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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红色男儿末世反腐:习近平能走多远?(王军涛)

图:网上日前出现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其中有习近平、王歧山、刘源、陈元、薄熙成、胡石英、彭丽媛、秦晓、孔丹、马晓力、张木生等。据知情者披露聚会地点北京浙江大厦(浙江省驻京办所在地),东道主乃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


1989年以前,中国的腐败基本上是个人腐败,89后腐败进入团伙化过程,如今已是集团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习近平有三道线难以逾越,一是涉案官员的级别和数量;二是太子党群体;三是制度。中共历届领导都曾高调反腐,但一个比一个结果糟糕。

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当今中国,谁都知道点燃人民对新官希望的三把火中必须有一把反腐败之火;否则,任其他火把烈焰熊熊,人民不会有好感。如人们预期,习近平一上台就高调反腐败。笔者不怀疑习近平有反腐决心,但是习近平出于利益、思想和力量局限,很难真正反腐。

腐败:个人、集团与制度


人们对腐败有三种理解。最简单的是将违背党章国法、捞取个人利益的官员行为视为腐败。但对民众而言,腐败往往指的是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不论这类运作是否合规,人民认为这是腐败。如果执政者在分配资源和机会时,向某些社会集团倾斜,造成不公平。这是集团性腐败。更有甚者,某些强势集团利用权力,制定不公正的规则和政策,垄断发展机会和果实,这就是制度性腐败。
1989年以前,中国的腐败基本上是个人腐败。89民运被镇压,邓小平及传人不择手段发展经济,为维持稳定镇压一切异议声音和活动,使得掌管富的权力不受制约,腐败开始进入团伙化过程。90年代后期,朱镕基为让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先后进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和融投资体制改革。国企改制中数十万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导致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而国家以行业垄断、资源优惠等方式全力打造一批规模巨无霸企业。为了争取保守元老的支持,朱镕基让这些元老太子做这些官位的头子。引进现代融投资机制,但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黑箱作业和内部交易泛滥。在中国造就贫富分化最大的因素是制度化的腐败。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和人事核心,就是朱镕基的国企改制和引进现代融投资机制。

习近平反腐剑指何方?


在充斥集团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的中国官场中有效地反腐败,习近平有三道线难以逾越。
第一道线是涉案官员的级别和数量。中共早就知道腐败危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前景,但仍然难以禁止,就是因为共产党反腐目的是巩固而不是动摇共产党执政。清理极少数腐败的国家级领导人,不是因为反腐败,而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如果严格按照党章国法治理腐败,不仅无法在执政核心走程序通过,而且导致核心分裂。即使在中层和基层大面积反腐败,也会影响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当中国官场腐败丛生机制被全面揭露时,中国民众对共产党会彻底失去信心。不仅共产党的官员丧失威信,而且共产党建立的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制度、特别是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核心制度会被人民摈弃。更难办的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导下考核和选拔官吏,使得多数能吏都很腐败。如果大面积清除腐败官员,会导致国家机器运行的瘫痪。许多长期被压制的问题的后果会综合爆发。
第二道线是太子党群体。共产党不仅限制反腐败的规模以免削弱执政能力。而且将有限的反腐败对象,限制在草根上位的官员中,不触及那些政经两栖、红色世袭太子党。在中国制度性腐败中捞取利益最大的是太子党。虽然他们不需要像草根上位的官员步步升迁要行贿,不需要与民争利,分分见血,不需要不择手段权力斗争挤压同僚,因此民愤不大;但他们垄断性掌控的资源和机会比草根上位的官员多得多。他们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就都安全。这些年,网络和情色没少干掉草根上位的贪官,但涉及太子们的信息和绯闻都被删除。
中共太子党崛起,是陈云、邓小平的政治布局。早在1980年竞选风潮中,陈云就提出靠自己的孩子接班才能确保江山不变色。1989年民主运动和前苏联红旗落地让邓小平也意识到,仅仅以"四化"标准提拔干部,关键时刻靠不住。系统地让太子党掌控政治经济资源就成为中共人事工作的主要任务。

薄熙来唱红打黑,未尝不是通过红色前辈的理念凝聚太子党,打击草根上位腐败官员,维护共产党江山。北京圈中有传言,习近平也想凝聚红二代反对腐败。那共产党反腐败极可能重蹈清末皇族反腐败的覆辙。汉族为主参与的清末立宪也是个腐败的改革和发展过程。那些北洋军队和地方立宪派都腐败。清朝太子们整肃他们不仅是排汉,也是反腐。但由此导致控制局势能力削弱,革命爆发。

没有宪政民主就不能有效反腐败


第三道最难逾越的线是制度。中共权贵集团生成机制是共产党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制度。最近西方媒体揭露出的触目惊心的中共高层腐败,都是利用权势运用现行制度的结果。依照现在党章国法无法定罪。
西方民主国家经验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中治理和预防国企和现代金融机制的腐败,主要依靠宪政制度。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减少寻租腐败空间。通过开放竞争、独立媒体、独立司法和民间专业团体,揭露和打击腐败。
中共历届领导都曾高调反腐,但一个比一个结果糟糕。胡耀邦整顿党风,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甚至杀掉一批太子。但不仅未能实现目标,还因得罪胡乔木及高官,最终被赶下台。朱镕基上任带百口棺材,声称其中一口是给自己的。但他不仅自己没为反腐殉职,而且他任期内建立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和人事架构,儿子成为这个集团中最大获益者之一。温家宝反腐成首富家族并获影帝称号。可以预期,没有宪政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习近平也不可能真正反腐。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王军涛: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


【内容提要】比较政治转型理论认为,决定民主的转型条件不是宏观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而是政治参与者对民主的偏好和政治行动的互动。发生在自由化之后的民主转型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改革派与民间理性派良性互动,打开政体;各派举行圆桌会议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新的民主政府。中国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机遇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暴力维稳和民间运动自我设限取消对抗行动。当底层抗争导致维稳成本飙升、暴政难以为继,中国再度面临政治转型机遇。中国民间运动应当支持、参与和引领民众反抗斗争,促发大规模政治风潮;同时做好与统治集团分化出的改革派良性互动,举行各界圆桌会议,实现民主化取向的政体和平开放转型。

