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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

吕意:共产党,请放过我的儿女

自由撰稿人
更新时间 2012年7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4
香港推动国民教育引起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息
香港推动国民教育引起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息
在人世间,相信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大多是没有条件的,而其他的爱,像对国家的爱是不会与生而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攻击港人反对国民教育是“港英余孽”、“人心不回归”之前,要理解主流社会中产家长。

这些中产家长多是无暇管社会事的大多数,因为子女便是他们的全部,对政府施政大多默默接受。可是一个国民教育,便把这些不理政治的家长叫了出来,让周日出现了包著尿布的婴儿参与游行、路边尽是喂奶和换尿布的景像,“身娇肉贵”的港孩就这样在酷热天气边吃著冰淇淋、边叫口号。这些年,受到百般照顾的孩子被唤作“港孩”,而他们的爸妈就是“直升机家长”,父母都把孩子当宝,年薪过百万港元的可以为了孩子放弃如日方中的事业, 孩子们还没能说话便要上学习小组(PLAYGROUP),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而孟母三迁是中产家长常态,令接近名校的地区楼价超高,。
香港会继续成为示威之都,那些才三、四岁的小孩,巳经学会了喊“不要被洗脑”的口号。
中产家长主动走上台前
这次行动是否核心价值之战人言人殊,游行的九万人也不能够代表所有港人,但这九万名生活在中央政府“特别照顾”的老少,走到街上向港府的国民教育说不,其实也就是对中共说不。
香港人精于打算,尤其是这些中产家长,若国民教育要评分,他们当中可能会安排子女上国民教育补习班 。可是这数星期的发展,却有点出人意表,一群家长关始发现国民教育巳经埋身,配合那份叫人爱共产党的中国模式手册出台,再同时出现港孩手持枪械成为“少年小先锋” 的课程,惹来反弹, 家长开始做事了。
民主派政党没有强烈关注这次国民教育的发展,因为开宗明义反对国民教育很容易被当作不爱国,更会被指要香港走向独立,所以就算对大陆没有好感,也不会高调说不爱国。
所以一直都只是一群中学生在跟进,当传统左派说反对爱国教育的港人是被政党误导,便有极大反效果。
惧共心态代代延续
关于国民教育成必修科的要求,其实早在去年便有讨论,但因为港人对梁振英政府的信任进入低点,加上他疑似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令整件事情更为复杂。
在港人本来就惧共的大环境,加上对下一代的爱怜,议题火速受到关注,创造了平均年龄最低的游行。对于不少只有周日休息的港人而言, 一个七月的两个周日都要在这些高温下游行可谓不容易。大家都不大喊口号,也不会情绪激动,目的就是不要吓怕同行的小朋友。
而近日的电台叩应(phone-in)节目,不少致电的听众都是哭著希望政府可以暂缓国民教育。不必卷起衣袖去救灾、不用刻意的去学习,这些就是爱,一份社会对下一代的关爱,
坦白说,和不少在大陆成长的人相比,香港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深度有限,但不少人本身就是生活在和中共密切的历史当中,早年大部份从大陆走到香港的人,就是要避开如大饥荒、文革等的各种浩劫,现在这些人都当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了,你认为他们愿意见到心爱孙儿们围著红领巾吗? 或是说著中共是无私的吗?
游行小孩的父母们在1989年是懵懂的中小学生,正因为学校老师与他们谈论天安门事件,才有足够的资料去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思考 ,他们都珍惜这样的环境,请共产党放过他们的儿女。
伦敦奥运打开回忆之门
反对国民教育之时正值奥运开幕,不少港人百感交杂,在讨论伦敦和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分别,见到香港人曾经戏称为“干妈”的英女皇和007一同出场感到津津乐道。
网上便流传一个漫画人物对著奥运的英国国旗表示挂念因为“过得好苦”,这些玩笑在中共领导或是传统左派看来,当算大逆不道,十分需要接受国民教育,但不少港人就是爱开这样的玩笑,如周日的游行便有年青人穿上有英国国旗的衣服。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目前的政治环境令港人惧共心态难以改变,不论成立多少个谘询委员会,国民教育都不会得到香港父母的信任。
——BBC

丁咚:中国为什么输不起奥运会?

07月30日 10:48


中国女子10米气步枪选手易思玲获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是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让很多中国人松了一口气。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其发去贺电,表示表彰和慰问。但这个项目的另一位中国获奖者、铜牌得主喻丹(见图)却遭受到冷落,无人提及。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奥运会场,首场比赛结束后,数百名中国记者对易思玲进行围追堵截,而对旁边的喻丹视而不见,就连教练也只是把她的拥抱送给了金牌得主。

上述情形是中国人特别是官方对待奥运会以及获奖态度的缩影。不少人也许知道,中国队在出战前都已经预定了具体到个人的获奖目标,媒体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后也对获奖种子选手展开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使得他们的压力空前提高。鲜为人知的是,几乎每个奥运选手的家乡,都组织起来为其助威,早早地就在选手家中拉开庆祝的架势。据说,易思玲的家人为了逃避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特意选择赴海南旅游,直到获胜消息公布后,才敢在珠海露面。


可以想象,当那些早就等待着金牌结果的人们听到吴景彪或者周俊比赛失利的消息后会是什么表情,又会有什么行为。众所周知,中国参赛运动员中很多人家境贫寒,出身低微。当地官员、记者、亲朋好友们是冲着金牌去的,但落败的结果无疑将会立即在势利者们的眼中和脸上表现出来,他们的家人将要承受怎样的屈辱和失望?


可是难道仅仅他们是这样吗?比他们更在乎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的,包括了从体校到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的各级官员们,乃至中国最显贵的极少数人。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上金牌总数从北京奥运会的世界第一倒退到第二、第三,甚至第二梯队,那么这些人的屈辱和失望要比参赛者家人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们比每个运动员以及其家人更需要金牌。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金牌,而是其蕴涵的胜利感、成就感。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执政成果,更看作可以拿出来在全民中炫耀的资本。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代表团重新屈居第二梯队,那么那些参赛者还能享受到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场合接受最高层级的祝贺和表彰的机会吗?甚至,他们在机场还会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欢迎,享受相应的鲜花和荣耀吗?


