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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30日星期日

加国移民部长在盛雪家与流亡者共度中秋,并向盛雪颁发勋章



流亡海外月圓人未圓  倍思家鄉  康尼探民運人士慶中秋

[2012-09-30]

中秋節對華人是人月兩團圓且與家人共聚的節日,但一群被逼離鄉別井的海外流亡人士,中秋節只會加深他們對家人的思念。聯邦公民及移民部長康尼昨天趁中秋前夕,與旅居多倫多來自不同族裔流亡人士見面,除了祝願他們中秋節快樂外,也表達加國政府重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念,並希望其他國家也尊重國內民主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本報記者

康尼昨特地到訪旅居多倫多民運人士盛雪的家,與逾50名來自民運人士、加拿大北韓人權協會、維吾爾人、藏人等不同社群人士問好,並向他們說聲:「中秋節快樂」﹔康尼稱此行亦是特地將英女王登基60周年鑽禧勳章頒授予盛雪。盛雪稱,事前對獲頒勳章毫不知情,她對康尼在中秋前夕為她帶來喜出望外的禮物深感高興,並矢志一生會以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為己任,希望終有一天見到中國國內實現真民主。


重申民主自由價值


康尼昨聽取五個不同社群代表的中秋感言後表示,加國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等普世認同價值,他認為即使每個國家與民族都有其特色,但這些普世價值應是各個國家所認同的。


他指不少在其原居地因爭取這些普世價值人士,遭受逼害而選擇逃到加拿大,這顯示加國對這些流亡人士而言,是一片可享受自由空氣的樂土;康尼稱,他深受鍥而不捨地在原居地爭取自由民主人士的犧牲精神而感動;加國聯邦政府難民政策,每年為遭受政治逼害人士提供保護,讓他們毋須生活在惶恐中。


盛雪表示,對不少流亡海外民運人士而言,加國是他們的新家園,但在此佳節也難免會思念故鄉及家人,一眾流亡人士也趁中秋前夕聚會共度中秋。

中共十八大在11月初舉行,中共高層換屆在即,盛雪希望新領導層上台後,能看到中國朝着良性及更自由的方向改變,但至今大多數看到中國維穩事情卻愈來愈多,愈來愈緊。

盛雪促華改善人權


問到加中商貿關係漸趨緊密,人權狀況未必成為加中政府高層會面時的主要話題,盛雪認為加國聯邦政府一直堅持及重視民主自由,她相信加國政府認同「長治久安」的概念,會在與中國傾談貿易之餘,同時敦促中國改善人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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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议报》第521期



加国移民部长在盛雪家与流亡者共度中秋,并向盛雪颁发勋章


公民记者 薛湖


盛雪介绍各个群体代表
 
肯尼部长与盛雪84岁高龄的母亲握手致意
 
肯尼对当地的民阵会员王丹说:“2005年,我就是在这第一次见到你。”王丹说:“2004年我就去过你在国会的办公室。”
 
肯尼部长亲自为盛雪佩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
 
加拿大总督签发的勋章证书
 
肯尼部长边吃边和与会者谈话
 

  9月29日下午,正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中秋节的时刻,加拿大公民暨移民部长兼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ey)来到著名民运人士盛雪家中做客,与居住在大多伦多周边地区的亚裔政治流亡者共度中秋。

  参加聚会的有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副主席爱德华、高升,秘书长罗乐,84岁的老民阵韩文广,以及理事应红善、边大卫、梁咏春等十多名民阵成员。还有每天在多伦多市区抗议暴力强拆的访民张向阳,来自藏人、维吾尔、北韩和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的人士共五十多人。

  客人们带来了美味而多彩的民族食品,欢聚在一堂。

   盛雪在致辞中对肯尼部长和所有来做客的朋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她说,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非常重视中秋节,这是一个象征家庭团圆,人们与家人团聚, 思念亲友的节日。因此,中秋节一直被誉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节日。同时,自古以来的诗人墨客写下了无数歌咏中秋圆月、离情别意、思念亲人的诗词歌赋,所以, 中秋节也是最具有诗情画意的节日。

  但是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却因为政治或信仰的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亲人,来到加拿大,成为流亡 者。虽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迫流亡的,但是,在中共攫取政权之后造成的几波大型的流亡潮,相信是古今中外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最 惨痛、最悲壮的流亡。而加拿大不仅保护了我们,还让我们在这里拥有新的家园。今天,肯尼部长来和我们一起欢度中秋节,十分荣幸。肯尼部长是捍卫加拿大民主 人权价值观的最好的代表,使我们这些流亡者在加拿大享有的自由更有保障,令我们对未来更充满信心。

  各个群体的代表也都相继致辞,表达了对加拿大的感谢。同时,他们希望肯尼部长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他们原居住地的人权状况,继续关注和支持那些地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努力。

  加拿大维吾尔社区副主席Adil Abbas先生在致辞中讲述了维吾尔人遭受人权迫害的严峻情况,希望部长予以关注。

  西藏流亡议会的前任议员Kunga Tsering先生在致辞之后,代表藏人社区向肯尼部长赠送了由上百幅达赖喇嘛尊者在不同时期和场合的历史记录综合而成的照片和其他的纪念品。

  加拿大北韩人权协会主席Kyung Lee在致辞之后,向肯尼部长递交了有3000多人签字的请愿信,希望加拿大政府对朝鲜的人权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

  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代表Michael Cui先生在致辞中讲述了在揭发器官活摘方面一些新的信息,希望能够得到更过的关注。

   随后,肯尼部长致辞,重申加拿大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普世价值上的坚守,并赞扬了包括了盛雪等人权人士为在自己原居住地实现这一价值的长期不懈的努 力。他表示,他深知这些群体在原居地所受的迫害,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关注并支持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争取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奋斗。肯尼部长感谢盛雪安排了这样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聚会,并盛赞盛雪把众多群体在民主人权的共同点上聚合在一起所做的努力和成就。

  接着,肯尼部长代表加拿大政府向盛雪颁发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以表彰她对加拿大社会和族裔团结所做的重大贡献和杰出成就。

   由加拿大总督大卫
劳埃德庄士敦(David Lloyd Johnston)签发的勋章证书上写道,我很荣幸地代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此为纪念女王登基60周年而特制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颁发给 您,以感谢您对您的同业、社区和加拿大的竭诚服务。您对我们的国家所做的贡献最值得称道,值得我们赞扬和钦佩。我谨在此向您转达加拿大同胞,以及我本人, 对您的衷心祝贺。

  颁奖仪式将中秋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2012年9月30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记录红色中国》“十一”在港出版

“国情教育・公民教育”倡公民史观

【信息自由观察工作室2012101日香港讯】 101日,是中共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纪念日,《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当日在香港推出。翻开该书扉页,题献页上一行大字尤其醒目:谨以本书纪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受难牺牲的中国人

该书以1949101日中共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研究者的见证、记忆和调查,揭开以动人的理想、炽烈的热情和迷狂召唤青年、鼓动民众,从宣称民主自由到扼杀民主自由的红色中国的内幕真相,斑斑血史令人震惊,也启人省思,呈现了理性、公正和客观的公民史观。

书中人物口述历史还原了中共建政后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盖的骇人史实,原声追访揭示了中共专制几经蜕变但红色中国制度性痼疾不变的本质与现状。在书中,陈光诚、丁子霖、刘宾雁、方励之、鲍彤、郑念、陆铿、林希翎等亲声道出这一切;林昭、遇罗克、卞仲耘、王若望、钦本立、赵紫阳……他们的亲人、知交等以回忆和叙说,将这些红色中国受难者名单上难以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言行与事迹、音容与笑貌、风骨与神采一一再现。

该书由北美知名广播人张敏编采、撰录,国情真相、亲历直击、原声重现是此书的特点;向读者附赠DVD光碟一张,内含两小时长度的原声声频选粹;书中的一些受访人近年来已去世,他(她)们的声音和文字留下了中共建政以来真实历史、真实国情的不可替代的珍贵档案。张敏十来持续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或现场采访编辑、主持制作自由亚洲电台短波广播心灵之旅 访谈节目,邀请海内外人士回顾人生经历,直陈世相现况。为有意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探求和还原历史真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读者和听众,打开信息封锁、真相遮蔽的黑盒 显现历史真实清晰影踪,提供了回溯当年、感受史实、审视当下、思索未来的大历史视野和关切。

《记录红色中国》是张敏编撰的总题为《穿墙的短波》丛书的第一卷,由溯源书社作为该出版社近年组织出版国情教育公民教育书系的最新一种推出。该书系已出版有《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艾神》、《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第二卷)》等,由田园书屋发行。

在日前于香港举行的‘抗国教’学界公民参与日活动上,本书即将推出的消息,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一些参加活动的学生、老师和家长均表示,这才是香港人、中国人都需要的国民教育
                                                                                                                                          (供稿:信息自由观察)

2012年9月29日星期六

陈破空:习近平政改,拿薄熙来祭旗

薄熙来、习近平(右)
 

薄熙来一案,在经历了从高调到低调、从明朗到不明朗的大起大伏之后,终于峰回路转。9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薄熙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习近平托病不出,激将法压垮薄熙来?