【关键词】民主化、政体转型、民间运动行动策略、比较转型理论


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政治转型路径图。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但在中国圈子中却激烈争论,看法很混乱。混乱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人类政治经验和科学缺乏起码的知识。我们都在讨论中国未来转型,但是几乎所有的讨论,除王天成的研究外,都是谈自己的意见或愿望,不是科学的预见。什么革命与改良,什么暴力与和平,什么法治与动乱,什么民粹与精英,好像一场民主取向的政治变革可以随心所欲。人类已经发生一百多场民主转型,中华文化圈中也有过几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民主革命。我们应当对这些经验有基本的了解,再预测未来,定位自己的角色,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今天,我想基于人类已有的转型经验提出一个模式,讨论其在中国应用的细节,然后讨论我们应有的定位与行动策略。

▲民主转型的条件

民主转型是怎样发生的?尽管人类社会意识到民主政体存在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但真正思考这个问题是近300年的事情。
启蒙时代的学者在自然法的语境中讨论认为,只要人们认识到民主政体的合理性和自然性,就会接受这个政体。马克思则认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一定的利益需要和斗争的结果,虽然这种利益结构的产生是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启蒙学者的认识在现实中遇到挫折。19世纪后期建立的宪政政体和民主政体,在20世纪被颠覆。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后反思这个问题恰逢科学主义在社会研究和人文研究中兴起,人们开始追问导致民主建立和颠覆的条件是什么。根据科学方法,自称为政治科学家的人们试图通过对已有民主转型的比较分析,寻找那些影响因变量民主化的自变量。被提出的这些宏观条件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社会力量间动态关系、文化与政治文化、历史遗产及国际条件。
当科学主义在政治研究中如日中天之际,20世纪70年代一位政治学者罗斯托提出应当区分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与民主转型启动的条件。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是那些刚列举出的宏观因素,但民主转型的启动条件不是,他认为这些启动转型的动力因素是政治参与者的愿望和他们参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就在罗斯托提出这一开创新研究的观点不久,南欧和南美开始一系列民主转型。这些转型印证了罗斯托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出身南欧和南美的政治学者在美国对这些转型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各个角度完善了有关转型的启动理论。转型发生不是宏观因素决定的,而是参与者的选择以及他们选择的行动间的互动决定的。那时已经兴起的博弈论为研究和表述转型启动提供了新的方法。普沃斯基在他的总结性研究中提出,那些曾被认为是决定民主转型的宏观因素只是影响转型的概率的因素这些影响转型的因素对于预测某个民主转型是否发生及成败没有决定性的意义。80年代后期,民主转型迅速席卷亚洲、前苏联和东欧及非洲,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书中系统地讨论这些转型的方方面面,转型在所有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准中都发生了。

▲民主转型的动态过程

根据新兴的转型理论,民主转型是在微观层面上政治参与者之间的行动互动造成的。一般有两个阶段: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统治者启动的。统治者出于不同的动机,松动言论控制,重新评价历史事件,释放政治犯,并主导公开讨论一些政治问题。自由化导致参与热情高涨,被压制的多元意见开始表达,人们并不局限于统治者的期望仅仅讨论政策问题,而且对人事提出看法。然后,又以更大规模和更直接的行动,要求变革政体。政治转型进入民主化阶段。民主化中,面对民众压力的统治集团开始分化,一些保守和强硬的政治势力想镇压新兴力量及其诉求,而另一些开明和进步力量则反对镇压并想通过制度改革来正面回应民众要求。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内部也激烈争论,是正面回应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姿态,并与统治集团改革派良性互动,推动政体进一步开放和转型,还是拒绝合作,彻底推翻专制统治,并追究过去暴政治理的罪责。在执政者改革派与民间反对运动的温和理性派良性互动,将朝野阵营中的激进派边缘化后,民主转型将是一个和平开放过程。但如果朝野都被鹰派主导,就成为政府与民众的对决。结果或者是镇压,或者是革命建立新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混乱和内战。
在这个转型理论中,转型的时机一般发生在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削弱甚至出现危机的时候。两种情况很普遍。一是治理出现重大失误。最普遍的情形是经济危机和战败。此时人们更容易愤怒地认为,现有统治集团及其政策和体制不再能解决问题,还会追究他们上台和形成时期的种种不道德问题。统治集团内部也围绕谁承担责任和怎样解决问题发生分歧。二是最高权力继承关头。原有核心政治强人死亡,围绕谁即位各派大打出手,相互揭底,甚至动员民意支持。转型不大会发生在风调雨顺、政通人和的时候,不太可能是居安思危或有心向善的开创历史的举措。当然,也有少数案例是,执政者权力稳定,想获得国内外更好评价,摆出开明姿态的姿态。
新转型理论在解释转型参与者动机采取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一样,是马基雅维利模式。政治参与者大都不是追求美好高尚的理念,而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追求是理性的。当代社会科学使用偏好一词解释动机。任何高尚理念背后或其基础都有利益因素;任何赤裸裸的利益也都需要观念界定其正当性。偏好一词综合利益与观念。转型动机主要是参与者在主观偏好支配下根据情势及对其他参与者行动评估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民主不过是争权夺利的规则,政治家争权,老百姓夺利,民主提供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更公正的机会,因此会有最大的支持者。
自由化的过程因为起点和制约条件多样而各国的情况复杂不一。但民主化的演进过程则有规律性特点。一般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规模政治风潮要求政体变革。启动风潮的可以是政治事件,也可以是非政治事件随着统治者应对失误转为政治事件。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开明派或改革派站出来与政治风潮中的民间运动领袖互动。当统治集团改革派占上风宣布政改或者军队承诺不参与镇压时,第一阶段就结束。第二阶段是各派圆桌会议制宪。这些派别有执掌实权的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有原有反对运动中被迫害的象征性人物和当下政治风潮中的新兴领袖,有制度化的组织的领导和民间意见意见领袖,有享有声望的专业人士,还可能有国际组织和力量的代表和专家。圆桌会议设计新的宪政结构、安排大选、制定新旧体制过渡方案和权力交接程序。第三阶段是产生新政府。主要是开放党派登记,举行大选,新政府就职。在三个阶段中,最难的不是启动转型,而是圆桌会议。如果各派不能就国家宪政结构达成共识协议,就会长期政局不稳,冲突不断,甚至政权解体,国家陷入内战。专桌会议,就是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派与民间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建设派良性互动,将双方阵营中的激进派边缘化。
新转型理论出现后迅速成为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学派。但这个学派的一些观点也一直受到质疑和检验。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是过分强调转型中精英的决定性作用和非暴力理性的条件。南非的事例表明,草根工人运动及暴力行动策略在政体转型中作用重大。而草根民众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尽管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普遍是和平的,民间领袖坚守非暴力行动原则,但在不少转型中,底层民众以暴力回击威慑暴力镇压,对削弱保守派、动员社会同情、分化统治集团、抵制强硬派镇压起到重大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暴力抗暴与第一、二两波民主化的暴力革命都表明,转型进程中不卷入暴力因素还远不是普遍规则。