恐怕不是这样,一些人会为此感到没有脸面、尴尬乃至恼怒,尤其是,他们失去了为自己贴金、为全民打鸡血的大好机会,就像他们在航天工程中所做的那样。难道不是吗?即令某地刚刚发生了特大的暴雨灾害,冤魂们还在城中飘荡,他们依然喜气洋洋地为航天功臣们隆重庆功,笑靥如花。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这次再也不会有以往的效果了,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们也不会站出来捧场吹嘘了。建立在无数伤感之上的少数人的喜悦,无法获得多数人的认同。


在对奥运会金牌的强烈需求背后,是中国内部不容乐观的形势。经济首度破八,在危机的边缘徘徊,随时会陷入意料不到的境地;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多,群体性事件接二连三,从乌坎到什邡以至最近的启东,那些隐伏的火苗不断点起、窜升,民众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临界点了;政治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执政者们从最初的真诚改革,到后来在某些因素特别是随着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的影响下变得保守,不敢在关键领域进行真正的改革,使中国这艘大船继续昂扬前进,反倒寄希望于权力强力控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维系民众的基本信任和支持,并不惜以举国体制获取某些方面的"重大成果",哄弄民众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借此维持社会凝聚力。上面说到的航天工程和奥运会的金牌榜正是他们用来粉饰现实的好工具。


由是之故,就不难理解举国上下为什么那么在乎金牌、追逐金牌,运动员为什么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一心只想着夺取金牌了,同样可以理解当他们在赛场失利后又为什么会如此沮丧乃至绝望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失败的消息传到乡里后,原本准备欢呼雀跃的人们一下子变得死寂,就像我们当年在北京申奥庆祝会现场所看到的那样。


在热闹的奥运赛场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目前严峻的社会现实,更应该看到在那些闪闪发光的金牌背后是无数的乡村小学和社区体育设施、器材的匮乏以及全民族的体育精神的缺失,更应该看到在某些刻意的渲染和宣传之下,金牌已经完全变味、变质了,将中国人都训练成急功近利的势利主义者,更应该看到由此导致的全民精神危机、丧失追求崇高社会理想的信念......


奥运会上的金牌无法改变中国,也无法遮住中国的疼痛,更无法将中国装点得妖娆多姿,宛若太平盛世,而只会带来极其短暂的荣耀幻觉,并为部分人制造致富的机会,然而多数人依然如故,不会因此受益一丝一毫,除了精神上的虚假胜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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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郁玉:启东是“中国模式”的滑铁卢


上周六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工程的骚乱事件,就其规模和烈度而言堪称空前,但并不出乎意料。前溯类似事件,有一个多月前的四川什邡骚乱事件,约一年前的大连反福佳化工PX项目的“集体散步”和浙江海宁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事实上,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4・10”骚乱以来,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的规模、烈度和频度日益加大。此类基于生存权利的、非意识形态化、且极易引起全社会“共振”的社会骚乱,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影响日隆的变量。
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其实正是为所谓“中国模式”作出的最好脚注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其为增长所付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成本,却不可避免地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所分摊。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甚至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越少的群体,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摊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显然,没有人可以不吸进和呼出空气,也没有人可以脱水而成活。但是,以现有制度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安排,当下对社会资源支配权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最大的群体。相对而言,这些人无疑更有实力通过安装空气过滤机、购买清洁饮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长的洁净食品,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免除增长的负面后果。
当然,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等比例的分摊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成本。不过,无论怎么讲,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竟可以让依偎在太湖边上的居民抢空了超市中的瓶装饮用水,那么,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难言公正。其实,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条污水沟,治理淮河的几百亿巨资砸在粘稠的河水中,连个水漂都没让人看到。问题在于,这样的代价,是否为现有经济增长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6%,日本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7%,中国与日本的占比相差0.1%。然而,为了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占比,中国消耗了当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却只消耗了当年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
还在2009年之前,我曾随中国经济实业界的一干人,参观过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这家生产卫生纸类产品的造纸厂,是日本关西地区的最大卫生纸供应商之一。该造纸厂极力炫耀并热切希望向中国推销的,正是其引以为豪的“零排放”工艺。在该造纸厂的最后一个废水池中,放养了一些热带鱼种,借以证明其污水处理的技术能力。而距工厂车间十几米外的居民住房,则证实工厂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虚……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资设厂的日本“王子制纸”是否掌握同样的工艺,又是否用在了中国项目上;毕竟该技术的成本不菲,而中国的限排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启东事件后,日本王子制纸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已对(排入长江的)污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的声明是否确实,由于没有第三方独立权威机构的核查,尚无法证实。但无论事实怎样,当地政府慑于骚乱而中止项目的做法,正是其颟顸决策、始乱终弃的政治写照。
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哪里不都面临着与启东一样的问题?现时中国靠投资拉动,高污染、高排放并因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颈,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合法性的无以替代性,使得任何地方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片刻转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机。在决议、文件上喊了几十年的“转型”还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这个现象就是这种增长方式“转也难”的权威证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增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经济增长冲动,实则却正是以近似脱缰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显地消耗和穷尽了政治合法性资源。
除了来自底层的社会骚乱,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很难看到有力量来阻缓在既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更多官员那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增进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而是来自对独揽权力所能带来的超额租金的渴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公众“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必然要碰壁于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速稍降,大小官员便焦虑不堪的部分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骚乱,强制维稳,启东事件所展示的,并非单纯是一个地方政府放弃某个建设项目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在社会骚乱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建设项目,并搭上高额政治成本,进而不得不放弃经济增长机会的“硬约束”,就是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的止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东阳、大连、什邡,尤其是有民众冲进市政府之举的启东,都可以称作是“中国模式”的滑铁卢。
董郁玉是资深媒体人。

梁京:从启东事件看胡锦涛留给习近平的维稳难题


2012-07-31
太子党对胡锦涛的不满,最清楚地体现在“抱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指责上。有人说,胡锦涛对这句话非常在意,曾表态“绝不抱著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此后不久,薄熙来就东窗事发,身败名裂。也许胡锦涛说的定时炸弹是指薄熙来,而他在十八大之前清除了这个定时炸弹。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薄熙来出局,对习近平是有利的。

但太子党所指的定时炸弹,当然不是薄熙来,而是胡锦涛执政十年留下的大量难题。而胡锦涛现在则不得不面对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还没有等到交班,“定时炸弹”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炸。接连发生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让世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在当局最怕出事的时候反而纷纷出事?我以为与胡锦涛维稳彻底失败有直接关系。证明胡锦涛维稳方针彻底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去年底的乌坎事件。乌坎村民在反抗中不仅表现出很大的勇气,而且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正是这种组织能力,一方面迫使当局不敢轻易动武,同时也给谈判解决问题创造了机会。乌坎以谈判化解了群体抗争,但这个经验对全国有没有普遍意义?中央当局一直并没有明确表态。而最近,也就是在什邡事件发生之后,周永康突然高调肯定了乌坎经验,这让我颇感惊讶。
http://zy.takungpao.com/n/20120705/134181.html

周永康在此时肯定乌坎经验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什邡事件中青少年面对政府暴力那种毫不畏惧的气势一定极大地震撼了中共当局,他们对于继续靠武力来弹压和震慑群体事件的后果产生了空前的恐惧。最大的顾虑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让胡锦涛,也让整个中共政权,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为此,中共高层很可能对地方官员调动武力镇压群体事件的权限作了重大调整,而明令地方官员不得轻易动用武力来对付群体事件,而要尽量通过谈判和让步来平息民众。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此次启东事件的发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什邡事件的鼓舞,但是,启东官员对于抗议民众所表现出的所谓“理性”态度,显然与周永康宣示的维稳“新思路”有直接关系。那么,中共维稳思路的这个转变能成功吗?我认为周永康自己也没有信心,他之所以要变,一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变,二是他反正要走人了,成功与否他并不在意。

