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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2012-10-31
我尚未读到居住美国的汉人作家李江琳女士的《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只读到网上的相关报道及作者前言。在作者前言中,这段话是关键的:
“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

身为藏人,感谢李江琳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和揭露。虽然实质上那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另外,实质上那也不是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的,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发生的。

正如藏学家、印地安那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在关于那段历史的最新文章《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中指出的:“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文章所附的三张白骨森森的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是在康区囊谦(今被划归青海省)新近挖出的乱葬坑拍的,当地人说这是1958年遭屠杀的藏人僧俗遗骸。另有1982年中国在人口普查后绘制的“性别比例图”,结果呈现的是:“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

我在与安多族人谈及过往现今时,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总会提及“阿居阿皆”(1958年的意思)或“阿皆”(58年的简称)。1958年前后,中国军队和政权在整个图伯特尤其是安多造成波及到每一户藏人家庭的灾难,深深刻在藏人的记忆里。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也被说成“阿皆”。“阿皆”是所谓的“解放”之后一切灾难的集合。

而李江琳女士对新唐人电视台这样说:“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新唐人电视台总结:“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的原话是“共藏问题”)

对此,我完全不能同意,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如果这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侵略、占领与殖民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另外,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共”与“藏”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以至于成了对真相的回避?难道我们可以将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说成是“纳犹问题”或“纳犹矛盾”吗?

长期以来,汉人民主派人士始终坚持这一点:西藏不存在民族压迫,有的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对藏人和汉人是一样的。透过他们这种固执的、不由分说的坚持,让人看到的是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说辞披上民主面纱的重复。正是在此,存在着和藏人对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然而让藏人不免心寒的是,在汉人民主派的这种叙述中,几乎从不在意藏人的看法,似乎只要是站上民主的制高点,就可以把帝国心态的大中国意识再度强加给藏人。

2012-11-1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12年10月30日星期二

张东园: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份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1944年2月2日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份留在大陆知识份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结语
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相信了共产党的承诺和宣传,都可能在这件事上丢掉性命,这些留在大陆的杰出知识份子的悲惨命运就是明证。

――原载:博客中国

大卫・巴博萨问答:《纽约时报》调查报道幕后

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上周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持有巨额秘密财富。以下是他对该报道引发的读者提问做出的回答。 
问:
作为《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我想你在对中国的报道方面是一名老手了。我很好奇促使你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卡萨布兰卡

答:
我2004年来中国,当时是一名负责经济板块的记者,主要报道经济能源、金融以及商业问题。在中国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高层政府官员家人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从企业得到所谓秘密股份的议论。上海、北京的银行业人士、律师以及会计师在一起吃饭时,这是个经常聊到的话题。很多人告诉我,这通常是利用朋友或者那些在持股人记录中很难看出与官员有关系的“代名投资人”实现的。有人告诉我,通常这些代名人替那些有权势的官员家人持股,使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公司的股份。
大约一年前,我开始写一个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系列报道,于是决定查一下是否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我开始研究几个高层领导人与商业的联系。任何了解中国商业和金融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关于总理家人的议论,一直都在流传,所以我最后的关注点就缩小在温家。我知道这非常耗时,而且任务艰巨,但还是决定要弄清楚。继续查下去以后,我大吃一惊,发现有大量与此有关的公开记录。我的报道并没有发现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行为。但它的确暴露了隐藏在数十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投资平台背后的温家宝家人的名字。
问:
我几乎要相信了你报道中针对温家宝的所有指控(报道中大部分篇幅都指向他是一个两面派,并涉嫌严重的腐败),但在文章最后,你写到,他几乎要因为妻子引人质疑的商业交易活动而离婚,而且他还愿意让历史去评价自己。不幸的是,很少有人会把这样一篇长文读完,或者他们读完你的前半部分报道之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请你告诉我还有其他读者,你如何解释自己的做法,即先给出强烈的指控,然后才暗示你并不确定这些指控是否属实。说的明白一点:我们都已经受够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腐败行为,但我恐怕你的报道会对读者造成误解,并引发政府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意味着将来在中国会出现更多腐败以及偏左的政策。希望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美国西海岸 
答:
您断言我是先列出了言辞强烈的指控,然后又暗示自己其实对这些指控并不确定,这一点我不敢苟同。
我写这个报道的目的就是要确认总理的亲属是不是在中国企业中拥有大额股份,弄清楚他们到底积聚了多少财富。如果有线索表明这些亲属是如何发家致富的,那显然就可以从中略微了解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亲属是如何行事的。
我没有进行指控,不过是陈述了自己的发现。根据我查阅的公开记录,过去十年来,总理的亲属控制了价值至少为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就和对任何给定主题进行报道一样,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调查。在我们追踪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些人名,我们直接去找了这些人。我们也多次试图联系总理和他的各位亲属,想让他们有机会同我们就这些文件展开讨论,或者反驳我们的发现。但他们要么不做回应,要么拒绝置评。那么,接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探究公开记录,和读者分享,总理在公开场合就腐败说过些什么,以及他是否谋求了个人私利。我们还援引了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文件,因为它们对我有所启发,因而可能会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发现的来龙去脉。其中,2007年的一份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电报很有意思,提到了总理以及他的家族的商业交易。 
问:
首先,感谢能发表这篇文章。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的问题是,对将于2012年11月8日举行的共产党权力交接,您的文章有着怎样的意义?显然,有人试图败坏温家宝以及他所属的改革派的名誉。谁将从您的文章中获利最多?是吴邦国和周永康领导的强硬派吗?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共产党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中,《纽约时报》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具。您的文章其实也不足为奇,中国领导层中谁的手都不干净,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整个政府都存在腐败。要当一名诚实的政府官员是不可能的。唯一令人惊讶的是腐败的程度。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几亿。多亏了《纽约时报》,现在我知道实际上是几十亿。     ——俄勒冈州本德市乔丹
答:
很抱歉。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商业记者,并不报道北京的政治动向,共产党代表大会也不是我调查的重点。所以我不能回答你关于这篇文章会带来什么政治影响的问题。或许你已经看到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Minxin Pei)在文中的评论。他相信这篇报道将会在温家宝最后几个月的任期里削弱他的实力。另外还有两位这方面的专家——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Li Cheng)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可能会有关于十八大和这次领导人换届的消息。这次领导人换届将任命下一届的国家主席与总理,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将接手第一个职位,而李克强有可能代替温家宝成为新任总理。我在北京的同事正在做一个关于此次换届的系列报道,名字是“权力交接”( “Changing of the Guard”),非常引人入胜。
问:
很有意思的是,几天前,一些中国网站报道称,有人匿名将一大摞关于温家宝家人财富的材料交给了数家主要的美国新闻媒体。有人猜测,这是那些同情薄熙来的人士在报复。《纽约时报》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相关谣言已经流传了好几年之后,才决定在现在做这篇报道?此次的蓄意泄密事件是否跟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有关?如果是,我认为《纽约时报》应该对此有所提及。这篇报道颇具震撼性,但相关信息会帮助读者了解报道的背景。事实上,那样的话,我们将会了解到更多关于中国政治的复杂精细之处。——乔伊,波基普西
答:
你的问题很好。为什么现在?因为收集和评估这些证据需要很长时间,其中涉及了我们从各级中国政府申请获得的公司和监管方面长达几千页的公开披露材料。
去年年末,我开始调查温家宝家人的商业活动。之前,我一直在做一个叫做“审视中国模式”("Endangered Dragon")的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系列报道,我想写一篇能更深入反应中国资本主义在高层是如何运作的文章。这是个很宽泛的题目,所以为了更容易把握,我决定把焦点放在一个家族上。之所以选择总理的家族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听到过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猜疑。人们公开谈论他家的财富,就好像这是事实一样,但却从没有真正的报道来支撑这些猜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求证这些广为流传的谣言。
因此,我去年就开始了,而且在大约一个月内,我就发现了有关部分业务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要求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挖掘。我本来预计,连带周末加班,我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计划,但实际上却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猜测言论,认为有“内部人士”给我提供信息,或者认为总理的一些敌人将一大箱文件扔到了我的办公室。这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说法。不仅泄密文件并不存在,我也从未在报道过程中见过任何主动提出或暗示说自己持有关于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文件的人。我只是在调查过程中对公开的文件进行了追查,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的话,在我之前没有人走过这条路。
简而言之,考虑到这次调查所花费的努力,如果真有这么一箱文件,且包含了这篇文章需要的所有资料,我简直会目瞪口呆。若果真是这样,就太容易了。
问: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细节丰富。我能问您一下,您是如何得到这么具体的信息的吗?您从内部人士那里获得过线索吗?在我看来,要在没有知情人士的任何暗示的情况下理清这样的秘密交易网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知情人士极有可能就是温家宝的敌人。谢谢。——纽约,杰克。
答:
我这篇长文唯一真实的来源是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文件柜。在历时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从中国不同的政府机构那里获得了这些文件。在最初成功地从多个地方的工商局获取一些公司注册文件后,我再接再厉,又查阅了数十家同温家宝亲属有联系的合伙公司的文件并支付了相关费用。
我也开始列出个人和公司的名单,试图弄清楚这些人是谁,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所有这些合伙企业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合伙企业中,很多企业的股东名单都很类似。
尽管工商局的记录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但中国记者很少真正地全面利用它们,而这些文件是有关私有企业的无价信息来源。《财新》(Caixin)和《21世纪经济报道》(21 Century Business Herald)这两家出色的中国出版物会经常利用工商局的记录,做一些颇具开创性的经济报道。然而,政府对有关高级领导人家人的报道进行约束,这导致中国的调查性新闻的深度与广度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涉及高级官员的家族时。
因此,杰克,没有“内部” 人士帮我。我阅读文件,打电话给律师、会计和金融专家,向他们咨询如何搞清楚这些记录的意义。偶尔,我会和能指认出某个股东的人见面。但我几乎没和人说过我正在写一篇有关总理的亲属的文章。即便是我的密友也不知道。我知道,讨论我的研究题目可能比较危险,这样做可能断送整个计划。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格丘山:拔一草何助地荒?


