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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8日星期四

蔡英文:二二八,写给对岸的年轻人

图为黄荣灿为二二八事件所做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是唯一具体描绘该事件的图像左派,当年以“力军”名义发表在《文汇报》。黄荣灿后来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在1952年在马场町遭枪决。图片来源:洪维建工作室。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么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系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着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由民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的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划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理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主自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么?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六四。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读者推荐

霧霾:「中國模式」破產的昭告(曾伯炎)



  中共污染了土地和天空


  前些年,駐京美使館公佈的北京PM2.5空氣質量,就警示著氣候危機了。可中國官方說是惡意炒作,不服生態現醜,環保官員與媒體全面出擊,指責美國人使壞。現在,北京的霧霾氣候,把這超標數倍污染,提高到數百倍,醫院呼吸道病人爆滿,迷濛中高速路車禍頻出,似乎老天出面來說,不是美使館弄鬼,而是北京當局造假,再假不下去了。
  醫學科學家鍾南山說:這是比薩斯危害更大的災難。這位中華醫學會會長的話,比美使館的預警更有份量吧?這一波又一波霧霾的襲來,不啻是對北京天天吹噓的「中國模式」的嘲笑。
  它嘲笑北京自吹自擂集權制優越性勝過民主制的分散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現在,集中資源與人力,集中能源排放,污了地,又污了天。這污染物也集中起來,像當年納粹集中千架飛機轟炸倫敦一樣,奇襲北京。過去由毛澤東鬧的流血流淚來改地換天,現在又由紅二、三代來繼續:以流污排穢在改地換天。虛偽的共產烏托邦理想,不是正由實在的人間地獄來認證嗎?可才上台的習近平,還在說共產理想信念要強化,才可避免蘇聯解體的悲劇!悲劇未必只有一個模式。
  它嘲笑北京的GDP主義,有數量意識,無質量意識,用GDP做官,用GDP向世界吹牛,也用它欺騙百姓,且掩蓋政權缺合法性的危機。中國模式的虛偽,不由這霧霾來撕破露了真象嗎?
  它在嘲笑北京堅持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就是堅持黨要領導一切。不僅從「支部建在連上」發展到村組,還要通過洗腦,給每個公民腦子安裝紅色軟件和綠霸去領導思想。可這霧霾向中共當局說:你們的絕對領導與控制破產了,天,你就領導不了!從前皇帝也講「奉天承運」,可中共逆天行事,比一個個皇朝敗亡得更徹底!
  北京又傳遷都
  它在嘲笑北京低人權低福利,把人不當人造成的後果。也嘲笑只要面子不顧裡子必然露餡。更嘲笑竭澤而漁地拚資源鬧出污染驚世,且嘲笑「科學發展觀」是一句空話!
  北京即將開人大、政協「兩會」,一貫以頌聖二重唱為主旋律的吃喝大派對會,今年遇到這陰霾生態問題,他們能面對,敢說得透徹嗎?很可能有善賣膏藥的敷衍兩張膏藥貼上,將捧話偽裝成諍言,來點搔癢。網上已有人在說遷都了,前些年沙塵暴襲來,就有此議論。中南海的王侯公卿們,會聽見那些未遷都就遷家美澳加的貪官同志也在嘲笑:我們更有預見性。
  霧霾還說明:極權制集三十一省財力物力建設的繁華都城,竟然一轉眼會變成廢都,能像宋高宗被蒙古鐵騎逼近,一跑了之,讓兩千萬北京市民去鏖戰霧霾嗎?
  從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以來,毛澤東吟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現在已弄成江山如此糟糕,引無數權貴競逃跑了。幾十年來,中共只擴張與鞏固黨權,不要人權,陷億萬民眾為黨奴,喪失產權和一切人的權利。各級官員也不可能像地主劉文彩那麼熱愛鄉土,捐出百畝土地辦中學。他們只會驅趕農民建點政績花架子工程哄哄上級。霧霾頻出顯示中國模式已難再吹牛下去了!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3月号

乐尚嘉:习近平十年不会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在体制内外的宪政民主要求的压力下,中共党内争斗中会有人打出政治改革旗号,以获取更大权力。但是在十八大后的江胡习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习只要利用一把手地位运用权术,就能扩大其权力。所以习近平任期内不会有政治改革。


自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以来,又是高调宣称"有腐必反,苍蝇老虎一起打",又是"习八条"不准公款吃喝,表面看来挺有声势。在习近平的反腐风暴压力下,春节前曾经被爆炒的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价格一落千丈,香港珠宝商股价也随之下跌;反腐成果更显眼的是一批官员落马,其中有不少是副部级官员,许多是政法、公安系统干部,如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等等,最新的是原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学兵。虽然张学兵还算不上真正的落马,但是外界盛传是前妻举报而使其不能进入新一届上海市副市长行列中去。
习近平上台以来屡次提及反腐且小有成果,近来竟然被中外某些人讲成习近平的反腐将成为政治改革的重点。

反腐与政治改革是两码事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所有问题的集中点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要逐步缩小中共的权力,废除一党专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反腐不见得能推进政治改革,而反过来不搞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根本清除中国普遍的腐败。中共官场无官不贪无处不腐的现象从它执政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官场的普遍腐败来源于权力的绝对,"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而今天中共的普遍腐败只是绝对权力的货币化表现而已。
因此习近平的反腐与政治改革是两码事。中国的政治改革自十八大之后,丝毫没有进展。
现在还在说习近平反腐就是政治改革的,多半是有官方身份或无官方身份主动靠拢的形形式式的吹鼓手。可是谁不希望中共十八大之后有所进步呢?本来,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专制统治集团二千多年来一向穷凶极恶,鲜有向被统治者主动出让权力和利益的。中共统治集团更是一贯蔑视知识崇尚暴力,绝没有所谓英国绅士的谦让风度,自律不去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想象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中共领导主动政治改革放弃一党专政,结果总是"单相思"。
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谁来当中共的领袖都得保护、维持这个特权集团利益,很难把触犯这个从上到下充斥整个政权机构的特权集团利益的政令措施推行下去;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建立的提拔中共干部的机制里,能够层层爬上来的人,一定是四平八稳,不犯错误讨得上司欢心、没有独立思考习惯的庸人,就像胡锦涛这样的人。因此中共领袖人物中很难产生戈尔巴乔夫。即使胡赵再世,中共主动放弃一党专政的可能也不存在。何况胡耀邦、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中共特权阶层攫取权力和利益的脚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赵紫阳生命中最后几年中大彻大悟的民主思想,恐怕也是在他本人丧失了人身自由之后才能产生的。如果一直在台上,赵紫阳恐怕不会发出这最后的思想之光。

压力下的权力斗争也可推动政改

然而这不等于废弃中共一党专政和中国的转变一定要通过社会动乱、暴力革命才能完成,虽然这个可能一直存在,但是中国、中共和平演变还是可能的。这个可能是建筑在中国和中共现有的两个条件上的。
首先,中国社会在进步,尤其是中国人的思想在进步。今天已经无人相信中共必须掌握中国政权的合理性,只是默认这个事实而已。中国要政治改革,中国要搞宪政民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来自体制内外要求宪政民主的压力,现在的中共统治层是感受到的。
其次,中共自建立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由于没有稳定的民主的产生领导的机制,所以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如果说,曾经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可以暂时的压制党内其他派系,那么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可以完全压制其他派系,也不能独断顺利的制定接班人。这样党内群雄并起成为常态。而崛起的党内领袖为了聚集自己的队伍,获得更大的政治号召力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是会为了讨好民众的改革情绪而冒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风险,提出甚至实施一些政治改革步骤的。
上述两条是中国可能非暴力地实施政治改革的根据,虽然对于中共当权派来说是被逼无奈的,是很不情愿的,但是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前途来说却是更有依据的。而指望新的统治者自觉觉悟,多半是要落空的。之前善良的人们对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改革能有所进步也建筑于此。