与政治局会议相关的决定和报道中,官方列举了薄熙来几乎所有罪名:腐败,淫乱,滥用职权,谋杀案的责任,严重违纪;跨越薄从政的二十年;覆盖其任职的几乎所有时段: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政治局,及重庆市。显示,薄熙来彻底覆灭,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一宣布,结束了半年多来围绕薄案众说纷纭、扑溯迷离的乱象。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习近平“神隐”的两周(95日至14日)之后。极大的可能是,针对薄案出现的僵持,习近平忍无可忍,决意背水一战,对高层同僚放话:如果不严办薄熙来,我就不接这个班了!随即托病不出。(另一坚定倒薄派人物贺国强也同期“失踪”。)

在此之前,社会上,毛左派翻天捣地,恣意折腾,大声挺薄,气焰嚣张;中南海里,以周永康和江系为主的挺薄派力保薄熙来,部分倒薄派(如胡锦涛、李克强)出现动摇,以至于在谷开来和重庆高级警官案中,薄熙来被完全切割在案外,甚至传出“保留党籍”的风声。眼看薄熙来就要被“轻轻放过”,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等坚定倒薄派不免忧心如焚。

放薄一马,等于养虎遗患,薄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对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尤其利害相关,无异于为他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薄案拖到十八大之后,更严重影响习施政。已经备位王储五年的习近平,同时也是“
九常委”之一,自有其“撂话”的资格和份量;而且,习所处位置,相对方便,如果他对江系发飙,胡派会支持
,如果他对胡派发难,江系会背书,正好左右开弓。

相信正是习近平撂出狠话并托病不出后,薄案才重新被讨论。整个中共高层,不论胡派还是江系,在经历了薄熙来一案的倒腾后,都再也经不起“习近平不接班”的震荡。倒薄派重新站稳脚跟。放过还是办倒薄熙来?哪一个选项更能避免中共的分裂?权衡之后,中南海最终决定办倒薄熙来,或者说,办倒薄熙来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习近平背水一战,成为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薄熙来受审,料在十八大前,不排除死刑

达成倒薄共识与方案后,习近平才复出视事。如果上述这一切,还只是猜测性的推理分析,那么,前后两件事,则是有迹可循的证明。其一,习“神隐”期间,传出习近平与胡耀邦之子、太子党的改革派旗手胡德平对话,习表示要“高举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大旗”,并誓言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置薄熙来;其二,习近平于915日复出,王立军于91718两日受审。不同于谷开来和重庆警官两案对薄的完全切割,王案庭审,薄首度被涉及而未被切割,在新华社随后发布的长篇“庭审纪实”中,虽未点名薄熙来,却以“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明指。

法网终于罩向薄熙来,这是习近平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宣布:将于111日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118日召开十八大。这意味着,薄熙来一案,极可能在十月间了结,党纪处分既已公布,接下来,便是司法程序,庭审与判决。

外界普遍感受两桩意外:薄熙来不是被轻轻放过,而将被重重法办;十八大不在十月而将在十一月举行。何以如此?就在于,中南海的激烈权争,远超外界想像,围绕薄熙来问题的交锋,剑拔弩张,迟迟难以定板,以至于,薄案一波三折。薄熙来最终被定案法办,已是九月底,原拟十月召开的十八大,被再度推迟,理由在于:中南海需要腾出一个月时间,审结薄熙来一案。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就在中共政治局公布对薄熙来“双开”处理前夕,最高检察院一名叫做王雪梅的资深法医突然通过微博发声,公开质疑英国商人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王的发声,应该是受到高层某派授意,似乎要说明:海伍德之死,另有蹊跷,或许,谷开来只是将海伍德灌醉放倒,是薄熙来随后派人将海伍德杀死。果如此,薄就是杀人同谋,而谷案也可能被下令重审。实际上,薄熙来被指巨额受贿和通过家人巨额受贿,就已经在经济犯罪方面,牵扯到谷开来,这点,也增加了重审谷案的可能性。

至于政治局通报中的一句话“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可能包括传言中的薄为铲除政敌、不惜制造空难、造成112人枉死的罪行,鉴于迄今为止,薄王谷案,“谣言”或传言几乎一一成真(网友戏言:“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此案坐实,或其他大案坐实,罪行远远大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薄熙来,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杀薄祭旗,习近平智囊为政改献计

薄熙来覆灭,重创毛左派和守旧派,这本身,就是为可能的政改铺路。这是变革的前兆。纵观历史,新君开基,往往拿守旧派人物开刀问斩,为新政祭旗。习近平推行政改,正好拿薄熙来祭旗。

今年八月底、九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实为必要的客套;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道出“问题比成绩还多”;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罗列胡温时代十大问题,突出三条:社会道德体系崩,意,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服人的主流价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野、大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变动来的机遇,致自身被;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不力,与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

这几点归纳,与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致。而最后一个问题,被作者列为最关键问题,指出: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并以恳切的口气道:“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考虑到习近平是中央党校校长,《学习时报》是该校机关刊物,作者、即该报副编审邓聿文,是习近平智囊,这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习近平本人的首肯。有人或许疑问:十八大还没有召开,领导人还没有换届,备位领导人的属下,就开始评说现任领导人,不符合中南海政治伦理,不智,甚至可能惹祸上身。这种看法,出于对中南海政治生态变迁缺乏敏锐感和洞察力。

当今中南海,权威人物消失,号称“集体领导”,不仅九常委并立,互不相让,而且,世代交替,新人面对老人,也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服服帖帖的姿态。习近平拒绝接受前任“大内总管”(令计划)留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胆玩“失踪”,也是对元老干政的无声抗议。所属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公开评说胡温十年,不仅显示胡锦涛提前跛脚,而且预示,老人政治的空间正在缩小。

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近期有海外统战媒体危言耸听:如果习近平启动政改,会“牺牲个人、家庭、乃至身家性命”,理由是,权贵阶层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将虎视眈眈,准备随时阻拦、扼杀习的任何政改意图。其实,以当今之势,权贵集团的阻拦,未必能如愿。且不说,权贵集团,如今并非都掌握到关键的政治权力,比如李鹏家族,早已大权旁落,何况,公权力在专制体制内有不容挑战的威严,再说,各权贵集团之间,因为利益的纷争和冲突,早已四分五裂,未必能拧成一股绳,来抗衡中央权力。

习近平被推上王储位置,原本作为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派利益。由此,习近平的政改,也可能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既可以推行政改,又不必冒犯权贵集团,至少在政改的初期如此。

《学习时报》那组文章,不仅大方论述政改,而且明确为习近平勾勒出政改时间表。指出,习上任后,如果立即推行政改,恐太急,因为,首先需要稳定经济,并“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避免“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但如果等到第二任期、即5年后再推行政改,则太迟,因为,“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因而明确建议:“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

该文的表述,已然暗示,习近平的政改,不必触动前任既得利益,实际就是缅甸模式。在缅甸,吴登盛出任总统后,不动声色地展开了有序政改。而吴登盛的政改,显然是在得到了手握实权的军头如丹瑞等人的同意或默许之后,同时,吴登盛的政改,也并未损及丹瑞等军头的既得利益。由当局主导、自上而下的缅甸政改,得到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反对派的善意回应与合作,双方摒弃前嫌,共建民主缅甸,这是缅甸之路、缅甸之福。