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的意义不应该理解为与温家宝过不去,而是从温家宝一草,知中国这块地全荒了。

温家宝只是区区一例,他还是比较爱惜羽毛的,属于中国官场的清流,所以绝对不是最坏的一例。排在后面的什么贾庆林,李鹏,胡锦涛等恐怕一个胜于一个。

如果纽约时报如果这时候再揭露第二例,中国政薹马上就会惊慌失措,魂不附体了,这就像当年给日本扔原子弹一样,扔第一颗,日本尚觉得偶然,还能挺,扔第二颗,它立即投降了,因为害怕还有三颗,四颗。

纽约时报如果这样做,纽约时报的笔杆子就可以兵临北京城下,直指中南海心脏了。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兵不血刃的世界奇迹,其有趣的程度不下于戈巴乔夫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集团。

共产主义貌似强悍,打蛇打到七寸了,它也很虚弱。

張華:溫家財富被熱炒的影響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花了十個月去搜證,撰文揭露溫家寶家族至少擁有二十七億美元巨額財富。這是習近平之後,第二位政治局常委家人被外國傳媒供出其財產。今年六月,彭博通訊社指習家擁有三點七億美元資產。此時此刻,這些材料被公開,對溫家寶及北京政局將有深遠影響。

溫家寶妻子張蓓莉是「中國珠寶女皇」、其家族成員是平安保險主要股東、兒子溫雲松經營數十億美元風險投資公司、溫雲松與中國?星通訊公司關係密切等,早在網上傳開,而溫家商業王國的實際資產,也應遠較《紐約時報》公開的多,而比溫家財富更多、更不擇手段斂財的中共領導人家族,比比皆是,但文章對溫家寶的殺傷力,比誰都大。

對國內官員和知識分子來說,《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歷史悠久英美大報,公信力是非常高的。雖然很多中國人常抱怨西方傳媒以有色眼鏡看中國,甚至存心抹黑中國,但心底裏比誰都明白,外媒報道還是可信的,特別是有關中國的官員貪污、權鬥內幕、派系傾軋、民間抗爭等新聞,「出口轉內銷」才會有市場,即向境外傳媒放出有利自己消息,再傳回中國後就可影響國內的官意民情。這次報道後,「溫家富可敵國」再非傳聞,而是「事實」了。

溫家寶一直自詡生活儉樸(那雙波鞋穿了多年,跟礦工一起下井、吃飯,到學校飯堂與學生用餐等),也經常展示親民風格,成功建立了知民苦、解民困的「平民總理」形象,不僅讓他站上道德高地,成為推動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本錢」,更是他重要的「政治遺產」,他也希望史書如此書寫其十年總理任內的成就。

但這種形象跟他家族坐擁巨額財富形成強烈反差。溫妻、溫兒等家人或投資眼光獨到、運氣好等,才建立溫家的商業王國,但正如《紐約時報》報道,他們在溫總任內,財富累積的速度最快、收穫最豐,且跟不少國務院直接管理的大型國企有千絲萬縷關係。即使溫總沒施加影響力,但瓜田李下,溫永遠洗脫不了嫌疑,更何況地球人都知道:在中國經商,沒有過硬的後台,你的商業王國是不可能建起來,建起來了也很快就會被弄垮、瓜分!

因此,這個「事實」將溫家寶從道德高地拉下來,長遠而言會影響其歷史評價,短期則令他在中共內部無法強勢起來,在十八大人事等問題上的話語權也會降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是有其道理的。

張華
——苹果日报

梁京:温家宝无法改变的事实

图为温家宝公子温云松


2012-10-30
《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亲友在其任职期间积聚巨额财富的报道,无疑是一个超级重磅炸弹。
 根据多维网报道,署名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白涛律师”和“国浩律师事务所王卫东律师”发表声明,称关于温的母亲拥有巨额财产的报道不实,而温家宝的其它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同事”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他们本人负责。声明最后说,要对《纽约时报》其它不实报道将继续予以澄清,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10-27/58928649.html

温家宝及其家人作出的这个反应,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不仅对于温家宝本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政局都将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并不意味著《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准确。比如说,温家宝的母亲有可能完全不知自己名下曾有过如此巨额的财产。因此,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你可以说这笔财产不是她的,而是别人放在她名下的。但这种技术上的辩解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篇重要报道并非基于道听途说,而是以中国政府机构保存的公司记录为据。这就空前有力地支持了早已存在的传闻:沾温家宝任总理的光,他的亲友集聚了巨额财富。虽然这些财富不一定是“不合法”的,但在多数人看来,应属不义之财。

很多人对这个事实的存在并不吃惊,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大大小小的官员把公共权力兑现为私人财富,但是,由国际知名媒体直接以中国政府的记录来证明这个事实,对中国公众,尤其是对大专学生、对专业知识阶层的震撼是巨大的。正因为知道这一点,中共当局才对《纽约时报》进行了十分粗暴的封锁。不过政府也应该知道,这种封锁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无法阻止私人邮件进行传播。

温家宝无法改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这篇报道让世界看到了他本人虚伪的真相。他可以辩解说这些经营和收入都是“合法”的,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亲友能迅速集聚如此巨额的财富,和他的总理权位毫无关系。温家宝也无法改变,《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让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真相。无论是唱红的薄熙来,还是鼓吹自由的温家宝,在放手让家人攫取巨额财富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

对于笔者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还有这样一些事实。

其一,中共权贵的亲友借助权力攫取财富之肆无忌惮,之容易,之贪婪被这篇报道暴露无余。他们发财的机会与温家宝制定的一些重大的政策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关系。这说明无论是温本人还是他的亲友,对此毫无避讳,也不在意。

其二,这些得来轻而易举的不义之财,让温家宝的亲友们变得十分狂妄,也十分愚蠢。女富商段伟红是温的同乡,也是温家宝夫人的好朋友。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温的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为了否认《纽约时报》的发现,段伟红说,温家人的投资实际上都是她的财产。她之所以把自己的财产放在温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如此低智商的辩解说明,如果没有温家的权势,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在商场上生存。

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温的这些发了横财的亲友,竟然以为这种好日子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温云松最近的投资项目之一,是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为此,他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办校。这所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目前正在京郊建设中。这说明,温云松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底层民众能够推翻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秩序。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26/c26princeling/

而温家宝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包括他儿子在内的中国权贵们这种狂妄无知,也包括他本人话语和行动完全分裂的道德虚无主义,已经积累了底层民众难以控制的激愤和不满。可能等不到这所精英寄宿学校开学,一场大变革,就会把他们的巨额财富连同永世富贵的美梦一道,砸个粉碎。

曹长青:温家宝家族巨富是真的吗?

温家宝

2012-10-30
《纽约时报》独家揭密,中国总理温家宝家族有巨额财产,多达27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迅速遮屏了这个报道网页,但国内的朋友说,网民已私下“大面积”传送。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恐怕家里不论有多少宝,多大财力和权力,都无法封住信息了。  
在中共十八大之际,纽约时报发表这样的揭秘报道,有些人认为是温的政敌提供,有政治动机,所以“不可信”,甚至是“假新闻”。那么对《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应该怎样看待?

首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这是给中国“抹黑”。这跟“假新闻”之说在一种思维轨道。你提出这是“抹黑”,这是“假”,但你没有指出假在哪里,哪个证据是假,没有提供你认为的“真实”。只是这样泛泛指控《纽约时报》,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几乎等于承认,《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真实的,因为你无法用具体事实来反驳。

第二,在西方阅读和了解《纽约时报》的读者,会倾向相信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因为《纽约时报》是美国、也是世界最知名的报纸之一,虽然其社论和多数言论(评论版文章)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属于左翼,但在新闻真实性和专业性上是相当有信誉的,尤其在调查性新闻报道方面,《纽约时报》的成就鲜少有媒体可匹比。其对“真实性”的审核之严格,是和专制国家媒体有天壤之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用对中国媒体的看法去判断《纽约时报》的报道,则是很荒唐的。

这次就温家宝事件,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新闻专业形象,《纽约时报》也绝不可能草率报道。我在美国看了二十多年《纽约时报》,从未见过有对中国高层领导家族敛财问题有如此长篇详细报道(译成中文约九千字)。按照这种大报的惯例,对这样一篇报道,最高层会亲自参与编辑会议;在发表之前,也一定会经过律师审核,逐句逐段研究,以防万一有“失实”之处而遭诽谤官司。《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曾被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状告,也有输掉官司的。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就曾状告《纽约时报》所属(当时是跟《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诽谤”而胜诉(当然官司是在李光耀的新加坡法庭打的)。

第三,至于是什么人、中国哪个政治派别的“动机”问题,根本不会在《纽约时报》的考虑之内。就中国总理的家族问题,任何人提供材料,只要经过核实和调查,有事实根据,无论谁主掌《纽约时报》都会报道。因为这首先是媒体的最大职责,其次这是赢得新闻权威性的最佳途径之一(这次关于温家宝家族暴富的故事得到美国各大电视和欧洲媒体的转载或报道)。这就像如果《纽约时报》当时拿到了王立军送到美国成都使馆的关于薄熙来妻子涉嫌杀人的“材料”,经过调查判断等,认为基本属实,就一定会发表,而不会考虑这对薄熙来有什么影响,也不会考虑王立军是什么动机。换句话说,中共官员的内部斗争完全不在《纽约时报》的考虑范围。独立媒体要考虑的是:对读者负责,保护大众的知情权。否则,这个媒体自己就垮台。

第四,中国政府的做法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篇报道的内容基本属实。中国政府先是派出驻纽约总领事,后又派驻美大使,到《纽约时报》总部,试图施压阻止这篇报道见报。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是独立的,不属于政府,怎么可能因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压力就不发表他们认为的真实调查呢?事先新闻检查和阻止发表,是最恶劣的方式,等于不让大众有知情和选择的机会,事先就由权力者消声了,这是独裁国家的做法。而在新闻报道发表后,民主政府也不可能像中国政府那样通过撤总编,或关闭报纸来惩罚媒体。所以在西方,无论是官员还是名人,对付媒体基本上只能是通过事后打官司,追究 “泄密罪”或“诽谤罪”。

中国外交官事先阻止新闻见报的做法不灵之后,他们就通过国家力量,封锁了这篇报道——遮屏、封网。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中国新浪微博等官方网站,不仅封掉了这篇文章,甚至任何可能涉及这个事件的“词汇”都被过滤查封,像“财富,资产,家族,总理,温的家产,温家族,温皇帝,温爷爷,最佳演员”等词都被查封了。温家宝家人的名字,像温母杨志云,温妻张蓓莉,温子温云松等,也被封了,连“珠宝皇后、温夫人、温王子”也被封了,甚至连“27亿”这个词,以及“纽约时报、扭腰时报”等,也都被封了。一位美国华人记者愤怒地说,“他们全封(疯)了!” 从中国政府这种“封锁”本身,也可看出他们的恐惧。如果《纽约时报》的文章不是事实的话,他们会这么封(疯)吗?他们可以动用有巨大能量的官方媒体,用事实来逐条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而封锁新闻的做法,则是最清楚不过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告示。