从启东事件官民双方的实际博弈过程来看,新的维稳思路虽然比过去更讲人道和理性,但面临著中国现实的巨大挑战。在官员一方,由于上级强调不得轻易动用武力,一旦民众奋起抗议,马上就不知所措,似乎除了立即宣布放弃排污项目,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事实上,这个项目涉及多方重大利益,这么快就决定放弃,要么说明原来的决策轻率和不负责任,要么说明现在的政府轻率和不负责任。总之,没有了国家暴力来撑腰,地方官员并无责任之心和担当能力。而这正是胡锦涛多年“刚性维稳”方针的必然结果,也是靠买官卖官来分配权位的必然结果。地方执政官员中,多为贪渎平庸之辈,要他们直接与抗议民众进行理性谈判,实在是强人所难。

在民众一方,启东事件虽然有推动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次抗议的组织化程度,完全无法与乌坎村相比。推动者既不可能约束抗议民众的行为,更不可能出面与当局谈判。而这样的局面也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当局多年来的一贯方针就是要把一切具有政治领袖潜质的人,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都要清除干净。虽然事实上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当局确能让民众保持一盘散沙,让有领袖潜质的人无用武之地。

于是,胡锦涛就给即将接班的习近平留下了一个维稳难题,靠武力来威慑和恐吓已经开始失效,而靠理性的博弈和谈判又完全没有社会自组织基础。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博弈各方都有善意,都愿意妥协,但还是会出现大家都输、甚至玉石俱焚的局面。何况启东的青年人再次表明,在胡温执政下长大的新一代,不仅对这个政权毫无信任,而且对官员的人格也不存敬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程光:父亲邱会作生命最后的日子




   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
   4月29日父亲开始发烧,到干休所医务室,医生建议最好住院治疗。父亲说:“要放五一长假了,如果我住院,搅得所里工作人员不能好好休息。我吃点药在家里捱一下吧,说不定自己会好。”
   放假的七天里,父亲体温越来越高,家里劝他住院,他还是不愿意麻烦人。5月8日上班时,他发烧39度多了,被送到陕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马上安排住院,抱怨说为什么不早送来,88岁高龄老人发烧,太危险了。
   陕西省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本来要送父亲到那儿。但他不愿意,说过去看病对他冷漠,而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他很尊重,医疗上热情周到。
   我们理解父亲,有时候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医院初步诊断父亲为肺部感染,经过治疗没有好转,体温时高时低。医院用尽了办法,但效果不佳。父亲有点着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诊断。陕西省委同意,责成管理父亲的省老干局安排。老干局如以往一样请示北京,却没有任何回答,再请示,仍无回音。对于父亲这样的人,陕西方面多几分谨慎可以理解,但医生说,这样拖延下去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眼看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老干局决定“自作主张”,人先到北京,他们派人陪同去,就地进行请示。
   陕西敢这样作,因为心中有底。1981年父亲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过批示,给予关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父亲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进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关系”从公安局监管改变为老干局管理照顾。后来中央发生了人事变动,但对父亲关心和善待没有改变。父亲去湖北武汉省亲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写信,总书记江泽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几年父亲曾想搬到离北京近一点的河北定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为此帮过忙,拟安排在原河北省长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行文口气完全是为一个老同志办事。在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母亲的人事关系从西安转回到北京,在总后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来越来越宽松的气氛让陕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医院治疗是人之常情,但对父亲来说,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陕西的老干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医院。那里也愿意接收这样的病人,干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医药费亦是一笔收入。这次父亲想住北京协和医院,陕西省和那联系,但并不顺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亲看病要紧,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住进医院再说。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办法,叫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给父亲联系好了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却要按“社会人士”住进去。近些年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他们想得到好的医疗,医院开辟了“创收”门路,只要交付高于正常收费几倍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医院声称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说是委婉的拒绝,因为父亲每月微簿的生活费,一天也住不起这种病房,何况床位费和医疗费要预交数万元才行。于是陕西老干局请示省委,答复是用多少钱,省财政厅先想办法,然后请示相关上级部门,把父亲的医疗待遇落实。
   陕西省老干局派专人和医生把父亲护送到北京,让他先住进了协和医院的“议价”病房,然后再和医院商议,争取按照干部的待遇正常收费。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医院问邱某是什么级别?在哪儿任职?他们的“明知故问”让陕西难以回答。老干局的人说,邱老到陕西是中央的决定,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他们有一个省里关于父亲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标准。医院说陕西的文件在他们那儿没用,他们听卫生部的,中央对省部以上的干部有名单,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争议,如果听任下去,事也办不成,陕西老干局把所带的现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应付几天。
   陕西老干局对父亲的医疗请示了卫生部,那里推诿问题特殊,要请示中纪委。老干局的人即去那里汇报,说这是生活问题中的一个具体事,由他们按以住的精神办理即可。陕西老干局这样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复,只要他们请示了,就可以按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办。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问题好解决,因为以前随物价上升提高父亲的生活费,改善居住条件,都是上面不予具体的答复,陕西根据当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执行,而且办成了。我们家属与陕西老干局有同感,这二十年来有许多具体生活困难涉及到“级别待遇”,请示上面多无回音,可是偏偏这次有了明确答复,是以“两案办”名义的指示,说要按“规定”办,是什么“规定”,又不向家属具体说明。
   按说,那里是最了解中央“内情”的机构,在答复的潜意识中让人感到,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指示,好像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要执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个人意见,这把已相约成俗实行多年的事情复杂化了。
   陕西老干局并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们送到北京的病人情况“特殊”,别去碰那个敏感的问题。毕竟还有好心的人暗中帮忙透了“底”,说有很多“不符合规定”的人到协和医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关系就在那儿办成了事。我们去卫生部门找了那样的“关系”,答复说,本来可以帮忙,但事情落在了“这样的人”头上,就不敢了。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苦不堪言。”
   
