

我们有自由吗?我们有喊万岁的自由!我们不再要做木头人的自由,郭沫若是喊万岁起家的,“郭老不老,劲头不小,一鼓气放出万字之连珠炮”,他还喊过斯大林元帅万岁、万万岁……斯大林是死了。由于郭老他喊也很假,郭老自己知道他也是哑子吃黄莲,斯大林没有万岁,但郭老却得到一个可耻的奖金了。

让党派出特务来抓我吧!把我开除党籍吧!不过杀了我一个,另还有千千万万个我,他们不会让强盗安宁的,可不是吗?毛泽东就不敢到没有警卫的地方走一步,他是多么样的威风呀!但又是多么心惊肉跳啊!因为到处有他的定时炸弹。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哟!虽然你可恨可恶,但是你的遮民还愿意向你提几句话,你年快老了,你能够停住一个人的笔,但是你不能停信一个人的记忆,真正的历史学者总有一天会无情地揭发你的,也许就是你的至亲。因之我奉劝你答应人民的几个妥协的方案:

(一)   给人民有喊“万岁”的自由,给人民真正集会、结社的自由,你自己难道不感到安排“五一”游行可笑吗?不去者就因为思想落后,甚至提出是一个政治任务。

(二)   取消党卫军和御林军,军队归各个党派所共有,裁减军备,真正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兴风作浪。

(三)   政府主席和部长,由各党派轮流担任,缩减行政机构。

(四)   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废除共产党一切特权,实行教授治校。

(五)   允许自由脱离自己所不喜爱的国家和周围的人民。

我是一个弱者,毛主席我怕你,难道你就为能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吗?不要做的太过火了,物极必反,当我一再不感到生活有意义时,当我感到我已经白白损耗了自己的青春时,我会与你同归于尽的。遗憾的是,与一个强盗死在一块,光荣的是为后代子孙做了一点事,痛苦啊!

党正在利用人民的对美帝国之台湾事件来冲淡内部矛盾,我们不能忘记刘自然的血债,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毛泽东欠下中国人民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刘自然的血债呢!


                                                人们全理解,我不会签名

                                                          六月二日

50、枪声震摄了人们的心灵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五天。

首都各大报纸都同时刊载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章(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文章包括三个部分:一、为什么说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二、对实行戒严的一些认识问题。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揭露煽动和制造动乱的少数人。

下午,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其他正常播发的节目,连续不断的反复播送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紧急通告声称:“首都今晚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对于所有暴徒,一定要坚决打击,严加惩处”。“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全体市民尽可能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些通告、紧急通告字里行间很明白告诉大家、规劝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令人奇怪的是,大白天的下午,就未卜先知,说今天晚上要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是不合逻辑的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

晚上,十点钟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了阵阵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了。

北京这一夜的枪声!如此强烈地摇撼着每个人的心。

悲剧!林昭惨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弹下的悲剧又要重现。枪声,震慑了人们的心灵,启发人们去思考:历史为什么总要去选择悲剧?

林昭入狱后,一次又一次的审讯,无穷无尽的折磨,都没有使她屈服。当时,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年迈的母亲知道女儿凶多吉少,噙着泪水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林昭回答道:“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她临行前不久,一位与林昭亲近的同学冒着风险去探监,林昭属托他,说道:“他们要杀死我。我死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请将我的诗文、书信搜集起来出三个集子:诗集名《自由颂》;散文集名《过去的生活》;情书集名《情书一束》。”她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但为了坚持真理,宁可带着“玩固不化”的枷锁走向死亡。

林昭的诗歌、日记、信件、血书……都还深藏在死囚的档案之中,是否就将长此湮没,谁能作答?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在林彪、江表所制造的现代化造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殒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一道燃烧的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觉醒,民主号角的吹响而愈益灿烂、明亮。她所想往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已为人民所公认。


51、《起诉书》的批判


1989年6月4日(星期日)

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传来的枪声时急时疏。一种深沉的肃静和一种令人恐怖的暗影在北京市区上空盘旋。

“啪、啪、啪”时而又传来了绸密的枪击声。生活象是停顿了,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救护车的鸣叫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宁静。

清晨,随着东方太阳的升起,人们才从惊愕的梦幻中醒来。人们真不敢相信人民共和国成立快四十年的首都城里,竟会响起如此激烈的枪声。一位早晨散步的老翁自言自语地说道:“嘿,真是奇怪,我活了八十岁了,从民国、蒋介石到毛主席,在北京城里还没有听过这样猛烈的枪声。”