习近平只需权术就可攫取更多权力

由于毛邓政治运作惯性,由于各种偶然的因素,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势力几乎一统中共,江不想也没有必要去冒党内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当然江泽民毕竟不是毛邓,他没有力量制定自己属意的接班人。而胡锦涛一方面自己实在窝囊,另一方面江系势力的强大,胡锦涛本来就没有多少政治改革的思想,在其任期的十年里既不敢也不能进行政改以扳倒江系势力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只是拉起了一个"团派"而已。
本来,中共十八大之后,江系和江胡斗应该成为过去,应该是胡习斗或者胡派内部混斗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有可能从上而下的开始有限的政治改革。因为,无论习近平还是胡派中的什么人,都不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势力。他们都清楚现在中国人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不排除这中间会有人打出政改旗号。
然而十八大的结局把这点可能都打碎了。
江系势力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仍占多数,是江系势力强大的表现,也是胡锦涛窝囊的结果,但更是习近平的需要。如果胡习联手,相信常委中江系一定占少数。不过,孤身一人的习近平面对江系多数肯定比面对胡系多数要好得多。因为江系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江系人物不会宁可背离现任总书记的意志而去事事请示一个行将就木的旧主。而倘若胡系人物占常委多数则可能相对团结,习近平可操控的权力空间就会小很多。
习近平维持江系势力,继续江胡斗,在江胡斗中,利用矛盾搞权力平衡,搞权术,利用一把手的位置成为江胡斗的仲裁者,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最大化。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如此,在中央军委内也是如此,在3月"两会"后的中国政府内也一定是如此。
习近平利用权术攫取更多权力,在中央如此,在地方也是如此。韩正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固然是因为韩在陈良宇倒台之后立即出卖、坚决紧跟随后的两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俞正声的结果,但也是"习中央"肯定以韩正为首的与江泽民深有渊源的整个上海官场。正当韩正及上海官场弹冠相庆之时,新一届上海市正副市长名单中竟然没有了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的、韩正的头号亲信、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学兵。
张学兵的落选上海市副市长肯定不是因为他腐败,现在官场还有人不腐败吗?习近平、俞正声刚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接到多少举报,其中鲜有不实举报,可几曾见过习俞处理过哪个官员?当然,张学兵的最后处理可能只是落选上海副市长,也有可能异地当官,现在正有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要异地任职的说法。张学兵落选上海副市长起码起到了几个作用,一是敲打了韩正,提醒他不要太得意;二是警示整个上海官场,须时时紧跟"习中央";三是隐约间为江泽民出了口气,韩正出卖上海帮就是背叛江,不能让他太得意。一句话,习近平依然用权术来掌控上海官场。
在江胡习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习利用一把手地位运用专制政治中惯用的权术,就能扩大其权力,他还会去冒风险得罪权力集团搞什么政治改革?何况,他即使十年不停地弄权术扩大权力,毕竟是政治暴发户,其派系势力还很弱小,下台之际恐怕仍难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安全的自上而下搞政治改革。
胡系势力中或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甚至有人主观上就有政治改革的想法(譬如汪洋)。然而在江习政治势力的牵扯下,权力争夺者不会比赛谁把政治改革的旗帜举得更高,反而会时时小心不要被党内仍然有权的保守势力指责"改旗易帜"。
所以,现在就可以断定,习近平假如能有十年,是不会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而现在看来有点疾风暴雨的反腐倡廉,非但只是一阵风,而且只不过是"苍蝇老虎"都不打的权术工具而已。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3月号

王丹:极权是怎么崩溃的

图:何伟与《寻路中国》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寻路中国》(何伟著,赖芳译,八旗文化2011)一书根据作者自己驾车走遍大半个中国的经历,展示了很多中国社会最底部的令人吃惊的现实,被称为中国版的《在路上》,与作者的其他两本著作《甲骨文》和《消失中的江城》一起,形成三部曲,可以看作近些年来最好的,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深层观察。书中有一个细节描写有丰富的象征性:

作者有一次驾车,在路上被几个公路交警拦下来盘查,于是发生了下面一幕:

“‘你一定是间谍!'他说。其他人笑着附和起来。'他是间谍!他开车到处走,他能讲中文---他一定是间谍!间谍!间谍!'

笑得浑身打颤的警察把两张驾照递回给我。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得出话来。 ‘我可以继续上路吗? ’

‘当然可以! ’

开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看到他们在路旁打闹。警察们互相推打着,笑着:‘间谍!间谍! ’”

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反映了一些深刻的道理:我们且不说当局灌输给警察的那套逻辑是多么的荒谬:“开车到处走,能讲中文,所以一定是间谍。”重点是,听到警察说自己是间谍,作者自己都紧张到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但是结果警察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跟他们先前的性质认定有关的工作,直接就挥手放人了。一边说是间谍,一边还是大笑着放人,这比先前那个逻辑的荒谬还要更荒谬,而极权制度最终倒台的道理,就在这“荒谬中的荒谬”中。

第一,极权制度的统治逻辑实在过于荒谬,其结果就是连制度的执行者本人,都把这样的逻辑当作笑话。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他们蛊惑人心的理论,在具体的现实面前,早晚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那就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想想看今天的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所谓的“共同富裕”,这样冠冕堂皇的论述,即使中共官员自己,能有几个人相信呢?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它的基本理论,连自己都不再相信,那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所以,极权崩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统治逻辑已经过于荒谬,以至于没有人当真了。

第二,表面上看,中共的维稳体制庞大而严密,社会控制无往而不在,公路上随时有警察盘查驾照就是其中一个环节。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甚至严密到了在敏感的时期,连菜刀也要实名购买的地步。按理说,这样的统治应当不会崩溃的。然而,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极权统治都先后崩溃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不管制度多么严格,具体执行的还是每一个个人。当个人不再严格执行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崩溃。试想,如果这些交警真的具备敌情意识,本来应当继续盘查作者的,结果他们自己完全不当回事,这,就是体制会出现的漏洞。中共的维稳体制确实强大,但是却无法控制每一个具体执行的个人,这些个人中的某一个,一旦造成事故,体制的大堤就会瞬间崩溃---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例证。而这么庞大的维稳队伍,谁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出事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戴西,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图: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戴西(郭婉莹

真的很了不起的。几代的家庭教化和社会教育才能培养出这种品行(例如杨绛、钱钟书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国文化的枭雄,历次运动都是挖掘和鼓励人性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把中国的社会道德搞成现在这样情况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来歌颂过去的罪恶历史。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昨晚,老公在计划夏天的出游。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书。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么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叫“戴西”的老太太的传奇一生里。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
“永安”的老板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于悉尼。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父亲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百货商之一。生活对于她,就像阳光下蔚蓝广阔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也从不将这种生活视为生命。她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退掉了她不爱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约,去燕京读书。之后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虽然他没什么钱,也不大会挣钱,但是她觉得他有“fun”。“fun”这个词她说了一辈子。即便在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也总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诉独自在家对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而儿子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读她的故事,让我心潮难以平息的,并不是她49年以后的那些遭遇。像她这样背景的女人,49年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感动的是她一生都坚持的骄傲和精神。
年轻时,因为追求对生活的趣味而选择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业时,她一样能骄傲地扬起下巴出去工作。她无视别人的讥笑,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荣。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时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发作,也不满腔悲愤的控诉,只是安静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于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觉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监狱的遗物,她丝毫不避讳全部带回了家,他用过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来的时候,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读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尊。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臆想中的快乐和幸福就否定它们。她欣赏自己追求过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得那么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资本家连队里没有女资本家,所以,她和同样在那儿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干部们住在一起。同样都是来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干部们依然觉得她们可以凌驾于戴西之上。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河边上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 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干部们,或许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远大抱负的共产党员。在四清时,她们大概也曾是工作组的一员,而参与过对他人的批斗。在她们自己也成为运动对象时,她们人性的丑陋在艰难和苦楚里依然一展无疑。而戴西,没有什么信仰,也说不出什么大理论,她只不过就是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坚韧。在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女干部的欺压,还有同是资本家之间的侵轧和出卖时,她绝不为了立功赎罪,而去揭发伤害难友。她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还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个同事因为戴西的课讲得比他的生动,更受学生的欢迎,无形中便得罪了那个同事。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绎成电影里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说教后面,其实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欲。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还可以是出于对那种自己向往却又不能拥有的生活的怨愤。他们利用政治运动的堂而皇之,其实只是为了排泄自己的私愤。而这些正是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极大动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虐行,也正说明了人性的丑恶。无论是为了自保而攻击运动中的对象,还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为了一报以前无法满足的私仇,如果历史今天要谅解他们,我实在是觉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经有英国BBC记者来采访戴西。当他们问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时,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知道。于是戴西拒绝告诉他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实回答,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我不想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国遇到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被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戴西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型,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说,一个人的品质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时练就养成的。而且,“相对于成长过程中苦难贫穷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铸就一个人纯净光明坚韧品质的最好养料。”我们能说,戴西的品质,和当年窗明几净的中西女塾的影响一点没有关系吗?
戴西和她唯一当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遗嘱里都表示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上海的红十字会并且不留骨灰。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她们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于就是真正认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捣毁,父母的铜棺被撬开,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从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里,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哪里还有她的归处?
在戴西的告别仪式上,有一幅挽联如实的表达了戴西的品质: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永存。