薄案柳暗花明,“神隐”而复出后的习近平,投入繁忙国事,近乎意气风发。921日,习在南宁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表示愿意同缅甸“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诚如笔者从前多次预言,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10月号)作者供稿


刘自立:洪堡的自由主义

威廉..洪堡塑像



洪堡(威廉..洪堡——以区隔亚历山大.洪堡的时代,就是革命-复辟;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的综合。这个时代提出的发动革命论,革命要义论,复辟-革命论,告别革命论(耶纳战役以后的现代性兆显论,乃至“历史结束论”),再及关于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的结束和开始,概括了这个时期人与事、事与史之间的特点,价值和思想。思想界中伯克和潘恩之争,传统和创新之争……以至于和梅特涅等同地位之德国的首相哈登贝格与梅特涅——和洪堡地位相当的奥地利官员根茨——和梅特涅地位相当的法国外长塔列朗,他们的表演和表达,业已成事成史,展现在不可忘记之历史舞台。这些登上这个革命-复辟时代的重要角色发挥了他们影响后世的举足轻重的言论和思序。这个时代的大致思想和信仰之挣扎,表现在马克思言说的否定词中,却以一种、其实、是根本性和原则性的宣誓和行动,式/成欧洲的反革命秩序论和反革命均衡论,乃至影响后世。这个思想和政治形势的概括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之影响——“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都为惧怕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广泛的神圣同盟……”(《共产党宣言》)这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却是一个臭名昭著和错判爆出的结论。旧欧洲一切势力,其实,正如基佐所言,这个旧东西就是创造和造就了人权神道和民主自由之信仰,之思维的革命前价值创生论、发生论之欧洲;她颁布和实施(半实施之)之普世价值,自由原则和民主程序乃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旧欧洲一切自由,民主,公正;旧欧洲一切文明,文化和宗教,皆仰赖于这个“旧势力”,“旧思想”,“旧信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并放弃农奴制度——教宗,庇护七世正在恢复被拿破仑和革命毁弃的尊位和权势——梅特涅,受到伯克的严重影响,而后者正在和潘恩争论美洲的民主和自由,政治和传统(这一准是英、法两大思潮框架下的争论;是延续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争论)。虽然,梅特涅“反动”政治带来的镇压和书报检查制度给欧洲蒙上阴影,却给马克思批判以可趁之机……;但是,这也绝对不会影响先期马克思,后期列宁(尼.列宁)在西欧出版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书籍。

……而夏多布里昂本人,正在跑进出版作坊,为捍卫出版自由奋斗(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之夏氏,业成独立‘知识分子’一词的身份代表人;他的贵族自由主义业已付诸行动……)——克里孟梭也正在为德雷福斯叫喊鸣怨——广泛的神圣同盟正在驱逐一种势力——一种马克思幽灵崛起的、未来极权主义势力;而不管这种势力是在和专制斗争,还是为极权主义诞生俟伏—— 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洪堡主义,歌德主义,梅特涅主义乃至警惕于此的施本格勒主义,伯克主义,正在为一个新旧合一的欧洲出现,筚路蓝缕,竭尽全力。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巨人辈出,那么,革命-复辟时期的情形同样是巨人辈出——从拿破仑到梅特涅;从贝多芬到歌德、席勒、海涅(洪堡与之过从甚密)——从夏多布里昂到左拉和基佐……这是一个群星荟萃的时代;乃至以后出现的俾斯麦秩序,同样是退让于奥地利而主张普鲁士统一的那种欧洲旧势力的良性延续。故此,我们提出的梅特涅和拿破仑这两个符号,成为影响和规定洪堡自由主义和洪堡本人的至关重要所在。一如一份资料所言,“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梅特涅。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在对国家制度的亲切关怀和对传统权威的适度尊重中寻找政治生活一切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源泉。梅特涅对于欧洲的眼光也同样朝这个方向推进。”(维基)这里的梅特涅“对国家制度的亲切关怀和对传统权威的适度尊重中寻找政治生活一切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源泉”——所评适当,切中要义——是对马克思歪言弊语的正当还击和击破。是的,洪堡主义和一切此前的自由主义,君王教育和平民共和(贵族共和)、乃至一切之文明和文化之欧洲,都在思维和现实,史学和史料层面,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他们的价值破坏论和秩序反对论,其实,也是对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的自我否定。洪堡给出的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之走向,和马克思之,完全迥异;因为,马克思要用他的语言暴力颠覆对于他的暴力的颠覆——这就是反对专制,走向极权的最初梦魇——这个梦魇的要害是,要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之“自由”,铲除自由本身的原则,操作和载体——而这一点,在洪堡时代,虽然未见端倪,但是,业和他和他的前辈的自由主义——皇帝时期的自由主义,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民主时期的自由主义,大相廷径,阴错阳差。完全不是一个价值,一个信仰。换言之,马克思是要继续某种革命血腥论,卢梭意志论和阶级斗争论。他要消解和灭绝阶级本身,社会本身,政治本身和文化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对于一切文明者类,对于贝多芬,对于歌德,对于施泰因,对于洪堡,对于克里孟梭……对于人类,都是一场灾难。所以,虽然,洪堡时期没有德国政党政治,没有德国议会完型,没有非等级社会,没有致衡专制的有效势力……但是,洪堡时期乃至更早和最早,人类就有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可以在罗马时期存在,在伊拉斯谟时期存在(荷兰君主国),在马基雅维力(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存在——就像中国学人陈寅恪所谓之自由主义,可以在唐宋元明清几代存在、乃至更早、追溯在秦汉时代之一般,可以存身于柳如是和钱谦意,可以存身于元稹和白居易,也可以存身于屈原和贾谊……——一个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前提就是,那不是极权主义世代。故此,狭义看待洪堡之自由主义,就是历史前提和专制辖治之下的自由主义——也是后来自由主义接轨民主之最初发轫和滥觞——广义看待之,就是,洪堡自由主义乃是保守、传统、文化本身(即便希特勒也不能完全扑灭之)。




洪堡在1792年《试图确定国家的功能的边界的主意》(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里写道:人的目的,不是他变换的兴趣,而是他的理智不断驱促他的永远的愿望,是将对他的所有能力最高的和最完整的教育。自由是这个教育首要的和必须的条件。……社会能够提供的最高的财富是将许多个体集合到一起。但是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并非一个国家中的成员生活在社群中,而是每一个臣民与整个国家的关系,而这个国家的精神则体现在其政府中。国家的超级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同样的原因导致同样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印象越大,不光是其统治者,而且其被统治者也越相似。……一个这样替其他人思考的人可能的确是错识其他人,要将其他人变为机器。请注意,这是大名鼎鼎的1792(相对于著名的“93年”)的国家-个体关系论。这个相对论既延伸了官-民关系论,也延伸了革命-政权论(体制论)。对于一般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个体主义者,这个关系论的特点是,

一,“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
二,“国家的超级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
三,“一个国家的印象越大,不光是其统治者,而且其被统治者也越相似”;
四,“一个这样替其他人思考的人可能的确是错识其他人,要将其他人变为机器”;
五,这个替他人思考者是谁?只能是统治者
六,德国,西欧乃至美国,谁在思考?是那些变他人为机器者,还是反对此做法、说法和观念者;