第五,从温家宝家人的反应,更可看出这篇报道属实。如果温的家人认为报道失实,他们至少可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到美国的法院打官司(在中国打,不能服人,因为法院是共产党开的)。像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印尼总统苏哈托等,都曾到美国打官司(告《时代》周刊“诽谤”)。通过法庭公开审理,来“还温家宝家人的清白”,如果他们确实是无辜的。但温家宝家人迄今尚未敢宣布起诉纽约时报。“保留法律诉讼权利”一说,是所有不敢打官司的人被剥光了衣服时,不知是捂脸,还是捂下身的最尴尬表态。

为什么不敢打官司?就是因为他们清清楚楚,自己有没有经济问题。例如温家宝夫人张蓓莉的好友、身价数亿美元的天津鸿泰公司女老板段伟红说:“温夫人根本不做珠宝生意,她根本不是个生意人”,如在美国开庭,法官就可传讯曾跟张蓓莉做过珠宝生意的美国商人出庭,他们就会展示到中国跟张蓓莉谈判、签署过珠宝合同等证据,温家宝家人朋友的谎言,就会一下子被戳破。再如《纽约时报》已拿到的温家宝90岁母亲杨志云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一点二亿美元股权下的签字(还有身份证副本)等。经美国法庭字迹鉴定,就可认定是否温母所写。仅从常识来看,在中国谁敢冒充国家总理母亲的签字?更何况涉及金额高达八亿人民币!

即使不敢到美国打官司,温家宝家人也还有另一个方式可澄清自己:公布自己的财产,允许有关部门清查他们的股权等。这一条还是在温家宝掌权的中国进行(也就是说,他们有涂改、编造材料的能量),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敢做。原因很可能是《纽约时报》已拿到温家宝家族的持股证据。据《纽约时报》后续报道,“尽管中国政治系统不是非常透明,但是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务方面的信息。”从去年底,《纽约时报》就从中国工商税务等部门查询企业报告(纽约时报说,一份约付100-200美元),总共“获取了数千家中国公司的信息”。从这些公司报告中,查到温家宝家族占有股权等资料,包括温母的(股权)签字。从网上公布的该签字(照片)来看,温母的首批投资就是5500万人民币,九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温母获暴利之前,就拥有这种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的巨款。一个现在90岁的教师,她是通过什么途径赚到了那么多钱?中国的任何一个白痴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吧!

第六,上述两项正常措施温家宝家人都没采取,而是通过北京两名律师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温家族拥有巨额资产。但这个调子软到令人吃惊地步的声明,简直等于是给《纽约时报》的报道背书。这个声明说,“温家宝家人中部分成员没有从事商业活动”,“温家宝其他亲属以及这些亲属的朋友和同事每个人对其自己的商业活动负责。”那意思是温家宝对此不知情,也不负责。且不说“温家宝是不是知情”,这个声明本身,就是承认了温有亲属从事了敛财的商业活动。另外,这个声明也没直接提到温的妻子张蓓莉是否参与商业活动,只是用“家人”的说法笼统否认。其中较具体的只有一点,否认温母有巨额股权,说她“除了符合规定的工资和退休金外,没有任何收入或产业”。但面对《纽约时报》出示的温母在巨额股权名下的签字和身份证等证据,该声明则完全回避,甚至不敢说那个签名是假的。

温家的另一个行为,也可以佐证《纽约时报》报道的可信性。据《纽约时报》的后续报道,温家宝家人请的这两个律师发的声明信,并没有给《纽约时报》,而是直接给了香港亲北京的《南华早报》和《星岛日报》发表。而且代为发声明的北京律师所的两名律师,不接听《纽约时报》的问询电话,不回电子信。这显然不是真的要跟《纽约时报》争真相,而是想通过香港舆论来欺骗中国内地民众。这种通过律师在媒体发声明信的做法,只能唬弄外行人。专业一点的做法,温家的律师首先应该给《纽约时报》发警告信。事实上,很多人发律师信也都只是恐吓一下。温家真正想“较真”的话,应该立刻雇律师跟《纽约时报》打诽谤官司。

而且,按美国法律(中国可能也如此),如果在媒体发表声明,必须当事人签字发出,才具法律效用。当事人签字的声明,如果不实,法官会追究其责任。而律师代替温家发声明,一个姿态而已,根本不具法律意义。

温家人的律师声明否认温母持有股权,但天津鸿泰公司老板、温夫人好友段伟红已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中承认“温母”是“股权代持人”。但段伟红的解释不合最基本的情理。她说,是因为她的股份太多,意思是财大招风,所以才找些朋友代为持股,不知怎么就把温家宝的家人列进去了。在中国,谁敢把总理家人随便写入自己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名单?这不是骗鬼吗?

有人说,《纽约时报》怎么能拿到这么多信息,一定是有内情人提供,意在打击温家宝。但事实上,关于温家宝家人经商敛财的信息,在中文网络上很多,稍加搜索,就可找到。包括温家宝太太张蓓莉做珠宝生意等,更完全不是秘密。她到台湾买对儿耳坠就花了27.5万美元。西方珠宝商称她为“珠宝皇后”,到中国做这方面生意,都要找温总理夫人。

《纽约时报》做的,就是花气力(也花钱)查询到那些公司的财务报告(采大撒网方式查到数千家),从中找到了温家宝家人拥有股权的证据。当然,如果这中间有人提供材料,最有可能是两类人:一种是温家宝的政敌,希望这些丑闻曝光,击败温势力;另一种可能性更大:就是共产党高官和亲属们都贪腐,但温家宝家族更严重(温妻,儿子儿媳,亲家,90岁老母,温的两个弟弟,两个小舅子,一个小姨子等都经商发财),但温家宝本人却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动不动唱点高调,什么反贪、清廉,还说什么高层干部要申报财产等等;有人对温家宝这种“做婊子却立牌坊”非常不满,才提供材料,揭露温家的敛财巨富真相。而且从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从中国得到的报告(cable),温家宝对自己家人敛财早就知情,甚至一度想跟其妻子离婚。另外从常识角度,家人富到那种程度(尤其是妻子),做丈夫的说不知情,也只能骗鬼了。

不管是什么动机,对中国民众来说,最重要的是:温家巨富,是不是事实。无官不贪,这是中国的现实,专制制度的必然。温家宝从担任副总理至今,掌权14年!他的妻子、儿子、弟弟、小舅子、小姨子等等家人,个个都是千万、亿万富翁。《纽约时报》没有说温家宝有不法行为,甚至都没有说温的家族不法敛财,只是指出这个“巨富”的事实。但他们凭什么那么富有?凭什么拥有27亿美元(170亿人民币)?这个财是怎么发的?不管中共政权怎样封网,都阻止不了老百姓知道这个信息,并在知道了信息之后提出这些问题。尤其在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之际,更令中国人思考,没有选票的制约,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任何高官都可能是贪官,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薄熙来、胡锦涛、习近平、江泽民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西方这句哲言,在中国完全应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陈破空:温家宝遭突袭,中共两派公开摊牌

图为温家宝和周永康

2012-10-30
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惊爆:温家宝家族敛财27亿美元!这份世界知名大报,用了四分之一头版加两个整版,详细罗列了温的妻子、儿子、女儿、母亲及妻弟等所拥有的企业股份和资产,指出,他们在温家宝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累积了巨额财富。
爆料震撼,温家宝形象受损

报道一出,举世震动。尤其在海内外中国人中,引发的震撼,足以用“爆炸性”来形容。世人难以置信的,并非中共高层的腐败程度,而是温家宝的人格。因为,在中共领导人中,温素以俭朴、亲民、勤恳而著称。

更重要的是,温家宝公开主张政治改革,自由派知识分子因此对他抱以好感,渴望中国民主化的民众,也因此对他抱以希望。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人们对温的好感顷刻颠倒,对他所抱有的政改期望,也顿时幻灭。

在此之前,有关温家族经商的种种传闻,由来已久。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据传于2004年获平安保险公司股份,该公司随后获得温家宝任总理的国务院批准,越规到香港上市;2009年,温云松参与创办新天域资本公司,随即成为中国私募基金龙头老大;2010年,温云松离开新天域,转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度让外界以为,他为避嫌而转入低调;孰料,今年2月,温云松突然高调升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这家大型国营企业,拥有至少6颗卫星,号称亚洲最大卫星运营公司。

温家宝太太张蓓莉,以活跃于珠宝行业而知名。但,温家宝活动、尤其外事活动,从不带太太随行。这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实属罕见。这或许暗示:温不喜其妻经商;或者,温张夫妻关系有问题。维基解密曾披露:温一度打算离婚。

温家宝家人回应,破天荒之举

针对《纽约时报》的长篇报导,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粗鲁回应,无法缓解外界的疑惑——该发言人使用中共套话:“有关报导抹黑中国,别有用心。”而中共当局立即采取的封网措施,更加重了民间的疑惑——当局立即在中国境内全面屏蔽《纽约时报》的中、英文版面;并在中国微博上,全面屏蔽有关温家宝和温家族成员的关键词。这些举措,难免留给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倒是温家宝家人委托两位律师所发表的公开声明,对事态稍有缓解。针对《纽约时报》的报导,两名北京律师代表温家人,发布六点声明:所谓温家宝家人的“秘密资产”并不存在;温家人“没有进行任何非法商业活动”;温母亲,除了工资和退休金,并不拥有产业;温本人,“从未参与”其亲属的商业活动;温亲属“对其自己的商业活动负责”;将继续澄清《纽约时报》的不实报道,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事态由此陷入扑溯迷离。有人质疑《纽约时报》这篇报导出炉的背景和时机:为何调查温家宝家族而非江泽民、李鹏等家族?为何不去追踪薄熙来家族的“60亿美金”?美国两大媒体连续爆料中国两大家族--习近平和温家宝,瞄准的,为何都是薄熙来的政敌?如此惊天爆料,为何赶在此时--距中共十八大召开仅剩两周多时间?