——“Sky随心所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1387e40101bkg0.html)

【附录】
上海的金枝玉叶》网页链接

一个大家闺秀的命运 

发表于 2006-12-2 8:32:00 

  • 戴西去了,她的名字叫郭婉莹(1910年4月2日——1998年9月27日),……在朋友书送的挽联中,有一幅这样写道:“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陈丹燕的作品《上海的金枝玉叶》中讲述了一个生命真实的故事,书的封底写道:“美丽的传奇女子郭婉莹,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曾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时代变迁,所有的荣华富贵随风而逝,她经历了丧偶、劳改、受羞辱打骂、一贫如洗……但是三十多年的苦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依然美丽、优雅、乐观,始终保持着自尊和骄傲。她一生的经历令人惊奇,令人不禁思考:一个人身上美好的品质究竟是怎样生成的?”

    作者陈丹燕说:“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金 枝 玉 叶

    1910年4月2号,澳大利亚悉尼一个孩子出生,他的父亲郭标,是水果生意发家的,成为华人富商,她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父亲有母亲和姨太太),她是母亲所生的,父亲最疼爱的郭家四小姐。那时,谁也看不出,这个世界到底会有什么能威胁到她……出身富家,会有可以想像到的美好将来,她是金枝玉叶!

    在她六岁的时候,爹爹和妈妈带着她和哥哥姐姐弟弟们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她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姐姐去看歌剧,他们打扮起来,是那么漂亮,还总是有一盒子巧克力。那时她还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她家在旧上海的家……带大花园的几栋楼组成的豪宅,而今已经是被充公后37户人家的住宅了。

    1918年建成的永安公司,白色的西式新楼,坐落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标志着中国民族百货业在南京路上的成熟,。“在别人的眼睛里,爹爹是上海最大的百货商之一,而且还是孙中山造币厂的厂长。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帐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帐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她们上最好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这是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的教会学校,完全美式教育。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时,国母宋庆龄和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科学,在它的大图书馆里,不光有全套的英美文学作品,有最新的英文杂志,有美国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比如《波丽安娜》,也有英文版的《资本论》,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中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同学们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

    上流社会和有抱负的人家,自然要把女儿送到这所名校来;连中等人家,也是节衣缩食,把女儿送进这所名校,希望女儿在这里见世面、开眼界,将来凭着中西女塾的牌子和西化时髦的淑女作派,能够嫁入一个好人家。对这样的人家来说,女儿从中西女塾毕业,就像一份上好的嫁妆一样。

    女孩子多的地方比相貌,她是头挑的,虽然没有长到让人惊艳的二十岁,可是能看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秀丽的少女了;富家女多的地方,容易比家境,她是头挑的;外国学校,当然比英语,她从小看的写的说的本来就是英语,她也是头挑的;从那些老照片中,看着她的风华绝代和高贵典雅,看着她的气度庄严和优美娇嫩,真的像照片旁边的文字所表达的:“有时候,看着戴西学生时代的照片,会让人想到,这个看上去太十全十美的女孩,到底要给她什么样的生活,才不会委屈她,才能与她相配?”

    她的父母给她定了一门亲,世交的一个富家公子,艾尔伯德,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可是与她见过面后的戴西却不满意这个公子。

    她不看家里的钱,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缺过钱;她也不看他的留美学生的将来,因为她周围的个个人都好像有踌躇满志的未来;她甚至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喜欢她,在她的社交圈子里,追求她的,当时有很多人,他们只是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个什么都不缺的郭家四小姐。她只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她只是不要一个她觉得没什么可谈的男朋友。

    她要解除婚约,而且决定上燕京大学心理系;艾尔伯德举起枪,说要杀了她。她说:“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

    他又要杀了自己,她说:“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的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婚约,离开了那个年代循规蹈矩的富家女们流行的故事……从一个秀丽的小姐成为一个窈窕的少奶奶。

    在她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急病突发,没有任何遗言只留下一大笔遗产;这一年,她是燕京大学心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

    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吴毓骧,高大儒雅而风流倜傥(老照片上的他很有几分台湾情圣秦汉最有风采时的相貌风度)。她的母亲在自家花园里为她主办了200多桌嘉宾光临的订婚园会,此事让母亲认识了戴西的坚持,下嫁清寒的书香门第,也许亦使母亲觉得不快,但是最终,郭家还是接受了四小姐的选择。

    吴毓骧,19岁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读书,后来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回国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觉得大学教授太清苦返回上海,希望经商致富,他是林则徐的后人(他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到他这代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这好像是个规律,祖上发迹的时候,家中常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家里的孩子就被要求一心只读圣贤书去,常常这样长大的孩子,单纯而脆弱,成为真正的文人;于是,这显赫的人家到了下一代,就真正如愿脱尽了官宦气成了起舞弄清影的书香人家,这样人家的子弟,一双手削长白皙,一颗心全是新鲜的主张,他们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那种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悦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的人。”

    婚后的两年,她也是优雅的少妇人,与好友,中西女塾的同学张菁英(英文名字海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公子)在国际饭店包了房间做时装的设计与推广,成立“锦霓新装社”《大公报》和《时事新报》对她们介绍报道说:“她们是想推广些国货到中外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中去,因为过去我们的阔太太同小姐们,制办起新装来,都是去外国人的时装公司去,用外国的料子,一个价钱贵,其次,她们觉得我们的服装样式太呆板,而西洋的服装又太花巧,她们想在这两者之间折衷一下,既不太呆板也不太花巧,而在这两者之间,又不失美丽与大方。”

    她们带着富家小姐的梦想,在玩儿。她的姐姐玩当年的美国汽车,她的哥哥喜欢跳舞,大家都说:“四小姐在国际饭店玩新衣服,只要她玩的高兴就好。”


    世 路 多 艰

    这样轻车快马的日子没有永远继续,她的笑容也不知丢失在哪一年?

    是1937年吗?那一年,日本人燃起的战火逼近了租界,8月日本飞机轰炸了南京路,海伦离开上海去美国躲避战火,“锦霓新装社”关门了。这一年戴西怀了孕,于是离开上海去香港。可是她不喜欢香港,生产之前又回到上海,日本人炸了她丈夫的工厂,他失业了。

    生活不再是十全十美,它一点点展开了漫长的苦路。像罗马郊外的那条硌石的大道一样,当年耶稣在黄昏的大道上急急地赶路,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急着赶去被罗马士兵抓,那是他的命运。

    我们都不是耶稣,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几年后,那个金枝玉叶的郭家四小姐, 她开着自家的车,带着女儿静姝(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三岁了),丈夫失业了,天天出去玩儿,她为中华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这一次,不像“锦霓新装社”主要是兴味盎然和玩儿;而是有了补贴家用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糟糕到必须工作不可,家里的佣人一个也没有离开,所以她工作还有她自己愿意做事的心愿。

    所以,上海的太太小姐圈子里说这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她并不介意,她不以为能工作是丢人的事,自己什么都能做,才是值得夸耀的。就像二十年后,她在青蒲劳改农场挖渔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可她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完成了挖渔塘的指标。