▲中国人的理解误区

比较人类有关政治转型的经验和智慧,中国人的理解中有如下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转型的条件。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强大的中产阶层、发达的公民社会、高水平的文化教育、适宜的公民文化,既不是转型发生和成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如前所述,这些指标确实在比较分析中对转型有影响。但这只是概率性影响,不是决定性因果关系。这表明,我们无法根据这些标准预测或指导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转型。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有国际影响和跨国示范作用,这些宏观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在降低。此外,这些指标仅仅对转型质量有概率影响,对于转型是否发生,没有影响。决定转型的发生是政治力量的意愿及相互间互动。
第二个误区是健康转型是渐进的可控有序进程。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将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演进进程与政治体制转型期混为一谈。每个国家当然都有一部政治史,每部政治史都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进程。但是,转型期特指的是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时间段。虽然这段时间的政治是此前的政治的结果,但此前政治并不决定转型期的政治。根据经验概括的转型理论,自由化时期是一个可长可短的时期,但自由化一旦进入民主化,进程一般会很快。转型期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不论我们个人如何偏爱,政治转型中专制统治者交权给人民的决定是在政治冲突和压力下做出的,是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实现的。这是因为民主化不是开明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最高权力的重新建构与转移,这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说了算而作出决策,更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指导的过程,而是新旧势力间在一个无序的冲突和较量后达成的协议。就转型是最高权力易手的剧烈变革而言,转型是革命,不会是改良。
第三个误区是民主转型的动力被区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民主转型一定是在下面的压力下实现的,但高层分裂出改革派集团积极回应民间压力是和平转型的条件。应当看到,不是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民主转型。一些开明专制的自我改善常常被误认为是民主转型。其实,这类自我改善可以理解为善政改革,但只要最高权力的基础不是由专制转为民选的政治转型,都不是民主转型。将最高权力由专制统治者交给人民,从来不会是统治者发自善意的简单自愿的权力交出,而是在斗争压力下不得已的举措。虽然民主化是下面的压力结果,但统治集团的行动策略选择会对转型的结局和代价有重大影响。统治集团主流拒绝变革,不仅加大代价,而且会使得转型结局不确定。剧烈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政局长期混乱甚至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化不被认为是转型。
第四个误区是朝野良性互动。朝野良性互动的一个通常表述是,与其它博弈相似,政治博弈中的朝野互动常常是囚犯困境,合作则双赢,而冲突则双输。由此,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和学者呼吁民间力量应当一贯秉承善意,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争取说服统治者,实施民主变革。他们理解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这种思路的问题可以由博弈论对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虽然合作双赢和冲突双输的博弈论分析的最后结论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论在如何实现合作局面的行动策略上与中国民间精英理解的良性互动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导致的结局不是不合作转为合作从而双赢,而是不合作一方对合作一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压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对方不合作你也采取冲突的行动策略时,才会逼迫对方转为合作。换句话说,合作双赢的局面是以不合作双输的过程逼出来的。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冲突肯定是民间失败因此民间没有实力逼迫统治者让步怎么办?其实,不合作导致统治者的治理成本增加,就会迫使他们改革,而不必有实力推翻他们的可能。因为他们比较继续压迫和改革政治的成本后,会理性地选择改革,这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选择。因此,民间运动应当采取的行动策略是胡平先生在总结89民运所说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当统治集团坚持镇压时,民间采取不合作的反抗策略,加大治理成本,逼迫统治集团理性选择让步和合作;一旦统治集团决定合作让步,民间应当善意积极回应统治集团的举措,实现良性互动。政治转型中的良性互动,很少是统治集团在民间说服下改革与民间学者的良性互动,而更可能是统治集团在政治风潮的压力下与政治风潮所认同的领袖间的互动。
最后一个误区是非暴力的谜思。中国民间运动在80年代开始坚持非暴力原则。“六四”屠杀激起的义愤一度导致民间有暴力推翻暴政的呼声,但随后对89民运的反思产生更保守的行动策略共识。“非暴力原则”一度被解读为民间运动不仅要对自己使用暴力进行限制、而且要保证自己的行动不招致统治集团的暴力镇压。这样的原则事实上导致民间运动把行动策略的底线设定为不激怒统治集团。其实,在政治学中,非暴力既不是对成功转型的经验概括,也不是对民间运动的建议。因为政治学者清楚,国家的概念就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一组机构化设施;法律没有暴力强制实施作为后盾就不是法律。民主化不过是将国家暴力的来源由专制者转为人民授权。在暴力机器易手的过程中,不仅出现局部暴力难免,而且大规模暴力冲突出现及惨烈后果,是对统治集团滥用暴力镇压的有效制约,是统治集团理性决策和平让渡权力的必要威慑。当然,民间运动应当尽可能坚守非暴力原则,因为民主政治是通过合理公开竞争的程序和平讨论和解决分歧的政治,而不是在恶性冲突中不择手段地战胜甚至消灭政敌的政治。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