于是,结论,就是七,自由主义产生了为自己思考者类;并且,国家必须互动与之,构成一种官民双向意志和阶级融合

在《威廉..洪堡传》(威廉.贝拉格著)中,关于此书的介绍如此(此文该书译法是:《试论国家作用范围的确定》。以下按照此书循例和绍述。)而在此方面,每个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而求发展;国家要反对那种“把个人和个人紧密相连的要求”。当然,传记作者提出了对于洪堡抽象概念不得诠释和俱解的疑惑:如,事务实际情形,如,正确和真实的理论,以及所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皆何在——这是作者对于概念诠释、对于现实冲突甚至矛盾的担忧。这个情形,在贝拉格以后的叙述中,也会出现。但是,一种诉求,一种理念,不是要施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种叙述,毋宁说,是要建树一种哲学观点和政治理想——“国家所要做的就是为这种理想服务”(同上)——这个理想主义,其实,涵盖了国家服务公民——这样一种民主理念——而实现这个理念,并不是“从字面上一无所知”(贝拉格语断)即可否认。固然,洪堡“转向国家”(是指他任职教育大臣等仕途),“他并不是因迷恋于祖国才把康德和菲希特的伦理学的绝对指令转化为国家措施和政治行动”(绝对指令,难道是要付诸实施的现世之命?抑或是,超验存在和致衡经验之“非行动”指令?——笔者)。“他与国家的关系完全是一种调情。……普鲁士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同一个女人”,集中了低贱和高贵(作者拿卡罗琳其妻和被他玩弄的女奴相比……。)于是,反过来想,国家何时变成了贵妇和妓女,才会复合洪堡的自由主义。这是一个玩笑。其间,十九世纪初叶所谓“普鲁士的崩溃”,显示了洪堡的政治观点是一种集独裁和专制(开明);革命和僵化,皇帝拿破仑和共和波拿巴,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趋于建立)于一体之转化时期。那么,德国的政治前途和政治路径,究为何物?1818年神圣同盟亚琛会议后,洪堡发表了他的《关于在普鲁士国家中建立涉及邦议会中享有特权等级代表的宪法》。他在此文中明确摒弃“美国模式”——说他完全没有古老的东西——也明确摒弃“法国模式”——说他完全摒弃了古老的东西。这是一个尖锐的看法。其实,后者被法国人纠正为正面“复辟”从而保存甚至发展了“古老的东西”——前者则是因为洪堡不知道独立宣言之英国灵魂(他是美国英-法倾向双合之产物——是休谟哲学的延伸),同样是古老的东西——那种十三洲毫不逊色的自治洲特色,并不因为无代表,不纳税而被定位在没有英国郡乡权力权利之地步。等等。一切革命,改革,就是延续一种业已创造的“老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德国形势,观念和选择令人想起俄罗斯选项和日本(脱亚入欧)之举动,之观念,之对比;前者是要使精神胜利法代替政治路径法,而后者延续了西欧人既要精神,也要路径法。这是一个经验一个教训;但是,洪堡其实业已超于他自身的希腊罗马崇拜延伸到孟德斯鸠和洛克的方法论和路径说之中;只是他未必可以超越他们而叙论更胜一筹之说。在崇尚和重申对于给予的希腊和所取的罗马之大热衷,大倾心后,洪堡照样说出了美国革命中也可以听到的话,“限制当局的无限权力;反对那种把国家公职人员化的措施;在组织上建立等级议会制度,这种议会不是‘直接在整个民众基础上’,而是‘由最简单的市民协会的管理部门通过其成员对整体进行商讨’而建立的;在宪法上保障个人和人身安全、保障财产、保障凭良心行动的权力以及报刊;放弃那种使臣仆……选择的专制国家观点。以及重建中世纪的社团结构。”

洪堡写道,“因而,最为重要的就是逐步把利益与国家和市民的各种普通的公共机构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谓民间与政权的互动。他甚至设想如果这种机构建立起来“不再有国家机器”——这是对于后来列宁取消国家机器的说法的最早的民主社会主义论——虽然这个洪堡的浪漫主义可以欣赏;但是对于列宁,他难道是要取消国家机器吗?德国自由主义究竟是在哈登贝格手里还是在梅特涅手里失败,是一个更加严肃的课题——但是请放心,那时的梅特涅绝对不是希特勒——这个轨迹很快接上俾斯麦主义和俾斯麦对于反社会主义法律之反——而俾斯麦既无可能阻止马克思,也无法阻止希特勒。这是德国最大的历史课题;抑或是人类最大的政治课题。




于是,洪堡的自由主义产生了他所谓的认识相对论——也就是,与我相对的你“——和对于德意志的了解其实是借助于对于法兰西的了解——这是他的著名哲学观点。那么,这个你,这个法兰西是什么?牵涉到洪堡对于法国革命的观感。他的最早的与之之好奇和支持很快消失了。他回到一段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到革命复辟时期之维也纳神圣同盟的考虑之上。这是洪堡理解自由主义之国际环境。他的、据说是严格区隔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自由主义,似乎为复辟秩序论所击破,成为一种梦想和理想。但是,如何看待一个失败者却作为胜利者沆瀣梅特涅一起建立欧洲秩序之塔列朗;如何看待普鲁士德国在此拿破仑价值和战争中的取舍;如何看待整个欧洲似乎被施本格勒言中走向权力和金钱之独裁期而导致所谓之欧洲的衰落——更如何看待德国崛起之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帝国之关系,都成为人们研讨洪堡生前生后政治哲学课题的关键。此言洪堡之自由主义文化内涵。这个来源据说来自洪堡一行人含歌德席勒等对于希腊文化、文艺的复兴之念——而作者彼得.贝拉格认为这个复兴之说不过是一种虚以幻觉之构,不合现实。但是,洪堡们之所以看重希腊,就像兰克看重德意志-罗马化一样,他们的着眼点,不能不说还是思索今天,统筹眼下——虽然,洪堡之自由主义,之政治建构,之外交斡旋……在贝拉格看来几乎一文不值,但是,正是这个一文之价讲出了很多至理名言和确真之理——这是因为,洪堡主义并不是德国当年现实政治外交的原则和依据,不如说,他的理念正像孟德斯鸠一样要高于对于现实的白描反射。这个白描就是,德国似乎鄙视于自由主义,而施行黑格尔国家主义和洪堡国家主义之区隔-这个区隔就是,黑格尔要把理想主义的软金属,融化成为国家原则利益上的装甲板——而洪堡反其道,反其行,反其治。他说,人的共存的最高理想对我来说就是,每个人只是从本身出发并为了他自己而发展。(《洪堡传》)

于是,这个主张成为洪堡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也就是上述引文所持同样观点,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我们说,通过国家介入的想法应该改称国家服务与之之想法——而在民主制度里,这个要求基本做到——在专制国家里,就成为个人,民间,反对派和政权,国家,领袖(皇帝,总统等)之互动机能。没有这个机能,个人主义瞬时即废。而这个人主义之寄托则是群众团体之结社自由(集体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纯粹的个人自由只能在个人大脑中运行。作为教育家的洪堡说,人类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人类只有通过个人培训才能从那个阶段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因而所有阻碍这种培训并把人们更多地集中在一起的设置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有害。(同上)而传记作者将此看法称之为一种形式的大宪章。这是很高的评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所以多少推进了个体主义的发展,缘其人本主义的嚆矢发端。一如基佐所言,神权政治本身不是政治路径;政治目的只能由政治手段所拓展。但是,这又绝对不是可以取消宗教制衡的借口。这样,宗教个人主义和人文个人主义随即产生一种紧张和互补的关系(牵涉到人本伦理和神本伦理——是要对人负责,还是(人)对上帝负责——是要大地,还是要天堂)。文艺复兴既然一言蔽之就是个人主义之崛起,她就势成对于教会和教宗的某种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用拿破仑禁闭庇护七世为手段、为目的,而是要施行夏多布里昂宗教复兴之法。这当然也是拿破仑的另外一个侧面。再是,人文主义和神权,神道之间产生的间性关系阻碍和桎梏了人文主义的发挥。这样,就会产生类似洪堡和很多自由主义者对宗教的回避和轻视态度。这一并不两全其美的态度,又会产生尼采一类彻底否定耶稣和彻底毁灭天主的荒诞和野蛮。于是,自由主义之宗教-世俗两分法,可以说,在偏重政治,世俗和实践路径上,并不乏善可陈,却在缺少宗教制衡上,容易滑向无神论——而无神论之推力自然产生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俄罗斯循神派人员对于他们的俄罗斯上帝情有独衷之心,之理(可憾,这个情理,也因为俄罗斯人不懂得政治宗教,恺撒上帝之分野而陷于一锅粥状态,而且发展于今……)。