   父亲住进协和医院,同样的病床费,老干部每天一百多元,父亲却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积十几平方米较小的一种病房,屋里放了一张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之后,空余之地无几。略为宽敞一点的套间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议价病床价格不仅翻了几倍,医疗费也要增加很多。请一个专家会诊,“规定内”的病人的诊费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议价”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个专家同时来会诊,就得近万元。别的重病人的护理是护士日夜看管,而我们则是请护工,费用自理……
   我们不敢让重病中的父亲知道这些,但他从护理工那儿问了出来。他在这里不仅住房费高,吃饭也贵,每天80元(每餐是一个盒饭,市场上十几元),一个护工每月两千元……只有有钱人才愿到这儿来“消费”。
   父亲心理负担很重,这些年来发给他的生活费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福利收入。父亲这点钱连医院里每月的饭费都不够,床位费还不够住两天,更不用说治疗了。这种病房收费,一般人住不起,这样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这那里是在“议价”,是在“议政治”。这令重病中的父亲心里非常焦虑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对此,医院比谁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坚持如此“议价”,其实就是当成了“政治包袱”。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诊治少有进展,但每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要签单,实在令人揪心。为凑钱急用,即便我们家人可以倾家荡产,可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就在这时,陕西打来了电话,说请示了省委书记李建国,他指示,用多少钱实报实销,还说,这件事不要再在钱的问题上考虑,为病人治病要紧。
   急忙赶到的老干局干部带来了陕西省财政厅开具的空白支票,医院收费处想在上面填多少钱数都可以。父亲得知此事,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医疗费全额预交了,医院请来了一些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对此,我们心存感谢。专家一组一组地来了,事先他们没有看病历问情况,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谁。父亲担任过中央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医疗界认识他的人多。专家们非常认真热情,说是把父亲当作老首长和前辈看待,他们不肯拿专家费,说是尽心意,有的还向医院建议,会诊中凡是能不算钱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给他们的报酬不能要。但医院还是要足额收费,据说医院有提成,比例相当大。我们得知这个,是护工说的。患者使用一个护工一月要付给医院约两千元,护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头”。
   我们对此略有微词,一位医院副院长说:即便是一个囚犯被送来看病,也一视同仁。他的话中流露出了一个意思,父亲至今还是“囚犯”,他们能这样,已是“破格”,宽大为怀了。
   
   父亲来北京看病,我们没有对外说,因为病人需要安静治疗。但是没有几天,消息不胫而走。
   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很多,有他过去的战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时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来,或是本人来不太方便,于是就派子女来看。人们送来的鲜花在父亲住的小病房里摆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门口外边。花香在走廊里飘荡,离开那里远远就能闻到。来探望的人不用讯问,见花闻香便直奔而至。护士们说,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亲和探望的人见面,最激动的是看到了原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他们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奉命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了许多事宜,为了稳定因受造反冲击而混乱的军委机关日夜操劳。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谈了很久都不愿分别。
   最牵挂父亲的是那些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理员老刘,1939年入伍后就当炊事员,为父亲作了几十年的饭。从挺进东北到进关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再随父亲从广州调到北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早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多年来,刘叔帮着因工作忙而不能过分操持家务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带大,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抢风潮时保护了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这个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这次,他听说父亲胃口不好,就做了几道他最爱吃的菜,用保温桶放好,老远地从永定路的总后五号院赶来。刘叔看父亲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就一脸笑容地劝他吃,用勺子喂,说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刘叔看到父亲因病重已难以下咽,一个人躲在门外远处偷偷地哭。他已经八十岁了,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还在为父亲尽自己的心意。
   
   协和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多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人,从父亲入院安排到医药收费标准上的争议,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还有医学以外的因素。父亲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复的净土,这个“包袱”和责任要让这些医生来背。从那些医生的年纪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孩子,对那场中国社会动乱的来龙去脉,未必知其真实。他们会如何作为?多少令人有些忧虑。但我们发现,父亲入院困难所形成的阴霾,被来看望父亲的人流化解了。来慰问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来的人,多是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老将军,那些花篮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为人们熟知。而且陕西老干局的人再三向医生护士强调,父亲是他们的服务对像,是他们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们的工作。
   医生们或许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说:“我们是把老人家当成首长和长辈看待的。”他们叫我们放心,一定会为父亲的治疗尽心尽力。
   可是,毕竟父亲的入院受到干扰,伤害了他年老虚弱的身心,病情已经有所延误。医生们很着急,陕西的同志也着急,我们更急。父亲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关心父亲治疗的还有一些老医务工作者。原解放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来了,他建议用中医中药,这样对父亲虚弱的身体好一些。还有一些曾给领袖人物作过保键的医生们来看望时也如是说,他们对高龄老人医治富有经验。
   我们向主管医生提出,想看看中医,病房立即上报。一位医院的副院长得知后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协和住院,他想看中医,这里也不安排,这儿只有西医。”
   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上面又下来了一个“逐客”的借口,总是感到有个阴影在我们身边徘徊。好心的医生想出了办法,搞一个“中西医结合”吧,这是卫生部规定各医院都要开展的业务。我们请来了中医老专家为父亲看了病,开了药方,请人煎好给父亲服用。尽管中药效果来的缓慢,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父亲到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病没有见起色,低烧一直不退。医生们发现父亲的肺部有炎症,决定从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积液。当他们用移动X光机在病床前为父亲透视时,发现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伤的痕迹,清晰可见肋骨有多处骨折、脊椎三处有压缩性骨折。医生看那里不像是战争年代的旧残,当得知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伤所致,沉默无语。这些伤残一直疼痛,折磨着晚年的父亲,但他很少对人说。如果不是医生们亲眼所见,恐怕是也会相信是父亲搞武斗而不是挨斗者这个被广泛宣传的“伪命题”。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从间断到持续,从低烧到高烧。为防止涌痰堵住气管窒息呼吸,给父亲作了喉管切开吸痰手术,作得很成功。父亲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起初还好,手术麻醉解除后恢复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们,因为不能再用喉咙说话,就用眼神叫我们放心。
   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识,只有偶尔的间断性苏醒。紧急抢救开始了,父亲的身上插满了各种针头管子,那些先进的医疗器械的屏幕上显示着父亲的生命活动,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体温、他的血压、他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显示变化着,逐渐微弱……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能直观地看到父亲的生命离我们渐行渐远,一直到完全熄灭。
   父亲走了,于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的消息由陕西省向中央报告了。我们从对父亲这次住院和抢救中看到了陕西在尽力,相信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丧事。但很快我们发现气氛不对,在北京的陕西老干部局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了,总是沉默,偶有只言片语,也是说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几天之后,陕西专程来了一位老干局副局长,代表省里作家属的工作。在和我们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们内部先进行了磋商,看样子有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而且很难向我们开口。
   终于,他们找我们谈了,说是“上面”精神到了,无论如何,要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那是一份由“两案办”承办,以最高纪检机关名义发出的“中纪[2002]12号”文件,题目是“关于邱会作丧事活动的批复”。原文不肯给我们看,说是上边那么要求的。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们家属宣布和要求如何办丧事,为什么不叫我们知道详细,难道是“说不出口”、“见不得人”?文件的内容是: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2、不准发生平简介,发讣告;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
   4、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
   5、费用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办理;
   6、不要造成负面影响;
   7、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传达文件后,要求我们一定要“自愿地”同意,要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时想不通,也要先冷静下来,不要有不恰当的举止。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样。父亲是一个公民,去世了可以发丧,亲朋好友可以悼念,这是公民和家人的权力。那个文件的前六条表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条是谎言,“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也不可能那样说,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两案办”还存在,也从来没去过那里,此刻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哪能想到将来安葬。为了父亲看病,他们有很多无须管的具体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这件事却完全推给了家人,因为这对他们很棘手。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老干部局说,没想到会这么严厉,因为这和近年来对父亲的宽松是相反的。他们劝我们,无论有什么想法,都不要闹。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受到牵连。服从“上面”的规定,就算是帮助他们个人的忙了。我们深知,如果不同意,那么老干局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后果,这些年来他们对父亲不错,不能难为好人。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事情就那么僵持着。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陕西老干局说,“上面”的意见他们不能违反,那就打“擦边球”吧。虽然规定了不许有遗体告别,哪总得把人送走吧。陕西老干局说,到底怎么搞,大家可以动脑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参照。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我们到了八宝山联系事宜。那里问父亲是那一级的干部,若是使用一号告别大厅,须“部级”以上、要有介绍信。我们说没有,但能提供证明,拿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以为无法当作“文件”的书,居然被八宝山默认了。告别大厅里挂的横幅上写什么?上面要求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我们提出,按《将帅录》叫“将军”吧,他们不允许,说那样显示了父亲的经历。他们说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样就把父亲说成是“民主人士”了。他们建议称作“老人”,我们说,这样独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们要问为什么如此?他们一听就怕了。双方几经商议,找不到一致认可的词来。中华文化丰富,汉语文字悠久,没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于他的称谓,我们百般无奈,只好不用任何称乎,横幅就写“会作千古”四个大字!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我们决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亲走。
   