根据政治转型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问题、路径图和民间运动行动策略提出一些合理的看法和建议。
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并不是因为运动采取激进行动策略,主要是统治者选择暴力镇压。第三波民主化的其他国家的行动方式的非理性和诉求激进都超过中国89民运。但他们的统治者在面临政治风潮时宁愿交权也不镇压,导致和平开放转型。在其他国家开国者暴力镇压的情况下,民主运动一般也都会失败。当然,民间运动也不是没有责任。当统治集团中有领袖善意回应民间诉求时,学生善意回应姿态不够。因此,中国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机会的原因是邓小平暴力扼杀民主化前景;没有实现良性互动的主要责任是邓小平。
中国在90年代邓小平病逝时也有过转型机遇,治理失败(大量工人下岗和腐败不公蔓延引发民愤)和继承关头都出现了。但中国精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态使得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统治集团忧心覆没的同舟共济心态,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腐败垄断瓜分改革和发展红利的做法,和民间反对运动领袖放弃街头对抗行动、自我设限活动形式为理性善意发声的行动策略,都导致统治集团平稳渡过危机和继承关头。然而,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民间运动的善意而善意回应,而是如博弈论中囚犯困境分析所预测,在民间运动自我设限后,统治集团认为暴力高压维稳是有效方式,于是更加滥用暴力。最后,统治集团连合法维权都要镇压,不仅采取一般专业正规暴力形式镇压,甚至兼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黑社会暴力方式镇压民间合法维权活动。在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更加肆虐滥用暴力的高度集团下,腐败和不公发展迅速,激起草根民众大规模反抗。这些反抗造成统治成本的急剧增加,给中共制造大量敌人。统治集团终于在近年开始反思暴力维稳方式的问题,提出改善治理模式的问题,思考政治改革化解危机的可能方式。
中国草根民众激烈反抗造就出新的政治发展前景的可能性空间和转型机遇。这不仅逼迫统治集团整体思考转换暴力高压维稳的治理方式,而且给精英造成普遍的危机意识,并产生巨大压力撕裂了统治集团。政治改革是中国唯一出路再度成为朝野潜在共识。就目前情势看,中国民主化的路径图将循人类政治民主化的一般模式。一个公共事件中执政者应对失策,激发大规模政治风潮,其压力撕裂统治集团;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与民间运动良性互动,打开政治体制改革;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圆桌会议过程,在交流、冲突、讨价还价中的谈判中制定新的宪法;各种政治力量组党,在公平选举中和平竞争政治领导位置。
在这个路径图中,中国民间运动不应当继续过去的不当行动策略,批评和拒绝参杂着暴力和不理性行为的草根运动,而是应当修改过去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局限于室内讨论、媒体、政治发言、法庭和院外游说等行动策略,采取各种方式走上街头,参与、推动、发起和引领草根抗议活动,提升素质,将群体事件转换为大规模政治风潮。当统治者中分化出改革派愿意正面回应民间运动时,民间运动应当采取合作姿态,实现朝野良性互动,尽快召开圆桌会议,制定新的宪法,并组建新的政党,投入选战,让宪法成为实际的政治运行机制,使得新体制运行不可逆转。
最近几年,我个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就是依据上述理性分析人类政治智慧和经验,根据中国具体政治情势和转型路径图,选择的政治行动策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自成立起就号召举行和平开放转型的革命,坚定地支持中国民间抗议共产党的腐败暴政的各种形式活动,传播理性对抗行动策略的思想和方式。我个人希望大家都加入这一历史性事业。
在政治转型的启动关头,中国未来不是简单地对过去和现实分析进行趋势外推的预测,而是把握机遇、通过行动创造现实。就此而言,预测中国未来的最合适人选,不是学者和专家,而是行动者,因为未来是他们的行动实现他们的理念。未来不是客观预测出来的,而是主观行动创造出来的!

注:上述文章是根据2012年10月6日在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理论年会上的发言修改,也是为胡赵基金会2012年年会出版的文集所写的专文。感谢王书君先生的邀请和督促,这是这篇文章写就的最大因素。

王军涛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士,是1976四五运动、1979年民主墙运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1989年民主运动的骨干,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1989年入狱被判刑13年,1994年被送往海外。现流亡美国专心从事民主运动,担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同时,还是宪政协进会理事长、自由《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主编、亚洲电台专家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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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鞋论”引人入胜

习近平关于鞋子的论述,超过了邓小平关于猫的比喻。近来常常听到人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理念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其实不然,"鞋论"远胜"猫论"是一个显例。

猫论的通俗和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流弊则在有奶就是娘,因此,不可能是真理的标准。天下没有东西能把猫论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区别开来。因此,猫论已成了六四镇压学生的正确性的根据。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新主席习近平最新作出的这一论断,含义隽永,耐人寻味。
它的通俗和实在,丝毫不亚于邓小平的猫论;更有进者,它富有认识论的内涵;最重要的,它具有社会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哲理。何况这不是什么孤立的论断:就在大约十天以前,习近平作出了"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的界定。把这两个论断配合起来考察,可以大有助于我们锁定两者的确切含义。

谁最理解鞋子的合适与否?脚,唯有脚,首先是脚。首先不是脑,更不是宣布合适不合适的嘴巴。第一性是脚,其次才传导到脑,再次才由嘴巴发出声来。所以,最有发言权的,是脚,不是大脑,不是嘴巴。脚有两只,左脚感到合适,右脚不一定认同。两脚共十根脚趾,一趾也许乐不可支,其他九趾完全可能疼痛难忍。中国的制度,适合不适合中国人民,正用得上一个形象的比喻:适合于某一位领导者,未必适合于千百万平民;适合于亿万富翁未必适合于穷光蛋,适合于被习仲勋老人批评过的元老王震,未必适合于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适合于过去的某法盲,未必适合于刘晓波、艾未未;适合于主旋律的,未必适合于科学家、法学家和文化人……,所以习主席才深情地说,"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

有人认为习的本意是不容外国人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我无缘识荆,难免望文生义,不过据我所知,原话只说"合适"与否别人不知道,没有说"美观"与否或"清洁"与否别人也不知道。何况,我确切知道,包括习仲勋先生在内的老革命,无不具有指点全世界江山(即外国时政)的素养,习公子耳熟能详,不会太生疏。只许自己畅谈外国,不许别人畅谈中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特色。

所以我认为,对习近平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的鞋论和中国梦,旨在提倡以民意为导向,不是号召人民去顺应领导的需要。这是我的浅见,需要时间来检验。
――RFA

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荣剑


作者按:本文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非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重点是对革命、改革和学术话语下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年初,我受邀在天则所第469次双周讨论会上,演讲了初步的研究心得。感谢主持人张曙光教授和评议人郑也夫、许章润、雷颐、马勇、房德邻教授,他们的精彩评议给我诸多启发。因篇幅关系,他们的评议文字未能收录本文,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歉意。

非常感谢天则所邀请,参加这一次思想交流。去年在网上写作了一年,但是参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我下海有20年了,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冲动,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一些过去的老朋友陆续又恢复了联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这些方式也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下海以后,不是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东西,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年争取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今天给几位老师的这几篇长文,也是在这一两年内写出来的,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和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个人的兴趣来讲,我对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比较关心,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上溯到戊戌维新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演变,进行观察和思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三大思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接下来的是对建国以来这段思想历史的研究,按照我的思考线索,试图对这段我们在场的历史作出总结。刚好天则所邀请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迫使我加快研究步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非常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与大家有一个意见交换,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想这个题目――《没有思想的中国》,恐怕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或许是:以思想研究为业的这批学者,置他们于何处?今天来的学者都是很有思想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呢?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对"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整体上,从思想的国家生产上得出来的,当然我也会对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作出判断。《没有思想的中国》副标题是《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提纲我写了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出来恐怕会有四、五万字的量。我是分五个部分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与在座各位学者不是很一致,这么多年下海,可能我观察的角度是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观察中国思想状况及其演变应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生产、传播和效用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同时中国外来思想的引进可谓一波接着一波,各种理论观点风云际会,层出不穷。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版本。时至今日,中国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中国何去何从,走哪条道路?学界议论汹涌,文章滂沛但是,这些争论究竟是中国的思想之争还是外来的思想在中国之争?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由此需要思考的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思想吗?中国革命思想吗?中国改革思想吗?中国现有的思想场域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究竟包括哪些思想要素?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究竟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
我的问题毋宁说是对近一百年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质问,是对权力控制下的思想生产和传播状态的关注,是对以学术为业的知识人的反思,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审视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大概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中国革命有没有思想?第二,中国改革有没有思想?第三,中国的学术话语有没有思想?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大,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会怎么看。
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我是基于三个观察视角

