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日星期二

逃兵

转自徐小三:【逃兵】

 图为 Jeff Widener 拍摄的 Tank-Man

(这篇回忆录,作者是曾在CNN驻北京办事处任职的中国人。文章讲述的事发生在24年前的198965日)
有一年,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访华……到了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距离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世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那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此处为了避免和谐省略若干字,建议在Google图片上搜索Jeff Widener)
在那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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