《纽时》材料,应来自挺薄派

《纽约时报》随后解释了自己的消息来源:“尽管中国政治系统不是非常透明,但是公众往往容易得到企业及财务方面的信息。大批政府代理部门保存政府机构、私人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包括简历和身份证副本在内的文件。这个系统允许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审视企业纪录。”

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尤其无法令中国人信服。凭常识,中国人都知道,有关习近平、温家宝这类领导人的家族资产信息,只能出自中共内部自己人的放风。“出口转内销”,从来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法,近年愈演愈烈。人们坚信,无论是彭博社对习近平家族资产、还是《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资产的爆料,都来自中南海内部习、温政敌的抛料。

联想到今年薄熙来倒台事件,鉴于温家宝和习近平都是坚定的倒薄派,对他们家族资产的收集、放风、爆料,必来自党内挺薄派。首当其冲的嫌疑人,就是挺薄大佬周永康,其管辖的政法系统,更容易收罗领导人个人隐秘资料;嫌疑人还可能包括其盟友、俗称“新四人帮”的成员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更可能涉及这股江系势力的总后台江泽民。

爆料事件表明,中南海两派,倒薄派与挺薄派、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进一步白热化,互相揭老底、挖祖坟,摊牌,决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十八大即将开锣,变数依然不小。

《纽时》爆料,有助于中国变革

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公开回应《纽约时报》的报导,成为这次爆料事件的最大看点。从前此类事,中共领导人均不予理睬,凸显权力傲慢。温家人的回应,就是温家宝的回应,这是中共领导人的首次。破天荒之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其一,全球化,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对一个极权政府而言,纵使其本国媒体不能起到监督作用,外国媒体却能起到相当的监督作用,国际媒体已经能够对那些封闭国度(如中国)发生直接影响;其二,中共当权者的威权已经下降到这样一个程度:其领导人再难以高高在上或傲慢自恃,不得不适当地放下身段,对国内外不同声音做出回应。否则,后果堪虞。

《纽约时报》的爆料,不论其主观动机和真实来源如何,客观而言,有助于中国的变革。温家宝家人委托律师发表声明,是可喜的第一步;如果温家宝本人由此公布其个人财产,则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步;再如果,由此催生无比难产的中国官员财产公示法,更是具有实质性进步意义的第三步。

然而,要走到第二步、第三步,在当下中国、尤其十八大前夕维稳至上的中国,太难。要走出第二步,难点未必在于温家宝本人,倒更在于中南海同僚的断然反对;要走出第三步,难点不仅在于中南海,更在于中共各大利益集团的拼死抗拒。

改,还是不改?中国历史走到拐点


温家宝遭遇突袭,再次彰显,中共之腐败,已经遍及机体、深入骨髓。任何时候,任何权力斗争,都可以拿腐败来做文章。改,还是不改?成为中共面对的最大拷问。如果改,无外乎两条道路:其一,往回走,回到毛泽东时代,均贫富,甚至于“打土豪、分田地”。这便是毛左派所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极可能伴随人头落地、流血千里,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所展示的那样;其二,朝前走,建立民主与宪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监督与制衡,堵塞腐败之源。这便是自由派所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还可能伴随宽恕与和解,如南非和缅甸模式所展示的那样。

对中共当权派而言,两条道路,哪一条更危险?哪一条更安全?岂非一目了然?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不改,继续高成本维稳,维持现状。其后果就是,腐败到底,糜烂到底。短期而言,或可维持,长期而论,必然被民怨淹没、被民变掀翻,下场更惨。改,还是不改,中国历史都已经走到一个拐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吴澧:文化走出去,道德滑下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读读外国文学的人能有多少?就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中国中学里如今也算教过一百多年了,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大学生仍然大把大把的。文化的流入如此困难;即使西方社会当前的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还是抱着长远观点。
莫言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预言: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愿如此。不过,文化的传输和渗透,在和平时期是非常缓慢的。前年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首都博物馆曾有纪念展,意大利方面还出借了拉斐尔和提香等绘画真迹。但利玛窦在中国,他想学习中国文化,还得答应一辈子不回国,不会将中国文字带回西方。在他留下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批评了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理性思维。为此他和明代大臣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但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三百年后之所以突然发生影响,那是铁与火的碰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即使签了条约,广州缙绅和市民,仍然坚决反对“英夷”住进城。因为英国夫妻在街上并肩行走,看在中国人眼里“伤风败俗”。随之而来的传教士,遭到中国乡土社会全面的、严密地抵抗。看他们的自述,他们几乎无法渗入清代社会。早上衣装整洁出去,晚上叫花子一般回来。走过村子,被庄户放狗出来咬,被小孩丢石头,被女人吐口水。读儒家圣贤书的大户人家,更是不接待。这种状况,要到八国联军打下北京、1901年签了辛丑条约之后才突然改变。敌视西方的那口气,突然泄掉了。人人都想知道,“洋鬼子”到底有些什么花样,打仗那么厉害?然后,传教士们才能将防疫针、体育运动、扫盲、作物育种、西方文学、现代医院和现代学校等介绍进来。
当然,后来又有长期闭关锁国,直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读读外国文学的人能有多少?曾在微博上见出版社的人说,北方一些省份的新华书店,对翻译作品的订购数常常是零本。就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中国中学里如今也算教过一百多年了,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大学生仍然大把大把的。文化的流入如此困难;即使西方社会当前的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还是抱着长远观点。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当然要依靠那些本民族文化修养很深的人。辩证法的另一面是,这些人也必须很了解西方文化。文化走出去,必然有碰撞。此其时也,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金庸笔下姑苏慕容家的战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曾在美国遇到一位很有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成功的华裔心理医师。笔者问:像你这样很古典的中国人,怎么开导那些美国人?他说不对不对,见到美国人,我就不是中国人了。他说,如果求医者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求医者是天主教徒,他就是天主教徒;当然,如果求医者是中国人,他就是地地道道中国人。这位心理医师总是力图成为求医者的文化同类项,这样更有说服力。像他这样,疗程结束后,要是顺带讲解几句孔孟箴言,估计效果不错。
有些西方人来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对国内道德滑坡的现状颇有看法,觉得这和想像中的中国文化相差太远。这时,你怎么办?披头散发,满地打滚,捶胸狂吼“感情被伤害?”比较能够让对方接受的方法,还是转到西方文化。今年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两百周年诞辰,你看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写的伦敦,外科医生让学徒在诊所附近路上撒桔子皮,行人滑倒后找他治摔伤;教区济贫所在晚上将垂死的老人运到其他教区,只为省去一笔丧葬费。工业革命导致城市急速膨胀,人们原有的乡土联系被切断,新的管理模式尚未完善,无道德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狄更斯后期作品里描写的伦敦空气之肮脏,煤烟之肆虐,今日读来也是触目惊心。此刻中国也在这一阶段,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可以说:我们也有作家很真切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建议读一读。
这不是拒绝外国人的批评。《雾都孤儿》写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1831-1901)初期;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已经以道德严谨为特色。狄更斯笔下,那些老派贵族——比如救了“雾都孤儿”奥利佛还敦促他学文化的几位淑女绅士——都是有文化、有道德的善心人。狄更斯并不直接引用教义,但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基督教道德仍然占有权威地位。英国当时有一个阶层、有一个标准,可以引导社会整体向上。而我们则面临着复兴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的艰巨任务。说到底,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更要在国内老树重花——不但根深,还要枝繁叶茂。
(本文平装版已于10月25日见报)
——《一五一十》

2012年10月29日星期一

润涛阎:为何温家宝没有27亿美元资产

今天不提温家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话题以后有时间再谈。因为《纽约时报》报道了温家宝家族共有27亿美元资产后引起了全球级别的报道,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个报道是否属实。
要想提出令人信服的探讨结论,需要有两点前提,一是此人的信誉,二是本结论是否合乎逻辑。第一点来说,虽然一个人信誉很好那只能表明过去而不能代表今天,但一贯性还是不能忽略的。比如,一个没有诚信的人继续骗人的可能性依然很大。第二点来说,合乎逻辑的结论未必是事实,但事实一定符合逻辑。

首先说说润涛阎的信誉。就拿最近来说,当王立军跑到美领馆事件报道出来,我立刻指出逼王立军跑到美领馆的一定是薄熙来,王立军一定是逃命才去美领馆。这些今天看来是很简单的判断,但当时我的博文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然后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说谷开来杀海伍德是因为海伍德贪污了谷开来的钱,我立刻写文章说谷开来杀掉海伍德绝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薄瓜瓜。虽然后来法庭上给出了薄瓜瓜遭到海伍德的威胁而让谷开来动了杀机表明的确是因为薄瓜瓜,但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总有一天你会认同谷开来杀掉海伍德的真正原因,那一定是润涛阎当初给出的判断。接着说习近平突然失踪的事件。当时我立刻告诉大家:习近平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病,只是他不想见即将下台的希拉里而已,因为钓鱼岛事件出来了,习近平不想让美国知道他与胡锦涛是否在国际关系方面不同,习近平也不能让国人谴责胡锦涛太软弱而显示强势对外,他也不想让美国提前知道他上台后的国际战略。所以,他不见希拉里要比见她更好。可是,随后的全球的媒体都在报道习近平有病了,中风、心脏病、到香港动手术、协和医院戒严、李克强接班的B方案、习近平遭到暗杀、车祸,等等不一而足,而最后结论还是润涛阎最早说出来的习近平没有什么大病的判断。