第一个是思想史的视角。

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是由哪些思想构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今天秋风教授不在,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对应关系。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随着帝制的终结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在邓正来主编的刊物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概有4万多字。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儒学的三次话语转向,即儒学在汉代经学中完成的政治转向、在宋明理学中所完成的形而上学转向、在清代朴学中所完成的学术转向
我对儒学话语三次转向的分析主要是批评现代新儒学的三期发展论。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三期发展论认为汉代经学是第一期,宋明理学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发展。我认为这个解读显然是把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清代朴学置于儒学的发展中去观察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儒学到了清代朴学阶段以后,其政治使命和形而上学的冲动已基本上终结了。清代朴学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考据学等实证科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儒学的程序正义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借助于法学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的学术评价系统。我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
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我的看法是,到了清代朴学阶段,就是建构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问题它不讲了,究竟是政治关怀还是形而上学关怀,它已经不考虑了。但是,在清代儒学的晚期,就是今文经学重新崛起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面临帝国的衰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就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重启公羊学研究,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最后一次改制运动。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诠释是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最后一次挣扎,看起来像是汉代经学的回光返照,是对清代朴学的反动,其实是预示着儒学政治使命的终结,晚清变革在现有的儒学思想中已经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想马老师和雷老师有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康有为最后重建今文经学,是不是可以为理解为:给当下秋风、蒋庆等学者重构儒学提供了某种启示?康有为那儿实际上已经做到头了。秋风今天不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到康有为以后,从严复、梁启超以来,传统的儒者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些开眼看了世界的儒者不得不从西方思想中寻找中国变化改制的依据这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而且是指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了,儒学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已经彻底动摇,至少在上世纪整个一百年,儒学作为中国道统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使命已经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它的政治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我认为它已经终止了从儒学终结以后,形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严复、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实际上是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儒学传统观念的新观点,比如:公理观,进步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由观,还有科学观。
从五四以后,这种思想的开放就更加全面,世界上当时所有的主义都被引进到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同思想的博弈之后主要形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儒学尽管在政治建构上被终止,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依然存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自由、宪政、国民性改造、女性解放、教育为本、改良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传统主义的关键词仍然是原有的那一套概念。在我看来,三大思潮的较量形成了当时主要的理论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思潮基本上是由左翼控制的在大学及中间地带,左翼话语是主流话语,或者是自由主义左翼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极端右翼的思想是难以生存的。而在这三大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拥有最大话语权。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借助于权力的推动,因为共产党当时还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它的那一套概念系统,在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1929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学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大争论,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到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派托派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有对思想生产的支配性地位,而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儒学采取了共同的批判性立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思想状态,可以认为: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判断中国的性质,预言中国的变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中国思想界不是用自己本土的话语来说话的,儒学这套话语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说了也没有人听。要想有话语权,只有照搬西方的话语,一个是自由主义话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这两种西方话语,来认识分析中国。现在看来,这两种话语都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想从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是它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我想,新的领导人产生以后,他恐怕也会要提出一个理论置于此间,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能确立。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些不同说法究竟对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社会变迁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在前面提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当时的思想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共产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半瓶子醋。毛泽东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是现学现卖,他当时请艾思奇每天晚上到他的窑洞里去讲课,都是现学现卖。这个现象表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还缺乏与王明为首的那些国际派在理论上相抗争的能力。毛那时非常苦恼,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主要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且这两本著作在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文本,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薄弱或不成熟,并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反而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整个思想动员主要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党内思想,以大众主义(这个大众主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民粹主义)来发动群众,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共产党武装的合法性,以民主、自由这套西方说辞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不同的话语,针对不同的对象,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非常有效。因此在我看来,共产党看起来是有不少的理论借助于不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是实际上,它对理论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路线建国以后,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到了邓小平和陈云时期,都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不讲理论,只讲方法,不讲价值观,只讲实用性,邓的"黑猫白猫论",陈云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都是这样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的体现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理论?不迷信思想?不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你的指导思想,你为什么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按照我的说法,共产党可以分别用大众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还有西方自由、民主这一套概念,来处理现实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但是,它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真正贯彻下去,它最多说说而已,这是因为它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用,这是要害所在。所以,到邓的时代,他深深地感觉到党的理论教条的危害性索性不讲。他提出了不争论、不问理论是非,不靠左右,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他满嘴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信。用毛泽东的说法:"我党真信马列的人不多"。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讲到了实处。
党的指导思想从邓以后,也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三个代表只是讲了半截,原来试图建构一个党的新的价值系统,遇到左派"万言书"的狙击以后,又退了回去,不敢再讲了科学发展观只是工具理性的一套说法,完全没有价值关怀。由此可见,共产党不是以思想治天下,它在党章、宪法中所规定的那些说法,它自己并不重视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没有指导思想,没有价值观,没有治国纲领,宪法束之高阁,党章成为摆设这在全世界估计绝无仅有!哪个国家不是用思想治国,比如说美国共和党执政,奉行撒切尔-里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包括朝鲜,也实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实践都是统一的唯独在中国,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记得有人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干的是资本主义,说的是社会主义。这种悖论现象长期存在,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或者说它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会评价并质疑:这种不唯理论、不唯思想的治国,后果究竟会是如何?