   我们忙着做准备工作。
   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邱会作同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英勇奋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中,他积极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和贡献。作为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现代化后勤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然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讣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无疑应当是军装像。但他们不许那样,无论是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还是和平年代有军衔的、没有军衔的,所用照片不能显示他曾在人民军队工作过。我们决定采用一张父亲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还是那么乐观地面对人生。那是陕西省一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当他听到了父亲的噩耗,立即表示慰问。他听说要用他的作品作遗像,非常欣慰,连夜买来最大号的相纸全幅洗印数张,请西安奔丧的亲友及时地带到北京。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我们准备好了讣告底稿,到印刷厂洽谈。业务接待的人叫我们稍等,难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给印?工厂领导来了,说这活他们接了,但是有个条件,不能收费,算是他们对老将军的敬意。我们执意不肯,他们只好同意代收从外面购进的纸张费,厂里现有的纸质量不够好,他们立即出去采购。我们要印一千份,虽然那天到现场告别的人规定只许几十人,但我们要把这份讣告于事后送达给亲朋好友。到我们取货的那天,清点后发现有二千份,工厂说,多的是他们赠送的。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为父亲送别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陕西老干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嘱,人数不能超过几十人,只能是亲属。我们小心低调地等着那天的到来,可是不断的电话、问讯、来访让我们心里明白,不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参加。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很多人得知父亲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后送他一程。父亲家乡的人要来,江西兴国县主要领导表示了慰问,并提前备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属要来,他们是延安供给部的,新四军四师的,四野的,还有中南军区的,总后的,国防工办的,那些地方留着父亲的工作足迹。从这些致意和问候中,我们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实说明情况劝他们不要来。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从医院到八宝山的灵车是我们请用的红旗牌轿车,司机五十多岁,和我们素昧平生。灵车开到了天安门,司机突然停车在路边的金水桥傍,自言自语说:“老爷子过去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在天安门上,今天让他再看看这儿吧!”天安门前不能停车,交通民警过来示意是违章,要作处罚。司机想作些解释,但不知如何开口,灵机一动拿起了放在车子里的讣告展示了一下。民警敬了个礼,说了声“别影响交通”,转身离去。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我们预定了一个休息厅,来的人很快就挤满了,工作人员很快为我们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休息厅。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人多拥挤不能进到里面休息。来的有些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略轻一点的就自觉地聚集在大厅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匆忙赶来,说在八宝山大门外的马路上车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问,是哪位领导人的丧事,为什么没有交警维持交通?同学回答,是一个普通老人。司机说,那他一定是个好人,自发来这么多人送别,那可是积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人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不去签到,在人群中走来串去,不时地看停车场上的汽车牌号和下来的人。对他们的举止,人们纷纷投过鄙视的目光。他们察觉后离开,很快又回来,在签到处翻阅一下签到册,然后到一边在小本上记着。每当新到了一批人,他们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人群中有人在低声骂着,有人干脆向他们发出一声“呸!”那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们羞辱的老人会受到如此崇敬,而他们的“使命”却被视作如此作贱!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陕西老干局实在看不过去,但无法违抗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便违反上面“规定”。他们反复商议,对我们家属说,赶紧找出一些医药和看病的发票,与此相关的或多少能沾上点边的发票也行,不是说老人家看病吃药可以全额报销吗,那就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尽管抚恤金一时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干部的标淮,费用一律从宽从优开支报销,并及时地发放了。在这上,陕西省领导表现出了从容大度,老干局不愿再请示北京了,因为每请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有可能比他们想的差得多,不仅有时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难于向公众启口。
   
   令人心痛的一幕终于过去。
   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咬破了布满神经的舌头,是多么大的痛苦,父亲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有话要说,他不愿意让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说,有多少历史真相不愿意让它们湮灭。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我把存在我这里父亲的东西清理出来,有他的手稿,有录音记录,有他的书信,还有我记下他谈话的笔记。最多的是一些我记写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长谈的实记,有他闲坐或散步时即兴议论,有他在来人看望他时和我们聊天谈事,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每次之后我都立即整理记写下来,久而久之,居然记下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就及时输入,已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看着它们,细心作着整理、核对、取舍、归纳。此时,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遭难重新有点自由后走过的二十年艰辛的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晚年受了那么沉重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消沉,他把最后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认定的崇高事业中去了,他要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把它们留给后世。父亲耗尽心血和精力作这些事,他的一句话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对那段历史,毛泽东不是最后的裁定者,邓小平也不是最后的裁定者,历史才是最后的裁定者!
   父亲生命最后岁月里所作的,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一笔珍贵资料,让历史更好地进行裁定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一生中有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功过是非,要让后人去评说。但是,父亲承受着个人屈辱,尽晚年之生命心血,把他所知的国家那段历史秉直写下、说出,就会受到后世的敬重,那怕是另眼对待过他的人,也不敢小视!
   
   ——程光作于2007年4月邱会作去世五周年之际
(2012年7月25日)

“分析师如是说”博客: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4个原因

核心提示: 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原因有4个。

原文:4 reasons why you should stop believing in Chinese leadership
发表:2012年7月25日
作者:查拉斯图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你知道吗,中国的政府官员全都腐败?