所以基佐所言甚对,“教会还宣布精神权利独立于世俗权利之外,虽然他们是出于防卫世俗权力干涉的考虑,但是这仍然是欧洲文明史上第一次关于自由思想的重大声明。”(基佐《欧洲文明史》)而与此完全相反的说法,在尼采和伏尔泰们的典籍中又比比皆是。这就是二元取一的那种倾向——是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注意:教会和自由思想产生了关系——而不是相反,只有否定之,才会产生自由。这样,基佐就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动的、旨在谴责神权和宗教的人文主义偏狭加以克制和克服。而洪堡并未讲明他的宗教旨趣,毋宁说,他并不感冒这个信仰;但是,他疏远基督教的信仰是由他的希腊化和罗马化信仰加以补充的。该传记较大篇幅记述了这个超基督的早期文化之复兴对于洪堡之重要性。就和很多超越基督(反基督)之尼采们一样,他们不是不回到基督,而是回到希腊。而歌德关于基督教的观感,写在他著名的对阿克曼的谈话中,并以他崇尚基督而蔑视彼得和保罗为其折中之道;就更不要说再早的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对于教廷教士的嘲讽了……。在叙述了关于施本格勒关于文明从生到死之所谓自然过程以后,传记作者严厉批判洪堡们的“希腊梦”。说所有那些温克尔曼,歌德,席勒,赫尔德林和施勒格尔们,都是从“第三手”获得的对于希腊真实的了解,乃是典型的一种虚妄,一种虚拟——也就是不了解之。而一切必要的检验都是不可以规避的。洪堡试图坚决创造“普鲁士的希腊文化”——就像兰克要坚持“德意志-罗马化”如出一辙。这是对于耶稣之前的信仰的追溯。(这个史迹让人想到我的前辈、水健馥叔叔坚持“言必称希腊”的那种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洪堡此举,其实,也是他偏向于用文化取代政治,用人文巡神故迹之一种思维。他几乎用品达和荷马代替了圣经和耶稣——“笃信宗教的和完全不信宗教同样可以具有高尚的道德性。”(洪堡语)他这样说。难道情形果真如此吗?




可喜的是洪堡在几乎无限崇拜古希腊之余,也就他的自由主义之政治框架和政治选项,做到了并不挂漏和疏忽之思索。他的自由主义来源和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绍述不无奇遇,多有契合。基佐的文明说究为何物?何据?文本内涵之一。不同政治制度(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时间顺序上的“共存”,虽然出于斗争之中,“但他们具有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这主要是指基佐时代,也就是,前接洪堡时代的文明特征。此其一。

其二是,(一如上说)教会独立主义导致的“思想自由”。

其三是,“自治城市作为另一种社会形式也存留了下来。在欧洲各地,不同的自治城市经历了迥异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它们作出一致的结论。510世纪,对城市来说是灾难的时代,它们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暴行与破坏。但是作为文明的象征,城市的重要性却没有动摇。那时,封建领主统治了大多数城市,此时的城市既不是自由式也不是奴隶式,完全丧失了以往的独立性(注意:“以往”城市是独立的——作者)。”“为了满足新需要,商业与工业发展起来,人口和经济逐渐恢复。自治城市也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了发展。”这又就是马基雅维力所言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的那些自由的元素——而自由的元素,主要体现在共和制度对于古代罗马共和的继续和改变上;这种改变,其实,囊括了开明专制和开明皇治——因为,他们的阶级融合是绝对不能不施行的。这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和准结构。故此,才发展出来其“血缘关系”和转变可能。

其四是,按照基佐,他命定了一个“中央极权时代”。(“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把法国社会的转型上溯到革命爆发前的旧制度,他在深入研究了旧制度的权力结构后,认为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 过渡的转型阶段,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哀弱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制度内部形成一种紧张,这种紧张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资料)这里忽略了托氏关于旧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和现代价值,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关系。)

他说,“5世纪到12世纪,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和国家,但是组成这些的要素——阶级——经济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分化为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农民等不同阶层。但由于最初没有社会公众的机构、也没有统一政治性的机构,因此出于主要地位的仍旧是单个的组织力量和地方组织。”“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统一的政府和人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有单个的阶级和地方组织都退居次要地位,慢慢淡出历史。”

基佐考证这个转变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完成的。他认为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就是欧洲文明之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封建式微,十字军远征带来的后果是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社会组织不像以前那样散漫,海外贸易开始兴盛……(皆见基佐《欧洲文明史》)这些因素导致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封建体制和集权体制,殖民(贸易)主义和民族独立,于是,纠缠其间,不可收拾。

但是,这种王政集权,却绝对不是列宁主义和希特勒集权。故此,就会这样提出问题——自由主义的“元教旨”涵义和最初载体,是在所谓基佐言之之中央集权以前,而非以后。但是,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也生存于“没有个性”的时代?这是一个话题。回到洪堡自由主义。因为洪堡出于这样的民族国家和封建势力转换的、有个性和无个性间性挣扎时期。

所以,其五,这个话语系统,还是回到我们仍旧坚持的——也许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要素之上——而不是着重所谓封建后自由主义之发展,之延续——而这一自由主义之穆勒版,边沁版,当然是在封建之后而非之前;这就说明穆勒主义,边沁主义乃至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其中,仍旧包含自由主义;而非得出结论,说,封建扑灭后自由主义消亡:不。

其六,从德国后来的政党政治的发生发展;乃及所有西欧和美国政党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所谓“中央集权”以后时期,文明世界依旧保存了导致民主发生论的那些自治元素。这些元素又导致在野者和执政者间性关系的、几乎是茁壮的生存和发展。于是,自治市、自由港时期的那些元素,并不能、也不会从自由主义原理中消失——西方政治经济结构延续了这个集权以前的自由并且保持于其后——这也是历史和史观之决定。

其七,所以,回顾所有之洪堡自由主义,马基雅维力共和主义和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是后期民主文化建构的必然和必要元素。不得忽视之,不能玩忽之,更不能和无法取消之。

对于德国认证的忧虑,涵盖了整整一代人或几代人,如果更远更早追索之。我们是谁?)德国人自问)这个问题,不单(法国)诗人米修会在诗歌中无独有偶地重复自我心理学和自他心理学乃及现象学;但是,这个德国之问确实纯属政治和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俾斯麦统一之之前,普鲁士战败于拿破仑,正是这个国家“装甲板如何组装”时期(见前引黑格尔)。于是,这里产生的课题就是,德国人如何周旋于自由主义,国家认可和外交均势之中。洪堡跟随哈登贝格(亦译哈登堡)参加维也纳会议其间,暂露了他的并不成熟的政治观念和外交伎俩,而导致他对于根茨和梅特涅的阻隔(含龃龉于哈登堡)。这是若干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普鲁士如何在战败于拿破仑以后如何解释自由,独立,民族和国家。这个过渡时期,并不太长。以后,无论是梅特涅还是俾斯麦都没有在德国统一和即将统一之环境里取消奥地利的存在——这个并未取消,其实,有宿命规定——当希特勒取消奥地利的时候,欧洲和他的末日即临。这些元素在各种政治课题中占据了洪堡的重要思维。这些论题,也就是自由主义载体和历史时期政治,外交和民族生成的那些其实也是古老的元素,可以划一而存,而论。这些元素因此包含了一,自治;二,共和;三,民族独立;四,国家生成(民族国家是在所谓洪堡时期换言之在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逐步成型的);五,外交;六,文化宗教(一如前言);七,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历史学家困扰和兴奋所在。因为民主大潮来临前后,伟大人物先后淡出历史舞台,转变伟人角色而让位于人民——民主时期的若干所谓伟人,不能和洪堡这样的文化巨擘相比;甚至不能和查理大帝,拿破仑共论;因为,民主政治结构导致人民参与的程度,比较俾斯麦强权和自由德国,来得更加伟大;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和文化伟人观,也正在式微于我们这个时期。因为伟人文化和伟人政治必然契阔同调。那么,无伟人时期的民主究竟如何操作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自由主义载体的要素,自然就是各种自由市和自由港带来的政治经济作用之产物。严格说来,自由主义之所以可以发生,远在民主希腊和共和罗马(含罗马帝国),是因为一个主要的根据存在。阶级的根据和社会的根据;乃及这种国家主权和那种自治城邦,自治领地之间产生的格局上的良性互动和从属关系。因为这样一种关系界定了自由的具体含义;这些含义其实是以独立的因素作用于政府和王权的。自由市的权限包含的选举自由,赋税自主,军队自辖和阶级共治,导致了这个物质基础至上的文化和信仰自由。没有这些物质的自由,在英、法和美国(独立之前的十三个州的自治),如果人们完全生活在集中制和中央制中,这些自由的性格和品质是不会生发的(含古代中国的游民结构,山寨结构和官民结构,也是产生所谓自由之思想的渊薮——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民合——皇民同合一样——他们的议会党人和民运分子如大隈重信,坂原退助等,被视为“日本之两大敌国”就是这样——这都当然是指“其政敌国”之意;不是敌人之国之意……)。所以,英、法革命之前之第三等级和议会共和,成为革命势必要夺回之,恢复之之课题;就和革命一旦废黜议会,克伦威尔势必要死之原则一样。这是一种革命之前的原则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在此意义上,洪堡对于法国革命,歌德对于拿破仑之批判,保有一种严重的保留态度,原因于此。这样,共和和自由,就在这种阶级互存,互动之间,达成了共和国甚至帝国之间人群,文化,宗教的共同体。这个多元的存在直接导致民主和民主的品质和品味之产生——虽然,其间专制菁英和民粹庶民都在动摇这个民主和自由的天平;并且常常不是判右,就是断左——但是,只要民主平台一旦生成,民主机制就会自动均衡和摆平这些摇摆——而妄图在任何专制和极权平台上摆平这些动摇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自由和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所有倒果为因的事情每每很难发生。而洪堡转变于转变时期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业亦涉及到所谓极权主义或者专制强权之下、由于国家权限过大而导致的人民渺小,公民无权和个体无形;故此,他的整个自由主义要领就是,要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找到均衡;而不论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式微,还是“中央集权”(中世纪基佐式中央集权)强大。这难道不值得国人参考眼下的情形而一考其证吗?




