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于小康:身份(附:仲维光关于于光遠的女兒文章的评论)


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
于光远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10/15/2013

【附录】

仲维光关于于光遠的女兒文章的评论

所附于光遠的女兒的幾筆文字,看來她對人生很有痛感。這也讓我更加感到,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尤其是知識人好像真的被共產黨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把這兩個附件轉發給了一些朋友,也加了幾筆評注,如下也轉給兄:
記得有人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較。即以于光遠為例,他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干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既無學問,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變了的。可幾乎很少人看到這點,還在歌頌他的開明。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中國還不至於如此,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于光遠、蔣南翔等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我們都是來自清華園,八年清華園的生活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歷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沒有蔣南翔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會壞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華園的生活,都感到痛徹骨髓,它毀了,扭曲了我一生。我會在準備寫得“痛悼張三慧老師”中涉及對六十年代的清華園的教改,氣氛,那一代老師的看法。

于光遠的問題讓我們再次追問,傳統是一種價值,現代人權自由也是一種價值,共產黨的價值是什麽呢?為此我們更進一步要問,爲什麽在這個基礎上的人那麼殘酷,沒人性?
西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真的是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問題。于光遠之死再次讓我們想到了關於人性和知識最根本的問題。我的一生,我作為人生活一場的經歷和追求也為此讓我只要有息就會追問下去!
最後非常非常感謝你轉來不同的文字和照片,如關於少年宮、關於清華、關於歷史,它不斷刺激我對生命的感覺,這種刺激讓你保持活力。因為生命就是感知,有感知才會繼續享受生命。你給了我靈感,稍後我會寫篇關於少年宮二三事的回憶性文章。(因為手裡還壓了幾個題目必須寫,遺憾不能立即動筆)

祝你和全家週末快樂!
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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