我这不是要自吹什么,而是告诉大家这些事实。下面让我来告诉你温家宝家族27亿美元资产的报道是瞎掰的逻辑推理。再说一遍:合乎逻辑的未必都是事实,但事实一定合乎逻辑。如果不合乎逻辑,那它一定不是事实。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温家宝家族现有的27亿资产中的22亿是来自天津的对我来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叫段伟红的女人。据报道,段女士的公司叫泰鸿公司。段女士说出2004年她为了不出风头才找到三十多人,用他们的身份证办理股份。段女士说她这些人有温家宝亲属和亲属的朋友,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段女士这段陈述属于不打自招无疑,傻子都不会相信随便找人就找到了温家宝家族,而且找到后还不知道他们是温家宝亲属。而且段女士承认自己认识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自相矛盾,所以,这段澄清属于越描越黑无疑。
但这是发生在2004-2005年期间。到了2008年,段女士把从事房地产等赚到的钱投入股市,买的是平安保险的股票。段女士说,在投资股票之前她已经收回温家宝家族的盈利全部归为自己的账户,然后才投资到平安保险。
显然,段女士在这里也撒了谎。作为当朝宰相的亲属,段女士绝对不敢贸然收回全部盈利。但她敢公开讲这笔钱都归了她,逻辑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笔钱还在温家宝家族账户里,那她绝对不会出来说这些话的,她一定选择沉默以防引火烧身。逻辑推理应该是这样的:温家宝得知家属参与了此事,或者在中央内部有人告诉他反对派在整他的黑材料并发现了这件事后,温家宝当即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在中央内部提出跟老婆离婚,因为阻止不了她爱财的个性。中央当然不能批准他离婚,那将暴露了党中央上层都腐败透顶了,温家宝与腐败家庭决裂,其他高官该如何办?这件事温家宝是否是故意表演,还是真的想借机跟老婆离婚,润涛阎认同后者。温家宝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党中央不批准温家宝离婚,但同意他把直系亲属的钱退回去。温家宝亲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找到段女士,告诉她把所有的盈利统统送给段女士。这就是现在段女士胆敢打保票信誓旦旦地说那些钱在2008年都收归到了她的账户。

要不是温家宝主动亮相自己站在倒薄派一边,薄熙来的人马也不会通过外媒把此事在温家宝下台前爆料出来。当然,另外的5亿美元资产,有多少还在温家宝家族的账户里,因为没有对方像段女士那样给出说法,我们目前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现象: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只要有权,不论他本人是否愿意,他的家族都会沾上铜臭。有人会说:温家宝为何不在2008年当机立断与老婆离婚,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

首先,跟老婆离婚,这倒是一个理由与机会换个年轻貌美的。但跟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社会不承认,照样送给他儿子发大财的机会。况且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齐家”其中的解释便包括孔夫子的“父子相隐”,就是儿子不能揭发父亲的罪恶;儿子一旦犯法父亲也要保护儿子。在家里可以打儿子,但在社会上父亲要隐瞒儿子的罪行。所以,在没有铲除传统文化这个大粪池之前,任何当权者都是大粪池里的屎壳郎,身上都有屎。没揭发出来的,个个都是恩来;一旦揭发出来,个个都是熙来。所以,才有很多人为陈良宇、陈希同、薄熙来喊冤。也正因为温家宝公开倒薄,温家宝家族的贪腐报道才让很多人兴高采烈。如果明天让你当权,你的亲属也会贪腐,因为你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粪池里熏陶出来的屎壳郎,跟其它浑身是屎的屎壳郎没有差别。差别只是在于身上的屎有多少而已。

虽然说温家宝家族里的27亿美元资产其中的22亿早已转给了段女士,但谁要说温家宝家族没有贪腐,就如同说其他中国高官家族,包括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曾庆红习近平薄熙来等等等等家族没有贪腐一样,是荒唐可笑的。我不是说这22亿就真的归了段女士,段女士没有那么傻。如果温家宝没有公开倒薄,等到以后有机会,段女士还是会主动把此巨款还给温家宝家族的。事件暴露了,这笔钱也未必会让段女士拥有,温家宝本人极可能让她交出来充公。段女士本人是否能守住她自己那份资产,还很难说呢。说不定还得进监狱。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贪腐,那你是胡言乱语。毛泽东在三年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困难时期在全国建了 58处行宫。到目前为止,副省长有46处豪宅养着46个女人,算是曝光了的房子最多的高官,但还是比不上毛泽东的行宫多。要知道,那年头很多农民一家人冬天只有一条棉裤,包括北京郊区的农民。有人说国民党当年有清官。事实上,清官哪时候都有,清官自己不贪,但清官的家族腐败透顶。别看历史剧里总是有家族也不贪腐的清官,那只是戏剧,而非事实。一人当权,七大姑八大姨都能沾光,何况直系亲属?杀掉刘青山张子善的毛泽东,他女儿1975年已经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了,他侄子毛远新是大军区政委了,更别说他老婆江青曾是文革小组副组长。文革小组就是当时的权力中心。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往前也是一样,帝王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

我们还没有摆脱“做人上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王败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传统文化。温家宝一直在这传统文化大粪池里挣扎着,他想改变,但根本办不到!如果他家属不贪腐,其他人一定要让他们贪腐。如果温家宝亲手杀掉亲属,那温家宝就一定被同僚干掉。如果习近平的姐姐姐夫不是亿万富豪,习近平就不能接班!因为担心他上台后真的对腐败制度开刀。一句话:“不放心!”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纪委去双规一位贪官,该贪官大怒道:你们哪位敢说你的官不是直接或间接买来的?来者答复道:但你犯事了!
请您回顾润涛阎多年前预测的中国的未来依然是:“盛世--- 乱世--- 盛世--- 乱世”的循环。它是民族特征,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走出这个循环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大一统观念,需要每个省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领地,才能走出“盛世—乱世”循环。地球上,还没有哪个大国搞民主不是联邦能成功稳定下来的,包括美国和人口众多的印度,都是联邦制。而中国人无法认同各省司法独立、省长不受国家领导人的选派这样的体制,是大一统文化决定的。所以,别指望中国一旦盛世后就可搞民主,而结局一定是盛世 — 乱世的循环。论中国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盛后必乱,乱后再盛。没有三代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起舞者都是追逐个人眼前利益的屎壳郎。因为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还处在“吃饭”、“性交”这两个最基本的动物思维阶段。男人争权夺势是为了搞更多更年轻的女人,女人以能搞到更多更多的钱为最高价值。然后让儿女继续做人上人。至于探索真理、在高层次上追求完美,对“无利不起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高官富甲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只追求最后的结局失败,而不考虑过程的合法。所以,骗子遍地,最成功的往往是最大的骗子。这才是谁当权谁腐败的原因。

同样是亚洲四小龙,台湾的人口是南韩的一半,但南韩有三星、现代等很多大企业,而台湾只能是靠压榨农民工的给人家打工的富士康一类的企业。中国大陆,很多产能规模包括钢产量都是全球第一了,但还是搞不出三星、现代这样的品牌,表面上看是体制的原因,而深层原因是文化,传统文化造成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只看眼前利益的民族特征。
别骂温家宝曾庆红李鹏朱镕基薄熙来习近平等家族腐败,请问:你要是有他们的权力地位,你会不会也一样?你如果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改变体制,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改变体制,第一步便是需要各省独立、建立联邦。关键还是要扬弃传统文化,否则,联邦了各省就打起来了,又回到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循环圈。

由润涛阎张贴 @ 2012-10-27 22: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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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中共高层有谁不贪?

左一为令计划

围绕「十八大」的权斗好戏连场。继薄熙来夫妇的丑闻与胡总心腹令计划儿子的「法拉利车震」事件后,中外媒体揭露了包括习近平与温家宝等大家族天文数字的家产。大陆稍微留意时事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共头面人物好像一身正气,天天喊甚么「八荣八耻」、要提高干部的党性教育、要当「二十一世纪雷锋」云云,但骨子里谁没有让配偶与儿女利用自己的高位去敛财?

《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家财达到二十七亿美元后,美联社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财务廉正」(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报告,透露去年中国暴发户通过洗钱等管道把高达六千亿美元运到国外。该研究计划更估计从二○○○年到二○一一年间非法流出中国的资金竟达到三万七千九百亿美元!其中当然包括薄熙来夫妇委託英国商人海伍德「处理」的不义之财。

其实中南海十分明白贪污腐败已严重蚕食中共本来已经体无完肤的合法性。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多次提到打击贪污与廉政建设牵涉到中共「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更明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中共威胁最大的不是「境外反华势力」,而是党内的寄生虫。前总理朱镕基更有现代包公的美誉,朱总那句「做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更是中外闻名。但谁不知道老江的两位宝贝儿子做生意长袖善舞,身家过亿美元?朱总的儿女同样是商场的大赢家。当然,香港与外国的媒体没有刊登过这几位高干子弟触犯党纪国法的证据,但老百姓都晓得,假如他们的父亲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话,这些阔少不可能富可敌国!

表面看来,胡温十年前执政后,搞过好几次廉政风暴,捉拿部长级或以上的大贪官看似比前朝多,但实际上问题没有改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经济的开放,无论财技与洗钱花招比过去高超得多。二○○九年底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曾经有比较开明的中央委员倡议「干部阳光法」,即高级官员必须公示家族的财产以及直系亲属在海外的居留权与投资等。此建议当然没有通过!

今年三月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出事后便传出这位高干子弟居然拥有多部价值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豪华进口轿车,当时便有人提出要追查老令与他夫人的资金来源。但胡总却高调替他的家臣辩护,说甚么令计划「一天到晚忙於公务,没空管好家人」云云,结果中纪委并没有对令家采取行动。据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称,解放军的贪污情况更严重,他说「贪将」比「贪官」更厉害,对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习近平因为家族生意庞大,十八大上台后根本不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肃贪,看来中共这九十一岁老店就这样腐烂下去,直至灭亡为止!