你知道吗,中国的许多数据要么看起来很古怪,要么完全不可信——连副总理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就政治而言,外人从未真正相信过中国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相信了。然而,中国貌似永不停止的经济增长则为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他们认为中国将会长期看好。的确,我们在欧洲接触的人甚至认为投资者很期望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看起来比欧洲好得多,并且,貌似低迷的中国股市也显示出手的机会到了。

虽然近来中国的经济数据充其量只能说是喜忧参半,但市场却一致倾向于认为第二季度已经是谷底。我们承认,政府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恰恰是自掘坟墓。根据目前运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通过大量的刺激手段能够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中国将是一个投资地狱。

就经济运行而言,我们无法理解中国领导人所做决定背后的原因。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理由如下。

1.    中国政府连数字都搞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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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科洛尼,世界经济论坛,CC-by-SA-2.0, Wikimedia Commons 】

这并不新鲜。所有真正处理过中国经济数据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些数字看起来有多么怪诞,更清楚其中一些根本毫无意义。作为中国经济的热心观察者之一,我们并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事实上,副总理李克强也如是说。

数据的伪劣总是让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十分困惑,不知该如何解读它们(尤其是在一些月度指标中)。现在试想一下,用一堆要么古里古怪、要么干脆错误的数字来治理一个国家多么可怕。

经济学家喜欢用各种与航空有关的比喻来描述经济(比如失速速度、硬着陆)。如果这样来描述中国经济,用不准确的数字来治理中国经济就像在黑夜中飞行,而仪表上的读数都是错的。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有多危险。

2、改革、恢复平衡?谈了多少年了

毫无疑问,中国有一些结构问题:消费太低、高度依赖投资、总是在银行系统中创造过多流动性的外汇体系、明显低效却高度参与的国有部门,等等。

经济数据并不完全可信,但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都心知肚明。恢复经济平衡的欲求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出现不是第一次。这都提了多少年了。同样,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账户、利率自由化以及其他一些最近耳朵都听出茧了的事情断断续续提了多少年了。

但是,除了偶尔浅尝辄止的尝试,几乎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在经济变缓,增长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时尤其如此,就像2008和2009年那样:政府明知投资贡献率在GDP中过高(这正是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征兆之一),但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一举将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无法保持平衡,并且越来越明显是的,中国"增长引擎"的核心就是GDP中占比巨大的投资。所以,凭什么相信他们这次还会成功呢?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肯定认为恢复平衡是以消费的高增长和稳定增长的形式来实现,而不是投资的下滑以及急剧放缓的增长呢?
3、中国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都腐败

中国领导人全都腐败,我们并非唯一有此认识的人。实际上,不腐败,你就无法生存下去(当然,除了你被逮捕或在权力斗争中出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笑话,100个政府官员中有101个是腐败的。

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商人们经常贿赂官员和/或他们的亲属以获取利益。可能是从更容易地银行获得贷款,或者可能他们拿到为政府修建什么的合同,或者以低价得到一块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

以上关于政府官员有多腐败的例子都是信手拈来的。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在《纽约书评》的采访中说得更为生动具体:

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会说,哦,你的儿子应该是个CEO。如果你说,不,他不是。他们就会说,他怎么会不是?如果你的儿子不是,那我们的儿子也不能是。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丢出大船。所以说如果你是大船上的一员,你就腐败。每个人都有一套别墅,他们也会给你一套。一套在北京,一套在杭州,一套在苏州,一套在上海。你说你不要。什么叫不要?连省领导都有别墅,你怎么能不要?这不犯法,拿着吧。

就如我们之前所说,就贪腐和过度投资而言,工程项目规模越大、越奢侈,官员在这个过程中获益的机会越多。

4.  那些无意中造成的后果?

还有许多老顽固坚称中国对经济有非凡的控制力,所以政府能够用西方发达经济体无法做到的方式来调整经济。简直是胡扯。

中国政府过去许多年来采取的一些政策完全可以证明,一个远非万能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如何无意间带来潜在的毁灭性后果。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从正面来看,该政策至少降低了过去20年的赡养比率,使劳动人口相比其他年龄群体的比率上升。而人为降低生育率带来的所谓人口红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人口红利走向终结,人们才意识到中国老龄化非常迅速,赡养比率也会飙升。同样,劳动力人口也将开始缩水,在过去30年中人为地迅速降低生育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传统上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女孩被选择性流产,性别失衡越来越严重。所有一切合起来就产生了尼古拉斯・N・埃伯施塔特所说的"'完美风暴'的人口版",这将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速急剧降低。

我们同样认为最近在2008/09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是一次"失败的赌博"。它们可以被视作用增加内需的方式来抵消外需低迷的一种尝试,但主要是以投资的方式,因为短期内要刺激消费十分困难,更别说中国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损害消费者的基础上。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狂欢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力,足以满足现在的全球需求,他们以为存在的全球需求。问题是这样的需求压根不存在。美国经济一直在增长,但低于预期。欧洲处于严重的衰退中,如果不是彻底萧条的话。最近的大规模刺激也无意中制造了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大规模的过度建设以及高通胀的短期冲击,但房地产和生产能力的过度建设现在为中国出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债务型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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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7/31/2012 09:58: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资中筠:百年中国“人”(未删节)


【说明:3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题为"修身老课本中的'中国梦'"。此文被删改多处,连题目也不是原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依据的文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国文课本,只有个别处提到修身课本,我已向编辑申明,并建议去掉"修身",就称"老课本"。不知为何,报纸领导坚持要强调"修身"课本。我一向对媒体的苦衷比较体谅,愿意做出妥协,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妥协。但是此文连同题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对于客观事实,我是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国教科书》,不是《修身老课本》。文章被如此删改,我感到很郁闷。现在干脆将未经"和谐"的文章全文连同原来的题目一并发表于此,愿读者以此为准。――资中筠】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 一分畏惧。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出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也应该是学的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1.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2.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4.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统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
  (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5.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科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6.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7.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是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
  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
  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整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辩。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只生出了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可得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补充说明:
  报刊删改文章,乃寻常事,尽管常常令人不快。但是这次关于"教科书"一文我为什么这样计较?前一说明意犹未尽,再补充如下:
  1. 这套书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民国元年出版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宗旨在于培养"共和国民",是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审定的,不是一般的课本。把"共和国"删掉,就抽去了灵魂。我认为"共和国"不应属于敏感词,否则,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2. 我特别注意到该国文课本开宗明义第一课就突出一个"人"字。所以我文章的原题是"百年中国'人'",是百年树人,重点是"人",不是"国"。修改后的题目失去我的原意。幸好编辑配图用了"人"字那一页,有所弥补。
  3. 据我了解,这套教科书资料已经散失,并没有现成的完整文本,主编者张立宪在收集、考订、编辑成书方面经过了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这既需要选题的眼光,也需要有理念、有韧性。最后以精美线装的式样面世,也体现了承接出版的星星出版社的品味。我拿到手的,并据以写出文章的,就是这个版本。只是我在文中没有注明出版社。现在把书名连同出版社都改错,同时删去最后我对编者赞许的话,看似细节,却是对原著缺乏尊重,令人遗憾。
  4. 我对此文的修改特别计较,还出于对《南方周末》的感情。多年来,我一直是该报忠实读者、不算经常的作者和热心支持者。对于其艰辛历程和许多报人前赴后继的精神一向钦佩,同时也对其苦衷有所体谅,并不苛求。但是我这篇文章所受到的斧钺,超乎常情,即使为了"安全",也可谓"防卫过当",其中所透露的一种取向和精神状态令我担忧。方今之媒体,要坚守一种精神、一种优良传统需要胆与识,而使之流失、萎缩、终至奄然,可以在旦夕、无形之间。但愿我的遭遇只是偶然现象,不代表某种倾向。
  5. 最后,我要感谢责编刘小磊先生,遵守删改文本必经作者过目之约,使我有机会"讨价还价",又争取回来一些章句,不至于面目全非。因此文之故,使责任编辑夹在领导与作者之间左右为难,深感歉意。
  偶然翻到我2003年在《南方周末》一千期纪念活动时应邀题词,再抄录于此,以表达我的心意:

    为民喉舌难,坚持社会良知,合众而不媚俗犹难。
    知难而进,不避艰险,锲而不舍,凡一千期,可敬可贺!
书以志盛,并寄厚望。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颜昌海:老百姓被进一步骗的机会小了

2012-07-30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057682.html

最近,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地行政长官表态:"政府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无论从大陆官方的历史行状还是现实表现,这句"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都是个世纪大忽悠。有以下事实为证:

一是这话政府说过不止一遍。往近里说,2009年中国大陆也噪动过一阵要压缩行政开支,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官员的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各地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大案层出不穷。二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在2006年通胀开始之后就过上了紧日子,此后这几年,中产的底层(大城市每月4000元,二线城市每月3000元),都开始过上了紧张拮据的日子,不少中产开始担心自己什么时候"破产"。政府此时就算真开始节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带头"。三是这个政府早就成了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向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在没有倾巢之覆这等大难临头之时,要它一下改弦易辙还真不可能。

根据中国大陆国内媒体历年报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在大陆官方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政府就从里面切走了三分之一多。这可不是信口雌黄。宏观税负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大陆官方从来只对外公布"中口径",说它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左右。但官方刻意漏算了税收之外的其它几项: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根据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法,中国大陆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

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去了呢?从2003年开始,国内就有经济及财税专家明确地将中国大陆财政命名为"吃饭财政",据周天勇研究,中国大陆财政收入的44%用来养了5000万公务员。尽管近20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速,但公务员每年据说新增100万人。因此,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在很多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相对于目前中国大陆 13亿6千万的人口,官民比例已经变成每27个中国大陆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6:1)。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

如果公务员群体切去的蛋糕只是上面这块还罢了,切给他们的蛋糕还有另一块。官方还有一种开支,即包含"公务接待费"(吃喝宴请的官称)、公车、"因公出国(境)费用"(公款旅游的官称)这三项在内的"三公消费"。三公开支到底有多少?因为列在财政部的3号帐本里,这帐本又从不公开,于是大家就只好根据从各种渠道汇集的信息,算出一本大致的帐:2006年是9000亿(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09年全国"三公消费"高达 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

上述是养人,再来算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据说中国大陆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大陆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 18.7%,而日本仅为2.4%、英 国4.2%、韩国5.1%、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大陆如此高昂的成本养出来的政府办事效率又如何?据安邦咨询公司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大陆官方的行政效率排名倒数第五。

中国大陆经济的风光日子已经不再,困难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阻力其实就是政府。经济过去依靠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一项中,外资投资不可能继续增长还会下降,民间投资也不可能,政府投资只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外贸目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在下降。目前能够依靠的就是"内需"这一驾马车了。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上升到了 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且慢高兴,据析,这消费不是经济学界期望的"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自 1978年以来,大陆官方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1980年代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至 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为26%~27%;2011年已爬上了28%。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维稳的需要就是人员扩张的重要来源),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管制越多,政府部门就越庞大,需要养的人也就更多,由此在GDP这块蛋糕中切去的份额也就越大,最终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体制内的经济收益、福利、稳定性及各种特权,与体制外的无权状态及日益被压缩的生存空间相比,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近期,中国大陆在为延迟退休问题而争论不休。其实,对发展中国大陆家来说,一个公平的制度是最合理的。都分少一点,但人人都有,相对来说最能减少社会动荡和人们的不公。退休的时间延迟了5年,5年的投资基金进了官僚的腰包,也相当于都垄断资金,为自己谋私利。中国大陆人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了贡献,创造了财富,那么作为执政党就应该把这个财富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养这些人,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而把这个责任转给了现有的企业和现有的职工。这个过程中它还贪污了很多。它硬让现有的企业交20%的钱。而现有的人员应该拿到的福利和他没有拿到的中间的差额部分,又不知道去哪儿。整个每年几万亿的退休基金系统至今没有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帐目,全都是不清楚的。比如最明显的,你工资中8%扣掉了养老基金,这笔钱到底用到什么地方?投资到什么地方?返还回来多少?全都是黑幕。个人拿出钱给政府收走了,政府说承诺未来,这就叫"个人帐号",但是个人帐号这个钱每年的回报率是多少?到退休的时候能每年拿回来多少?几乎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知道。

延迟退休期间带来的具体效应,有人说是坑老百姓,有人说这是坑80后。为什么说是坑老百姓?因为工作时间延长了,在新的给定中国大陆人的平均寿命是71岁的情况之下,工作时间延长了,能享受退休年龄的时间缩短了。延长了10年,缩短了10年。为什么坑80后?最关键是后来的钱不值钱了。80后现在在交,等到它再拿出钱来的时候,钱已经成为纸片了,现在通货膨胀每年6%,甚至更高,10%。这样,钱全部被通货膨胀给吃掉。

通货膨胀问题是大陆官场一手造成的,最近有个数据表示,中国大陆在过去21年发行货币的数量,GDP增加的过程是很高,但是货币发行多了21倍,本身来说,中国大陆目前通胀完全是大陆官场发行货币造成的。多印钞票这个过程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完全控制不了,而又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又必须承受的过程。

退休基金系统这个问题,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看一些国际银行和专家对中国大陆养老金制度的报告,都已经很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资金市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世界捞钱,美国一发证券,全世界都来买,买了以后就给利息,利息潜移默化就跑到他们老百姓的钱包里了,因为在美国,老百姓把钱投到美国的债券上了,即美国老百姓把养老金投在债券上,自己不用管,那个钱就在涨。

发展中国家,趋于一个全民的、公平的,完全是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制度,这在世界上是普遍的。而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军费开支占到GDP 20%左右,中国大陆在和平的环境底下,为什么要研发那么多武器?中国大陆军费还是帐面上的,还有维稳的费用。这是一个很怪的怪圈,维稳就是因为老百姓基于像这种提高退休年龄这种事情造成不满,才有维稳的这个需要。为什么老百姓不高兴?提高退休年龄,坑爹坑我。可是这是个怪圈,不治本却去治末;花钱,不把钱花在老百姓提高退休福利上,而把钱用来打造特种部队,打造武警部队。