第三,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问题。

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清代朴学最早开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体系,胡适和梁启超对此都有所评价清代朴学所建立起来的学术程序正义,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思想完全抽离掉了,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已经不问实体正义了。这是清代朴学学术生产的后果,它不关心实体正义问题。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其中一脉是建立了学术的独立性,蔡元培主持北大,倡导大学的责任和作用,大学成了学术独立的主要载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它的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我的观察来讲:第一,它所有的思想资源是来自于西方的,不是本土的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与本土经验相适应和相融合的障碍。第二,学术生产虽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独立性,比如蔡元培所确立的大学独立的传统,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附问题思想依附于权力。这从胡适到郭沫若都是这样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生产视为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到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学术生产所出现的思想的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不需要再做什么解释。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思想,也不允许你有思想,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注解和信仰。改革以来,学术的生产依然没有摆脱权力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学术生产始终存在着思想缺位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整个一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和演变。

二、没有思想的革命

1、中国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
我提出"没有思想的革命"这个概念,大致是基于如下问题意识: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第一,如果说中国革命只是一次农民革命,那么它与以前的农民起义有什么区别它们的主体都是农民,为何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崛起,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全国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中国的革命以前农民起义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人的参与,有明确的思想和理论纲领问题是它依靠了哪些理论来进行动员和组织?这是要把问题提出来的。
第二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存在哪些关联?事实上,共产党人没有几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中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主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说熟悉掌握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教义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没有发生影响,他们一直遭到排斥,最后被清除出党的核心层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中国是以俄国为师,后来是以反叛俄国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依我的看法,中国和俄国的分歧不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分歧呢?这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二个理解,它是不是共产主义革命?
第三个理解,中国革命是不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果说中国革命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如何理解建国初期和苏联的结盟以及后来和美国的和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应该怎样来看?是民族主义的叙事呢,还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叙事?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它革命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什么地方?
第四个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就是正统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工人阶级在哪里呢?现有党史对有工人参与的几次城市起义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有工人参与,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是后来虚拟上去的。
第五个看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吗?它的世界意义何在?如何通过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中国革命?原来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判断: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改变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抗击美国、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存在着,对立着,中间有一道铁幕。中国后来由于和苏联闹翻以后,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革命爆发的各种因素来看,中国革命苏俄十月革命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方面更多,按俄国模式来评估中国革命肯定不合适,中国革命更为复杂,包含的思想成分更多。这些不同的方面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2、中国的革命史观是依靠了哪些理论资源?
不管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我们都必须对中国革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清理和清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革命史观是压倒一切的,革命话语是最正当的话语,革命史观长期支配中国革命的运行战争、暴力、杀人、夺取政权,均是在革命话语下发生的,是由革命赋予它们的正当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的观察是,它没有一个纯粹的理论形态,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的思想,大众主义来发动群众,民族主义来争取军事武装和军事割据的合法性民主主义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它对理论采取的是策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不是哪个理论的胜利,也不是哪个思想的特有产物理论实践的分离使得共产党有最大的灵活性,可随时根据形势来选择打出哪个旗号,讲什么话。
相比较,国民党是有思想的,想要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它的问题所在恰恰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在共产党的上述四个话语均能击中国民党的要害。比如说共产党思想高度统一,那是靠马克思主义整合起来的;共产党用大众主义动员社会底层,这是国民党最薄弱的环节金观涛讲过这个话,他说国民党只是把中、上层精英动员起来了,把底层完全留给共产党,共产党用大众主义来充分动员群众,人多势众民主主义也被共产党掌握话语权了,1945年前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基本上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论,主要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这个民主主义话语被共产党掌握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都被拉过去了。在民族主义上,国民党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但是打败了日本,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敌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充分利用了四大话语,在这四大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主要的。

3、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毛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方式,没有毛,我觉得中国革命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胜利,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党的指导思想谱系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教条,后来都变成陈词滥调了,完全是党的语言,而不是毛自己的真正思想。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毛真正信奉的是哪些思想?
我并不是专业研究毛思想的学者,只是从直观上来做一些分析第一,毛是一个反智主义者,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他是一个王阳明式的强调顿悟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和洪秀全有相似之处,对传统的知识体系深恶痛绝,一生都在鄙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脏的,赶不上工农。毛的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和史书。第二,毛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对实践的强调,对行动的强调,反映出他是一个天生的行动主义者。惟实践必重策略,为取得行动的最大效果,可以不择手段,不墨守成规,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瞬间万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第三,毛对西方的知识基本上是零,完全藐视自由主义这套理论,在延安时期他推崇过罗斯福的民主理论,那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晚年他对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感到不可思议,至死不能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奥秘第四,反智主义决定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立场态度,说穿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也是言必称马列的。他对斯大林主义也是半信半疑自己说自己马克思主义秦始皇这个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试图垄断道统、政统和学统,搞政教合一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垄断知识生产,变成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从文本上看,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基本上不了解他书房里面很可能没有马克思的书,他也很少引用马克思的某一段话,所以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如何评价"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它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并非像它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由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包含着由不同理念、价值和方法所构成的不同话语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四种不同话语共同促成的,本质上都是以实践主义、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为导向,思想理论没有确定的位置,只服从于实际的需要和目标。
对这个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应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没有道德边界可以不择手段、随时调整生存和发展策略具有极大适应性的革命,这个革命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和追求,在实践上也是极其盲目的最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革命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因为它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都是根据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确定它的策略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取舍那些思想工具或者理论,把政策和策略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阎锡山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多方面讲到了点子上,其中有一点,他提到毛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不择手段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办法。当他需要说民主的时候,说自由的时候,他说自由,说民主。民主党派去延安考察,他对黄炎培讲,要改变历史的周期律,就要靠民主。但是他对蒋介石,采取的办法很明确,那就是要靠武装斗争,通过大众主义来动员群众,发动人民,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
没有思想的革命,不仅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彻底终结了1946年共同纲领所达成的宪政框架,而且也影响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变迁依然在革命轨道上运行,直至文革结束面临崩溃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于是,革命退场,改革出场。