    她给女儿静姝和儿子中正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波丽安娜》,波丽安娜从女主人的名字引申成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盲目乐观、不知祸之将至的女人。波丽安娜总是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事往好的一面看,要是遇到了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她不在乎钱,喜欢淳朴的事物。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的多。”

    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太平洋战争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终于结束了,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上海,她的丈夫发现,原来财政部长刘攻芸是亲戚,于是,他由财政部长安排,进入国家敌产管理局工作,负责德国人在沪的资产管理,自从二十年代回国,事业一直不顺的吴毓骧终于时来运转。

    1945年的时候,他做为战胜国的官员管理德国人的敌产,可他觉得远离德国来中国经商的德国人不是敌人,所以一直善待这些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后来,德国人回了国,就与吴毓骧一起做进口生意,这使他终于做成了一个公司,成了老板。

    1949年解放的时候,他的事业很好,他的家庭很好,他送洛仑一家离开大陆时说:“日本人在上海时,上海人照样过好日子,共产党更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1956年,他的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那一年永安公司也与国家合营;永安的总经理在家里唱京戏《山东响马》他跟着去敲锣打鼓。

    1956年,他参加工商政治学习,对政府“大鸣大放”,成为右派,被革去经理职务,要他做小工,他回家对孩子说,要他擦地,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把拖把拧干。

    1958年,他在办公室被捕。有朋友匿名电话告诉戴西,她丈夫的汽车停在九江路上。当时所有的资本家都把私家车锁在自家车库里,改雇三轮车上班、并穿中山装;只有吴毓骧,是一直开车开到最后一天,当戴西在九江路上找到自家的那辆福特汽车,将它开回家时,才发现它车况很糟,根本是不能再开的;那时她想,也许,他天天开车,是等待一次意外或者事故吧?可见他的心中有多么绝望。当把车开进家,进屋门的时候,少年的儿子中正在身后喊:“妈咪,今天下午我长大了。”

    1961年,戴西接到监狱的通知,丈夫由于心肺系统的疾病,在提蓝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她可以在火化之前,去停尸房看他最后一眼,向他道别。她问道:“为什么不让我在他活着的时候看他?”回答是:“一时不知你在哪里。”其实,每个月他们都去第一看守所送东西,戴西一直在外贸系统的农场里劳动改造,一天也不能缺席,中正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在押而没有大学肯录取他,不得不在家自己补习。秋天到了的时候,戴西曾专门去要求过,给丈夫送一些平时在家用的平喘药,可是看守所没有收,说自有监狱医院会照顾他。

    戴西要求带儿子中正一起去见最后一面,回答是:“儿子可以去,但是要保证不在那里哭闹。”中正说:“你放心好了,妈咪,我当然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

    他们在停尸床前看到遗体,那上面看上去好像平的一样:“那么瘦!”戴西吃惊地想,三年以来,她没有再见到自己的丈夫一眼,在她的印象里,还是那个高大的中年人,虽然没有发胖,但是绝不是现在那床上薄薄的一缕。她回忆道:“他的头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他看上去好像饿死的。”

    中正果然没有哭,他只是觉得冷。戴西把手娟盖在丈夫的脸上,就带着中正回家了,她也没有哭。几天之后,她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遗物。她一直都很平静地忙着丧事,直到那一天,丈夫的骨灰回家来了,放在桌子上,她才哭着说了一声:“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时间啊。”她是那个最能体贴吴毓骧的人,甚至还是最能欣赏他对新鲜花样有天然的无师自通秉性的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鉴赏力,也没有否定自己的喜好。

    1963年,吴毓骧被判需向国家偿还巨额美金和人民币,他的家产,连同戴西的首饰衣服,甚至那件当年在葛文斯基照相馆(当时上海滩最好的白俄照相馆)照了许多相,如今已经开始老坏了的婚纱,皆被充公。

    她父亲的家,豪华的郭家花园早已充公成为37户人家的住宅,眼下吴家也被封,母子被扫地出门,连冬衣也未能尽数带出,她从上海滩的金枝玉叶,应有尽有的富家小姐……成为需要和儿子在不到8平方的小亭子间容身的人,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二月,不吃早餐,午餐吃最便宜的,晚餐吃8分钱的阳春面。

    她被劳改,被要求洗粪便桶,让她下跪,用扫帚打她的头……昔日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全部承受,只为了她爱的孩子们,不肯因为自己再给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她给孩子们她的微笑和关怀,让他们相信妈妈什么也可以做到,什么也可以承受……后来当然还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因为快乐太少苦难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1967年1月,郭家在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她父母的铜棺被撬开,墓园被敲掉,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入葬在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1967年7月,她被派到外贸公司的下属水果店,做营业员。

    她优雅的举止令年轻的女孩子们自惭不如,她坚强与骄傲的心从来没有低下头,没有烤箱和银餐具,最苦难的岁月她可以用煤炉烤制地道的西式蛋糕,坐公交车去看望原来她家的厨子,因为孤身的他老年不慎被车撞伤瘫痪,她给他钱,给他买药,告诉他安心养伤,她会为他养老。就像当初郭家对家里所有长年的佣人所做的那样。

    67岁时,她再婚,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汪先生,他们是数十年的朋友,四年后,汪先生患癌症,她奔波在医院,二年后,汪先生病逝,戴西独自生活到辞世。

    原来郭家的佣人茶房松林,在她晚年时,对她服侍保护如对当年的郭四小姐,直到老人去世,她已经定居美国的儿子中正(现在是计算机博士)带母亲遗物回美国时对松林说道:“我会照顾你的晚年。”松林是因为当年四小姐的宽仁厚道所以尽忠以诚尽力而为照顾她,他们已经近如亲情而非主仆了。

    迟 到 的 春 天

    在她67岁的时候,1977年,高考恢复,学习的热情又席卷全国,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被请进公司教授英文;而上海开始慢慢恢复和国外的贸易。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和帮助总经理们判断与谈判,许多老人被请为英文顾问。戴西以她地道的英文和丰富的商务经验成为争相延请的顾问。

    工作着是美丽的……从60多岁直到80多岁她一直都在工作,直到她去世。

    最后的黄昏,戴西自己去上了厕所,自己走回到床边,躺下,几分钟后,她开始呼吸困难,然后,很快地离开……戴西实现了自己一生独立,不需要别人照顾的理想,得以安祥、干净、体面地谢世。陈丹燕说道:“上帝看见她了,成全她了。”在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以后,戴西轻声说:“我怎么这么累啊?”

    作者形容她像被强力敲开的核桃,被敲开时的惨烈和敲开以后散发出来的芳香,说到审美的人生,对一个温良的女子来说的痛苦。

    作者非常希望知道戴西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否有嗔怨和后悔?解放前,她的许多家人选择去了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她望着作者,然后说:“我留在这里,因为我是中国人。”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一个大家闺秀的命运!
  • http://blog.bandao.cn/archive/4183/blogs-36782.aspx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吴伟: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内的共识

――访《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作者吴伟先生



  吴伟先生,中国现代史学者。1986年10月加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了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1987年12月任正式设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处长、研究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的全过程,并参加了1987年赵的5・13讲话、十三届二中、三中全会报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自1989年5月底开始被审查,先是在秦城,后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清查"。1993年初下海经商。从2010年开始,重返学界,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近期曾在《领导者》杂志发表《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等文。


  近日,吴伟先生所著《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全书近60万字。作者在该书中,根据自己的笔记和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景式的记录。


  以下是共识网编辑王科力、《领导者》编辑岳德明近日就该书出版对作者吴伟先生所作的专访。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

  岳德明:吴先生,您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向您表示祝贺。


  吴伟:谢谢!