维稳费用说是7千亿,7千亿如果返还给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其实不光是一个7千亿的问题,还有公车消费一万多亿。我们知道解决所有人的医疗,据官方自己估算,大概中国大陆如果有6千亿,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医疗都不用,以后到医院全部是免费看病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用维稳,把这个钱给老百姓,全民医疗就完了。退休的话,整个目前所有的退休金加在一块儿也不过就一万来亿。你把这些公费的三公问题解决了,整个来说,老百姓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是老百姓根本对大陆官场没有任何控制,而它官场对老百姓有100%控制;几乎每一次退让都是老百姓在退让,几乎每一次妥协都是老百姓被迫妥协。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整个大陆官场的维稳费用越来越高,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不光是退休制度,还有这个房改、医改,这些都有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好处都让权贵集团占有;而改革的坏处,也就是改革的负担,全让自己的民众承担了。房改是这样,医改也是这样,现在又要退休。这说明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压榨是无止境的,改革的结果是权贵集团得势,他们谈退休制度更得势了,底层老百姓要承担更大的负担。

现在说人的寿命延长了。这个寿命在欧美国家人活8、90岁,小俩口开车兜风司空见惯;但是在中国大陆,70岁就苦哈哈到处打晃。其生存质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医疗保障不一样,福利制度差得太远。而中国大陆老百姓对政策没有决定权,没有经过参与的形式能够讨论问题,所以每次政策的决定都是倾向大陆官场官员。中国大陆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左右,女性是50岁。现在美国的退休年龄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62岁就能领取社会安全基金的年龄,如果在这之前领取要打折扣,但也正在延迟退休年龄,可能美国将来要领取退休金要到70岁左右。就是跟中国大陆相比,似乎美国的年龄更大一些,但这里边有制度的不同。美国现在退休金占联邦政府支出的37%,占整个GDP的7%;中国大陆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推给了企业。虽然美国的退休年龄比较大,但是美国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公司就讲得非常清楚,超多百分之几就调整,美国有很明显的社会保障制度,每一年都看得很清楚。美国退休虽然是晚了,但老百姓很清楚自己的钱就是自己这一代所用的,现在付出去的钱是自己将来所得的,并不是付是给下一代或者在为前面10年的人买单。美国人现在平均寿命可能80岁左右,中国大陆大概73岁,从平均寿命来说,中国大陆比美国少了7岁左右,所以从这样来说退休年龄不能是一致的。从宏观的社会角度来看,比如美国法律规定不准年龄歧视,所以很多老年人还可以到社会上服务;而中国大陆的年龄是写在纸面上的,招工的时候男的要求45岁以下,女的要求35岁以下。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在中国大陆年纪大的人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除非高职位的人),找工作非常非常难。所以,脱离中国大陆社会环境跟美国比,这是比不了的,因为美国有健全的法律保护老年人就业的机制,社会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中国大陆没有。

在美国,退休金的支出是占37%,欧美国家平均数据是占26%,但中国大陆,对养老金支出每年只占GDP的3%。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老年人太不公了。在美国,老年人实际上待遇是很高的,街上开好车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只要注意一下,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旅游团大部分都是美国老人,美国老人什么地方都跑。美国人老的时候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多,美国政府给钱,单位给钱,养老金是固定的,州政府也给补贴,各种各样特别多。美国老人从小到大接受医疗、食品的保证、空气的干净程度特别的良好,所以其体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七、八十岁的老人的确比中国大陆七、八十岁的老人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

说这些,生活在中国大陆人也许不高兴。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1940、1950年代就建立了,中国大陆呢?!也许有人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了;但中国人不是昨天才从地球上冒出来的,大陆的统治也不是前天才建立。事实上大陆官场在历史上一次次的犯错,把中国大陆人目前的状况逼到这份上。其实在2007、2008年,人们就说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红利还没有到顶峰,与其去搞投资、搞奥运、搞世博给大陆官场添彩,不如把世博的4千亿、奥运的4千亿拿来把中国大陆的比如养老体系问题解决了;这种事情解决时间越早作用越强,越往后拖问题越大。但大陆官场没有这么做,而是一次一次把自己的光彩放在老百姓利益之前,一次一次的把机会错过了。窗口,是在不断的关闭的。

中国大陆总是问题层出不穷,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人在多少年前就看到了。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这个问题做为一个执政党应该10年前、20年前就可以看到的,而它却一次一次的把钱花在党政的"面子工程",一次一次的错过机会,最后让老百姓去承担哭果。大陆政府在每个时间都把自己利益放在最前面,当出现问题时就要老百姓买单。所谓的"改革"过程就是大陆官场把包袱卸给老百姓的过程。

其实,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已经是很长的历史。美国从1920年就开始均富的这种福利制度,其实福利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是类似一种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应该是平均的。所以比如一次花120亿搞一个国庆大典阅兵,这个钱以按人头分到每个人头上就是福利,所以美国人不搞这个。即便美国也搞,但方式不同,比如减税,按照收入更公平的你减税,政府把钱还到老百姓的腰包里。

信息不公开,同时老百姓也没有用手中的选票来左右官场,在目前这个政府运作框架下,老百姓看不到吃亏的真相。中国大陆的GDP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实际的发展经济水平是一个新兴国家,却跟非洲纳米比亚类似,就制度来说更是世界垫底。世界银行做了充分调查以后,给中国大陆政府一个紧急的提醒,涉及到75%那些没有社保制度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一大隐患,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只是老百姓没有任何发言的渠道,而且老百姓也没有信息,信息也不对等。应责成中国大陆政府建立全国的会计办公室,把全国的预算,每个帐单,比如8%的预付的养老金怎么用,投资在什么地方,要公公平平的,完完整整,透透明明的报告全国人民。

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是初级阶段也好,高级阶段也好,按其理论来说,一个退休的部长和农民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现在区别上千倍。说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好,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在加拿大或在法国,或在北欧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的这种不公平,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把中国大陆排到的最末尾,再自称是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个利益集团控制的一个贪污体系,是黑社会集团的一种运作方式,在说什么,招牌挂的是什么,已经不值得再去关注了。问题是老百姓该怎么做。老百姓一次一次的退让:医改,就是老百姓得自己承担医疗费的过程,变成政府责任和老百姓责任之间的对立,变成了医院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立;房改,就是把房价碰到天上,超过美国这样的过程;……。总之最后都由底层的老百姓承担苦果。

所有这些过程中,老百姓至少看清一点:把现有的信息给公布出来!这种过程就是人们在清醒的过程,"改革开放"在20年、30年前看来好像是个好名词,但底层老百姓最终看到的是一次次的被改革掉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受骗了。

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扒老百姓一层皮的过程,所有的最基本的于战略有益的行业,石油、建筑、金融,全部用红色贵族来控制。所以,对老百姓来讲,越是清醒的过程,也越是痛苦的过程,但这样,被进一步骗的机会也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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