林和立/ 中国问题评论员
——苹果日报

张伦:绕着走的胡锦涛时代

(张伦 法国塞尔奇•鹏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从满怀希冀,到渐渐失望,甚至因此无所作为,危机日积,威胁中国的未来而让有些人愤怒不已——最典型的莫过于张木生那句被人广为传播的“抱着定时炸弹搞击鼓传花”,人们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感受发生很大变化,评价不一。
当初“涛哥挺住”的拥戴早已消失无形,“胡紧套”等嘲讽和讥骂充斥网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尝试着去对胡时代的施政风格做些归纳,在笔者看来,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是一个“绕着走的时代”。

错失机会

事实上,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处在巨变时代的大国的领导人,人们所冀望的,是他采取些具有决定性有助于民族稳步发展的、有前瞻性的举措,而不是弄些花拳绣脚,雕虫小技,修修补补。
遗憾的是,回首这十年,恰恰是因决定性改革措施的阙如,最让人诟病。且不说与邓时代,即使与江主政期相比,也是乏善可陈。至少江主政时期,还有加入世贸这关系国人迈向世界的关键性步骤的实现。而如有人提出十年来两岸关系上有些重大突破,那说到底其实是台湾方面的变化(连战登陆与马英九当选)所带来的。事实上,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处在巨变时代的大国的领导人,人们所冀望的,是他采取些具有决定性有助于民族稳步发展的、有前瞻性的举措,而不是弄些花拳绣脚,雕虫小技,修修补补。
 这十年,一方面,继承前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正面成果,中国在世人眼里显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另一方面,前期改革路线的偏颇所积下的问题正逐一显现,让这种“强大”又显得非常脆弱,需要领导人以其决断、责任心和远见推出新的政策加以修正,未雨绸缪,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引发重大波折,断送民族发展前景。
而就这点来看,胡执政十年错失了一些重大的机会和资源。

“绕着走”

客观讲,胡不是对问题茫然不知,否则,也不会有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五个协调”、“建设和谐社会”等政策的出台;一些具体措施的实施也不是毫无补救之效。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的调整,是要根治关系民族兴衰的痼疾,不是些治感冒伤风和外敷药能得以疗治。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现胡离任在即,希望未来的领导人不要再玩胡绕着走的游戏。
遗憾、指责或嘲讽或已都无济于事,为中国的明天计,需要的是探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以及观察未来中国可能演变的一些有益的视角。
一般来说, 分析一个政治领导人及其施政,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综合讨论:一是该领导个人素质与思想,二是制度因素,三是面临的历史情境与课题。 就前者来讲,我们必须直言说,胡不是一个有大魄力、远见的政治家。而这显然又是与制度因素相连的。对一个家庭出身并不好,受毛式教育,成长在诡谲险恶的毛时代,在邓那样的强人主政期始习政治的胡锦涛来讲,循规蹈矩,萧规曹随,借用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布迪欧的术语说,已经是他那代政治人物的一种“习成” ( habitus),一种第二天性。因此忍功可以非同常人,魄力却可能大为不足。至于毛时代的一些思想方式、语言也必然深植存续脑际。
 众所周知,因体制使然,对中共大多数官员来讲,成功的诀窍在不出错,政治正确的前提是跟党走。不冒犯上级,不担风险,不负责任,有问题,能拖则拖,“遇见难题绕着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都是些是官员生存和发展的惯技。而在这种官场文化中浸染上升的胡锦涛,又怎能脱其痕迹?——国际上对其外交场合的拘谨木讷,拒人千里的印象,国内正式场面上的背书式演讲和套路语言,显然即是过去时代教育的后果,也是政治上缺乏自信和规避风险养成的习惯。
重要的是,强人离去、体制衰变,江系力量的掣肘等因素造成胡锦涛政治合法性资源和施政力量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胡锦涛步步小心,既要巩固权力,做点好事,又不要让潜在的对手抓住把柄,最自然的选择难免不就是这招“碰见难题绕着走”。
而2008年后国际和国内一些问题的急剧恶化,或许也更强化了他做这种选择的意识。何况,由于缺乏改革,近十年来权贵集团力量的进一步坐大,或许也会让他觉得无力回天。这一切,造成胡这十年“绕着走”的主要施政特色。

社会和谐论


胡锦涛
胡执政十年错失了一些重大的机会和资源

这方面,最明显地体现在回避政改的“社会和谐论”上。显而易见,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缺乏公正,社会矛盾激化。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显然是在政治领域。但恰恰在胡主导下,不去正面触及政治这根本,却绕个圈来大谈社会和谐,显然,即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药不对症。
更糟糕的是,由于绕着走,不去进行新的政治制度建设,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毕竟又无法全然用其他手段解决,结果在政治领域强化现有政治机器,甚至启用恢复一些已经放弃淡化的旧招数来应付局面便逻辑地成为选择。
这就是我们看到胡时代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一些强调党的权力,用专政机器来控制社会人士等做法死灰复燃,得以强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谐”迅速地沦为“河蟹”,成为讥讽、嘲笑甚至是社会反抗的对象也就毫不令人奇怪。
至于经济上不去下大力根治内需不足,结构失调的痼疾,满足现得利,借着入世得以强化的经济发展上外贸依赖过重的问题变得积重难返,在外部经济环境危机下只得再打国家投资的刺激强心剂,长期吃惯了国家投资、房地产等补药的虚胖经济病上加病,这些也是有目共睹。 

“保江山”

多年前,有朋友谈及,一位与胡锦涛有相当接触的人士曾在与他论及胡的执政理念时,将其概括为“做好人,保江山”。“保江山”自不用解释, “做好人”,即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做些好事。这些年来胡执政的轨迹,可见这个概括不是无中生有。倒可能确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胡的内心想法。
问题是,这位朋友当即向该人士指出:如果“保江山”与“做好人”矛盾时该如何处置?对方无言以对。事情的关键恰恰在此,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或许“保江山”与“做好人”可以暂得妥协。但当“江山”(现体制)是许多问题、坏事的根源时,保江山就只能是做坏人。胡离任在即,但这个“做好人”与“保江山”之间的矛盾不仅依旧,且越来越尖锐。但愿,念天下苍生的福祉,为民族也为个人的利益计,未来的领导人不要再玩这种绕着走的游戏,而我也相信,事实上,他也再没有胡玩“绕着走”的运气,是到了必须直面问题的时候了。 
 十年后,我们将会怎样再来概括新领导人的执政呢?

罗小朋:中国的身份游戏

图为罗小朋

本文为"乡村中国讲坛"第一讲文字实录,已经罗小朋老师本人审订,共识网独家授权发布

主讲人:罗小朋(著名经济学家)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讲坛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
讲坛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讲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中国读书会"

  近年来,身份(identity)这个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和学者的重视。这个现象绝非偶然,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人类合作秩序之重要,而理解和促进人类的合作,正是21世纪人类的主题。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样的身份游戏中。虽然有些身份,如性别和种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现代生活给地域、宗教、职业乃至政治和社会身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性和流动性,各种身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身份游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和种族身份游戏在内,都处于快速的演变之中。不把身份概念和规则引入社会研究和分析,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诺贝尔经济学得主G.Akerlof在他合著的新书《身份经济学》的导论中就指出,今日的经济学已经不能仅仅把自己限于消费和收入的研究,而必须考虑多种社会动机。身份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就是人们的身份意识决定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预期,而这种预期对于经济如何运转十分重要。

  身份游戏遵循的规范不仅体现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历史事变和文化习俗的约束。因此,每个国家的身份游戏,都有极其鲜明的体制、文化和时代特色。过去的百年,中国人争独立和自由的激荡历史彻底重塑了自己的身份游戏。与传统的身份游戏相比,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在集体性和公共性方面,有了巨大飞跃,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地位也因此而大为增强。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还不是自由人的游戏。中国人何以增强了集体性和公共性,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这种不自由的集体和公共生活如何可能?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形式是否可以持续?中国人又如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把外源的、强制的集体性和公共性转化成为内生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真正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在不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身份游戏”的概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挑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回首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三十年前,我是79级的人大工业经济系研究生,那时候,我们住在东门一进来的主办公楼里,那一年我们系就招8个研究生,住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宿舍。现在高楼林立,我刚才和仝老师讲,其实我们当年是第一批学生到新华门去游行,那个政治氛围有点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事件一样。那时我们闹的是把二炮从人大校园里赶出去,结果也闹成功了。当时,我记得那些外国记者围着我们,同学里面有人能用英语跟外国记者交谈,我很羡慕他们,什么时候我的英语能那样。几十年的变化,真想不到。

  言归正传,首先什么是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玩多种身份游戏,我们有文化身份,国家和民族身份,有地域身份,有职业身份。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要玩这个游戏,就要知道在你的身份里面包含着:一个是“权力的游戏”,在你的身份群体里,权力博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谁看过维特根斯坦的东西?应该看一点,不一定要去看他的原著,有一本中英文的小书介绍他,可以去读。他是整个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开拓者。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在你置身其中的身份游戏中,很关键的一个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懂了这个,你就懂了你这个身份的语言游戏,也是身份游戏最基本的部分。

  让我就先介绍一下身份游戏的概念。身份游戏的起源,为什么扯那么远呢?因为这也和当前国际上社会科学的趋势有关系。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创造新秩序的问题,所以那个老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份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中国很多人还没有这些当代的常识。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常识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常识是什么?那就是人类对自己怎么来的已经有了一个和二十世纪很不一样的认知,很不一样的知识基础。不管你是哪个文明,哪个文化,这些新知识应该是大家共有的知识基础。

  这些知识有一些很晚近的发现和新假设,包括西方学者的争论,比如说文化演进最基本的机制是什么?几年前,包括最近福山的那本书,一些学者认为血亲选择(kin selection)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上次回国做报告还用了这个观念,但今年4月份出版的Wilson的新书,他认为血亲选择作为人类文化演化最基本的机制已经被否定了。西方学者做了多方面的验证,包括有人从数学上来论证血亲选择机制不成立。当然还没有一个所谓终结性的结论。

  所以,我今天也推荐Wilson的这本新书,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需要的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书名是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Wilson把这些年来关于人类演化的这些新知识综合在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他个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评,是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身份意识最早的起源是部落文明。部落文明塑造了人类共同的人性与合作的文化本能(移情能力和语言能力等),这个结论现在是有实证支持作为基础的,包括基因考古的研究成果。

  根据这些研究,人类进化的身份游戏也好,文化秩序也好,制度也好,根据Wilson的观点,推动演化的有两个最基本的机制,一叫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一个叫个体选择(individual selection)。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关于文化制度的讨论归结为这两种选择机制的组合和构造问题。

  人性的矛盾就表现在它又是自私的,又是利群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两方面都有其基因根据。Wilson认为,人类的铁律就是自私的个体打败利他的个体,比如像雷锋这类人。个体之间的竞争,自私者必胜。当然不是最自私者必胜,因为个体竞争受到群体竞争的约束。群体之间的竞争,是团结的、利他的群体必胜。否则的话,就不能解释今天人类存在下来的社会为什么是现在既有自私的人也有利他的人这种形态。如果一个群体里面自私的人永远占上风,这个群体还能打赢其他群体的话,今天人类社会就全剩下自私的人了,但事实是人类社会今天还有不自私的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总体看,群体选择机制主导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身份意识是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演化产物。