  岳德明:您在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为您这本书的成书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在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当中,除了个人的这些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对您来说很有启发的资料来源?这也是使得这本书有不同于以前关于80年代政治和政治改革研究的地方。




  吴伟:当然有,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我很幸运,我写这本书是在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二十多年以后。这二十多年当中尽管当局封锁了相关的一切材料和出版物,各种回忆文章也不能够在大陆公开发表,但是毕竟在境外还是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比如说前总书记赵的回忆录,宗凤鸣、杜导正、吴国光等作者写的相关书籍等。这些书籍都从某些侧面提供了大量的当时的基本情况和当事人的所思所想,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资料。当然,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笔记,根据我自己对情况的了解和资料的掌握,但是没有这些当事人、知情人出版的相关书籍,去丰富、印证和扩展我掌握的资料的话,我是写不出来这本书的。所以我说我很幸运,有前人出版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二、我写这本书当然是我自己的视角,从我自己的印象、记载和思考出发。但是人的记忆毕竟是不能够把当时的事情全部回忆起来记录下来的,所以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采访或者和很多有关的朋友进行了交流。特别是我的老领导,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老先生,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这几年来,我曾经数十次和鲍老进行交流,共同回忆当年的情况,听取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意见。鲍老还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同时,我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比如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前总书记赵的前秘书李湘鲁、李树桥,前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以及我在当年研究室中的很多同事,包括吴国光、吴稼祥这些朋友,他们都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加上自己的思考,就成了现在这本书。我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铭记于心,也非常感谢。


  第三、这本书是我个人的视角。我想努力把它写成一本信史,但是它毕竟是我个人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甚至是我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想法,有些甚至是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希望了解当时情况的朋友们,对这本书当中存在的缺点、笔误甚至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能给我指出来,以便我在以后进行修改。如果这本书能够根据大家提出意见,进行调整和修改,我相信它距离我把它写成一本信史的想法和距离就一定会越来越近。


  岳德明:现在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很高,但是新的领导层是什么态度,还不很明朗,大家有各种猜测。目前这种格局跟您书中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点--也就是十三大前后是有不同的,但是也有点类似。十三大前后,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意见的保守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但因为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提出的,主持改革的赵紫阳与邓的个人关系开始时也比较融洽,所以使这种改革能够推进。党内高层的这种政治态势和人际关系您在书中做了大量描述,这跟其他研究那场改革的著述有不同的地方。比起其他的书,您的书更多地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党内态势和微妙的个人关系的演变,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伟: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既讲台前当然也要也讲幕后。在书中,确实谈到了当时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争论,以及研讨过程中关于政治改革一些问题大家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当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发动和进行一场涉及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变革,领导层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争论很正常。一个政党内部总有一些人比较激进,比较超前,或者是比较锐意改革,但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守成或叫守旧,他们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在目前,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如果要推进政治改革,党内也会因此而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甚至进而发生争论,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在社会矛盾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要推进改革就需要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既要有推进改革的坚定性,同时也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


  作为一场破旧立新的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围绕这场改革,在领导层内部,既会有能够摆得到台面上的所谓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会有私下里不能够摆上台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感情好恶、历史恩怨、派系之争,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内部围绕改革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要围绕一场政治改革形成基本共识,也很不容易。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部也有这样的斗争,虽然这场改革是由邓小平提出,总书记赵紫阳主持,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但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是争斗自始至终也没有停止过。尽管是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这样一场改革,最后却仍然失败了,而且主要是败在了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击下,这就说明改革过程当中在党内遇到的阻力是极大的。


  总结过去那场改革的历史经验,现在来看,即便是执政党,即使是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推进一场政治改革的意愿,也要经历复杂的党内高层的协调、妥协、甚至争斗,才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既要考虑到社会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要考虑执政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我记得荣剑先生曾经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达成"三个共识":上下(朝野)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我赞成这个说法。但我觉得,在这三个共识之外,还有一个共识,甚至是更重要的共识,就是执政集团内部如何形成基本共识,如何达成相互之间不同意见的妥协,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要一场进行政治改革,恐怕关键还是在执政党。改革实质上就是改良,主要还是需要以自上而下为主进行的,虽然这里需要有社会中、下层对于上层保持强大的改革压力,但是要想使改革启动和持续进行,使上层能够比较坚决地主导和推进这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不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下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以外,更重要的还要加上一条,就是怎样形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共识。这里,既有策略问题也有原则问题。对于一个主持改革的执政党领导人来说,一方面需要他有改革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艺术。更多的恐怕我现在无法预测,但是从当年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来看,确实是如此。


  赵是一位锐意进行改革、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又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在指导改革的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党内分歧和矛盾,他大多能够游刃有余地加以处理。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一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他在推进政治改革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失误,特别是对于党内高层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或是把问题看得过为简单,或是过于自信。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够最终改变这场改革失败的结局,但是起码对这场改革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情况的话,我希望大家去看看我这本书。


  王科力:您觉得分歧很正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有人保守一点,有人激进一点都很正常,但是要想形成决议,推进改革,总得通过一些策略和原则、程序,把这些分歧化解掉。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见,但你可以保留,最终形成一个决议往前走,而不仅仅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我想这才是正常的政治。您觉得80年代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


  吴伟:当然有,比如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遵循党内合法途径和规则,形成改革方案的范例。即便如此,在这个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非规范、非程序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老人政治。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党解决内部分歧,正常情况下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达成一定的共识,也可以叫最大公约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又不完全一样。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影响,斯大林体制形成的党内痼疾,造成所谓"老人政治"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内更是如此。纵然当时邓小平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是一言九鼎的。纵然党内有一定的程序去解决问题,也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成共识,但是最后还得需要邓小平的认可。十三大前是这样,十三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当年在多党合作问题上,1988年初,为了准备七届人大的召开,中央书记处曾经研究到在人大内部允不允许有党派活动的问题,就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够在人大内设立党组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通过了决议,除了共产党以外,在人大内部其他党派也可以设立党组。但是这个事情一报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就给否决了。邓小平通过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这种事情说说可以,你们还真要做呀?邓小平的一句话,书记处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就被推翻了。


 再比如说,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1985年底,耀邦推动中央书记处做出一个决定,免去邓力群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由王兆国担任。给各地的电报通知都发了,结果邓力群到陈云那儿去汇报,陈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胡耀邦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
就这么一句话,决定被推翻,已经发出的文件收回。这种情况说明,在当时中国的"老人政治"影响下,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某一个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


  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共党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一言九鼎的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老人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很多,但是这种问题也仍然存在。赵当年在十三大之前和十三大之后,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央的高层领导机关建立运行规则,建立起工作秩序,制定了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中央政治局议事规则、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规则,还制定了信息公开制度,并立即付诸实施。这些东西是都建立起来了,但是制度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在赵当政的时候这些制度可能是被坚决执行了,但是后来中共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党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制度,是不是还能够被坚决执行,就不好说了。所以,要进行政治改革,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建立被严格执行的党内决策程序。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并加以不折不扣地执行,防止党的某些领导人,或是已经退下来的个别领导人,因个人意见而否决整个党的意志。


  党内生活应该民主化、制度化,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应该如此。习总书记最近说,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我赞成这句话,但认为仅有这句话还不够。问题是谁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用什么关到笼子里,笼子是用什么做的?我的想法,就是笼子不是由哪个组织或是个人来编织的,而是由宪法、法律和法治编织而成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构成这个笼子的基本要素。只有用公民权利编织起这个笼子,才能把执行公权力的这些人限制住。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等各项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公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习总说,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这话讲得很好。只有当宪法权利不是高高在上规定在那里,而是能够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得到落实和保障,真正得到落实和实现,才能真正变成笼子,把公权力关起来。否则这个笼子是编不起来的。


  王科力:您的书里提到了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具体内容,您还作了归纳。您归纳的这些方面,比如人大制度改革、党政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观念在当时中高级干部里,有多少人认同,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大概是什么状况?