洪堡观点不是孤立的。在他关于自由主义论题上,夏多布里昂,是他思想上的共识者;在对于宗教问题讨论上,人们可以参照歌德;在触及革命和传统问题上,基佐等人和他比较一致……。当夏多布里昂看见马丽.安东尼特的头盖骨(下巴)而想起她迷人微笑的时候,夏多布里昂早年支持法国革命的观念被击碎了——他撰写的、关于法国革命动乱和乱动以及价值和意义同在的书中,他提出了他对于米拉波,拿破伦,华盛顿的见解——虽然,他和很多古代和近代作者一样,担忧美国各州的自治也许会导致美利坚的瓦解;以及对于美国人“没有过去”所呈现的忧心。夏氏和洪堡都是早年法国革命的赞美者,他们后来都对此问题持有保留态度。而在法国后革命时期,洪堡作为一位被拿破仑战败者当然主张普鲁士的权益;而夏氏则更多因拿破仑的解放和奴役双向选择,使得撰写变得纠缠和复杂。但是,这里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两个人的言行之间性张显和所谓知识分子特征的定位。没有人会说洪堡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人们把诞生在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近代义解,说成是肇端于夏多布里昂。是的,一如周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建立在一场人权争夺战中,那就是关于平反德雷福斯的案件。法国知识分子为此呼号奋争,成就了那个时期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而夏氏,可以说成为争取这种人权和出版、言论自由的代表。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荣誉和定位。于是,法国背离和独立于官方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奋斗历史。(虽然这个自由,这个独立,在我们看来,有他比较侠义的诠释和同样广义的权衡;因为不单在西方,即便在中国,这个独立,这个自由,也是可以囊括那些并非在体制外操作,撰著和行动的那些官方和半官方知识人。)于是,关于夏多布里昂和洪堡乃至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人的独立政治定位,就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分野和合一。换言之,作为并非独立知识分子的洪堡,就和并非民间人士的(法国驻英国大使)夏氏,他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类型;而这个类型于官方之间的互动,究竟建立在何种体制和政治层面?我们看到,其中可以列举的条件和前提是:

一,洪堡主张的自由主义,一如前说,是要在经营普鲁士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对于当时维也纳秩序和后革命时期的平衡点。他的主张,虽然和德国外长甚至梅特涅之间并无多少共识,但是,他们主张的那种专制开明的自由主义和夏氏革命后产生的秩序思维和宗教思维,多少还是可以容忍和给出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就’新闻自由来说,他给哈登贝格写道,‘因而。一个对合理和合法的自由给予支持的政府最好完全消除它(‘约束’)。在我们时代,尽管报纸和与它们相似的刊物经常把公众的思想引入歧途,但它门也成了一种唤醒和形成这种思想的重要手段”——虽然,据说。梅特涅还是制定了某种不知是防患于乱还是专制于民的新闻检查制度(又,请注意,是“检查”,不是喉舌,毁灭和沉默)。

二,他们看到,虽然,夏氏对于革命,对于米拉波,对于皇帝,对于皇后保有某种赞赏的态度;但是他对于革命是不是平民发动和完成的,并无绝对之论,而是说,“贵族发动了革命,平民完成了他”(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下同)。因为,当人们认识到米拉波出身于一个和前佛罗伦萨共和国有过血脉关系,就基本上可以得知他对于贵族和平民所产生的、同样是某种持平的看法;“他的丑陋以他的家族特殊的美为基础”(夏语)——至于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就不会得此殊评。而洪堡对于德国建制的思考,也元发于他所了解的选帝候,分乡自治和维也纳神圣同盟之世界格局之间的均衡论。

三,关于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的分梳,洪堡和夏氏也和歌德一样保持某种距离和质疑——因为,起码三人不是狂热的元教旨主义者——就像人们分野世俗政治和神圣宗教区隔一样——洪堡对此嘲弄不羁,歌德对此笑而规避,而夏多布里昂说,“我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即一个脆弱的人。……短视的智慧可以看见一切,因为他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他看见的一切是内在的。”但是,正是这位“无神论”者,完成了为基督教复兴撰写的《基督教真谛》。这是一个玩笑吗?

四,歌德说了,他可以崇拜耶稣,但是,要他向着彼得保罗的“手指骨”膜拜,他就要他们见鬼去了。(和阿克曼对话录——):在同时赞扬了《四福音书》和“太阳”以后,歌德说,“高高在上的国家僧侣最害怕的莫过于让底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人民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多久,就禁多久。可怜的教众对于财产丰厚的大主教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从福音书中看到基督那样贫穷,他和他们的门徒们都是步行,态度极其谦卑,而高级僧侣们却盛着六匹马的马车招摇过市,神气十足!”他坚持认定,在世俗领域,“一切都只是人力的果实”;人,可以具备“上帝的特赐”……!

于是,这些“言行一致”者,开始了于言,于行之一生(从王阳明到孙中山,中国的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这个课题——以至于这个课题的政治倾向居然发挥到所谓苏联《真理报》五十年代所标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胡言乱语……——而这个所谓真理,就是马克思所谓: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变世界——而这个改变,又带来何种倾向和涂炭?!——乃至于自由主义者类对于胡适的评价,也会跟在这样一种“改造论”之后,不知所云)——但是,对于洪堡和夏氏者类,这不是格物至知,不是感觉复合,也不是实践真理,而是他们从属的体制、政府和政治是可以复合其撰著,观察其内在和行动于其外在的一种体制,一种政治,一种政府(绝对不可能是极权主义政府);夏氏所谓“不要极端革命”,当然,来自他对于玛丽.安东尼特的美拜;而对于革命的丑陋和残暴,他无法还以情愫和抒情,却并无价值之否;而洪堡对于美和真的希腊幻觉和罗马虚构,也刚好和他们对于耶稣的某种同样的虚幻感,保持一致,却并无全否。这样,对于耶稣的“抛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完成了但丁,歌德无法胜任的政治世俗的探索和路径归依;但丁对于三界和歌德对于生活(歌德常用语)的经验和超验之合一,之一体,对于我们总结的洪堡和夏多布里昂,毋宁是他们转向恺撒的就要归于恺撒之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马基雅维力的佛罗伦萨共和,华盛顿的民主和后拿破仑时期的恺撒和上帝双赢:法典(法治)和(天主)上帝;这是他们根据某种政治思考做出的结论。于是,我们起码看到洪堡和夏氏,作为国务活动家,对于体制的效忠,怀疑和服务;这种不悖逆政府的自由主义,在夏氏和洪堡的政治原则中,不乏立维立基之地。他们可以是选帝候和拿破仑的后裔,但是,他们同样是现代政治和宗教复元的前驱。这种政治素质和政治愿境充斥了洪堡和夏多布里昂的全部一生。他们可以依次行动与之,也可以依次言语与之。这样,我们认为,世界上出现的、不单是独立于政权体系的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出现了协和政府的不无良知俱行的,对于政府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政府存在的前提,不能是革命的烂杀和极权的装傻——还要加上一种、夏氏对于他所谓“伏尔泰对于宗教一无所知”(夏语)带来的、无宗教无信仰无历史无良知之祸害——而这一点,刚好是人们对于洪堡,夏氏和歌德宗教无所谓,人文最重要——这样一个看法的纠正(同时,纠正浮士德堕落说和三界拯救说:天堂,炼狱和地狱,对于世俗世界的强行干预。)故此,我们看中洪堡或者夏氏或者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是因为他们得益于提携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之分野,之合一而非不见全,不健全的纯粹人文主义考虑。这个考虑带来的种种分歧和误会,都会将人类引入歧途,甚至到达万劫不复之地(人文主义转变成超人精神和人格涂炭——也就是夏氏所云:民主立基于个人——这样就排除了个人以上的普遍意志和超人权力意志……)。所以,在此乱糟糟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极端需要一些冷静甚至冷酷的分析、视野出现于新闻、信息和传播炸毁了的人类大脑中,而做出类似洪堡和夏氏那样的严格反思。(关于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忆录》中所载巨多的历史和史观,我们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消化和思考;并愿能够捋出头绪,撰写要点,以榷读者。)