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的消息,说戒严部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进驻了天安门广场。昨天(六月三日)电台广播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的紧急通告,说是“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而今天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则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到底是“凌晨”,还是“今晚”?谁也说不清楚。“动乱”一瞬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暴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进驻天安门广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好象天安门广场不是共产党的,现在进驻了,占领了。真是可笑!
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闹革命,打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介石王朝,可从来也没有过,把枪口对着人民群众,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能下得了手吗?不,你说的不对。那是一群反革命暴徒。是吗?这,我们许多人都领教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小平本人,不也是几上几下,一会下台被开除,一会又上台独揽全权。真是一幕人世间的闹剧、悲喜剧。

北京市的一些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又有人说“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军轧平的”,什么“三千多人,一人一枪”、“用机枪扫射”等等。这些传言,弄得全市老百姓人心惶惶,这些不可不信,因为都听到了枪声。也不可全信,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没有亲眼看到。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谁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能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急促不断的枪声响彻了一夜,确确实实被大家听见了。你能说是解放军开的枪呢?还是反革命暴徒开的枪呢?不管怎样,一件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示威的学生没有了,进驻了解放军,这是事实,也是悲剧。

天安门啊,天安门广场,我要为您哭泣。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林昭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她一怒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随后,林昭好象评点红楼梦那样,在起诉书上批注,进行了批驳。现原文抄录如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人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休养,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共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注曰:见笑大方得聚聚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用其一切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事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厅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壁、功庆文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象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左边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象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太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那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打击后,于一九六0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即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 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谁”!)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目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伪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我契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象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下更无他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蒙!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和咏叹,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

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

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
国自由青年战斗联明”的“政治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他人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象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要他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的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苦苫魂昏迷得丧失起码的理性!)交给阿诺,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此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乱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出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有一百多篇!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了几篇?怕也不过晚饭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种繁多产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阐!)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要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之、孙和、黄政、朱明、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而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于掷远,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赏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可作如是观。)

此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吴泽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


林昭被提出公诉后,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当时,林昭万分悲愤,刺穿了自己的手指,血书了《判决后的声明》,血迹斑斑的字迹,明细可见,抄录如下:


《判决后的声明》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圣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鬼域会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亢——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后记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天安门广场上,在这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九八九年春天,曾经掀起过一场悲壮的为民请愿的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之烈,超过了此往任何一次。两次冲击新华门,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七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也是建国以来历次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口号,震荡了整个神州大地,惊动了全世界,表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政治生命的觉醒。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大学生和人民的鲜血不会白流,它将唤起更多具有良知的人们觉醒。“血洗天安门广场”,政府一再宣称“纯属谣言”,说什么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一个人也没有死。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是的,在众多的学生和群众撤离前,还没有动手打死一个人。可是,在撤离之后就不同了,仍有许多坚持斗争死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的学生和群众,他们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枪击。侩子手吼叫着:“往死里打!”。请问:纪念碑台阶上的枪弹痕和斑斑血迹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据一位目击者说:打死的尸体是用直升飞机运走的。那些奄奄一息的伤残者,全部被抓,通过天安门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后门,送走关押起来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的枪口会对准人民,竟向群众开枪。据官方宣布的数字,在镇压这次“暴乱”中,战士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非军人伤三千多,死亡二百多,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事实上,解放军被打死的是二十七人,而学生和群众被打死的不是二百多,而是二百多的十倍。据北京市的某报社的三位年轻记者亲自走访调查统计,死亡人数达二千六百多人。当然,被打伤的人数就无法统计了。这种残酷无情的血腥镇压,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人完全堕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暴君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手无寸铁、善良的人们遭到军队野蛮镇压、血腥屠杀时,人们震怒了,赤手空拳愤起反抗。据官方宣布,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一千二百八十多辆,其中军用汽车一千多辆,装甲车六十多辆,警车三十多辆,公共汽车一百二十多辆,其他机动车七十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从这组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是何等的激烈。焚烧、砸毁、掀翻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这么多辆,难道是“少数和暴徒”干的吗?不,不是,是被激怒的人民群众反抗的结果。

林昭在上海的狱中写的诗句:《家祭》——哭舅父许金元烈士。(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云:

四月十二日——沉埋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你知道,你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真不敢相信,林昭后来竟然被共产党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一腔沸腾的青春之血,殷殷斑斑,把唏嘘悲泣的大地染红。

血!血红血红的鲜血!洒遍鲜血的天安门广场。大学生们的鲜血,人民的鲜血。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牺牲生命,自豪地表明:五四先躯们的爱国主义火炬正在代代相传,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数参照万计的人民声援浪潮,并以自己的身躯与大学生们赴汤蹈火,同生死、共患难,已经为同学们的伟大壮举作出了公正评价。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今天摇曳的火焰,明天将发出冲天的火光。“盖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丧其青年,则勘测无生机”李大钊七十年前的这段话启示我们:当代青年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和参与以及他们自身的成长过程,都象征着中国正在迎来一片“新世纪曙光”。

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三之三)

在严正学的林昭塑像前合影,前排中为甘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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