  吴伟: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方案,并且还有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是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但没有公开的一个文件。十三大以后贯彻落实这些文件,我书中讲到的十个方面,有些是做到了,有些是已经做了,八九年以后又回潮了,也有一些是当时的设想,由于阻力太大,时间也太短(十三大后到八九,仅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完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像你说的,我在这本书最后总结历史经验的时也提到了,主要是中高层的观念问题。前总书记赵虽然提出了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想法,中共十三大也已经通过了方案,但是当时在整个党内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内,能够有这种认识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由于中共党代会使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这种情况,有些人在十三大上举了手,但他对政治改革并不一定就能想得通。有人可能支持政治改革这一方面的问题,但不太赞成那一方面的问题;有人是我支持你这个措施,但是我反对你那个措施;还有一些人对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就根本想不通。当时中共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是这个体制下培养起来的,他们习惯于党内传统的这套体制,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习惯于在传统的体制下靠行政手段去治理这个国家,而他们不习惯于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去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因为在法治的条件下、在制度化的条件下,他们手中的权力会受到各种约束。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如果这些调整侵犯到某些领导人手中的权力或者利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反对这种改革。


  所以在80年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最让赵头疼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进不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念上的因素。当时,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刚刚萌芽,还远没有形成,社会利益结构还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数还是观念性问题。就是现在要进行政治改革和转型,也仍然有这个问题。我去年11月在《炎黄春秋》那次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中高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一次思想上的启蒙,必须要改变他们对过去体制内那套东西的认识,逐步习惯于用执政的方式来掌握自己手中的权力。


  什么叫"用执政的方式"呢?中共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叫做"坚持党的领导"。过去文革当中的提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后不提"一元化领导"了,改成"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十三大报告否定了过去说法中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政治领导,说这种政治领导的主要内容一是向国家机关推荐主要的负责人,二是提出大政方针,通过国家机关法定程序来变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共十三大在政党政治方面最大的一个进步。


  这几年来,我在反复的考虑,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建议,用一个更确切的概念取代"领导"这个概念。在中国,一说起"领导"这个概念,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要领导就要有被领导,要有上级、有下级,靠行政手段和命令实现"领导"。用"党的领导"来概括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政权是领导与被领导、上与与下级的关系,意味着党实际上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与党章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根本矛盾的。那么用什么概念代替"领导"?当然是用"执政"。赵当年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提出执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从"领导"转向"执政",就是要按照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共同的规律去做,在国家政权内部执掌这个政权,而不是凌驾于它之上给它下命令。现在的中共也自称为"执政党"。既然你是"执政党",你就应当放弃"领导"这个说法而回到"执政"这个概念上。宪法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你既使是执政党,也不是你在"领导"这个政权,而是受人民的授权和委托执掌这个政权,你不能凌驾于这个政权之上,向它下命令。习总书记最近说:"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个说法说到点子上了。党如何实现"依宪执政"?首先的一条,就是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放弃"领导"的特权地位,回到"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一个范畴里来,回到执政党这个概念上来,而不再是"领导党"。


  这里讲的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世界上的现代国家(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党"这种说法,说某一个国家执政党是领导党,领导这个国家,而都是说这个党上台了,经过选举上台你就是执政党,执掌这个政权。几年以后,你可能通过选票再次执政,也可能丢了选票不再执政。希望共产党通过改革,回到执政党的概念里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这个意思。执政党是靠民意授权,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来规定一个执政党上台和下台的程序,它的执政方式、它的执政期限。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明确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说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有所认识。我希望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王科力:这就是说,当时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还没有达到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程度,即使内部的研讨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吴伟:当时还没有这样提出问题,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当时从过去"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转变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么一个概念,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同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含义已经基本相似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共产党不再是领导党而是执政党这么一个说法。这是我现在希望大力强调的一个概念。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不是这样的。我不反对共产党依法继续执政,只要人民投你的票,只要你有执政的合法性,你执政就是正当的。但是你不是领导,不是高高居于社会和国家政权之上的一个组织,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回到社会当中,从内部去执掌这个政权。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的"两个权力中心"的问题。按照宪法,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按照事实,中国的权力中心在执政党中央。只有把这两个权力中心变成一个权力中心,才能解决执政党经人民授权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党受到人民监督这样一个问题。


  王科力:您这本书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您刚才也说了当时党内中高层的观念有很多局限,党外群众的回应也比较弱,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提到的,80年代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时机是不是还不成熟?


  吴伟:我认为,强调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不是适当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是所谓时机完全成熟的。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有人提出,就说明有人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能不能推动这种改革变成现实,要看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组织内部要求改革的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要说改革时机完全成熟,就是说执政党内从上到下对推进改革大家意见都一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用时机这个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但现在推进政治改革的时机就能说完全成熟了吗?以什么为标志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我不主张用"时机"这个概念,而主张用"力量对比"。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要讲力量对比。前面我讲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所谓上下、左右、内外的共识之外,还要强调一种共识,就是主导改革的执政党中高层内部的共识。因为这场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导者层面的共识对这场改革就尤为重要。这种共识能否形成,主导者层面上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强弱,在很大意义上将决定这项改革的成败。80年代政治改革在这方面可谓教训深刻。


  如果一定要用"时机"这个概念的话,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谈不上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因为这次改革从邓小平的视角来说,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经济,要搞简政放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形成这么一个格局,原有的以国家计委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已经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就要对它进行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现在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了,政府机构必须改革,所以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主要限定于行政改革的范畴,他认为改革时机成熟了。


  但是当时的总书记不一样。实际主持这次改革的赵,他是被动的被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地位上来的。对他说来,无所谓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赵语)。这就是说,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不是赵的选择。而邓小平要他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他真正站到这个位置上,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他了。


  王科力:您的书中涉及到赵与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方面的异同,可以进一步说说吗?


  吴伟:当然可以。我在这本书中,谈到我认为邓小平与赵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当然这里说的"路线",不是指过去的那种"路线斗争",而是指两种不同的改革目标和路径。邓与赵在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上存在的这种差别,埋下了后来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种子。


  前面讲过,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以行政改革为特征的。赵曾经这样说明邓的这种路线:"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对他主张的这种以行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出发点、目标、主要内容等方面都明确划出了框框,这些我们在邓小平1986年那段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次谈话中都可以找到。


  而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这场政治改革应该是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当然,他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赵自己曾经说,他更适合于当总理,不适合于当总书记。他不是主动地来承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他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他被邓小平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位置之初,虽然也跟邓小平一样感觉到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必须改革,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要搞什么、怎么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的。赵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他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政治体制改革被终止,赵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由于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赵没有可能把他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所思所想,完全表达出来,让全社会所了解,也不可能让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了解他的为难之处。在当时情况下,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一方面要面临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改革当中出了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出了乱子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总书记;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也不愿意压制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和潮流,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和潮流会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够压制社会上的民主要求,又不能够允许这种要求破坏社会稳定,赵就成为一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了。在这段时间他是很为难的。在1989年1至4月期间他发表的讲话,都是一方面要强调中国不能乱,中国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要继续发展民主,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他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因为他知道中国一旦乱起来,他可能就会像胡耀邦的下场一样,当然这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他要是下了台,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发生停滞、倒退,甚至被一风吹掉,所以他必须把民主的大潮限制在保持社会稳定的范围内。他对于社会上这些要求民主的力量不断发出信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我不是不要搞民主,但是你们要求过高我做不到。很可惜,他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话讲得那么直白,让社会上主张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力量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八九"风波爆发,学生不妥协的街头运动把这个执政党的总书记逼到了墙角。一方面,赵主张的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和学生对话,这些都由于保守力量的干扰而无法兑现,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的无序和不妥协又给了保守势力以强力解决和把赵拿下来提供了口实,这样就使赵下台和政治体制改革夭折成为必然。


  王科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是要回到80年代的那个基本框架里面去,现在遇到的问题跟80年代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改革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现在我们把80年代那段历史更真实的还原,进行更深入讨论,多出一些像您写的这样的书,就显得非常必要?