  二、“身份游戏”的历史渊源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人性之初基本上差不多,那后来的文化和制度为什么差异这么多,这么大呢?回到中国文明,我们跟其他文明一样,起点都是部落文明,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国家起源于部落文明的整合,打仗、兼并,这个也没有错。在整合过程中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打败了一个部落,打败了一个小的文明,打败了一个群体,怎么办?这个问题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里面明确提出来了。说穿了就是被打败的部落,有它的身份意识,有它的文化。马基雅维里说,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种是摧毁它们,第二种是征服者亲自去住在那里,第三种是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使用的是第三种办法,而罗马对希腊人使用的是第一种办法。马基雅维里对第二种办法语焉不详,因为欧洲古代文明没有第二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实际上中国文明恰恰走了一种中间路线,这就是我们的西周。

  任何一个新的身份游戏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尤其是战争、革命,可以重新塑造人的社会身份。所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导致身份游戏的一种嬗变。西周伐商是整个中国文明身份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有记载的起点。一个概念起了重大的作用,就是“天命”观的确立。许倬云教授认为这与周人一场辩论有关。因为周灭商,得到了一个统治整个中原的机会。为了为这种统治辩护,你要有一个说法。天命的说法很好,就是天给了周统治商原来势力范围的正当性。但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周人辩论的最后结论是天命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这个政治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不一样。犹太人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就是说天命降于犹太人,并不是降于犹太王。按照许倬云的意思,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后果之中,因为我们中国人统一的文化身份就是从这个天命来的。天命是降于王,而不是降于一个族,一群人。这样就使汉字文明的文化身份有了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你只要认这个统一的王,我们的文化身份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就此埋下了中国人身份游戏的根子。

  当然,说法是这样,背后还有内在机制。我的理解,汉字的传播对中国大一统的身份游戏影响很深刻。主要就是汉字传播对瓦解部族的集体记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族文明有一套口传文化,口传的信仰系统。来自不同部落文明的人,一旦学会汉字就进入到个人机会更广阔的一个大文明共同体内,容易把自己部族文明里的东西忘掉,或者撇下。杜赞奇对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很深刻。他讲中国人的信仰结构,精英和底层是两截子的,是一种上下相隔的纵向构造,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认为,这和汉字在中国的身份游戏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不过,西周还留了一条部落文明的尾巴,就是血缘神性。(帝王将相是有种的)春秋战国,血缘神性很重要,在古代的宗教和贵族精神的形成中很重要,但血缘神性在我们中国文明中消灭得比较干净。在部落文明里血缘神性是显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部落有神的力量在支持。但在中国文明里,血缘神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由于汉字传播提高了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期间一个重要的身份游戏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认字的阶层,这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文明是开放的,你只要认字就进到有地位的阶层来了。而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思想那么样精彩,现在说那时候天下大乱,死人很多,但思想的传播在汉字的文明圈里不受太多限制和操纵,思想只要在竹简上抄下来,就可以传播开来。孔子说那些话有人抄,所以传播开来。只要你的思想有吸引力,就有人抄,就传下来了。

  这不像后来,后来有人可以控制。到了吕不韦他就想控制这个东西了,让人写书。但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思想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这就是百家争鸣的背景。一旦进入了控制,就不一样了。这个控制实际上从秦就开始了。在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怎么解决被征服的部族文明,或者领土的治理问题,中国人给出了一个马基亚维里想不到的解答。那就是用游士,用别的地方出身的知识人来治理被征服的土地,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不用本土的,也不见得用直接从我这个国家派来的,而是用天下游士里面选择的知识人,这是郡县制最实质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治理机制,这也是秦一统天下的一个制度基础。

  这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罗马帝国征服许多国家以后,它始终也想解决怎么统治,怎么控制的问题。它搞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搞了一个citizenship。对被征服的土地,允许一些人通过效忠帝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就是今天我们也在讲的公民权,身份权。这个不是很成功。所以,最后才走到基督教这条路上,利用统一的宗教信仰。因为基督教当时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原来杀基督徒,后来又转过来了,就是发现公民身份不成功,这是刘小枫讲过的,用公民权来一统天下的办法走不通,才走到了利用基督教统一信仰。你们去对比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和中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不同的身份游戏。

  所以,到了秦汉,中国的身份游戏就定型了。我应用Wilson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个体竞争是不封顶的,就是血缘神性失去了以后,人皆可成舜、尧,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的文明范围里面,天下失鹿的话,人人皆可逐之了,是这么一种身份游戏。这个概念不是在所有其他文明里都有的。

  另外,我们是家国一体,到秦汉以后,中国文明的家和国是同构的,它的包容性很大,只要你认同儒家的等级伦理。但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一种反政治倾向(赵汀阳)。一旦没有了(身份平等或政治人格平等)群体,也就没有政治了。中国的大一统,就是把内部(群体)政治自主性,系统消解掉了。所以,中国的身份游戏彻底解构了部落文明的群体文化特性,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用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来强化个体和家庭之间的竞争,压制非血缘性群体的凝  聚力,瓦解群体的政治自主性。

  这样的身份游戏是有很多问题的。我开始讲到,部落文明它形成了人类文化心理本能,那种激情,互相的道德和情感的支持。而大一统的身份游戏难以满足人类在部落文明时代形成的许多文化心理需求,导致了集体的宗教生活之退化,情感和道德相互支持的退化,荣誉(英雄)机制的退化。所以,我们跟西方文明的区别,或者跟其他许多文明的区别,可以说是他们更多地保留了部落文明的一些东西,而我们把部落文明的东西消灭得比较厉害。像荣誉机制,中国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弱。儒教是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变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家庭要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本质的要求,不是平等,家庭里面不能搞平等,否则跟个人基因要往下传的本能冲突。所以,福山在他的书里就讲,基督教对家庭有解构作用。

  一种身份游戏必须要能够不断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探讨一个秩序它有没有生命力,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精英选拔的开放性,在维护垂直整合的精英选拔的开放性上,中国文明是一直在进化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孔子开辟的私塾教育,是这种秩序能够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前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是多元的,到西汉以后这个思想就完全是统一的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支持大一统的儒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大一统和儒教的主宰地位与土地产权的安排也是结合起来的,在中国,这个秩序游戏,身份游戏的再生产,是跟一种分散的土地产权有内在联系的。总的趋势就是下层的人向上流动性是不断扩大的,贵族的活力是不断下降的。

  但是,这种秩序再生产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皇帝的选择就是一个问题。王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还把这个问题搞砸了。这样的话,改朝换代就变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再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改朝换代机制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东汉以后,中国打来打去,就是统一不了。(分治稳定不下来),统一了也不稳定。原因没有人深究。日本有一个学者就专门研究封建领主制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确立,因为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发展得很成熟。这可以看到我们汉字文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的文人不信分裂,不信分治。即使是处于分裂状态,信仰的还是大一统。

  但文人也有一个弱点,他们没有本事重建统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中国文人精神上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状态,(这恐怕)跟我们民族知识分子这个弱点有关系:你又信大一统又统不起来。(看看诸葛亮的命运)所以,后来大一统的重建,周边的部落文明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中国文明要借部落文明的血性和活力来重建大一统,包括北周改造自己的文化(来重建大一统)。再就是隋唐重建大一统,都有这些部族文明的作用。但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的长处,它的治国理念是轻傜薄赋,高度分散的土地产权支持了普遍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支持了经济竞争。自治的农村社会支持了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以农村自治,以水网作为运输系统的这样一个市场系统,它的构造非常奇特。施坚雅就是研究中国独特的市场网络,在世界博得了很大名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市场构造理论。

  而且中国的社会网络也很重要。我们的地缘身份在政治上不是很重要,但地缘身份一旦进入到市场游戏里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清时代同乡在商人组织方面起很大作用。晋商、徽商,地缘身份虽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隐性的,但在中国的商业中,这种社会网络起着维系市场信用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开放性,不那么封闭。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弱点是公共性不足,没有地域政治共同体的支撑,它的公共性是不足的。

  所以,李约瑟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被新的知识(包括语言与秩序建构的关系)解决了。因为中国文明这种构造,(包括它的语言游戏)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当然不能因此而低估中国知识系统的价值,这是两码事。我们不可能产生西方这套科学的知识系统,但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有很重要的认知价值的。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包括中医这一套,它的价值是会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身份和语言游戏玩不出科学来。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逻辑(表达)能力不足,这是致命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身份游戏(和语言游戏)逻辑能力不强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简单解读,就是中国差序的文化秩序。发展逻辑表达(要求对话者彼此承认人格平等)对维持等级秩序是不利的。说的直白一点,你要讲逻辑,很容易让身份高的人没有面子。

童之伟:风雨过后看重庆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必须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十八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红色民粹主义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构件,否定“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揭示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民主、反法治、谋特权的内容和极端性质

  2012年9月21日至9月24日,我应朋友之邀,到重庆进行了为期4天的讲学和考察,那时薄熙来先生还没有被“双开”。回来后,我把自己那几天的一些见闻和感受整理成文,这些文字或许可供对重庆事件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也可算是我对曾关注拙作《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的读者所做的一点回应。

  一、城市建设成就和资金来源问题

  这次去重庆首先关注的是城市建设。与5年前相比,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大都新而气派,不小程度上拉近了与沿海大城市的差距。从住宅小区的外观和我具体接触的一些重庆居民的居住情况看,市民的住房条件较过去有显著改善。毫无疑问,过去几年重庆的城市建设成就不小。
  但这个城市过去几年建设投资数量惊人。在重庆的那几天,我经常提出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的。较多人说资金主要是薄先生凭其个人关系从某银行借来,少部分来自税收、卖地、转移支付和“打黑”。不过,大家在以下方面似乎有共识:重庆过去几年一直在大举贷款,完全不管此后拿什么偿还,以及是否有能力偿还等问题。重庆地方财政过去到底透支了多少,贷款多少,在民间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当地人普遍认为,薄能把钱找来就是本事,不管是转移支付还是贷款,工程搞完了再说。还不起吗?还不起或许就不用还了。为了重庆的稳定,说不定到时候会用国家财政填重庆的窟窿,由全国人民为重庆城建埋单。“外国的债务都可以免,何况自己国家的一个直辖市呢?我们不怕欠债!”这类思维很普遍。
  有朋友对我说:“百姓不懂收支关系,财政问题,他们只看眼前,眼前有好处他们就叫好,不会考虑什么透支,什么钱怎么还或由谁还的问题。”这或许就是神话背后的市民心理依托。要揭示薄的城建政绩神话并不难,正如最近童大焕先生所言,只要搞清楚和公布这几年重庆的“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黑名义进行的黑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城建‘奇迹’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二、市民安全感消长与情绪两极化之根由

