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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8日星期四

晴朗:专制中国的酷吏恶吏文化

图:酷吏王立军胸前满了


在湖南临武城管杀死卖西瓜的农民之后,没有多久,湖南永州的交警又杀死一入城摆卖的菜农,官方说词比起临武那个杀人案更荒诞,说是交警扣查该名菜农违规停放的电动三轮车时,“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冲突的情况下,事主突然倒地死亡”。几乎同时,福建又发生城管清查“违章建筑”时打死村民的暴力事件。在今日中国,这种血腥事件到处都在发生。

这就要来探究中国酷吏恶吏文化的来龙去脉,先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说开来。有一位央视驻香港记者在博客撰文,记叙央视的车在停车场被擦损,报案后特区警察来到现场,却又要呼唤更专业的交通警察;交警到了又呼唤督察;督察到了再呼唤专家来查勘……最后等书面报告还要等两三天。这位央视记者对香港警方的办事效率很不耐烦,他说这种小事故若在北京,半个钟头就处理完了。

谁知道这篇文章却招来国内网民一片骂声,指央视记者把法治之区香港和大陆相比,是侮辱了香港警察,该记者“真是太CCTV了!”

专制制度所衍生的“恶吏文化”,听起来效率的确是很高的。女神探聂海芬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她破案率奇高,屡屡立功受奖,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但浙江张高平叔侄所谓的“奸杀案”曝光,揭开了女神探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并坐了将近十年冤狱的张氏叔侄,受尽聂海芬及其刑侦支队的酷刑。如果不是十年后DNA监测给苦主洗脱冤屈,他们将要把牢底坐穿。像聂海芬这样的办案方式,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李大同主编的《冰点》周刊就报道过多宗冤案,其间多数是上级“限期破案”,警方采取霹雳手段,办案人员滥施酷刑而造成的。

要说酷吏文化,王立军就是绝佳样板,整个公安系统没有人比王立军头上的光环更耀眼,公安部唯一活著而有资格的领受英模的称号的就是他。从辽宁到重庆,所到之处,没有破不了的案,没有收拾不了的人。李庄案绝非冰山一角,而是最小的那块冰屑。然而这样的酷吏头子,也怕比他还恶的酷吏。薄熙来一记耳光,就把王立军抽得像丧家之犬,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了。

可以想像,对超级酷吏薄熙来的审判,绝大部分罪行都不能见光,因为那涉及到这个制度最黑暗最丑恶的核心内容,那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罪恶!至于王立军以及更下层的恶吏,都是这种国家意志的延伸。女神探聂海芬的恶行被揭穿之后,网民万炮齐轰,要求复查她经办的300宗死刑案,最终把她关进监狱。然而聂海芬安然无恙,因为残暴冷酷的不是区区一个女神探,而是奉行“党的利益至上”的政法委和整个专制制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抨击这种统治模式为“逐级授权作恶”,正是点出了这个制度的死穴。

湖南临武、永州的血案,在这样一个逐级授权作恶的国家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个案。既然国家权力是无限大的,那么相对孱弱的民权来说,执法权也是无限大的。再举一个例子,河北霸州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论官位只算未入流的角色,但足以恶霸一方。某次他开著警车去看亲戚,途中遇到供电局工程车,杜副所长几次超车未果,便怒喝:“我就不信……!”话音未落,拔枪射击,工程车司机牛亚军登时毙命!又举一例,辽宁兴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扫黄,突袭一名叫常霞的女子的私人住宅,常霞睡眼惺忪,不知所措,连声问你们是谁,这群警察不屑回答,只命令户主交出“和你搞那个男人”,常霞交不出,警察搜屋无所获,悻悻而退,这过程户主一直在苦苦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从此常霞得了间歇性神经病,成了“祥林嫂”,不停自语:“我记住他们的车牌了,我记住了……”

回过头去看央视记者对香港警察处事方式的困惑,他的确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大陆半个钟头就能了事的小案件,居然要如此繁琐地按部就班。在专制国度的生存方式,固化了他的记忆,并将之奉为“宇宙真理”。这就是专制中国的现实。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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