——《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乐尚嘉:谁策动了被圈养的反日风潮?

图为9月16日,四川成都,防暴警察指挥反日示威者游行


【新世纪特稿2012年9月28日】策动这次反日风潮的是中国权势集团中人,大约分六类:政法委、宣传部、失意军人、军工集团、外交保守派和胡温当权派。有些是积极主动的,有些是暗中迎合赞赏的,还有些则是被动应付的

九月中旬,中国国内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反日游行,游行中发生了打砸抢行为。游行抗议者们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领馆扔石头和垃圾,并破坏了很多日本公司,包括砸窗户、破坏工厂和商店。一家松下工厂和丰田经销店被烧。平和堂的百货商店被洗劫一空,还有人砸烧日系品牌汽车。游行示威中有人分发呼吁抵制日货品牌的长长清单。

中国哪来居民自发游行的自由

中国确实一直存在仇日的社会情绪。然而由此说这场发生在九月中旬的遍布全国几十座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是中国居民自发进行的,那是笑话。

中国大陆任何游行都要得到公安局的批准。至今为止大陆上的任何游行都是当局同意、纵容甚至鼓励、组织的,否则当局可以不批准并轻易的定作"非法游行",可以把游行者抓起来,把自发游行消弭在无形之中。中国的政治环境是不存在任何自发的集会游行自由的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反日游行及打砸抢行为的,多半是外地人,而本地人在一旁看热闹。外地人在当地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多半也不去凑这份热闹,那几个奋力打砸抢的几乎都是无业人员。从参与反日游行示威活动人员构成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行动不是人们自发的。

中国这次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及打砸抢,迫使日资企业关闭在华零售店和工厂。并且在反日风潮中一再有人号召抵制日货。消息一出,与日本紧密相关的股票应声大跌,中日经贸已经大受影响。中国有人认为,钓鱼岛引起的中国反日风潮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远大于中国。

其实,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贸下滑对双方的打击都是很大的。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450亿美元。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中国占日本2011年进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二和第三的美国和韩国分别占12%6%。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这超过中国与另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外加英国的贸易额总和。中国有人以为中日关系紧张之后,中国去日本游客将会减少许多,日本因此受到损失。的确如此。不过到日本最多一年的是2009年,中国去日本的游客为140万人次。而2011年中国是日本排名第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到中国的日本旅客超过365万人次。来华日本游客如果减少,中国的损失将会更大。

更麻烦的是,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而不见触底,中国经济的三大拉动力之一的中国出口,在欧美市场遇到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胡温作为中国当权者和当家人也忧心忡忡。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活跃区域――北美、欧洲和东亚,北美、欧盟都有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没有。在世界经济和中日还有韩国经济都不景气的形势催逼下,前一阶段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开始商量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以求增加彼此间贸易,而多少弥补一些对欧美贸易的损失。虽然三国不同之处及历史恩怨太深纠葛太多,一时难以达成,但将此作为提升各自经济提振各自出口,毫无疑问是正途。

现在,中国煽起这样一场反日风潮,严重影响了中日经贸往来,不啻是给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这样的事情看来不像是中国的当权者和当家人――胡温甚至接班人习李所为。

政法委组织宣传部跟进

从外部来看,日本在钓鱼岛"国有化"前后的态度没有多少变化。不管日本政府此举的动机是为了象他所说"缓和中日关系"还是为了迎合日本右翼,在日本还未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前,日本也没有不认为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主权归他们。现在日本"国有化"了钓鱼岛,仍然认为主权归他们。中日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没有任何变化,继续争议。而日本右翼始终存在。因此,把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作为激起此次中国大规模反日风潮的原因,实在有点勉强。

以我看来,策动这次反日风潮的当然是中国权势集团中人,大约分为六类,有些是积极主动的,有些是暗中迎合赞赏的,还有些则是被动应付的。

第一类是最主动的发起人和具体的组织者。这就是政法委系统。十八大之后要撤销政法委的传说现在甚嚣尘上,政法委负责人不进十八大常委则是肯定了的。政法委失势了,因此政法系统要乘机挑起主张主权的爱国风潮,这在中共语境中属于合法的。一方面可以暗示政法委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反日风潮一旦出轨则可以明示政法委有能力将其平息下去。这种展示、强调政法委重要性的动机在政法系统内是很明显的。

反过来,从反日风潮的发起、策动、组织及具体执行来看,谁有能力在各地把那么多乌合之众的无业人员及一帮打砸抢流氓集合起来?各地地方政府恐怕没有这个能力,除了从上至下的政法委系统,谁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更有证据证明,此次反日风潮是政法委系统组织的。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网友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第二类策动者也是很积极主动的,那就是中共宣传系统。宣传系统有足够的动机参与策动这次反日风潮。一方面,宣传系统负责人十八大也不再进入常委,另一方面中共宣传系统几十年来,除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掌权一年外,一直是毛式左派当道。每次有这种机会总要跳将出来。

中共宣传系统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甚至英文版《中国时报》都在发表文章蛊惑反日,诸如"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应考虑制裁日本(Consider Sanctions on Japan)",一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败家子嘴脸;这些主流媒体甚至发出"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一向不准自由言论的中共宣传系统竟然不顾当权者的谨慎,发出战争叫嚣。宣传系统乘所谓"爱国"之机,不是在搅局又是在做什么?而且,此次反日游行中的一些拥毛口号,也是宣传系统几十年来反对改革的老把戏。

胡总无能尴尬里外被动

第三类人是失意军人。每次中共换届之际,总有大批高级军官下台,这次更有许多与薄熙来案有涉的军官将丧失前程。这批人虽然没有现成的手段去主动策动反日风潮,但内心是积极拥护这样的风潮,而且希望闹得越大越好。当然,他们有时会发出一些诸如武力威胁的言论。

第四类人是军工利益集团。照理说,军工利益集团已经利益到手,3-4艘航母已经在建,万亿投资已经下去,追加投资一时还用不上。他们在这类反日风潮中应该不会太积极。可是,军工集团是欢迎紧张局势的,只要局势紧张,他们的利益就可能长久。因此,他们起码是暗中迎合这类风潮的。

第五类人是中国外交系统。一切文明国家都会保护外国驻本国的外交人员,保护外国人的合法财产、保护外资企业,如果受到侵害,所在国是会给予赔偿的。中国外交部至今虽口口声声说会遵守《维也纳外交公约》,可就不肯说出"赔偿"两字。

全世界的外交系统都是保守的,而中共外交系统的保守却是最可笑的。中共建政之后,把一切过去的外交专业人员(哪怕是政治倾向中共的)全部清除出外交系统,换成"土八路"干部和出身山沟沟的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的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可如今,学业再好政治再清白的外交专业毕业生,没有关系休想进入外交系统。中共的外交系统成了父传子、祖传孙的世袭领地,中共外交系统的保守传统是"土包子"保守传统,也就是宁左不右的传统。