三、没有思想的改革

提出没有思想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对近三十年来这一段历史的判断。
第一,我想谈一下改革发生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其性质和意义是可以与历史上的周公改制和商鞅变法相媲美,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封建制,以天子和诸侯共治天下,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这在史学界大概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了。对于西周封建制,吴稼祥最近写的书《公天下》有分析,我看秋风的书也涉及到对西周封建制的评价。我原来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的长文,发表在2008年《文史哲》的第四期。我的判断是:第一次社会转型就是发生在西周时候,就是周公主导完成的。它的性质就是从夏商联邦式的部族联盟向西周封建制的转型。封建制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二元或多元的权力体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完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中国改革从时间上看是发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其实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改制运动,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最终目标是要从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整合民族国家,建立联邦制度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普世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以整合中华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对80年代开始的改革应该有一个基本估计,这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一种方式,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来进行认识。
那么,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如何在80年代起步的呢?它是在何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一个大的问题。这个要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改革它是在什么样思想条件下发生的?我的看法是,首先是从非毛化开始的。所谓非毛化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执政党并不认同,但是,当时党内实际上已经普遍意识到:毛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破产!有关这个革命的相关话语,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党内迫切认识到,这条路线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必将亡党亡国。
最初的非毛化主要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后来的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全社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清算,是党内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思,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斗争。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都是在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里,终极的解释权是在毛那里,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毛那里拿过来了。但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很快在党内引发了分歧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谁拥有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权威地位,胡乔木认为这个地位非他莫属。他和周扬之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威地位之争。这个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统一党的思想的主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证据。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暴力革命,第二个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基本上是一个不问理论和思想的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实用主义动机,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着眼,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对80年代改革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看法:80年代改革肇始于下面摸石头,摸到石头后由上面认可,认可后再全面推广。所以改革从一开始起,根本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有改革这个口号。当时邓的思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我认为他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执政党在这30多年里,在即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讲得最彻底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了。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被束之高阁,连邓自己都不想实行,他也感觉到这个理论在党内已经很难执行了,阻力太大,执行起来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我的判断是80年代改革实际的情况是,它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如何突破理论,突破理论所设置的限制。最大的理论限制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当然这个马克思主义充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市场一点点在计划中拓展空间,是下面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这么说,80年代的改革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束缚实践,改革没有理论,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没有什么现成的思想,没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
第三,不争论以后的改革理论谱系。邓在92年南巡讲话中,除了确定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不争论",即所有理论之争均搁置起。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因为不能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那套说法,因为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邓实际上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实践之所以难以顺利进行,障碍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认为邓对这一点是了解的,很清楚执政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束缚了自己前进的脚步。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尊神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经又讲不好讲了对实际又没有什么用,那索性还不如不讲,所以邓就提出了一个"不争论"。这是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一个无奈之处他的实用主义派上了用场。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这条血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堵住了中国的改革之路。邓的"不争论"对于民间和地方的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那时流行的打左灯向右拐,就是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的改革从整体看,一直是处在理论和实践分裂的状态,改革的进展实际上是取决于对理论突破的程度。在"不争论"的主基调下,中国的改革迄今形成了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记在邓的名下,实质是黑猫白猫的升级版;另一个是的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试图向普世价值靠拢的,后来遇到阻力之后就退回去了;第三个版本就是的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版本各管十年,代表了三个执政时期。邓的理论实质是实用主义,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了江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在价值上有关怀,但是没有走下去。到了胡的科学发展观,价值上是一个大大的倒退,纯粹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没有价值观关怀。概而言之,这三个理论版本,都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理念。
第四,执政党对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采取了左右不靠的立场。执政党内部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之争。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加以判断,和社会上的左右之分是有重合之处的。比如说邓时期的改革,江时期的全面开放,社会上的评价都认为是右的做法,后来胡的这一套国进民退都被认为是带有左的色彩。但是他们在理论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偏左的,在策略上采取了左右不靠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对左右采取共同打压的立场,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理论平衡。
如何来看待执政党对理论的态度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看,这是执政党没有思想的一种表现,没有真正和实践相一致的指导思想,继续执行了一条从毛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改革最终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大思想障碍。
明确思想导向,意味着改革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明确承诺,即要向哪个方面发展,按哪种价值观来确定改革的路径和政策,说到底,是要对社会发展的公理或普世价值明确表态的,而不能是采取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现在是需要确立具有明确指导思想的改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前景,现在所讲的一些话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究竟是一条什么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纲领拿出来,让大家去判断现在所有人都在猜,左派在猜,右派也在猜,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到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在理论上、在思想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想这个改革的路径一定是不清楚的。

四、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这涉及到我们对学界思想状态的一个评价,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讲。
1、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我用三句话来概括80年代的思想,90年代的学术,最近10年的主义三句话大概概括了改革以来三个10年的思想生产、传播和作用。这三句话也不是我的一个发明,90年代就有一个说法,思想家退场,学术家出场,这大致可以描述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区别。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何为思想?何为学术?80年代的思想指的是哪些思想?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当时所讲的人道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革新。80年代思想的另一脉就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那套话语,还是西方那套话语。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思想,主要的两个大的产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一个是自由主义的重新引进和诠释,它们仍然都是西方的思想,不是来自我们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是我们在评价80年代思想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思想生产,充其量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我看不出还有在哪些领域里面具有区别于这两个领域的思想生产
90年代思想生产主要是以学术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李泽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家退场,学问家出场。这种学术化方式的主要标志是各个专业学科的繁荣,启蒙的宏大叙事不再被继续追捧,代之以专业化的研究,在经济学、历史、法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出现。因为我是在哲学领域,对哲学比较关心。在哲学领域,原来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不同的哲学教科书的改写或重写。而到了90年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均被引进到中国,每隔三、五年,都能看到一些新名词、新人物出现在中国的哲学刊物上儒学在此期间也有了重新振兴的机会,原来的反传统又被传统反了过来,形成了儒学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么,我们是不是的确可以这样理解,90年代是一个学术繁荣的年代,至少和80年代的学术相比,90 年代的学术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呈现出一个普遍繁荣、全面开花的局面。
到21世纪,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普遍沦为了主义之争,这是大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思想和学术重新意识形态化。各种主义大量涌现,最具影响力的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古典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在这些主义中,对中国现实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就是左右之争、左右对决。所谓的左右这两个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划分,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已经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冲突的两个主要对立的领域,彼此的界限非常清楚,一讲话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左的还是右的在微博世界,那些大微们,界限也非常明确,而且水火不相容,这是最近10年在中国所出现的一个现象。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90年代以来的学术生产和近10年来的主义之争,导致的是没有思想的学术和意识形态。为什么?这可以从学术生产机制和学术的内在思想要素上来加以判断。
2、改革以来学术生产的主要机制。
90年代的学术生产,绝大部分都被置于国家学术生产机制之中,是被权力所控制的学术生产。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学者好像都还没有被控制住,是少数幸存者国家控制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的官僚化和权力化,所有出版机构没有任何独立性,学术或知识的生产是有国家标准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思想产品是绝不可能进入正常的出版渠道国家大规模地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进行资助,通过各种国家课题基本垄断了学术生产的主体。那些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被国家规定的各种课题一网打尽。凡是符合国家规定进行学术生产的均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这是国家和学术进行交换的基本机制在国家财力充分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对思想和学术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历代历朝都没有这种情况,整个国家的学术生产完全被权力所腐蚀,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工具这是思想和学术的国家生产。
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制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同时,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为学术的生产开辟出一个新的渠道,即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这是在体制之外的,其中也产生过一些好的思想或学术产品,但是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权力控制资本的图利要求也决定它不可能采取和权力相抗衡的立场,它只能通过一些策略的、变通的方式来寻求学术产品的出版,稍微改变了90年代的学术生态。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出现,包括天则所这样的机构,由于长期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支持,其学术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处在负增长状态。很多学术机构难以为继,好像已经自生自灭了。
权力主导下的学术生产机制,怎么可能生产出具有独立性质的思想产品?那些在体制边缘地带或体制外生存的思想者和知识人,也不可能彻底逃脱体制性控制,他要么停止思想生产,要么按照思想的国家生产标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符合国家出版标准。90年代的学术繁荣,完全是一种虚假繁荣它掩盖的是思想的短缺
3、学术生产的思想空心化。
首先,权力支配下的学术生产,因为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偏好,充其量涉及的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满足于工具性的、方法的、功利的、实用的、技术的进步没有终极价值关怀和创新性的思想创造,尤其是在国家资助下所产生的那些学术成果,绝大部分是学术垃圾,根本无助于中国的思想进步,反而是在不断地破坏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价值信仰。
学术生产思想空心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当前的主义之争,实质并不是中国自己的主义之争,而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之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打架,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打架。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来对中国问题进行论述,离开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很多人都不会说话了。中国的主义之争,没有中国的主体性,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许多中国学者都无法前行一步。
第三,秋风先生所关注的儒学的重新崛起,看起来是最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重构,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到它是否能够主导中国思想主流,它有关宪政化的叙事和政治化的倾向,究竟能在现实中发挥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我觉得,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秋风的宪政儒学,充其量还没有超过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重新理解。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与没有思想的革命和没有思想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在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全面衰落之后,一方面是完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完全受制于权力体系,沦落为实用主义的工具,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全面反思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最后必然导向一个问题:能否重建思想的中国?