  吴伟:是这样的。80年代那段历史,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偿试,一个标本,它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探路和示范性作用,在很多方面总结它的经验,可能会对于进一步的改革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如果很多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对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或者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回顾,写这样的文章,出这样的书,将会对人们更好的总结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经验有很大的意义。我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本,肯定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论是在高层也好,在基层也好,这些问题都需要大家共同的来回顾和总结。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现在80年代政治改革的资料还没有公开,并且在媒体上都已经不见了80年代那段改革的描述。我希望今后这方面材料能更多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这样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情况,总结经验,加以借鉴,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完)

附录:

捍卫无证者权益的愤怒绅士埃赛尔


法新社

法广/作者 肖曼
法国著名人权和社会活动家,畅销书《愤怒吧》的作者斯特凡 埃赛尔(Stéphane Hessel) 在2月26日到27日的夜间去世,享年95岁。埃赛尔曾经在二战时期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战后成为一位法国外交官和大使。联合国成立之初,埃赛尔参与人权宣言的起草,被认为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问世有贡献。埃赛尔还是一位宣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爱国者,他捍卫外国无证者的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一生都在为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埃赛尔晚年名气大振,他书写的小册子《愤怒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本薄薄的小书,出版前六个月中,就加印12次,累计销售将近四百万册。版权被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买走。这本书走红全球,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奇观。更重要的是:《愤怒吧》这本书被作为反全球化和经济危机运动的标志,多个国家产生了“愤怒者”运动。
年事已高的埃赛尔虽然以小册子《愤怒吧》在世界出名,但他本人总是以乐观的微笑来打动感染大众。他说话既大胆又循循善诱,充满诗意和哲理,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在政治上,埃赛尔支持左翼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也支持环保理念。他曾经在2010年法国地区选举时,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法国绿党巴黎地区竞选名单的最后一名,以表示对这个年轻政党的支持。
埃塞尔是一个对不公正世界敢于表达愤怒的风度翩翩的绅士。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埃赛尔也是一位捍卫无证件外国移民的领军人物。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呼吁法国保护那些非法外国移民的权益。1996年,巴黎警方强势驱除200多位躲在巴黎圣-贝尔纳教堂的非洲无证件非法移民,引发社会议论。德高望重的埃塞尔这时被任命为事件的调节人之一,他毫不隐瞒地对警方使用粗暴手段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这有害无利。他继续跟踪政府对无证件非法移民的安置处理,要求政府能有一个“不把外国移民变成不公正牺牲品的政策”。他要求对外国移民进行真正的个案处理,对于将几百个外国移民合法化会造成“爆炸”的担心,埃塞尔表示这是毫无道理的恐惧幻想。他特别反对将那些已经长期生活在法国,有工作和住所的无证移民驱除出法国的政策。最后这些被从教堂驱赶出来的非洲非法移民,几乎全部获得居留权。
埃塞尔对外国无证件移民的同情,来源于他自己的身世。1917年生在德国柏林的埃塞尔在20岁时才加入法国籍,二战初期加入法国抵抗势力。所以,埃塞尔有一种“无国界公民”的自我定位和感受,他认为法国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移民,这应当是法国的财富而不是累赘。法国的移民政策既要与法国和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相符合,也要符合人类团结互助的基本精神。
一生都在与社会不公抗战的埃塞尔,自然也反对针对外国无证移民的歧视,更反对警察对他们的不当对待。2008年,当时的萨克奇政府推出所谓“选择性移民政策”,定出遣返非法移民的数字指标,将移民检查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中小学生上学的路上。埃塞尔在和当时政府部长面对面在电视电台上辩论时,批评政府为了完成数字指标的移民政策给法国带来的是不光彩。他也要求欧盟的移民政策能确立两项目标,一是打击非法移民的黑社会网络,二是打击非法雇用黑工的老板。他本人更是实际参与反对把非法移民子女驱除出法国的组织活动。
在《愤怒吧》一书之后,埃塞尔又出版了《参与吧》和《希望之路》两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名为《该你们玩了》,将在下周在法国出版。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埃塞尔老人还在电台专访节目中对各类问题侃侃而谈,毫无倦意。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希望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之上,而是要深入思考并实际参与改造世界的活动和行动。

法国著名人权和社会活动家埃赛尔去世

人道主义者斯特凡-埃塞尔(右)与达赖喇嘛会面时表示“让我们呼吁和平!”照片未注明日期
人道主义者斯特凡-埃塞尔(右)与达赖喇嘛会面时表示“让我们呼吁和平!”照片未注明日期
Reuters/Jean-Philippe Arles

作者 法广
法国著名人权和社会活动家,《愤怒吧》一书的作者斯特凡 埃赛尔(Stéphane Hessel)昨天夜间去世,享年95岁。埃赛尔曾经在二战时期参加法国抵抗运动,战后成为一位法国外交官。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埃赛尔参与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被认为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问世做出贡献,并且是一位宣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爱国者,因此在法国内外受到尊重。

埃赛尔从60年代初就呼吁法国保护非法移民的权益,在一些非法移民为躲避巴黎警方驱赶而躲进一家教堂时,埃赛尔充当调停人,呼吁警察不要对非法移民使用粗暴手段。一生都在为社会不公而奋斗的埃赛尔晚年名气大振,他书写的小册子《愤怒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本不到40页的3欧元小书,出版前六个月中,就加印12次,累计销售将近两百万册。版权被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买走。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奇观。更重要的是:他这本书被作为反全球化和经济危机运动的标志,多个国家产生了“愤怒者”运动。
年事已高的埃赛尔虽然以小册子《愤怒吧》在世界出名,但他本人总是以乐观的微笑来打动感染大众。他说话既大胆又循循善诱,充满诗意哲理,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埃赛尔为了支持法国绿党,曾经在2010年法国地区选举时,将自己的名字排在该党巴黎地区竞选名单的最后一名。
对埃赛尔逝世的消息,法国政界人士立即做出反应。总统�朗德的女友,记者特丽艾维尔通过微博表示哀悼,赞颂埃赛尔非凡的一生。
 

联合国默哀悼念《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法国人权卫士埃塞尔

法国人权斗士,外交官斯特凡・埃塞尔,2012年1月19日
法国人权斗士,外交官斯特凡・埃塞尔,2012年1月19日
路透社提供

作者 法广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之一、法国人权卫士和外交官斯特凡•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2月26日深夜逝世。2013年2月27日,联合国人权高专皮莱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分别发表致词表示哀悼,人权理事会当天也史无前例地为埃塞尔默哀一分钟。这是人权理事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以这种方式悼念一名个人。

  联合国人权高专皮莱当天发表声明,对埃塞尔逝世表示悲痛。埃塞尔是人权领域的一位巨擘,他为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所作的工作已经足以为他在世界历史上赢得一席荣耀之地,但他继续不懈努力,在步入90岁高龄之后仍在致力于促进人权,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也发表声明指出,埃塞尔是20世界最伟大的人权倡导者、也是联合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的力量和远见卓识将激励所有人继续前进。
斯特凡•埃塞尔1917年10月20日生于德国柏林,拥有犹太血统,7岁时随家人定居法国。他在1941年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加入抵抗组织,后被“盖世 太保”逮捕并关入集中营,多次遭受酷刑。二战以后,他曾在1946至1950年间和1970年至72年间为联合国工作,并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此 外,他还曾负责法国外交部的人权与社会事务,及担任法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法国代表团团长等职。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 
 