  在重庆,很多人和我谈到安全问题,一部分人强调薄主政时期安全改善了,另一部分人说薄、王时代很恐怖、很不安全。我看,他们说得都对。
  薄、王时期,公权力强化治安,有效减少了地痞、流氓打架斗殴、欺行霸市、偷鸡摸狗等治安问题,连站街女郎都几乎绝迹。社会治安好于过去,这一点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也曾是重庆官方持续宣传的亮点。
  但是,城市治安好转的代价很大,除难以持续的超额警务支出外,最大的代价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在社会治安好转的同时,警察权等公权力对个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的侵害与日俱增。重庆政法系统多人告诉我,薄、王时期,每年都自上而下给各区下达必须完成的计划指标:规定每个区必须送多少市民劳教(一般上百或数百),必须刑拘多少人,必须给多少人定罪判刑,必须找出和打掉几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任务自上而下压得很紧,实际上是变相逼迫各公安分局、派出所人为制造种种冤假错案,包括打黑假案。至于薄、王时期公民私人财产权受到的威胁,普通市民可能难以感受,但民营企业家对此也许刻骨铭心。
  我曾多次请教重庆政法系统官员和一些法学院师生:在薄、王时期,普通百姓难道感受不到来自公权力的巨大安全威胁?记得有一位法务人员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百姓们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没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会被抓去坐牢、劳教,甚至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等他自己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时,已经晚了!”
  我相信,在薄、王时期,公权力违法乱纪滥施暴力给市民带来的安全威胁在总量上可能大于他们为市民消除的来自地痞流氓黑恶分子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就安全而言,市民在总体上失大于得。但就个人而言,其感受和际遇会截然不同。
  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重庆民众对打黑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情绪,但酿成两种截然对立情绪的原因,都在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一方面,由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公权力机构对一些横行霸道、侵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人员该处罚的不处罚、该抓捕侦办的不抓捕侦办,导致受害民众及其亲友产生极端的情绪,即只要说是打黑除恶,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还是被错抓错判错杀,只要尚未轮到自己头上,都一概拍手叫好。另一方面,同样由于警方或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办案搞刑讯逼供,违反程序正义,致使一些无辜的公民被劳教、被错抓错判等种种情况。这些情况造成蒙冤受屈者及其亲友产生另一种极端情绪,即不分青红皂白质疑乃至否定公安和司法机关“打黑”办案的正当性、合法性。
  所以,建设和谐、公正的社会,必须有效降低民众的上述两种极端情绪。关键在于公检法部门在办案时都要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包括落实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保证被告获得律师充分辩护和法院真正实行公开审理。

  三、“唱红”及舆论购买

  我一直认为,“唱红”是以冠冕堂皇的外在形式,悄无声息地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往“文革”方向引领,悄无声息地否定着宪法原则、否定着中共党章确定的路线、方针。而其动用人力财力的途径,则直接破坏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和国家法制。据我在当地了解,重庆在“唱红”方面的投入是相当巨大的,在市区两级财政中,其比例高得离谱。另外,在海外和国内,用于“购买”宣传服务的资金支出,仅从已经透露的数额看,就已经相当惊人。
  我在重庆了解到,当时为鼓励各地学者为“重庆模式”张目,有些机构相当慷慨大方。我获知的标准是,当地学者参加座谈会,签个名,发5000元,外地牌子大的学者,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几句,主办方出手就上万元或数万元。当然,差旅费也是重庆出。不论怎么说,如此“购买”特殊“劳务”,实在离谱。
  我觉得,中国公众和重庆人民有权知道,这些钱到底是用于办公益还是谋私利?这些钱哪里来的?哪些人拿去了?一个市委书记凭什么不经各级人大批准可以在预算外动用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为自己造势?有些地方的干部为在当地差额选举中能当选,变相给部分人大代表送点小礼,或发手机短信拜票,就被认为违反党纪政纪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但薄为了上位,动用成百亿上千亿元的公款搞政治腐败,怎么就没有阻碍呢?

  四、在“共富”口号下对私营企业的劫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走向共同富裕,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薄熙来在重庆鼓动的,恰恰是在现阶段就兑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初级阶段的极左口号。这个口号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用来证明劫掠私企老板财产的正当性。
  记得我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受到了重庆市委党校一教授的强烈批评,被批评的核心内容,是我的报告把彭治民、李俊和陈明亮三位认定为重庆净资产最多的民营企业家。
  我的研究报告认定彭治民先生是重庆最富有私营企业家,是站得住脚的,至少不是“妄说”。重庆公安局091-618专案组组长王智在重庆卫视2010年11月播出的《拍案说法》节目中说得很清楚:彭治民是重庆最大的地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财产是46.7亿元,由于土地已经增值,彭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在100亿以上。彭的律师余晖告诉我:彭的财产被查封冻结时光现金就有6亿左右;彭治民案被冻结查封资产总值在100亿、净值在70亿左右;彭旗下还有一部分财产未被查封,现在其妻子和亲友掌握下。我综合判断,彭整个公司资产净资产按当年市值计算应该在84亿上下。这个数字高于胡润排行榜上重庆首富尹明善先生的68亿元。
  从重庆“打黑”对私有企业的剥夺情况看,非上市房地产私企有钱、有地,打他们特实惠,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倒下后社会影响面小,所以他们往往成为被打的首选。
  重庆“打黑”变成重点针对私企的“黑打”,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了重庆范围。诸恶劣影响中之最严重者,是加剧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和私营企业家向海外的移民。

  五、党的领导蜕变成了个人独裁

  在重庆四年,薄氏在重庆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大搞个人恐怖独裁,中国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完全不足以制约其违法乱纪行为。重庆当地人也好,北京人、上海人也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其妻子故意杀人的事实因偶然因素败露,薄氏的“司马昭之心”几乎肯定会变为现实,其结果必然是给国家稳定和执政党带来无穷祸患。
  上述情况的出现,不小程度上是因为当事人的个人品德缺陷。领袖人物的个人品德和才干对社会和国家的治乱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有学者将薄氏比拟为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智瑶(亦名荀瑶),意指其长处不少但少德不仁,此说应该算比较中肯的评价。
  但是,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薄氏和重庆事件,最主要地还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病造成的。一部宪法和几百部法律,其权威居然还抵不上薄氏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在现行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委书记。在这种体制下,党委书记及其领导下的公权力体系,是不是遵守宪法、法律,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宪法、法律,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素质或为政道德。一个行政区域,如果任职的党委书记政治素质或为政道德较高,一般会实行开明专制,会比较尊重宪法、法律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反之,这个行政区域就会出现党委书记的个人专制,其能力愈强,个人专制程度就愈深、花样也愈多。
  我们看到,薄氏在重庆任职的那几年,实际上实行的是薄氏个人的极权专制。

  六、法制蒙受了浩劫

  从已经披露的部分情况看,“打黑”不过是薄氏为条件成熟时在全中国实行个人恐怖独裁做的一次预演。
  薄氏目无国法党纪、恣意妄为、指鹿为马、当面撒谎、睁着眼晴说瞎话的“能力”,在我亲历的中国过去50多年中前所未见,其践踏自由、生命和财产等公民基本人权的肆无忌惮程度,让几乎所有人心惊。我这次在重庆考察,从不同来源了解到人们对薄氏在重庆搞个人独裁的一些反映。
  那里任何人只要敢批评他、顶撞他,轻则劳教,重则受刑事追究,罪名随意安放,证据怎么方便怎么找,因为公安的整个领导层差不多都是他的家奴。黎强数以十亿计财产被充公,判重刑,主要就是说了一句顶撞薄氏的话。
  那里按人口比例自上而下下达劳教指标、刑拘指标、定罪判刑指标。一个区一年要侦办3个还是5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要劳教200人还是250人,要刑拘判刑几百人,都有事先下达的刚行指标。
  那里号称“零上访”,但冤假错案成堆的地方何以能“零上访”?真正的秘密在于,当地公权力不惜把判刑、劳教作为遏制上访的最方便手段。所以,中国上访最多的地方不一定是基本权利保障最差的地方,上访最少乃至零的地方,倒可能是基本权利受践踏最严重的地区。
  那里的酷刑在21世纪的当代恐怕要当之无愧地数第一。过去只知道铁山坪、吊打、嵌进肉里的手铐,熬鹰、冷冻、电击、饥渴,虫咬,这次了解到还有铁制“太平椅”——无论寒暑,被抓来的人坐在上面,四肢固定在特定位置,吃喝拉撒睡都在上面,最长可达数月。
  那里的私人财产权在薄氏公安系统的家丁式警界高官面前毫无保障。随便找个理由,私营企业家数亿数十亿的资产和家财可能就会被查封罚没,不需要审判,也没有收条清单。数以千亿计的私人资产和财产,大多没有依法处置,现如今大都去向不明。在这种情况下,薄氏在公安系统的家奴们监守自盗、职务侵占、徇私枉法,无所不为。
  我接触到的重庆内外的法律、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薄熙来的个人恐怖独裁让重庆的法制状况倒退了几十年。
  薄氏做市委书记时期重庆的宪法、法律实施状况,向人们展示了现行政治法律制度因为党委书记权力无制约而整体失灵的情况。

  七、总感觉:深化改革必须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必须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十八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红色民粹主义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构件,否定“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揭示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民主、反法治、谋特权的内容和极端性质。
  红色民粹主义的极端性在于,它忽视、否定少数人利益的正当性,暗示为了多数人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其个人目的,薄把“大多数人”、“老百姓”定位于按经济收入分层的社会下层,并以他们的当然代表自居,借助社会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操弄他们与收入较高阶层和各级各类党政官员相对立。
  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法治实质在于,它用“大多数人”是否满意的一套说辞,混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按其逻辑,为了使自己满意,“大多数人”可以让少数人牺牲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机关随时可以“大多数人”满意或“不满意”为由,非法剥夺任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重庆红色民粹主义充斥着权力意志和高官特权意识。实际上,红色民粹主义者大搞“唱红”,本身就是宣扬出身优越、个人血统继承优势,谋求特权的表现,此举不过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的血统论的翻版。其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是“将军后裔红歌合唱团”、“开国将军后代红歌唱响中国”,张扬和显示家族身份,是要显示自己出身优越、高人一等,再结合以“唱红”形式,接班掌权舍我其谁的意味,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会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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