五、重建思想的中国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国的革命改革没有思想灵魂的,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的,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理论实践始终是处在分裂矛盾之中,贯彻行动的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理论纲领指导思想都是策略性话语中国的未来前途取决于重建思想的中国,取决于建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取决于建立符合人类正义的价值导向。
第一,要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就是建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制度,彻底终止国家控制思想生产体制,放弃思想生产的国家标准,实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的分离,允许思想生产者的自由讨论、写作和出版,保证思想生产和传播的独立性,按学术自由尺度建立思想生产的国家资助制度,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建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制度,中国的思想才能繁荣,才能成为文明大国和思想大国。
第二,建立思想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对中国有过一个忠告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产品必须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流通和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的开放是思想繁荣的首要条件。从市场角度来认识思想的传播,首先要破除权力的观念,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天然敌人,是权力的批判者和定位者依靠权力推广的思想虽然在专制时期能够获得其一定的待遇和荣誉,但是这样的思想绝无可能获得持续流传的生命力,理论的自信不是通过外在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思想市场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思想传播,只有那些满足了人民精神需求和价值关怀的思想才会对人民的行动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力,而那些违背人们正常需求的思想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
第三,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的充分交换,是不同思想的互相开放,是建构多元思想体系,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产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是思想繁荣的唯一源泉。
第四,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不是要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更不是要背离普世价值,而是在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起面向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这次提供给专家的两本杂志,在里面我提出来一个中国史观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包括着四个维度笫一,它要以中国史观为指导思想。所谓中国史观,就是说以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撰长期被欧洲历史遮蔽的中国历史,建立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第二,中国主体性思想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第三,以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第四,以实现人类普遍正义和幸福为目标。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主体性思想的四个维度。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并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深化执政党长期以来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生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基础,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套说法在人民群众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在实际中也发挥不出任何效用。他们继续使用这套话语,是因为运用这套话语能够维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的问题。作为民间思想来讲,我们对这套话语的抵抗和批判,主要还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管是自由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也好,都是属于一套知识体系。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能否走出这对立的两极我所理解的秋风的宪政儒学,是不是想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介于西方和官方对立的两极之中,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在方法上我认为是可取的,但是要运用这套话语来充分地解释中国问题,我认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对于我们学者来说,中国的思想现状摆在那里,问题或许已经愈来愈清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独立的有价值的思想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思想者之间自由和开放的讨论,充分地交换意见,以此共同促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附:我对专家评议意见的回应。
各位学兄的批评很到位,我这篇文章要把它做好的确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问题,就是雷颐兄包括也夫都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国的自主性?如何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和西方话语的关系?我也意识到,如果离开西方现在这套话语,包括概念,那你就没法说话,思想就没法言说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文章里面提到建构中国史观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史观或者有没有一个欧洲史观?这是需要辨析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就批评我是国家主义叙事,是国家主义这一套话语。中国这两千年的发展,的确是国家主导,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这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是对这种国家主义现象进行研究的与你说的国家主义叙事恐怕还是两个概念西方完全是另外一种叙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来源于它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普世价值,要置于中国的语境,这里的确还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困难的话语转换。
刚才张曙光老师也讲到了,比如秋风这一套说法,跨越两千年,你又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认为这是中国主体性的东西恐怕也缺少说服力!我提出的中国主体性思想或中国史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怎样进行知识性的填充和经验性的总结,我现在也不好说。如果说唯一的知识性来源只能到秋风那里去找,显然就显得荒谬了。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积累就是这些,要不就是西方的,要不就是儒家的除了这些思想资源,找不到别的思想资源能够填充进来,这是当前思想生产的一个大困惑,也是我在文章里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提出的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不能前行一步,对我来讲也同样如此,我也丢不掉这个拐杖,就像大家都在批评我一样,我所讲的这些东西,程序正义也好,工具理性也好,都是西方的韦伯的概念。怎么把这些概念转化为中国的语言或表达,至少是形式化建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更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也夫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些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理论没有生命力我们检索这一百年里所引进的所有思想,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究竟何在?面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还不能说对自由主义充满一个乐观的预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局限性一方面是我们体制所打压的,另一方面,是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提出了一些思考,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需要完成哪种转型或者话语转换才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倾向于也夫刚才对我这样一个评价:我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我们中国缺少思想,或者缺少大思想家。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思想家,在座的各位我觉得都达到了这种水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制度的一个批判。这些年来,我努力发扬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着眼于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批判。这个权力结构既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法律约束,更没有道德约束。我们再进一步看的话:它没有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关怀。如此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太危险了。我的问题意识就在里,并不是纯粹考察我们学界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说西方这套话语体系不能有效地用来论说中国问题,而是说中国的革命、改革和整个制度安排,的确是没有理论规范,没有纲领,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方向,纯粹是用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文章的重点还是在于对制度弊端的批判,挖掘这个制度弊端的各种各样的根源,既有它制度上的根源,也有思想上的根源。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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