《世界人权宣言》内容: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 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 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 ㈠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 ㈡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 ㈠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 ㈡ 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 ㈠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 ㈡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 ㈠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 ㈡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 ㈢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 ㈠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 ㈡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 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 ㈡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 ㈠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 ㈡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 ㈢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 ㈣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 ㈠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 ㈡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 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 ㈡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 ㈢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 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 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童之伟:如何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童之伟 2013年02月2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最近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很先进的执政理念,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
但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的笼子是什么?制度的笼子就是法律体系,它集中表现为宪法。可以说,宪法的原则、规则和精神,构成关权力的笼子的支架、栏杆和形态。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核心内容,是相关宪法关系主体严格在宪法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按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在法律世界,权力之外的另一大主角名叫“权利”。权利以个人或个体所有之财产为物资承担者,属个人或个体利益的法律体现,在其现实性上,权利概念的外延包括了自由。两相比较,权力的强度远非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权利所能抗衡和平衡。所以,欧洲启蒙时代有学者从国家角度将权力比喻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利维旦。
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无不经历过以王权或皇权为代表的权力恶性膨胀、恣意妄为、蛮横践踏个人权利的时代。历史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宪法,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成文的,都是通过限制权力的范围和运用程序的方式来保障权利不受践踏的。另一方面,权力受限制是其有效保持自身公共性质的必要前提。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宪法与其它类型的宪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社会就确立了一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对立的公理:每一个国民都是享有完整权利能力的公民,他们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制定宪法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一个统一组织体,形成国家的权力,由他们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代表他们行使这些权力;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的权力每人都有一份。
正因为如此,宪法将中国称为“共和国”,将“权力”笼统地称为“国家的权力”,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一切权力”在中国宪法中一般具体化为“职权”,在少数情况下被称为“权限”。“权限”强调的往往是相对于其它国家机关或部门而言属于本机关或本部门的那部分职权。我们据此可知,中国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之总和。
所以,中国全部权力的所有者虽是全体人民,但其行使者却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因而它也因其行使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职权,如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等等。
数十年来,中国制度的笼子往往关不住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究其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因为笼子的“栏杆”太稀疏、漏洞太大,或没有足够刚性和强度。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国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了权力相对于权利来说,体量特别大且集中程度甚高、强度很大,难以被关住。
关不住的强大权力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权力自身的公共性质发生部分蜕变,蜕变部分就沦落成了谋取私利、贪污腐化的根源;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权力而言太过于弱小,不足以平衡权力,进而受到权力的严重侵害。
在中国谈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必须正视权力的最主要部分还游荡于制度的笼子之外的各种现实:执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法律关系模糊,职能混淆,宪法法律中缺乏可以规范、制约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个人手中的权力;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尚无立法保障;还有一些基本权利虽有保障性立法但却因过于迁就权力主体的需要而实际上无法落实;存在执政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违宪违法但难以追究违宪违法责任的情况,等等。
要打造能够关进权力的制度笼子并实实在在地关住权力,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满足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
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只能由宪定的主体依照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宪法规定的机关、机构和官员由公共财政供养,其他任何组织不能由公共财政供养,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所以,任何机构,如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存在,处理属于国家机关“职权”和“权限”范围的事务,就是行使了国家的权力。如果这些机构不是宪定机构,它们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处于制度的“笼子”之外。将这部分权力关进笼子的办法只能是,要么将其交由相应宪定机构行使,有么将现有行使者的行为纳入宪法条款规范的对象。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执政党的机构必须按宪法的民主、法治原则和宪政的要求,回归其在政党政治中通常应处的位置。中国目前国家机构与执政党的机构事实上不分,在这种国与党不分的体制下,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不仅事实上等同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而且是本地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和官员。但宪法、法律却不能规范和调整党委、党委书记的行为,且党委及其下属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承担违反宪法、法律的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让权力的运用者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多数情况下肯定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中国当今主要应该把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现有的权力关进笼子。怎么落实呢?中共各级党委地位宪法化或党的机构非国家化,是可供选择的两条不同路径。所谓宪法化,指把各级党委的组织和职权明确写进宪法;而所谓党的机构非国家化,则是要求党的机构放弃现有的国家机构地位,成为不靠国家或地方预算维持的民间社团组织,其中未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也不具国家官员地位,不拿国家工资。但是,按宪法和宪政的要求,执政党各级党委显然不宜宪法化,而是应该在依法让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机构执政的同时,保持自己组织机构和专职党务干部的非国家化。
严格按民主、法治原则处理三种宪法关系。第一种宪法关系是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权力关系。宪法规范公民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无禁止即自由”, 宪法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却是“法律无授权即禁止”。处理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和维持权利与权力的动态平衡。第二种宪法关系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权力关系,宪法在这个领域的基本要求,是按分权和制约的方向来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它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或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得越权干预其它国家机关职权或权限范围的事务。第三种宪法关系是平等主体即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权利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人之间利益乃至财产平等交换的领域,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个人意思自治(指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权力一般不进入。
尊重和运用现行宪法本身包含的权力制约内容。谈到以权力制约权力,我们往往只想到宪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三方相互制约的规定,似乎除此之外宪法没有别的制约要求。但事实上,只要各个国家机关坚守职权分际,办事透明公开,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不仅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相互之间是这样,甚至国家权力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拿掉了此前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质询和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本意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得以免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干预。可惜此后全国人大未修改相应组织法落实这些规定。
落实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等基本权利,利用权利制约权力。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实行直接的和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允许自由参选,把选票真正交还给公民,公民就能通过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权力形成强有力制约。这是历史和各国现实证明了的真理。另外,切实保障公民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也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权力受到权利制约,其冲击或拆毁笼子的力道势必被降低。
设立违宪审查专门机关,建设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各国通常所说的违宪审查,在中国宪法中称为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价值在于遏阻国家机关和政党的违宪行为,让违宪者承担违宪责任。必须运用宪法监督体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一是立法行为,包括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立法不作为;二是国家机关和政党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违宪行为。广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包括对法律的下位法文件进行合法律性审查。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相信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不少,但以上几点是主要的,也是现阶段就可以逐渐做到的。
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藏区消失的牧民

克拉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2013年02月27日

中国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投资带来了好坏参半的结果。(Clarissa Sebag-Montefiore)



中国刚察——下午1点,一家藏式小餐馆内,四名中年男子围在放满了啤酒的矮桌旁。随着下午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这些人镶着金牙,在厚厚的羊皮袍子下穿着牛仔裤。他们对我说,他们是被重新安置的牧民,但是却没有牛羊,除了喝酒之外,他们几乎无事可做。
媒体对西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以自焚来抗议中国政府治下的政治和宗教压制的那些藏人身上。然而,在青海省这个尘土飞扬的小城,以及青藏高原上其他类似的地方,最普遍的问题是牧民群体的迁居。这种现象的起因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快速开发进程。
对大多数牧民来说,在中国共产党于20年前开始迅速加大在当地的投资以前,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中国政府自诩明白怎样做对藏人最好,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始了一项“文明使命”,带来了显然好坏参半的结果。
一方面,连达赖喇嘛(Dalai Lama)都说,藏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投资心怀感激:公路、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学校。本月早些时候我造访刚察时,见到了一家新建的大医院,当地的学校里还有维护良好的体育场。住宅开发项目明快的淡黄色,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街后面的山坡上。
但是,中国政府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各地藏人的自由,使得达赖喇嘛将这种做法谴责为“文化灭绝”。他们关闭了藏语学校。寺庙里经常有警察巡逻,还被强制进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去年,中国政府分发了100多万张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和中国国旗,供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学校和农户悬挂。而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却遭到禁止。
中国政府还下令私人牧场建立围墙,并重新安置人口(往往被强制执行),这损害了藏区牧民声称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运动开始以来(过去10年出现加速),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共有100多万名藏族牧民被重新安置。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从2009年到2012年,政府为让青海的藏族牧民定居,投资了5.5亿美元(约合34.6亿元人民币)。
牧民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生活方式,换来了每年的少许补助。他们经常被重新安置在镇上的小区里,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彩色的房子,在这里当地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监视他们的活动。一名年轻的藏族人告诉我,“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把房子当成监狱。牧民群体已经消失了。”
剩下的人们已经被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年龄较老的藏族牧民都是文盲,一旦花完了补助,除了偶尔能干一些建筑活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赖以为生。不会讲汉语的人抱怨说受到了歧视;他们称汉族的商店主不让他们碰农产品。
一个聪明的年轻教师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梦想着到省会西宁去,那里离这里坐大巴只需三个多小时。但是由于他汉语不流利,那个城市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现在只能呆在自己家乡的小镇里。
少部分人比较幸运。我的向导今年30岁,是一个聪明谦逊的人。他生长在青藏高原上一个半游牧家庭。他享有了父母所欠缺的受教育机会,英语和汉语都讲得不错。在我们的行程中,他穿着昂贵的耐克(Nike)外套,用的是iPhone 5手机。他在大城市成都有一份工作,每月的收入有1300美元,对未来似乎充满热情。
他的老家在一个大草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漂亮的过冬的小屋,草原上牦牛在慢慢吃草。我们来到他的老家时,他向亲人和朋友赠送了藏历新年的礼物。亲友对他的好运感到兴奋,然而他们的喜悦也掺杂着些许失落: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家乡的村子,他的成功也标志着牧民群体的消逝。
他说,“一上学真的就很难再回来当牧民了,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去照看牲畜,太无聊了。”
克拉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Clarissa Sebag-Montefiore)是《TimeOut北京》杂志的编辑。
翻译:陈柳、张亮亮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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