第六类人,虽然不是主动策动者,然而却是最主要的,那就是胡温当权派。胡温本是庸才,这次政治运作又下了一着笨棋。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本来不算一件外交大事。即使是件大事,甚至要准备为此开战,不到最后关头也无须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直接出面与日本交涉。可是胡锦涛竟然在APEC会议中与日本首相野田交涉,而野田未予理会。由此胡温势成骑虎,面对左派、强硬派,也只得由他去,只得由反日游行风起,而且还要说出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强硬话语,充其量叫几句"理性爱国",而不敢依中共老规矩――强行逮捕、镇压那些左派打砸抢分子。

"圈养"游行中发出的民声

这次反日游行示威虽然是被中共左派保守派策动起来的,是"圈养起来的游行",可是普通的中国人(哪怕是无业人员、哪怕是流氓),只要有机会他们要维护的总是自己合法的甚至最低的人权。在这次各地的反日游行中,我们就能见到如下标语:"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没医保,没社保,心中要有钓鱼岛;就算政府不要养老,也要收复钓鱼岛;没物权,没人权,钓鱼岛上争主权;买不起房,修不起坟,寸土不让日本人"、"打倒日本独裁政府,拆我房屋占我河山"……

对此,我们不禁莞尔,而上述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各类人应该事前也能料到,因为他们都有过2005年中共策动居民反日游行最后喊出反共口号的历史经验。可是,为了权斗,他们顾不上了。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和静钧:中日外交战,中国完败?

图为中国外长杨洁篪、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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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常在9月下旬举行,会期一周或一周以上,各国都视这联大一般性辩论为外交重要平台,如2011年共有120个国家领袖出席。

2011年,刚上台20天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下国内一大堆事务,在一般性辩论会期第三天赶到,当他上场时,听众席上很多人,都还不知此人为何方神圣,联大主席不得不敲木槌以让会场安静下来。

日本属议会内阁制,首相是政府第一号人物,外相和防相属第二、三号人物。而在总统制国家里,总统是政府第一号人物,直接拥有外交、国防等总统权力,在总统权力框架下有一套负责外交和安全的顾问班子,政府外交部长则不一定排到前位。

中国执行集体领导制,在这一框架下,现在9个政治局常委应是“第一号人物”,因还设有“副总理级”的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实际排名可能推到第十五号之后了。

从2011年起,中国“第一号领导人”就已经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加上今年,就是连续两届缺席,而是改由级别较低的外交部长率团参加。

今年携第二号人物即外相一道来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日本首相野田,无疑成了这一外交平台的最被注目的人物,他有目的地与南海周边及中南半岛国家接触,与联大秘书长潘基文会谈。野田的外交目的就是要向各国领导人解释“购岛”原因并提出反对暴力的立场。在与印尼领导人会晤之时,受野田花言巧语迷惑的印尼领导人,冲口而出说“无论什么情况,暴力抗议是不允许”,明显针对中国境内反日游行。

于是,9月26日和27日出现了一场“时差”与“空间差”外交战,日本首相利用先行时机,当着联大会议众多首脑之面,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抛出了相关各国应按国际法处理海上纠纷,并进一步提出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

而中国代表团因“级别太低”,其团长不可能在野田发言之后立即获得针锋相对的发言机会,中国代表团只有看着别人侃侃而谈而干着急。

等这一消息传回中国,已经是9月27日,如何回应这一外交互搏中这一回合的决定,从低级别的部门传达到更高部门之时,“时间差”进一步拉大,于是,9月27日,中国出现了针对野田联大发言的“一日三回应”,一天之内,分别作出了三次回应,如果加上国防部的回应,算是“四回应”。

但这些“回应”是在中国国内发出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则在9月27日结束,日本“凯旋而归”。

中方国内反应中,第一次回应是称国际法自欺欺人,显然是仓促应对,思维逻辑有点问题。第二次回应是称“战败国占领战胜国领土”为荒谬之说,算是从忙乱回应中恢复了点理性,第三次回应则进一步声明了中方严正立场。

从前几天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回绝中方发出的访华邀请可以看出,中国在“统战外交”上,也输给日方一着。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的中日外交互搏,中国这一方是确实输了。但愿只是暂时性或战术性“失手”。

程映虹:日本并不小

图为位于绍兴商业街中心“阿Q”铜像


“小日本”是很多中国人的口头禅。但是,日本并不小。日本比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等都大,在亚洲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都大,也比南北朝鲜加起来要大。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矮小。但今天的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矮。一个世纪前,日本人平均就比中国人矮吗?未必。中国的族群比日本复杂,南北东西的体质很不平衡,不能拿中国的一部分和日本的平均去比。

何况,中国的东南邻国,若和中国的北方人相比,其身材显然不见得占优势。但从来就没有人说“小越南”或者“小缅甸”。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鲁迅说得对:这是阿Q心理作祟。

百度在“为什么中国人称日本为小日本”的网页上有这样的网民解答:
“因为日本人个子比较矮小,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先是东北,东北人本来就比较高大,看日本人就更矮小了,叫小日本一就是说日本人个子矮小,二是带有鄙视的成分,小小的弹丸之地。”

“因为人种的关系,日本人属于短腿民族,他们原来个头普遍都不高。日本人为了实现他们数百年来移民大陆的梦想,待他们明治维新增强国力后,在近代史上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都在侵略、欺压中国,当时国人都很恨日本人,所以就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

这就是说,近代史上日本人把中国欺负得很惨,中国人没有办法,就拿他们的身材说事,悻悻然地用对方的“小”来安慰自己。换句话说,纯粹是嘴上讨便宜。“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攻击”一词恐怕只有一些中国人看来觉得理所当然,换了别人不免糊涂――你攻击到对方的哪一块啦?
不止是嘴上讨便宜,还是关起门来讨,在自己人面前讨外国人的嘴上便宜,相互安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自慰。
自慰常常和自虐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汹涌澎湃的街头反日过后,人们忽然发现吃亏的还是一些自己的同胞,被损毁的还是自己国家的财产,遭破坏的还是自己城市的景观。
中国人嘴上讨便宜实际让自己吃亏是古已有之的,那时用“蛮夷”把四海都给一网打尽,拒绝学习他人的长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国内大批判不算,国际上也搞大批判,用帝修反三个字把全世界的统治者差不多都骂遍了,骂苏联尤其厉害,报纸上天天骂,最后把莫斯科骂火了,要对中国动核手术,被华盛顿喝止了。

新沙皇也实在没有出息,和嘴上讨便宜的人一般见识。华盛顿就不是这样。基辛格尼克松见了毛泽东,还拿中国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开玩笑。毛泽东拿这样脸皮厚的人也没办法,只得哈哈一笑自我解嘲,说那都是说说而已。

奇怪的是,老沙皇新沙皇欺负中国比“小日本”厉害得多,一百五十多万“自古以来”的领土抢过去后眼都不眨一下,还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数千中国人。更恶劣的是二战结束后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中国驻军。今天普金扬言“俄国虽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一些中国人还觉得这话过瘾,是俄国人代自己向日本人发威。这实在很奇怪,普金这话明明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普金一定知道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他当然会对强占来的那些中国土地没有安全感,根据民族主义的常识生怕中国人来讨,所以要把话说在前头。他那里想得到有些中国人会为他喝彩。

回到“小日本”这个话题。我想,用“小”来贬低把自己欺负得很惨的对手,还不止是阿Q式的自慰,而且也是自我贬低,自取其辱。其中道理,还需要明说吗?

日本文化最初是系统性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但那是古代史。近代史上,日本在文化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反馈,包括“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这些中国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的词汇,更不用说那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但我认为,日本最值得佩服的,是它过去学习“支那”时,没有对“支那”全盘照搬。三个最有“支那”特色的制度被日本拒之门外:

日本男人没有把自己或自己的儿孙阉割了送进后宫;日本女人没有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的脚裹得连骨头都烂掉;日本读书人也没有为了科举考试而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给“兰学”留下了一席之地。

拒绝这些匪夷所思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束缚,拒绝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制度的奴隶,很难说这不是日本能够后来居上欺负自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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